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勺子》的命運多舛絲毫沒有妨礙陳建斌的健談。事實上，作為影迷的陳建斌在採訪時表現得非常積極。很多人都說陳建斌與姜文很像，不僅是因為他們在做演員時都愛現場修改劇本，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與姜文一樣愛「調侃記者」的電影人。鳳凰娛樂與陳建斌的對談也是以他的一次疑似「欺負記者」的事件開始的。
據說在去年中旬，陳建斌因宣傳某部由他主演的愛情片而接受一家媒體的專訪，當時陳建斌聊到某一時刻時突然質問對方：「你知道《美國麗人》的第一個鏡頭是什麼嗎？」記者一時語塞，隨後陳建斌說：「你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就沒資格坐在這兒跟我聊。」並就那部電影的那個鏡頭開始侃侃而談起來……
不過當我們向陳建斌提起這件事的時候，他卻解釋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這樣：「是當時那個記者非要說他看的電影比我多，然後還要打賭啊怎樣怎樣，然後我就說，那你要非這麼說，那我問你：『你知道《美國麗人》第一個鏡頭嗎？』……所以真不是我自己沒事兒找事兒。」
陳建斌絕不允許別人質疑他的影迷身份。既便是對著鳳凰娛樂的鏡頭聊完《一個勺子》，他在私下裡也抽著煙和記者聊了半天他買盜版碟的往事：「我那個時候經常去買盜版，有一次店裡另外一哥們兒跟老闆說要找一個片子，他只知道劇情不知道片名，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我就問他劇情是什麼。那人剛講了三句，我立刻脫口而出：你說的是《絕代豔姬》！當時老闆都傻了，哎呀，我那個得意啊！」陳建斌說到這個時候難掩興奮之情：「我跟你講，以前大家總是討論的那些片子我都看過。比如說《黑色追緝令》吧，我覺得那個是昆汀最好的片子，他後來的片子就都不行了……」通過和陳建斌攀談，你可以確信他一定是個「迷影大戶」，不僅僅閱片量不低，而且停留在他腦海裡的片名大多都來源於「港臺譯名」，比如那部讓他三句話猜出的《絕代豔姬》，其實是1994年的《絕代妖姬》（Farinelli），而《黑色追緝令》其實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低俗小說》。在採訪中，陳建斌也坦承他因為眼睛的原因，如今很少像以前那樣瘋狂看片了。但這次《一個勺子》上映，他還是不忘關注一下同檔期其它影片的質量。
11月13號，當好萊塢大片《007：幽靈黨》在北京舉辦首映式時，陳建斌也高調出席了活動。同檔期的國產片主創參加好萊塢影片的首映活動——這在圈子裡其實是件不太尋常的事。有人說這是「踢館」，畢竟《一個勺子》的上映日期僅與《007》相隔一周；也有人說這是「宣傳抱大腿」，畢竟與「邦德」飾演者克雷格一起出席活動可以為自己博得更高曝光率。但熟悉陳建斌的人或許最清楚：他真的只是作為一枚「007」影迷去蹭場電影而已。
你看，那部他拷問記者專業知識的《美國美人》，不就是這部《007：幽靈黨》導演的成名作嗎？
迷影分子：看片量之大還沒碰到過對手
記者：我們都知道你是影迷。你覺得你的影迷身份和巨大的看片量在執導電影時有幫助嗎？
陳建斌：不管是我演戲、導戲還是編劇，對我幫助最大的可能就我這個「職業影迷」的身份了，因為我在職業影迷這個身份上還沒有碰到過對手。只要我跟人聊看片量什麼的，我每次都覺得我看過的片子是最多的。而且我不是因為要做導演、演員才去看電影的那種人，是因為我確實很喜歡看電影，有些電影我還看很多遍，一遍都不過癮，而且我會去研究。
舉個例子，就跟很多玩遊戲的遊戲迷一樣，他會寫遊戲攻略，他也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名，就因為他喜歡。我在看電影這方面也可以達到那個水平，我老婆都特別的吃驚，如果電視上或哪兒正在放一個電影，我只要看一眼我就知道這電影是什麼時候拍的，導演是誰，演員還演過什麼，這電影好不好看之類的，他們都會很吃驚，說你怎麼能這麼牛？我就說我是把別人幹別的時間都用在了看電影上了，而且我不真是為了工作，即便我現在沒在事這個行業，我仍然是一個狂熱的影迷。
記者：算過自己的看片量嗎？
陳建斌：我原來看的多，現在也不行了，因為這兩年我的眼睛不太好，視力不太好，而且因為長時間看屏幕，現在已經有點怕光了。所以現在每年的看片量在下降，不像以前20多歲的時候，那時候我在學校裡，不論是大學還是研究生時期，我都會在每個周六把自己反鎖在觀摩室裡，因為學校不會把大門鑰匙給我，那我就在裡邊通宵看錄像帶，一晚上可以看四部電影，一直能看到第二天天亮。
記者：你個人的觀影口味是怎麼樣的？
陳建斌：我個人來說，我喜歡各種類型的電影——所有類型。甚至有些時候老師都批評我：有的片子都拍成那樣兒了，你怎麼還能從看到其中看出好多內容？所以我真覺得自己是一個特別優秀的影迷，導演導的可能不太好，但我會用我的想像去給盡力彌補。
《勺子》VS《秋菊》？我沒有超越它
記者：拍《一個勺子》有沒有參考什麼電影呢？
陳建斌：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確立了這片子的風格，我特別直接的告訴攝影師，《一個勺子》要按照哪些電影拍是可以的，大概有兩到三部，畢竟你有時無法描述，就把電影給攝影師一看，他就知道我們想要什麼樣的了。那我拍這個電影之前，看過最多遍的就是《秋菊打官司》，在那種拍攝方式裡，我覺得它確實是中國電影到目前為止做的最好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它。
而且我想《秋菊》是20多年前拍攝的，那時還是停留在膠片時代；我都想我現在已經都是在數碼時代拍戲了，我必須得有些方面要超越它。但很遺憾，我覺得我沒做到，我個人還是覺得沒達到心目中的那個標準：那就是突破對「偷拍」的概念而製造更多的「不可思議性」，這方面我沒有做到。
記者：具體模仿了《秋菊》哪些表現手法呢？沒有使用任何群演？
陳建斌：對，我不要群眾演員，這個戲裡一個群眾演員都沒有；片中出現的群眾，就一定是在真實生活裡的群眾。我演了十幾年的戲了，太明白群演無論演的多好，群演就是群演，他不是真的。我在電影裡都是用很小的機器在大街上偷拍路人行走，那種大街上都是人，然後我和攝影師走過去，就我們幾個，再把無線（收音）埋在身上，在人群裡開始演，旁邊的人都不知道情況，而且人都挨的很近，追求一種把攝影機變成透明的效果，但最後效果沒有達到我要的那個標準。
鳳凰娛樂：很多導演在做第一部戲時，都有最強烈的個人表達，你也是這樣嗎？
陳建斌：確實拍這個片子之前，很多人都勸過我，你能不能先拍別的？我也問我自己，我是不是最想拍這個電影？因為我同時手裡還有別的項目，我問了自己很長時間、很多次，我最後確定如果我只能拍一部電影，那就是《一個勺子》。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就是非常純粹的，我沒有任何別的想法，就是為了把我心中想說的表達出來，不吐不快。
有時候看古人寫的詩或作曲家作曲，其實就是表達心裡的感覺，但對於我來說，我用自己的語言是總結不出來的，但突然間看到李白寫的一首詩，你會說這個講的就是我心裡的感覺，這個小說和劇本，對我來說就是這樣。它給我提供了一個結構，人物的結構，比如說主角被迫和一個傻子在一起，那個傻子成為了主角擺脫不了的一個影子，他千方百計要擺脫這個影子，最後這個影子沒了，他還感覺到失落；而與此同時，他又成為另外一個人的影子，他又糾纏別人，這是原著小說讓我最喜歡的部分。因為這就是我自己一直思考的問題，我也一直想寫這樣一個劇本，就是沒能夠寫出來。
記者：在《一個勺子》中的焦慮情緒是一種「中年危機」嗎？
陳建斌：我覺得說到「中年危機」，其實它是人們發明出來的一個詞，他用來形容某一種感覺，我後來也是沒有辦法才用這個詞。你說為什麼我們沒有青年危機和老年危機，只有中年危機？就是年輕時人一直在往前走，他對世界是不懷疑的，所有的東西對人來說都是新的，人在那個時候都有渴望和激情，他不會懷疑什麼；而到老了人也沒有力氣再去懷疑世界，他會學著接受；但只有在中年的時候，人們對很多事情都是產生懷疑的：精神方面的、甚至是靈魂支柱方面的。但是這個電影的形式和發生地西北都只是外包裝，只是一個殼，真正重要的是內容，我覺得《一個勺子》不僅是關於我自己，也是一個是與我們每個人都非常近的主題。
和姜文一樣愛改詞？因為我們出自同一個老師
記者：有人說你演而優則導，有點像姜文，你怎麼看？
陳建斌：如果有相似之處，是因為我們的老師都是一樣的，比如何炳珠老師，他也是姜文的（老師），所以我覺得我們受的教育是一樣的，在學校的創作方式比較相似，但我們後來到劇組之後可能又不被外界認可，他們可能認為就應該老老實實的念臺詞、聽導演的。以前我經常改臺詞，就被別人詬病說我有問題，實際上那是我的創作方式。
記者：那現在自己導戲了，你允許其他演員自由發揮嗎？
陳建斌：我特別允許！你怎麼樣都可以！只要你把我要表達的內容用自己的方式完成就可以了，但前提是在一個範圍裡。比如王學兵，他已經拿到這個人物了，然後他發揮出來的東西都是從這個人物身上找出來的。我坐在他對面跟他一塊演戲的時候，他都把我演笑場了，王學兵真的演的太好了。
記者：你之前排演過話劇，但很多人認為話劇與電影其實是區別很大的，你怎麼看？
陳建斌：我不這麼認為，國外很多優秀的演員像勞倫斯-奧利弗、丹尼爾-戴-劉易斯都是演莎士比亞的，他們全都是英國職業舞臺劇演員，後來他們在演電影時也演的特別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那說明二者區別大嗎？舞臺劇與電影在表演上沒有太大的區別，就好比蛙泳或自由式的差別一樣，都是為了在水裡更好的前進。尤其從蛙泳變換到自由式，其實對一個成熟的演員來說難度不是很大；第二點是要看導演風格，因為電影可以拍無數遍，那種需要戲劇感很強烈的表演可能最需要的就是舞臺劇演員，所以我覺得它們兩者之間沒有特別明顯的界限。
記者：現在國產電影數量多了，但像《秋菊》、《活著》這樣的電影卻少了，你覺得是為什麼？
陳建斌：我覺得還是要看數量，每種類型都需要更多的人去拍，不管是商業片還是藝術片，很搞笑的或是悲情的，它都需要更多的人去拍，在這個過程中才可能誕生在這個類型中最優秀的那些電影。你說的那些電影都是八九十年代中最優秀的藝術片，如果把那時藝術片的數量與我們現在的數量作對比，就會發現那時（藝術片）的數量是現在的很多倍。
來自鳳凰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