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和中國經濟繼續向好，但復甦力度和軌跡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們所提出的製造業的確定性並非源自簡單的周期性補庫存或者新一輪朱格拉周期，而是站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國家層面的中長期戰略性轉變
【財新網】（專欄作家 章俊）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資本市場層面，短期確定性已經不存在。投資者應該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點，跳出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的固有框架，去尋找中長期的確定性。我們所提出的製造業的確定性並非源自簡單的周期性補庫存或者新一輪朱格拉周期，而是站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下國家層面的中長期戰略性轉變。
2021年全球和中國經濟繼續向好，但復甦力度和軌跡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市場普遍對2021年全球和中國經濟抱有樂觀的看法。全球層面，在各國疫苗取得突破性進展並逐步開始量產，疫情有望逐步得到控制；拜登當選讓投資者看到逆全球化政策被修正的希望，中美雙方也會以更理性的方式來溝通解決各種分歧；各國決策者依然聲稱要堅持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的復甦，短期內流動性依舊寬裕；新興市場復甦加速，全球將再次出現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共振同步復甦的格局。
當全球其他國家還深陷疫情之際，受益於高效的疫情控制和有效的政策應對，中國從二季度就開始復工復產，截至三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已經轉正，大概率是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站在這個時間點回看，雖然貨幣政策從三季度就開始逐步正常化，但經濟復甦勢頭依然良好。除了出口和房地產投資持續好於預期之外，消費復甦開始提速，逐步趕上生產復甦的步伐。市場普遍預計2021年中國經濟增速在8%-9%左右，除了低基數原因之外，國內消費和周期性行業繼續復甦，同時出口將受益於全球經濟復甦。
我們認為，2021年全球經濟復甦的方向大概率沒有問題，但復甦的力度是值得關注的焦點，這不僅決定著各國政府後續政策出臺的節奏和力度，而且對全球資本市場也會形成衝擊，這會帶來中國經濟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年底的政治局會議也再次強調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同樣，2021年中國經濟復甦的大方向不存在任何爭議，但復甦的軌跡相對於市場樂觀預期存在一定下行風險，這一方面有主動政策正常化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不可迴避的內生性結構問題的影響。
貨幣財政政策繼續正常化，房地產和基建投資上行動能減弱
鑑於經濟基本面持續改善，同時出於穩槓桿和保留政策空間考慮，2021年國內宏觀政策正常化進程將延續。鑑於央行三季度貨幣政策重提「把好流動性總閘門」並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預計2021年社融和廣義貨幣增速有2-3個百分點的回落。雖然央行層面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率大概率維持不變，但市場會繼續2020年的自主加息節奏，銀行間市場和非金融企業加權貸款利率可能會繼續小幅回升。
財政政策層面，積極的財政重回2019年「提質增效」的立場，相對2020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的提法，顯著淡化了「更加積極」。這意味著，一方面，抗疫國債將不再發行，赤字率和地方政府專項債規模可能也將有所下調；另一方面，財政資金更多投入民生相關和重大項目建設中去，以確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和發揮乘數效應。
在中央堅持「房住不炒」政策不變的前提下，受益於2020年寬鬆流動性環境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可能2021年會周期性回落。雖然2020年發行的地方政府專項債部分平滑至2021年使用，但考慮到整體財政刺激力度的下降，2021年基建增速大致平穩，不會出現明顯反彈。
全球經濟復甦和疫情改善對中國出口而言是把雙刃劍
2020年中國出口韌性超預期，很大程度上是歸功於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之後的快速復工復產，使得中國以外地區疫情暴發之後，全球產業鏈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顯著上升，加上抗疫物資和「宅經濟」相關商品出口飆升。雖然2020年各國經濟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創，但得益於各國央行和財政部迅速推出力度空前的政策刺激，全球經濟和資本市場都出現了V型反彈。
考慮到新冠疫苗研發取得突破會帶動全球經濟加速重啟，寬鬆的貨幣財政政策也不會很快退出，加上美國大選塵埃落定降低了政治層面的不確定性，市場普遍對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抱有樂觀的預期，認為消費和投資會出現周期性改善。雖然中國出口會受益於全球經濟復甦，但抗疫物資和「宅經濟」相關商品出口會顯著下降，而全球其他地區產能的逐步恢復也會降低對中國產能的依賴度。此消彼長，中國出口可能很難在全球經濟復甦背景下繼續加速。相反，如果全球在疫苗有效性方面出現問題，或者再通脹和政治層面的分歧導致貨幣財政政策刺激的力度低於預期，導致全球經濟復甦出現二次回落，則對中國出口的負面衝擊會更大。
消費復甦被寄予較高期望，但有賴於就業和收入的改善
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但相對於投資和出口，消費的內生性較強，很大程度上受就業和收入的影響。對經濟復甦可持續性的擔憂，可能會導致預防性儲蓄居高不下。從結構上來看，受益於資產價格上漲的中高收入階層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低收入階層卻因為工資性收入增長乏力而導致消費能力減弱。最近出臺的網貸新規徵求意見稿除了防範金融風險之外，在側面反映國家不鼓勵年輕人過分負債來超前消費，因此被市場寄於很高期望的新世代消費會在一定程度上退潮。總體而言，雖然2021年中國經濟復甦會在邊際上推動就業和收入繼續改善，但不宜對改善的幅度有太高的預期。
考慮到國內三駕馬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確定性在哪裡？
市場期待已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終於揭曉，按慣例，投資者把會議內容跟往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內容做逐條對比，以求發現政策上的變化。我們認為，這種研究方式只適用於整體宏觀政策大框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的情況下，但當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內外挑戰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從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重點任務來看，涉及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產業鏈自主可控、擴大內需、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反壟斷，以及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很明顯，這些任務不是僅僅對2021年經濟工作的安排，而更多體現了政策跨周期調節和中長期戰略布局。這是因為從全球格局來講，中央已經反覆強調「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從國內來講，2021年是開啟「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的第一年，以及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交匯之年，因此制定宏觀政策需要更有遠見和戰略眼光。因此，以簡單文字對比方式來分析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無異於刻舟求劍。
從全球視角來看，疫情之前長達10年的全球經濟復甦已經進入尾聲，2017年全球經濟同步復甦的曇花一現和資本市場的大起大落，都說明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資本市場層面，短期確定性已經不存在了。疫情作為外生性衝擊所導致2020年全球經濟深度衰退，以及大規模政策刺激所帶來的2021年V型反彈，很大程度上是本輪周期中的一個插曲，並不能改變中長期內全球經濟走向內生性危機的方向。因此，全球層面的中長期確定性是較為悲觀的，即未來全球經濟再次出現危機並陷入衰退是難以避免的。
我們在2019年的中國經濟展望《橫看成嶺，側成峰》中，對此已經有了明確的描述：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雖然全球經濟整體一直處於復甦的軌道中，但是在發達經濟和新興市場交替衰退和刺激中蹣跚前行。鑑於全球經濟無法擺脫周期性循環，目前全球央行通過不斷消耗政策空間來推遲經濟衰退的到來，但這無法改變在未來某個時間點耗盡政策空間並再次陷入危機的必然性。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目前全球經濟目前就像一輛駛向懸崖的汽車，但方向盤已經失靈而無法改變方向，唯有不斷地踩剎車來延緩墜崖的時間。當政策空間持續收窄以及政策有效性不斷下降的過程中，相當於剎車片在不斷磨損，全球經濟衰退風險的累積會令投資者風聲鶴唳，猶如冬季來臨之前回顧身後空空如也的糧倉時的恐慌。在持續衰退風險籠罩下的全球經濟，未來無論是金融市場波動或者地緣政治風險都可能成為從量變向質變轉化的觸發點，進而成為引發全球性危機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果說2008年是「危機引發了衰退」，那未來我們看到的是揮之不去的「衰退引發危機」的陰影。危機一旦爆發，鑑於已無政策空間可以應對，全球經濟將進入長期的實質性衰退。
同時，「全球貧富差距問題在過去10年中持續惡化，政策刺激在間斷性地改善全球經濟的過程中，中低收入階層並沒有從經濟復甦中獲得實質性好處。工資收入停滯和資產價格暴漲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不僅低收入階層生活艱難，連部分中產階級也在開始滑入低收入階層。貧富差距擴大導致全球範圍內民粹主義勢力上升，而民粹主義本身會把本國的結構性經濟問題部分歸結為貿易不平衡，從而導致全球範圍內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勢力的抬頭會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增長，這反過來又會加快民粹主義勢力的上臺，從而在經濟增長乏力、民粹主義、逆全球化三者之間形成向下的惡性循環。而這種惡性循環的結果會在很大程度上會導致未來的全球經濟危機比以前歷次危機的破壞性更大，實質性衰退的深度和時間跨度也更大」。
很多學者和市場分析人士把當下全球經濟所面臨的困境部分歸結於川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但我們只要稍微看一下數據，全球化進程放緩其實在2008年之後在貿易和投資層面就表現得非常明顯，而川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只不過是令這些問題更加顯性化。而全球化進程放緩更深層次的原因是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的「全球再平衡」打破了之前「發達國家消費，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失衡格局。發達國家因為債臺高築以及國內失業問題日趨嚴重，無力繼續維持之前的消費驅動增長模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一方面要開始抑制債務的增長，開始勒緊褲腰帶；另一方面考慮「再工業化」來為國內創造就業機會。無論這種想法是否實際可行，但「全球再平衡」的趨勢已經確立，並直接導致全球化進程放緩，而川普上臺之後把這種潛在的趨勢行轉變顯性化了而已。在「全球再平衡」進程達到某一新平衡點之前，要扭轉全球經濟一體化放緩的局面是十分困難的。
因此，我們維持2019年底中長期內全球問題的觀點大體不變，並且未來幾年中依然不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唯一改變的是，在疫情之後，由於刺激政策再度加碼，結構性失衡日趨嚴重，導致全球中長期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相對於全球經濟中長期層面相對悲觀的確定性，我們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期確定性恰恰來自於對前者的清醒認識。2020年歷次重要的中央會議，提出並反覆強調「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近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下稱《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更是旗幟鮮明地指出「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了「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復甦不穩定不平衡，疫情衝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要增強憂患意識」。這些都反映了中國政府對當前及未來全球政治和經濟環境所出現的問題和困難已經有了充分的認識。
在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涉及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產業鏈自主可控、擴大內需、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以及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諸多方面，這與《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中的相關表述是一脈相承的。這說明，2020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絕對不是僅僅是為2021年一年的政策布局做準備，而是謀劃未來五年甚至十五年的開局。有鑑於此，投資者應該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點，跳出經濟周期和政策周期的固有框架，去尋找中長期的確定性。
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此前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都濃墨重彩地闡述了戰略科技力量和產業鏈自主可控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這帶來了未來中長期內中國經濟轉型方面的重大戰略變化。《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中有句話可能被大多數人忽略或者沒有意識其深遠的意義，在強調要建設「製造強國」的同時特別指出要「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這意味著中央對中國經濟轉型層面的戰略發生了重要變化。我們認為從2021年開始到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將存在一個確定性，即中國製造業將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新紀元。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這裡提出的「製造業投資新紀元」並非簡單的補庫存的基欽周期，也非設備更新的朱格拉周期，而是國家長期發展層面具有深遠考量的戰略性布局。
新一輪工業自動化革命會導致全球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過去10年全球範圍內科技創新浪潮湧動，但並沒有反映在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創新科技例如工業機器人的大量推廣和使用將大規模替代現有的勞動力，從而造成失業問題更加嚴重，這在正常經濟環境下存在很大的爭議。技術發展和創造就業之間的矛盾並非新問題，馬克思認為「機器不僅是工人們的競爭對手，而且總是在製造問題，它是壓制罷工的最有力武器」；凱恩斯在1931年警告稱「技術的發展將帶來普遍的失業問題」。近年來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等高科技快速發展使得工業自動化更為經濟有效，其大規模應用已經成熟，唯一缺少的只是一個時機。當下疫情對全球經濟衝擊造成全球製造業停擺，在經濟重啟和復甦過程中，全球民粹政府可能會更多站在工人層面抵制企業降低工資的行為，這反而可能會推動更多企業會考慮採用科技取代勞動力。
此外，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是全球化高度發展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利用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要素參與全球分工，形成了「新興市場生產，發達經濟體消費」的格局。但這種格局是不可持續的，發達經濟體因此而債臺高築，引發了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全球出現了「經濟再平衡」的新趨勢，發達經濟體一方面通過縮減需求來降低債務，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再工業化」來解決本國巨大的貿易赤字和失業問題。近年來興起的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是這種「全球再平衡」的極端表現。工業自動化也為這種產業鏈的變化提供可能，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不再是全球產業鏈布局的決定因素。
但這種變化更多會發生在發達國家，並造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更為嚴重。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較為雄厚的資本積累，啟動新一輪工業自動化有較好的經濟基礎，因此新一輪製造業投資會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從而導致那些工業化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海外直接投資而面臨經濟增長放緩。另一方面，發展中地區的貿易條件可能出現永久性惡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認為：工業自動化將導致發展中國家的非技術工人大規模失業，相對薪資下降，並引發非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價格下跌。由此導致的主要產出相對價格的下降將進一步帶來不利衝擊，削弱投資動機，並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在此背景下，過去發展中國家依靠廉價的勞動力來吸引海外直接投資，並通過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完成資本積累和實現趕超的模式不再有效。有鑑於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新一輪全球範圍內的製造業革命可能會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出現兩極分化，那些沒有搭上這班車的發展中國家可能陷入發展瓶頸，甚至經濟出現倒退。中國目前人均GDP剛剛跨越１萬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門檻，工業化水平和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與發達國家依然存在較大差距，要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發展，大力發展製造業將是決定性因素。
製造業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
長期以來，國內無論是政府、學界或者市場各個層面，在談到中國經濟轉型的時候，都認為中國經濟中服務業和消費比重相對發達經濟體過低，需要大力發展服務業和推動消費，並默認服務業和消費在生產法GDP和支出法GDP中佔比提升象徵著中國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我們發現，製造業GDP佔比在2008年之後的10多年間快速回落5個百分點至2019年的27.2%。同期第三產業（服務業）佔比從42.9%跳升至53.9%，升幅超過11個百分點。從數據來看，2008年以後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成效顯著，但是否意味著我們要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製造業佔比下降導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下降。觀察過去1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軌跡，伴隨著服務業佔比提升，中國經濟增速也見頂回落。2006年和2007年中國GDP增速分別達到12.7%和14.2%，從2008年開始回落至個位數增長，並一路下行至2019年的6.1%。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存在諸多結構性原因，但服務業佔比提升是重要原因之一。服務業相對於製造業而言，勞動密集型特徵比較明顯，特別是在轉型的初級階段，較為低端的消費性服務業（衣食住行相關）發展較為迅速，而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特徵更為明顯。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發展會帶來兩個結果：一方面，勞動密集型服務業吸收剩餘勞動力效果明顯，甚至在剩餘勞動力枯竭的情況下，出現與製造業競爭勞動力的情況，造成勞動力從製造業部門向服務業部門流動的現象；另一方面，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相對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工業而言勞動生產率較低，按照人均GDP產出來測算的勞動生產率，目前服務業相當於工業的80%。較低的勞動生產率會拉低整體經濟的潛在增長率，而且這種「拉低效應」會伴隨著服務業在整個經濟中佔比上升而逐步增強。雖然目前對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估算沒有統一的標準，但普遍認同中國潛在增長率近年來持續下行的趨勢。
穩定製造業佔比是實現2035目標的關鍵。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對經濟增長提出了明確的數量化指標，即「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這意味著2015-2020年的五年中，中國經濟增速要保持在6.5%左右。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由於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和國內經濟增長重心轉向高質量增長，沒有對2020-2025年國內經濟增長給出明確數量化目標，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央對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沒有任何要求。《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中提到，「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綜合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OECD等國際組織對於發達國家的標註和定義，要獲得中等發達國家的入場券，2.5萬美元的人均GDP是基本的門檻。以2019年中國剛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萬美元的人均GDP作為起點，未來15年中國經濟增速需要維持5%左右。雖然5%左右的增速相對於2019年6.1%的 GDP增速依然存在一定下行空間，但參考過去十多年中國經濟放緩的向下斜率，空間顯然極為有限。雖然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德國等製造業佔比大致在20%左右，但考慮到本國企業在海外龐大的製造業規模，實際上製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比表面數字要高得多。中國目前製造業佔比大致與韓國相同，但目前韓國人均GDP已經超過3萬美元，而中國剛剛跨過1萬美元中等收入陷阱門檻。換而言之，如果要確保在2035年躋身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再按照此前的斜率下降。而要穩定在當前水平，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是重要的前提。
製造業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在全球經濟這塊餅無法繼續做大的情況下，發展內需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共識逐步形成。關注中國經濟轉型的分析人士，往往認為中長期內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來自於擴大居民消費和提升城鎮化率，而城鎮化則對應著投資需求三駕馬車中的基建投資和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更多是被視為消費、基建和房地產需求的結果，通過周期性擴大和更新產能來滿足相關需求。相對於認為消費是經濟增長推動力的看法，我們更傾向於認為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因此，如果不能維持經濟增長，擴大消費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下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人均資本存量相對於發達國家依然較低，投資依然存在巨大空間。房地產調控政策常態化，「房住不炒」成為基本國策。由於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傳統的基建投資衝動下降。因此，傳統意義上以「鋼筋水泥」為代表的房地產和基建投資很難繼續承擔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重擔。在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的推動下，製造業投資依然存在較大空間。製造業投資不僅可以推動製造業自身的升級，而且可以推動消費，房地產和基建升級轉型，例如以5G、人工智慧、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新基建。
強大的製造業是建設「平安中國」的基礎。鑑於中央對全球形勢的判斷認為「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我們看到《十四五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建議》中比以往更多提到了「安全」，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中央所高度關注「重要產業、基礎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等關鍵領域安全可控」都需要有製造業作為基礎，「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更是離不開強大的製造業能力。這次疫情衝擊下，中國經濟快速復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對於國家在應對突發事件時候的重要性。在中美貿易爭端中，高科技行業首當其衝，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在高科技領域存在的巨大差距。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規劃建議中著重強調的「科技強國」，這除了需要國家要加大相關科技研發投入之外，擁有強大的製造業是科技內生性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石。此外，例如中國提出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方面是為全球環境保護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也是確保中國的能源安全。目前中國對傳統不可再生能源依賴度較高，其中原油進口依賴度高達70%，因此未來大力發展以風電、核電、太陽能發電為代表的可再生清潔能源勢在必行，而這些新能源的大規模發展和使用也有賴於強大的製造業作為基礎。
如何發展製造業——構築雙循環下的內外雁行模式
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在強調「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時，提出要在打造新興產業鏈的同時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這說明我們在發展製造業的大方向上是要兼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
上世紀80年代東亞出現過「雁行發展模式」。日本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開始把傳統的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向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轉移，之後又向亞洲四小虎（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以及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轉移。產業轉移的背後原因是日韓等先行國家受限於經濟體量較小且資源匱乏，無法在國內消化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漲壓力，因此被迫向外轉移那些對要素投入較高的傳統產業。在「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到了製造業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因具備從上遊到下遊、從傳統到新興行業的完整產業鏈對中國長期可持續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因此，我們不可能像日韓等國那樣把傳統產業都向外轉移。在這次疫情衝擊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相對完整的產業部門和產業鏈也是中國經濟能從容面對重大衝擊的重要前提。
早在2010年我們就提出了《一個中國，三個經濟體》的說法，認為中國作為幅員遼闊的大陸國家，地區間差異巨大，可以通過在東中西地區複製80年代的亞洲雁行模式來進行產業升級和轉移。對此「十四五」規劃建議也有所體現：「促進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優化區域產業鏈布局」。未來具有良好工業基礎東部地區在人材、技術、資金的支持下，製造業更多轉向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的新興產業，而傳統製造業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更多利用中西部相對豐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從而確保國內具備完整的產業鏈可以應對任何潛在風險和不確定性。
2020年中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雙循環框架下，中國製造業的發展也要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堅持「走出去」。鑑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傳統的亞洲「雁行模式」可以沿「一帶一路」展開，利用當地優勢資源來實現「構築互利共贏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深化國際產能合作」。
服務業更多轉向生產性服務，有利於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此外，事實上，大量研究顯示，服務業勞動力佔比和服務業產出佔比提升與實際GDP增長率未必是線性關係。當服務業作為生產的中間投入品的時候之後可以推動經濟增長重新開始加速，從而令服務業在勞動力和產出中的比率與經濟增長率可能會呈現出「Ｕ」型關係。鑑於目前我國產業結構在向服務業轉型過程中與居民日常「衣食住行」相關的消費性服務行業發展更為迅速，導致服務業整體勞動生產率有所下降，但我們也看到，目前金融、通訊、商業服務等生產型服務業也開始提速。這些生產型服務業不僅本身勞動生產率增長空間較大，而且作為製造業中間投入品，其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也會直接拉動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在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過程中，要求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如果能有效促進現代服務業同先進位造業深度融合，中國經濟增長潛在增速可以通過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較長的時間內維持在相對高位。■
作者為摩根史坦利華鑫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