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臺灣作家陳映真先生於2016年11月22日逝世於北京朝陽醫院。
關於他的作品的價值和意義，有一句話可以揭明：「他會見了早已為故鄉腐敗的經濟成長所遺忘的一整個世代的人，他會見了被暴力和謠言所欲湮沒的歷史。」這句話，出自他的小說《后街》。
學者趙剛先生多年來持續關注陳映真，並寫成著作《左眼臺灣——重讀陳映真》，對這位令人尊敬、有時也難解的作家，作出了深刻觀察和剖析。陳映真用他的筆為時代留下腳註。下面節選自《左眼臺灣》的這段文字為您揭開臺灣的一段歷史傷疤：「妓女合法、臺灣竟成為越戰美國大兵的(性)度假之地」的沉痾。（本期微信值班：安靜）
錢理群曾表示：「陳映真是堅持魯迅式的徹底批判立場的後來者之一，但所面對的問題，卻是魯迅未曾經歷的」。
應該是那幾年吧，是《時代》還是《新聞周刊》，讓北投溫泉區上了當期封面，說此處已成越戰大兵度假的溫柔鄉之類的。政府的反應好像「臉一下子格外蒼白起來」(見下引)，查禁或塗蓋了那一期。
《六月裡的玫瑰花》是陳映真1968年入獄前所發表的最後一篇小說。這篇小說所涉及的面向至少包括了：帝國主義(戰爭)、種族主義(歧視)、情色與「愛」、美學與政治，以及文明與野蠻。
1967年《時代周刊》給上面這幅「不雅照」所配的文字說明：從臺北坐計程車，只要30分鐘就可達北投，當地有75家溫泉旅館，其中最出色的是文士閣。雖然不是每個美軍，都會丟下臺北的樂趣去找文士閣，但像來自辛辛納提的21歲陸戰隊班長亞倫貝利(圖中裸身的男人)，是不會後悔這個決定的。
讀這篇1967年的小說，讓我回想起那時的臺北，特別是中山北路三段、德惠街、農安街、雙城街、民族東路到圓山美軍顧問團那一帶的1960年代風景。在大同公司向中山北路過往領袖輸誠的「工業報國」四大字巨幅廣告牌下，以及在膚色黝黑、身材結實、寬鬆平底襯衫、小平頭，望之不似路人的便衣憲兵三哨五崗的監控下，到處可見年輕的美國大兵，有黑人有白人，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服的。
蔣介石因此勃然大怒，因為北投當時所屬的陽明山轄區,相當於臺北的紫禁城，所以老蔣認為極度有損臺灣形象。於是他決定在臺北全面禁娼，此前合法的公娼性產業由此走入地下社會。
他們的個兒有高的也有矮的，但在我的記憶裡，最鮮明突出的老美形象自然是幼童的我所少見多怪的高頭大馬。常常看到頭小身高腿長的他們努力擠進那小小的、垮垮的紅色裕隆計程車時的費勁但又帶勁的模樣，好像長腳蜘蛛非得鑽到哪兒下蛋一般。
但讓我印象更鮮明的，則是跟在這些長腳蜘蛛或是長頸鹿身旁啁啾打轉的小鳥般的「吧女」。她們妝化得很濃，好像眼睛那一塊兒都是綠綠藍藍的，嘴唇紅殷殷的好像剛吃了一條活老鼠。這些小紅雀、小黃鸝、小綠繡眼們不苟流俗的豔麗大膽的剪裁，以及行走中的她們和他們所構圖出來的那種怪異比例與不對稱感，讓人感到一種曖昧的活力，讓我想看但總是又有點莫名的怕。她們以一種似乎非要表現出樂在其中的刻意態度，以一種故意旁若無人的防衛心情，陪伴著她們充滿美式活力的年輕顧客(幾乎可說是男朋友了)，時而大聲地譁笑著，時而扯著喉嚨喊著她們的高八度洛杉磯美語。
70年代臺灣街景
由於男女都青春年少，這個簡單的生物事實竟然稀釋了因不同種族膚色的交往所洩露出來的異色，使得1960年代的中山北路的情色其實並不那麼色情，或至少，不那麼邪乎；特別是當我們對比於1970年代以後，色情消費從「國際勞軍」轉向民族內部階級間的消費時，所現出的那種腸肥腦滿老子有錢的邪乎——但這是後話。
前面說的是「美國區」。順著中山北路林森北路往臺北車站方向走，就會越來越進入「日本區」，也就是所謂的三條通五條通之類的地界，那兒常常可看到高度團體性、劃一矮個兒的中老年男性日本觀光客。他們走在店名都是箱根熱海的巷弄裡，其服裝之齊整與夫態度之拘謹，讓人覺得他們好像此行無關風月，而是來微服行軍或集體考察的。間或也有幾位著和服的老太太，在這個男性之旅的隊伍後頭吃勁地跟著，使人更不知她們所為何來。陪伴著他們的本地伴遊女子，比起美國區的同業，明顯資深，衣著雖不掩風塵但也的確比較保守，而言行舉止則更是低調得多。比起美國區正在大把燃燒青春的輕狂丫頭，這些女子顯然因歷經風霜而愁悒得多。
陳映真，臺灣作家，1957年高中畢業後考取淡江英專（即今淡江大學）英語系，1961年畢業。在1959年陳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說《麵攤》出道。2016年11月22日，病逝北京，享壽79歲。
話說從頭，讓臺灣成為越戰美國大兵的(性)度假之地，當然是國府的決定。臺灣的性工業在1960年代的蓬勃發展，有多少是受越戰度假美軍的消費所刺激，需要專人研究，而且這個研究似乎必須涵蓋東亞區域。當時正在努力復興中華文化的「國府」，決定接受美軍「弟兄們」來臺度假，讓好比臺北的中山北路一帶與臺中的五權路一帶成為堂而皇之的「蘇絲黃的世界」，當然不能說不是基於皮肉外匯的「理性選擇」，以及有事弟子服其勞的「以順為正」。至於面子問題，那也是非到戳破之時也顧它不得的。
舊時臺灣妓女許可證
「白人男性與東亞女性」，這其實是個老故事了，老到必須以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式的倒錯性別與種族的強弱勢來翻新這個老套，才能找到新的興奮點與販賣點。古老的東亞其實一直是近現當代西方男性眼中的異國情調、獵奇獵豔、另類邂逅的性空間，也早就是文學、舞臺劇或是電影(例如《秋月茶室》《西貢小姐》或《蘇絲黃的世界》等)的一個母題或文類；尤其是「蘇絲黃」，更是突破了專有名詞的限制，成為了一種意義象徵。
讀《六月裡的玫瑰花》的時候，我常納悶於陳映真為什麼給女主人公取了「艾密麗·黃」這個名字呢？——「『我叫艾密麗·黃。』伊說：『弟兄們都叫我艾密』。」(3∶3)這其實頗怪異，至少很不尋常。一般的酒吧小姐應該不會如此自動申報姓氏，因為在這個生查理熟約翰的昏暗空間中，姓名除了指涉這個短暫交易的當下肉身之外，並無其他時空深層所指，真亦假來假亦真，她們又何必畫蛇添足，乃至唐突風月，給花名平添一祖姓呢？這真的頗彆扭，而我認為作者應該是知道這個彆扭的。他知其彆扭而為之的原因，就是他要將這個艾密跨越時空，連接上那眾多如她命途的黃種人東亞女子；前有蘇絲黃，今有艾密黃。
陳映真要將這個艾密跨越時空，連接上那眾多如她命途的黃種人東亞女子；前有蘇絲黃，今有艾密黃。
在這篇小說裡，帝國主義或其代理與(次或半)殖民地的結構關係退到了背景中。前臺出場的不再是洋軍官(或洋紳士)與「蘇絲黃」的情挑，而是分別代表了被壓迫的美國黑人農民巴尼與第三世界底層人民艾密的互愛。但帝國主義在這篇故事中並沒有消失，它始終是一個魔鬼，在舞臺的一角猙獰地訕笑著。這齣劇可說有三節：首先，魔鬼安排了巴尼與艾密的情色邂逅。之後，巴尼與艾密這兩個小人物卻將情色升華為愛情，從而尋到了他們自己的救贖。最後，這個愛情關係被魔鬼以其殘暴愚蠢地對巴尼的奪命而終止——雖然希望的胚胎已經形成。
早在1990年代初臺灣開始流行後殖民清談的二十多年前，思想者陳映真就把自己從某種自憐自愛的「後殖民」敏感中解放出來，以一種第三世界的人民視野，看待東亞區域與西方強權之間的關係，在這個視野裡，連第一世界的底層人民也都可以被包括進來。這個「人民」視角在政治的與道德的層面上展現了高度的主體性與批判性，但在美學與政治／道德的交接處，則展現了和帝國美學霸權的複雜關係，既抗拒又被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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