「跟你說特實在的話，我一農村小孩，從一個影迷變成演員，演了這麼多部戲，到現在已經非常滿足，我更高的奢望就是拍出更好的作品。」他的焦慮全關於自身，「擔心沒有創造力，劇本陷入僵局，我會非常焦慮，完了，怎麼辦。這個東西很虛，你無法形容」
本刊記者 鍾瑜婷 實習記者 楊宙 發自天津、北京/編輯 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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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12月天寒地凍。成群的烏鴉在這片天津的荒郊上空盤旋。空氣很冰，連混雜其中的牛糞味也好聞起來——不過這冷不足以消解附近村莊大媽們的熱情，她們像麥浪一樣湧到片場。看見陳建斌下了房車、邁步而來，一位大媽拖曳著尖聲叫道，皇上駕到！人群一陣鬨笑。
天開始黑，來的人更多。每雙眼睛都帶著興奮，窺視鏡頭前的陳建斌。
陳建斌本來都挺想回賓館了，一看這些老鄉的熱情，他不禁自責，「哎呀，陳建斌，你不能這樣。想當初你不也這麼充滿好奇？」
人到中年的陳建斌遇上了可怕的「自我否定之否定」：對演戲的厭倦感不斷纏繞他。更惱火的是，他覺得自己不懂珍惜，這比厭倦本身更煩人。
困惑讓他有話想說。於是他自編自導自演了影片《一個勺子》。這電影為他贏得第51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他又憑《軍中樂園》獲最佳男配角，上演了金馬獎前所未有的帽子戲法。這兩部戲也讓他對抗了厭倦。所以在頒獎典禮上他三次說，「我已發現永遠愛你的秘訣，永遠作為第一次。」
輕盈的批判性
早在1999年，陳建斌就寫了自己主演的劇本《菊花茶》，拍電影這事也說了很久，但一直沒再遇上好故事。直到14年後，他一口氣讀完河北作家胡學文的中篇小說《奔跑的月光》。
故事乍一聽很簡單：西北農民拉條子為幫入獄的兒子減刑，給了大頭哥5萬塊錢。兒子沒回來，他想跟大頭哥要回錢，途中被流浪的勺子（傻子）跟上。勺子甩不掉，逐漸變成家人。突然一天勺子被第一撥家人帶走了，之後一撥撥自稱是勺子家人的人接踵而至，拉條子被懷疑成人販子，他弄不清到底誰是勺子家人……一邊讀，陳建斌一邊在腦中寫劇本，連找誰來演都想好了。
拉條子的故事戳醒了他一個堪稱憤怒的記憶。那是幾位小學生扶了老人被訛告的新聞。「我當時非常震驚，你說這小孩，他的一生，還會相信這個世界嗎？」
這也是他長久以來尋找的「關於一個人和內心某種東西鬥爭的電影」。因為善良，「勺子」給自己帶來無窮麻煩。「一個人活到40歲才恍然發現生活是一場巨大的誤會。」這種荒謬感正是故事擊中他的因素，也是中國社會的焦慮。「比我們看到一個人摔倒不去幫忙更壞的事情是，我們對過去的價值觀、人生支柱性的東西產生了懷疑。這才可怕。」
導演蔡尚君評價電影對中國荒誕的現實有一種輕盈的批評性，非常黑色幽默，沒有陷入泥漿感。
陳建斌把劇本發給蔡尚君，後者看了很興奮，問誰寫的。陳建斌說，我寫的。「不是文字漂不漂亮，關鍵是結構和線索，實實在在，乾乾淨淨，像石頭壘在那。」
「拉條子尋找真相最終有答案嗎？」
「沒有。他繼續找，所以他傻嘛。」
在蔡尚君看來，結局意味著改編者對待世界的態度，體現電影真正的水準。陳建斌也遇到這個坎。他寫完初稿，不滿意結尾，特別焦慮。過了一兩個月，突然找到了合適的表達。拉條子最後戴上勺子的帽子，「現實發生了置換。」
演員陳建斌的功力在導演陳建斌身上得以延伸。蔡尚君是惟一到現場探班的導演。有場戲他不得不服：陳建斌找王學兵要錢，在門口等王。陳找了一臺非常大的道具車，鑽進車底擦車，車太高了，王學兵也沒看到他，車子啟動他才從底下忽地鑽出來，說「大頭哥大頭哥」，王學兵一剎車，他趴到車頭說，「是我呀。」「這其實是很水的過場戲，但他這樣拍就特別好玩。一個猛獸一般高大的車，他一弱小的農民，車一啟動差點壓到他，尷尬、卑微一下出來了。這就是演員有的創造力，他是通過情感去想像，一說這個情感大家都能理解，但怎麼通過演員的形體和現場關係表現出來不容易。」
「我當時也想怎麼弄好，就是沒想到，我看他站在那裡琢磨了一下，他就找到了。」蔡尚君說，「演員當導演的特別多，他作為一個好演員，感受力不同，能創造出不一樣的東西。」
演員陳建斌喜愛即興表演，導演陳建斌也常常「現場來」。一場商場裡勺子跟隨拉條子的戲，陳建斌看到一條頭蓋布，就直接把頭蒙起來了。「這種隨時用道具的能力，拍出來特別真實。」
「他們」終於被看見了
《一個勺子》的劇本是陳建斌出演《軍中樂園》時寫的。憑戲中老兵老張一角獲得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時，他看上去很不安，表達重複又磕巴。「不是興奮，我真的非常緊張。我那天有5個提名，一個沒拿上多尷尬啊。在那坐一晚上，至少要有一個。」
《軍中樂園》導演鈕承澤在臺下抹了一把淚。「我也不是因為興奮。」鈕承澤說，當陳建斌領獎時，屏幕上正是老張的臉，而他透過「老張」，看到了千千萬萬人的臉。「『他們』終於被看見了，建斌的表演做到了這件事。他為那些背負民族荒謬、永遠無法回到家鄉的年輕人，做了很好的註解。」
「他們」也包括鈕承澤的父親。鈕父是國民黨老軍官，有一年終於跟去德國訪學的三叔通上電話，父親在電話這頭喂了一聲，立刻嚎啕大哭，全家哭成一團。壯年時期就被診斷為漸凍人的父親最後20年被禁錮於病床上，始終沒能回大陸。
陳建斌被這個故事打動，一口答應出演。「這導演是真的有話要說，這很重要。」
事情發展得並不順利，陳建斌連拍兩部戲太疲累，覺得演不了「士兵」這個角色，提出辭演。直至一天他在一堆年輕士兵的照片裡看到一個老兵，身材特別頹，完全沒肌肉。他的信心來了，「我要演的就是這個人，這老兵已經放棄了渴望的東西，肉體上也就徹底衰敗了。」
辭演一事給鈕承澤帶來陰影，陳建斌對角色又有自己的理解，兩人難免有分歧。逐漸地合作開始「相當愉快」。鈕承澤發現，「他給了一些很好的東西，超過了我原本的設定。」有一場戲是在金門北山斷崖上，陳建斌對著海那邊狂吼，「娘，俺想你！」淚水沿著臉上的皺紋下來。阮經天和鈕承澤哭成一團。
陳建斌說，演員是「導演內心動機的完成者」，同時演員又「都是在別人的故事裡流自己的眼淚」。那天拍了一整夜的戲，向來戀家的陳建斌思鄉情緒泛濫，「隨便放大一點就是那個情緒了。」家於他而言是人生的核心。某場真人秀的四組明星裡，只有陳建斌帶上父母和嶽父母。他說，最幸福的時刻是家裡有老人、小孩和妻子在說話，自己在書房看書，「這才是真正的安靜。」
最後阿嬌死了，老張被槍斃了。結尾是黑白的幻象：街上的餃子攤，老張在忙活，大夥說拍照啦，阿嬌抱著孩子出來。館長說大家笑一下，老張嚴肅的臉笑了一下，啪一下定格。
「這畫面特別讓我感動。一個普普通通的願望，但對那些年輕人來說是無法實現的夢。」陳建斌說。
漫長的等待
陳建斌拿獎這事，朋友們無人感到意外。高希希說，這個人對演戲的激情，我們有目共睹。編劇顧小白說，他是少有的懂戲的演員。
他自認也是個勺子。最常待的地兒是書房，每天想的問題「毫無意義」，生活的本質是什麼？人為什麼活著？……年輕時他曾被時間的速度俘獲，「忙不過來，思維就是吸收。」40歲，他惶惑了，生命好像飽和了，動力、勇氣、激情都沒了。
演技難以突破？還是角色太重複？他說都不是。「是這個世界用舊了」——6歲的兒子有一天莫名說出了他的心裡話。
這件事讓他很惱火。一旦厭倦，他就會想起漫長歲月裡自己的等待與付出。7歲前生活在農村，高考落榜，待了兩年業。遇上中央戲劇學院在新疆招生，好友王學兵記得，考試前他就關在一屋子裡，天天在那背。他夢想很大，卻膽小、行事謹慎。畢業後同學們個個向劇組自薦，他覺得自己「不會應酬」，沒有「漂」的能力，考上研究生才回到北京。
同班同學李亞鵬、王學兵都開始小有名氣了，他還在等待。他用「絕望」形容當時的狀態。29歲終於主演了第一部電視劇。對好角色的惜愛感延續至今，直到他火了，也還因為錯過喜歡的角色喝醉痛哭。
他成名於孟京輝的話劇《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也在這部戲激情爆發。剛開始他演不出來，三部戲解放了他：達裡奧·福的錄像帶、一場二人轉演出以及日本新宿梁山伯劇團出演的《人魚傳說》。「我才知道只要有足夠的信念，怎麼演都可以。從那時起我的激情有了出路。我找到了表達的方式。只要我能感受到，我就能表現出來。」
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是《試論演員的理解力》。自認沒有豐富的閱歷，怎麼辦？海量讀書、看片。這些年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是他的片場讀物。
聊起當下的電影環境，他只對自己有要求。「跟你說特實在的話，我一農村小孩，從一個影迷變成演員，演了這麼多部戲，到現在我已經非常滿足，我更高的奢望就是拍出更好的作品。」他的焦慮全關於自身，「擔心沒有創造力，劇本陷入僵局，我會非常焦慮，完了，怎麼辦。這個東西很虛，你無法形容。」他撓著頭皮，顯出萬分痛苦的表情。
他就是個勺子啊
長久以來陳建斌是出了名的「戲霸」，連夫人蔣勤勤跟他合作《喬家大院》時，也差點為「老改劇本」的事鬧僵。
也許鈕承澤的形容更準確，「他不是一個會被控制的人。」
拍《人山人海》時，把陳建斌當老師的導演蔡尚君認為這點「特別珍貴」，「他是個完成者，通過切身感受提出意見，跟戲霸一點關係都沒有。這不是自私的、要條件的戲霸。很多人不動腦子，他是愛動腦子。」
在片場陳建斌喜歡待在房車裡琢磨劇本。回酒店的路程半個多小時，車內安靜非常，無人說話，手機屏幕也都是暗的。
熟悉他的人形容他怕生、單純。「他就是農民啊，就一勺子啊。」鈕承澤說。剛拍《軍中樂園》時，他不願跟陳意涵演床戲。鈕承澤告訴陳意涵，「你直接騎在他身上。」接下來的畫面讓所有人狂笑不已：陳建斌雙手往空中撲救，大叫，好可怕啊好可怕。
「你跟他熟了，他也會開玩笑，但不是說段子。」有一回陳建斌站在鈕承澤旁看回放，「哎呀，誰拍的啊，拍得這麼好。」
沒興趣的話題他不應付。這次採訪一旦切換到私人話題，他立馬冷淡下去，要麼擺弄沙發上的抱枕，要麼瞄一摞摞的劇本。他一直戴著墨鏡，因為眼睛怕光。墨鏡背後的他顯然不想被窺探。
他身上有某種強烈的堅定感。常把球拋回給你，比如「這話脫離了當時的情境，我沒法解釋」。我問他在不在乎別人說他張狂。他鼻子哼了兩聲。
除了一次，我們聊起他很喜歡的路遙的《人生》，全身穿著灰色的棉衣棉褲、腳上套著棉鞋的他哈哈大笑了起來，眼睛眯成縫，露出上排整齊的牙齒。真有些像路遙筆下的純樸、熱愛生活、充滿理想的男主人公高加林。
高加林進城後的羞恥感讓陳建斌難以理解，很大程度是由於他不懂世故。「一點都不敏感，我媽說我小時候剛從村裡到城裡，操一口特別土的村裡話，特別熱情地找小朋友玩，特別逗。」人際關係方面他也像拉條子——遲鈍、笨拙，全然尋不著規則。「經常有這種事，有人跟我說我得罪人了。我說啊？是嗎？我根本不知道呀。」他曾總結自己是個「討厭」的人。
但他會體貼人。我們那天等了一下午，他託助理打電話道歉。見面就說，久等了，我得好好配合你們。在我再三提及墨鏡的事後，他把它摘下來了——眼神很友好。
蔡尚君眼裡的陳建斌有詩人的敏感。曹衛宇最記得陳建斌在宿舍裡老唱崔健作品的模樣。
陳建斌寫詩歌，也作曲唱歌。這些作品隱約透露出，他的價值觀「非常陳舊」。比如那首《農貿市場十四行》的結尾：我的外公和外婆養活了7個兒女，7個兒女都上過學都生活在城裡，我想起外公外婆他們在一起的墳，墳上面都是雪，雪下面都是土。
蔡尚君說，「農民這個詞太複雜，應該說陳建斌更靠近西北農民的執拗。那個環境孤獨、惡劣，人好強、自卑。他一定是多義的。堅強又脆弱，敏感又抗拒。這些都是他。」
採訪結束後，陳建斌發來一首詩，並建議發表。詩名是《給那個誰的第一首詩》，「二環路上明月光，照在鐘鼓樓上就像是霜，抬頭望著被人踩過的月亮，低頭想起我的小村莊……寫到這兒我的淚水流淌，有多少時光已經被遺忘，我想著我看著鏡子裡的我，和我們村的那個誰一樣。」
我跟娛樂圈沒什麼交集
人物周刊：為什麼拍農村題材？這個題材是怎麼打動你的？
陳建斌：我天天拍戲都在想，要是我我會怎麼拍。做了各種排除法之後，我覺得農村題材最適合我。傻子跟了拉條子很久，自然產生很深的感情。有天他走了，你會感覺失落。突然很多人都在尋找他，你會迷惑他到底是誰。迷惑的過程和追尋才是有價值的。生活中我們都會疑惑，很少人會堅持問為什麼。
人物周刊：拍這部處女作，有受到哪部電影的影響？
陳建斌：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秋菊打官司》。我把這個電影研究了很多遍，想能不能超越它當時的技術手段，但最後我們用的還是他們那個方法。
人物周刊：聽說片子很多鏡頭是偷拍，用的也是非職業演員，為什麼？
陳建斌：電影是我們生活的鏡子，首先得真實，觀眾才會有代入感，演員不分職業或者非職業，我腦海中他就最適合這個人物。我在寫劇本的時候都替他們演了一遍。
人物周刊：你演過的很多角色，像喬致庸、老鐵，都有一股勁，你是執拗的人嗎？
陳建斌：演員就是在別人的故事裡流自己的淚。故事情節、人物不同，但你還是在運用自己的情感。這個東西不是技術性的，是真實的。你看到的可能是來自於我內心深處的東西。但我不是每件事都軸，有些事情別人很難說服我。
人物周刊：比如演戲嗎？
陳建斌：不，這方面我特別喜歡學習。哪怕他比我小的小孩，他要是說的某一個觀點對，我都學習。
人物周刊：你不在乎別人貼標籤？
陳建斌：隨便。他愛貼什麼貼什麼。
人物周刊：李亞鵬說過他看不起藝人這個圈子。你會嗎？
陳建斌：（鼻子發出哼哼聲）我不是藝人，我是演員。我回答完了。
人物周刊：會跟自己較勁嗎？
陳建斌：20年前我們還把演員當藝術家，現在都叫藝人、要做公益，我也會想是不是我也該幹點這那的，但覺得還是做好演員的本分。我也不打算改變自己，他們願意怎麼樣他們的事。這個娛樂圈，我跟他們沒什麼交集，也不想跟他們有什麼交集。
人物周刊：但現在的演員缺乏時間去體驗角色。
陳建斌：這個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想像力。很多東西你是無法體驗的。不是說你穿上古裝的衣服就體驗了古人的生活。
人物周刊：想像力和理解力，哪一點你更擅長？
陳建斌：我喜歡的一種說法是，喜歡就是天賦。演員的天賦就包含想像力和理解力。
渴望不變
人物周刊：為什麼總說自己很普通？
陳建斌：我真的非常普通。我可能有一點才能，但也就局限於有一點才能了。
人物周刊：人到中年都會有大的改變嗎？
陳建斌：改變不是你想改就改得了的。我早就想改了，想改成聖人，但做不到。我依然是我。
人物周刊：會有些東西慢慢變得無所謂嗎？
陳建斌：會。我現在會勸自己不要急躁，以前根本不會勸自己。
人物周刊：你依然相信勤奮和平等。
陳建斌：很小的時候我就這麼想的。我看到書裡的人、電影裡的人是這樣的，我就要做到。我還是比較傳統。可能也變了不少。但內心還是渴望不變。
人物周刊：聽說你在家裡脾氣很溫和。
陳建斌：是。我在家裡沒有什麼太高的地位，也管不了太多事。
人物周刊：你在現實中挺容易開心的？
陳建斌：按蔣老師的話，我的笑點和淚點都非常低。她是笑點和淚點都非常高的人。
人物周刊：希望在兒子眼裡你是什麼樣。
陳建斌：我沒想過。他願意怎麼想就怎麼想。隨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