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說家西西出生於上海，於1950年隨父母移居香港。直至今日，年逾八十的西西仍舊筆耕不輟。她總以一種積極的遊戲的目光，去認識我們的家園。
西西喜歡看畫、看房子、旅行、築娃娃屋、縫毛熊，被稱為「華文世界最有童心的作家」。她到歐亞各地旅行，專注於「看房子」，為那些房子及房子裡的人寫下旅行筆記；她訪遍亞洲各動物園、保育中心、熱帶雨林，探察猿猴原貌，寫下《猿猴志》；她認為縫製玩偶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寫作，寫下了《縫熊志》。有人說，她其實是一個專心於「遊戲」的說夢人。
香港小說家西西是繼王安憶、陳映真之後的「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曾斬獲美國「紐曼文學獎」、瑞典「蟬文學獎」、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等多項文學大獎。 本文由出版方供圖長篇小說《哨鹿》和《我的喬治亞》也是這般「遊戲之作」。呦呦鹿鳴，哨以仿之。「木蘭」是滿語，意為哨鹿，即獵人以木製的長哨仿效雄鹿求偶的聲音，引誘雌鹿出現，然後獵殺之。《哨鹿》以此為名，敷衍了一場清朝乾隆時期皇家獵苑中暗伏的刺殺案件；而《我的喬治亞》以西西親手搭建的一座英國喬治亞時期的「娃娃屋」為線索，探索彼時英國的建築、家具、擺設，展現那時的人物會話、家居日常，並擴及當年的風土人情、歷史故事，同時將自己的日常生活交織其間。兩部小說其實都是看「圖」說故事，只是《哨鹿》看的是郎世寧的《木蘭圖》，《我的喬治亞》看的是西西自己搭建的娃娃屋。它們都是西西關於十八世紀歷史的重新想像，如同西西攥在手上的兩隻風箏，一隻《哨鹿》飛向十八世紀的康乾盛世，一隻《我的喬治亞》優雅地飄在十八世紀英國喬治亞時期的天空。而線頭呢，交匯在香港。
不久前，《哨鹿》和《我的喬治亞》由譯林出版社與活字文化聯合出版，這也是兩本書首次在中國內地推出簡體中文版。
《哨鹿》和《我的喬治亞》由譯林出版社與活字文化聯合出版「這兩本書寫法不同，是我不同時期的思考。」西西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哨鹿》的背景是乾隆時期，比較寫實，是平行兩套語言，庶民與帝皇，各自敘述，然後會合，「這不是二元對立，而是並置，要互補、合作才好，怎麼說呢，兩者是辯證的，在那個時代，是互相依存的。」文藝評論家、翻譯家宋淇曾評價《哨鹿》的結構猶如一首交響曲：整首樂曲有兩個主要旋律，一是乾隆的，明朗而響亮，所有樂器齊聲奏出，聽起來莊嚴華麗、氣象萬千，雖然偶有變調，其發展程序頗合正統古典音樂；另一是阿木泰的，柔和而單純，由音質較輕的樂器奏出，可是變調太多，不協和音屢次出現，兼且次序顛倒，聽上去較像現代音樂。聽眾耐心細聽，會發現兩個旋律此起彼落，此應彼和，隱約中相反相成，到了最後互相交纏，融為一體。
乾隆皇帝射獵圖至於《我的喬治亞》，則要從西西自己經營一座仿英國喬治亞時期的微型屋說起，她由此想到了英國喬治亞時期產生的種種。「這其實牽涉中國，牽涉我的生活，我由此想到建造一個理想的家園的問題，這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我到過歐洲各地看博物館收藏的微型屋。從實際情況出發，再加以想像。」
《我的喬治亞》書中插圖出版方特意為內地版《我的喬治亞》設計了「西西的小屋」手工微型書，西西直言她非常喜歡。「我買了這麼一個屋子的框架。這屋子，有點像我幼年時在上海的屋子，那原本是養馬的地方。但屋內的物品要自己努力經營，我想到我目前生活的地方，香港。」她說，屋裡的家具、物品，是她從各處搜集回來，有的從英國訂購，也到過英國去購買，參觀微型屋的展銷會。「因為搜集喬治亞時期的物品，我重新認識英國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和我們密切相關。這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科技突飛猛進，物質豐盛多了，可是也因此驕傲起來，要天合於人，結果製造了許多的後遺症，其中之一是『鴉片戰爭』，香港由此而來。當年，英國奉行保護主義，清朝則開始海禁，實行鎖國。」
西西親手搭建的娃娃屋作家、詩人何福仁說：「人總是努力營建自己牢靠的家，理想不盡同，且受歷史地理各種各樣條件的制約，但不是說無需努力，也無能為力。制約可以轉化成優勢、力量。在眾聲復調裡，一家人那樣，彼此尊重，然後互相競秀。書名《我的喬治亞》，一如《我城》，『我』固然涵括『我們』，無需廢詞，更重要的，其實是對每個個體的肯定、對獨立人格的尊重，這是互為主體，並且是在『我們』之前的謙遜。」而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餘斌認為，與《我城》《飛氈》等作品相比，《我的喬治亞》更具私人化的意味，注重的是個人私密內心世界的對象化——對「喬治亞房子」的不厭其詳的描述實為對一種安穩生活的嚮往。這部小說因此具有了更多的療愈色彩。
有心的讀者會說，《哨鹿》和《我的喬治亞》寫的都是十八世紀，剛好一中一西。對於十八世紀，西西曾借用狄更斯的「這是一個最好，同時是最壞的時代。」
「乾隆時代是清朝最興盛的時期，但也種下許多問題，盛極轉衰。英國的喬治亞也是這樣。」西西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至於當下這個時代，屬於年輕人的，讓他們去比，去思考，去尋找，去創造吧。」
年輕時的西西(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