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諜戰片熱播，都會引起人們的熱議，大家會紛紛揣摩誰是片中主人公的原型。《風箏》中男主人公鄭耀先的原型在電視劇的結尾已有所暗示，依次是潘漢年、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閻寶航、熊向暉、朱楓、張露萍、沈安娜、黃慕蘭、陳璉等，他們都有一些與鄭耀先類似或更加鮮為人知的傳奇經歷。除此之外，從現在已經公開的出版物和網絡媒體上還披露了我黨打入到國民黨軍統和中統的情工人員有王化一(1937年8月，戴笠在南京以抗日為號召，成立「軍統局」。王化一受聘為設計委員，軍銜為少將)，李茂堂(1945年秋天，毛澤東親自批准，由中社部羅青長、汪東興介紹，發展國民黨中統陝西調統室主任李茂堂入黨。這種黨員稱為「特別黨員」，必須經由黨的高級領導機關批准，入黨後不暴露身份，秘密為黨工作)，餘樂醒(曾脫黨，後又入黨，是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姐父)，葛亦遠(1940年奉命打入國民黨軍統系統，深受器重，戴笠死後向我黨提供了軍統組織的變化和人員名單)等。解放後，因工作需要，仍然沒有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情工人員有傅作義的機要秘書閻又文，還有許多至今仍然不能公開身份的秘密黨員，他們的事跡除了極少數知情人掌控外，連他們自己的親屬子女都不知曉，甚至死後也不能公開，但他們立下的豐功偉績將永載史冊。陳毅元帥曾經有詩云：「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但我們的一些情工人員直到雪化時，仍然沉默不語，大愛無聲，他們是真正的無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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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我黨的情報工作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運籌帷幄之下，如水銀瀉地般地滲透到敵人的各個部門，是世界情報史上罕見的奇觀壯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在得知熊向暉是我黨派到胡宗南身邊的特工時，曾經這樣感嘆到，「原來只知道蔣先生打仗不如毛澤東、周恩來，現在才知道，蔣先生搞特務工作也不如毛澤東、周恩來，焉能不敗!」
相比較起來，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就相形見絀了。《風箏》中塑造了一個「影子」，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為是戴笠的「傑作」，揣摩是以軍統特工沈之嶽為背景，號稱曾經打入到中共高層，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與張愛萍交往甚密。「一事二主，兩邊無傷」。在這裡，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純屬胡說八道。這是某些人為了挽回國民黨特工完敗的面子，樹立的一個假典型。我曾經就此傳聞問過某位情報部門的負責人，他說，沈之嶽有其人，而無其事。毛澤東的機要秘書有限，從來沒聽說過有一個叫沈之嶽的。延安時期，邊區保衛部門政審非常嚴格，他根本不可能接近我黨中央高層。後來經過查實，國民黨軍統確實有一個叫沈之嶽的，他進入延安以後，潛伏在基層，攝於邊區保衛部的政審和肅反，溜了回去。至於沈之嶽與張愛萍將軍的交往，更是別有用心的造謠。張愛萍將軍的子女希望我把張愛萍將軍的夫人李幼蘭的一份聲明公諸於眾，以正視聽。
特附於後：
聲 明
一一李幼蘭(註：張愛萍將軍夫人)
載於《作家文摘》1292期(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發行)第四版文史專欄的《國民黨「第二代諜王」沈之嶽》一文(摘轉自《鳳凰周刊》2009年第32期，由曹佐才落款)，其中多次提到了張愛萍與沈之嶽的交往，如張稱沈為模範黨員，個性如周恩來，張安排沈來大陸治病，等等，純屬子虛烏有。文中還引用了臺北《中央日報》的文章，借張的口評價沈，說他是「智勇雙全、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邊無傷」等，以訛傳訛。
事實是：愛萍同志退休閒居後，90年代前期一天，國臺辦負責同志(隱其名)帶沈之嶽前來駐地拜訪。愛萍和我並不認識沈，見面後，沈連稱是特地來感激張將軍救命之恩的。此事源於1955年我軍發起的解放大陳列島戰役，也就是現在廣為知曉的一江山島我軍首次陸海空軍聯合作戰。張愛萍是我軍大陳戰役總指揮，沈之嶽當時隨國民黨政戰部主任蔣經國也恰在大陳駐防。大陳戰役初戰收復一江山島後，美國務卿杜勒斯即出面求助蘇聯外長莫洛託夫從中斡旋，請求我軍暫停攻擊，由美方派出艦隊轉接大陳守軍撤離，大陳列島所轄16個島嶼一併交還我方。為避免傷及大陳萬餘百姓，中央同意了這個方案。這次沈來京求醫，得知給自己看病的中醫師也在給張愛萍治療，於是便有了這次會見。沈見到張後，第一句話就是感激張給國民黨駐島守軍放了一條生路，以致才有他自己的今天。記得愛萍當時大笑，詼諧地說：「那你要感謝毛澤東、周恩來，要是我，就不會放過你。」
閒談中得知，沈還是張的學生。此事源於1937年初，張在抗大任軍事教官，沈恰是抗大學員。會見時，沈說：「你還是我的先生。」愛萍同志說：「那時學員很多，沒有印象了。」
張和沈的會面，氣氛是融洽的，但他們的交往，也僅止於此。一晃半個世紀過去了，國共兩黨的恩怨已成歷史，前人已經作古，但歷史就是歷史，不能編造。
2009/12/14 (張 勝 代筆)
上圖：張愛萍將軍;
下圖：張愛萍將軍和夫人李幼蘭
由此可見，國民黨根本就拿不出一個像樣的特工與中共媲美，於是採取這種卑鄙的伎倆，往自己臉上貼金。
中共情報人員為什麼能完勝國民黨特工，一個重要原因是我黨的情報工作者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關於「信仰」問題是《風箏》的「勝筆」，也是他的「敗筆」。所以說是「勝筆」，是因為在《風箏》中把一個有情有感、有勇有謀的中共情報人員鄭耀先描寫得有血有肉，其對信仰的追求與執著，感動了許多人。所以說是「敗筆」，是因為在《風箏》中，把國民黨的特工也描寫成可以為了信仰、為了兄弟捨生取義的義士。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信仰也許每個人都有，但信仰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凡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信仰是正義的信仰，否則都是非正義或者反動的信仰，封建迷信，異端邪教也是信仰，值得提倡嗎?同樣的道理，國民黨當時已經背叛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挑起內戰，把國家搞得民不聊生，積弱積貧，甚至國民黨內部都勾心鬥角、眾叛親離，這樣的信仰還值得堅守嗎?渲染國民黨特工人員的這種頑固不冥，就是是非不分，就是對我黨情報人員忠貞不二精神的褻瀆。這是《風箏》的第一大敗筆。
《風箏》的第二大敗筆是，把我情報保衛系統的領導機關寫得一塌糊塗，諜戰屢屢失手，敵特屢屢得逞，甚至連一些小兒科的伎倆都把我情報保衛人員蒙得團團轉。這讓稍微知道一些國共諜戰史的人看得窩火。責問，就憑著這麼一個低能、低效、充滿內耗的領導機構怎麼能打敗國民黨?那不是天方夜譚嗎?
《風箏》的第三大敗筆是，把我情報戰線描寫得無情無義。斷了線的「風箏」無人接頭、保護，沒有備用方案，我情工人員的親屬子女無人照顧;「風箏」接上了頭，又不信任。用得上，人前;用不上，人後。這麼做，多麼寒情工人員的心啊!其實，這與事實嚴重不符，我們很多情工人員作為「閒棋冷子」，長期布局於敵後，如韓練成、沈安娜、熊向暉、張克俠、何基灃等都曾經與上級組織中斷過聯繫，但組織一刻也沒忘記他們，他們也千方百計尋找組織，一旦與組織接上頭，經過短暫審查，仍然委以重任。對情工人員的親屬，組織上更是關懷備至，我認識的許多小夥伴就集中在「少年之家」，得到了家庭的溫暖。哪裡會像喬兒那樣流落街頭，無人問津?真的就像斷了線的風箏。
《風箏》第四大敗筆，就是以「人性論」代替「階級論」。不可否認，我黨的情工人員也有七情六慾，也食人間煙火，但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一個共產黨的情工人員不可能拋棄組織紀律和黨性原則去和一位自己的懷疑對象去談情說愛，甚至給國民黨特務提供畏罪自殺的機會，如此善待敵人，那對自己以前的同志戀人和犧牲在自己眼前的烈士們又情何以堪。
當然，不可否認《風箏》也反映了一些事實，值得我們深思。比如，對隱蔽戰線的同志在制定必要的紀律加以約束外，還要制定相應的法律規矩加以保護，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再不能發生類似潘漢年那樣的冤案。
總之，國共兩黨的諜戰跌宕起伏，驚心動魄，最終以共產黨完勝，國民黨完敗而告結束。這就是歷史，是誰人也撼動不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