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研究的關鍵在於提問，即發問，而發問的關鍵則在於對差異性現象的敏銳把握。聽起來這似乎很容易做到。日常生活中，我們大家難道不都是在通過對各種差異性現象——比如天氣好壞、價格高低、股市漲落、質量優劣、款式新舊、年齡大小——的把握來作出各種分析和決定嗎？但問題並非這麼簡單，因為大多數人其實都沒有捕捉和分析切身利益之外的差異性現象的習慣。筆者讀過大量質性研究的作業、課題申請報告和已發表的文章，其中的發問（如果有的話）絕大多數都是以時間邏輯為基礎的過程性發問（how）或試圖對案例性質進行定性的發問（what），而不是從差異出發去尋找其背後原因，尤其是不會提出結構／機制性原因的發問（以下簡稱「差異性發問」）。有些報告或文章中提出的似乎是差異性發問，但是這些發問中也夾雜著各種勢必會把研究者引向誤區的陷阱。差異性發問對質性社會學至關重要，然而質性社會學家卻很少有人就差異性發問的特點和發問藝術進行過系統的探討。這就是本文寫作的緣起。本文可以說是筆者訓練學生多年獲得的一些心得，文中有些例子也來自學生的作業和開題報告。教學相長，與學生的互動是筆者不斷進步的一個動力源泉。按照學術慣例，為避免對號入座，本文中具體的例子都進行了技術處理。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對話對象主要是做質性研究的學者。筆者並不認為發問對於定量研究來說就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定量研究的發問相對比較機械。比如，如果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問題意識就很難超出問卷中的問題。當你決定把問卷中某個問題當作因變量，問卷中其他問題自然成了自變量的選項。做統計的學生一般都能很快上手，而質性研究的學生經常幾年後仍然找不到很好的問題意識，原因之一就在於質性研究發問難度要大得多。下文中筆者會略去「質性」兩字。文中討論到發問時，指的就是質性研究的發問。
一、差異性發問的優點
如前文所述，筆者讀過的有關質性研究的開題報告、文章和專著中的發問絕大多數都屬於過程性發問。以下是四個經過一定技術處理後的例子：「新科技是如何影響一個社會的文化的？」「現代國家是如何運用女性的身體來構建民族認同的？」「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是怎麼形成的？宗教在其中起什麼作用？」「中國的小學教育是如何建構童年的？」對這類發問方式大家應該相當熟悉。這裡筆者想通過一個關於土地改革過程研究的例子來更詳細地說明過程性發問的缺點和差異性發問的優點。
如果問對土地改革過程感興趣的青年學者他們研究的問題是什麼，他們的回答一般會呈現三類形式，例如：（1）「我想知道土地改革過程的發生和發展過程。」（2）「我想知道土地改革過程中『情感動員』（或任何一個其他的視角）是怎麼進行的。」（3）「我發覺土地改革過程在各地呈現出許多不同，例如福建土地改革的鬥爭對象往往是宗祠而不是地主，『小土地出租者』這一成分劃分在江南一帶出現得較多，在有些地方土地改革過程首先發動起來的是一些社會邊緣群體……我想知道為什麼土地改革過程在各地區呈現出這些差異。」以上三類回答中，前兩類回答中的發問都屬於過程性發問，第三類發問則屬於差異性發問。面對這三類回答，筆者會作出如下判斷：第一類青年學者較難培養；第二類容易培養，但也許會因為缺乏想像力而難以成為一位優秀學者；第三類不但比較容易培養，而且還有成為優秀學者的潛質。以下是對筆者判斷依據的說明。
過程性的發問都有兩個相關的特徵：第一，發問中所含的信息量通常都很小。就以上四個技術處理後的過程性發問的例子來說，除了研究議題外，其中幾乎沒有其他信息，或者說即使並非內行，照樣也能提出此類問題。第二，一般來說，發問所含的信息越少，其答案的開放性就會越大。不同的經歷者、觀察者和採訪者對同一案例中的信息肯定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側重。因此，即使是一個小規模的婚筵，我們也可以炮製出大量按時間順序敘事的、證據上沒有問題、邏輯上合理的描述。社會學家所研究的對象，諸如新科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現代國家在構建民族認同過程中對女性身體的運用、當代中國公共文化的形成與宗教所起的作用、中國小學教育對童年的建構以及土地改革過程等一般都比婚筵複雜得多。因此，以順時邏輯為基礎的過程性敘事有幾乎無限的可能性。
在訓練學生的過程中，筆者發覺「過程性敘事的無限可能性」會導致如下問題：對於價值傾向不強的學生來說，過程性發問非常容易使他們對哪些材料有用、哪些材料沒用缺乏感覺。因此，即使在材料收集上花了很大工夫，一旦落實到具體議題時，他們總會覺得相關材料收集得不夠。因此就會在研究問題和材料之間反反覆覆，步履維艱。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學生有很強的價值傾向，其價值觀就勢必會導致他對某些材料更感興趣，在這樣的材料上建立起來的敘事和理論只會更接近該學生眼睛的底色，而不會是事實。
只會過程性發問的學者到最後往往得靠照貓畫虎來解救自己。以上有關土改運動的第二類發問方式就是一個例子。這位青年學者聲稱他想研究土改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情感動員，說明他讀過裴宜理的關於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工作」的著述(Perry，2002)，甚至還可能讀過美國學者通過引進情感視角來批判建立在理性選擇假設基礎上的政治機會理論的研究（Jasper，1997，2011；Goodwin，1997）。但照貓畫虎式發問最大的弱點就是視角過於機械。該學者大概沒想過，情感和理性選擇是人類行動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側面，簡單強調任何一個側面其實都意義不大。就美國的社會運動發展來說，一個更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為什麼情感能驅動美國早期社會運動的發展，而那時候的學者也更強調情感的重要性，但到了20世紀60-70年代後，美國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受到組織者的理性策略驅使，而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理論也在美國取得了主導地位。該學者可能也沒想過，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的問題意識不可避免地受美國本土學術脈絡的影響， 但對我們來說，中國革命仍然與今天的社會方方面面血肉相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亦步亦趨地照搬美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呢？話說回來，這類發問方式雖然無趣，卻很保險。試問哪個集體行動中沒有情感成分？無趣的人也可以從土地改革的檔案裡找出一些與「情感」有關的資料拼湊出文章。國內外社會學專業期刊中不少文章其實都接近於此類，原因就在於這種學問容易模仿。
與過程性發問相比，差異性發問有四個優點：第一，能把我們迅速帶入某一議題內部的複雜性，從而促使我們進行比較和分析。第二，對價值傾向不強的學者來說，這類發問可以馬上為研究者確立初步方向，使其能比較明確地知道什麼是有用的材料，哪些是與發問相關的可能的因果關係，以及所收集的材料是否已足夠。第三，對於價值傾向很強的學者來說，差異性發問能迫使他們在研究時保持一定的價值中立。價值觀肯定會關係到學者對什麼案例、案例中的什麼現象感興趣。這一點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很難避免。差異性發問的好處在於，不管研究的初心是什麼，從差異性出發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與價值觀無關。比如，無論一位學者最初對土地改革抱有什麼態度，為了對自己提出的各種差異性現象作出合理解答，就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價值傾向以及對土地改革過程膚淺的認識，進入到當時中國高度多樣的社會結構、共產黨組織內部的各種張力以及這些複雜性在各地土地改革的表現中。第四，差異性發問包含更多的信息。他人因此就能透過這些信息看到提問者對案例的了解程度以及價值觀、興趣及弱點所在。同時，他人還可以要求提問者針對各種差異找到可靠的測量方法、合適的對話對象，推動提問者尋找新的差異性現象並探索各種差異性之間的內在聯繫，不斷對其提出挑戰，迫使其深化研究、修正觀點。也就是說，差異性發問不但給出了研究方向，並且該方向也能在研究中逐漸充實甚至改變，因此並不機械。差異性發問的這一特點給同行互動的不斷深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準確地說，本文討論的是差異性發問和過程性發問，而不是「為什麼」發問和「怎麼」發問。雖然差異性發問中一般都會含有「為什麼」，而過程性的發問中一般會有「怎麼」，但這並不絕對。比如，布朗（Brown, 1963：48）書中給出了兩個例子：「為什麼大國在1775年左右開始出現？」 「大國是怎麼在1775年左右開始出現的？」 然後他指出我們可以從這兩類不同發問出發，得出完全相同的解釋性結論。筆者認同他的觀點，但要加個說明：布朗給出的其實都是差異性發問的例子（即1775年前後的不同），這也就是布朗認為這兩類發問能指向相同結論的原因。不過，按照語言習慣，差異性發問中通常會出現 「為什麼」，因此把差異性發問稱為「為什麼」式的發問在很大程度上也無不可。
二、錯誤的差異性發問
並不是所有的差異性發問都能指向某種具有學術意義的結構／機制性因果關係。比如，布朗的兩個發問都有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大國」的含義在問題中並不清楚。為什麼1775年前的俄國、大清、大不列顛、奧斯曼、西班牙不算大國？如果它們不算大國，那大國的標準又是什麼？發問者的一個通病就是對案例之間的差異性沒有清晰的表述，沒有一套令人信服的測量方法。筆者在下文中會列舉發問者比較容易犯的其他五類錯誤。需要指出的是，很少人犯第一類錯誤，但是從第二類錯誤到第五類錯誤，犯錯的可能會不斷加大。而且，這些錯誤彼此之間並不獨立，多個錯誤經常會在同一發問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一）非因果性的差異性發問
非因果發問是極常見的發問方式。它往往是提問者對某種指令、習俗、規則或法律不理解和不願接受時所採用的發問方式。例如，為什麼我必須守法？為什麼我每天要吃維生素？我把它們歸於差異性發問，原因在於此類發問隱含如下差異：做還是不做，守法還是不守法，每天吃維生素還是不吃。此類問題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因為這麼做對你好，因為不守法就會受到懲罰，因為媽媽要你每天吃維生素。顯然，此類發問引出的回答不是因果關係，而是指令、習俗、規則等等。這類發問在解構俗見和常規時會有意義，但對注重於因果性的社會學意義不大，也很少有學者採用此類發問。這裡不多討論。
（二）缺乏信息的差異性發問
差異性發問的優點在於問題中有信息。一般來說，發問中所含信息越多，說明你對案例的了解越深入，並且你提出的解釋也會更貼近事實（關於解釋與經驗事實契合度這一認識論問題，後文還會專門討論）。但是在實踐過程中，許多學生甚至學者提的問題信息量卻非常小。例如，為什麼科技的發展在有些時期較快，另一些時期較慢？為什麼杭州有些社區工作開展得好，有些較差？
科技發展速度在各個時期有別，不同社區工作的成效不同，這是任何有常識的人都能想到的，或者說即使對案例毫不了解，也應該能這樣發問。但是這三個發問沒有提供其他信息。這樣，前面提出的差異性發問的四個優點（能迅速把我們帶入複雜性、能立即給出一個初步的研究方向、 能迫使我們走向價值中立、能更快地在與材料和同行的互動中將研究不斷深入）就得不到體現。缺乏信息的差異性發問與過程性發問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差異性現象發問的一個關鍵在於發問能引發困惑（puzzling）。但是，沒有信息的發問往往沒有困惑可言。
（三）過程性差異性發問
過程性差異性發問與過程性發問都以時間序列為基礎，但是它們有一點不同。試比較以下兩個問題：（1）我想研究「反右運動」的發展過程；（2）我想知道為什麼1957年的整風運動在6月8日後發展成了「反右運動」。以上第一個發問中沒有任何差異性現象，因此屬於過程性發問。而第二個發問則建立在某個時間點前後所呈現差異的基礎上，因此屬於過程性差異性發問。
平時我們會經常碰到諸如此類的過程性差異性發問：「你的手怎麼腫了？」或者「你的衣服怎麼溼了?」 對此類問題回答的一般形式是：「我的手被砸了一下」， 或者「鄰居澆花不小心澆到我身上」。可以看出，這類發問所喚起的邏輯不是演繹和歸納，而是溯因（abduction），即在時間／事件序列中通過回溯來找出導致某一轉折點（即手從不腫到腫，衣服從幹到溼）產生原因的一種邏輯。絕大多數自然現象都是在變化中得以呈現的。因此，在尋找自然現象背後的因果關係時，過程性差異性發問非常普遍，而尋求過程性差異性產生的原因所採用的溯因邏輯也往往是進一步尋找更具普遍性的科學規律的起點。但在社會學領域，從過程性差異出發的發問往往會導致理論意義不大，經驗上有誤，並且也不能帶來常識的結論。筆者在下文中將通過一位小有名氣的美國學者在一個重要的學術報告中所犯的錯誤來說明這一點。
這位學者提出了一個典型的過程性差異性發問：為什麼美國警察在20世紀初步入了軍事化進程？他的論點可以總結成一句話：美國警察走向軍事化是因為伯克利警察局第一任局長奧古斯特·沃爾默(August Vollmer) 曾在菲律賓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服過役，退伍後他任職於伯克利警察局，並把軍隊的一套帶到了警察部門。該學者在尋求因果關係時僅僅用了溯因邏輯，而沒有採用演繹和歸納。如果從過程性差異性發問出發，並且在推理中僅使用溯因邏輯，所形成的結論勢必會有多方面的缺陷。在這個例子裡，該學者至少犯了四個錯誤。
第一，有某種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人改行後往往會去找那些需要這一知識和技能的工作。軍人退伍後進入警察局、當保鏢或保安實屬正常，把原先的知識和技能帶入新領域也屬正常，問題是沃爾默的個人行為是否就是整個美國警察軍事化的來源？對這種論點筆者是懷疑的。畢竟，面對20世紀初美國的各種激烈社會抗爭，對跨行業工會進行選擇性暴力鎮壓是當時美國精英的共識 （Mann，1993：chap.17-18）。我們分析美國警察的軍事化絕不能離開此背景。第二，加強警察軍事化是現代國家建構的一個共性，而不是出於偶然的知識和技能轉移。第三，雖然警察軍事化是個常態，但各國的發展形式不同， 形成的時間點不同，軍事化的程度也不同。只有對這些差異展開研究，我們才能真正了解警察軍事化在現代國家建構進程中的動因和規律。第四，在自然科學領域，即使是一些很特殊的過程性差異性（比如手被砸後變腫，衣服淋雨後變溼），因為前後差異有確定性，也至少會帶來常識（因此我們一般不會砸自己的手，下雨時出門一般也會帶雨具）。但在社會科學領域，像「美國警察軍事化起始於沃爾默對伯克利警察局的改造」這類結論不會指向普遍性的規律，也不帶來常識，因為其他地方的警察軍事化完全可能出於其他原因。
過程性差異性發問並不是不可行。布朗（Brown 1963：48）的「為什麼大國在1775年左右開始出現」就是一個過程性差異性發問。孫硯菲在她最近的兩篇英文文章中用的也都是過程性差異性發問：「為什麼基督新教在1949年前的中國發展緩慢，而在1978年以後卻取得了快速發展？」「為什麼在1949年前的中國天主教的發展勢頭不亞於基督新教，然而在1978年後其發展遠遠落後於基督新教？」（Sun, 2017，2019）為什麼以上的發問在方法論上沒問題，但那個關於警察軍事化的發問就有問題？這裡的關鍵在於發問的背後是否有一個或數個具有一定新意的結構／機制性因果關係假說，或者說在發問前至少對結論的方向性和可能性有一定的直覺。孫的發問背後就有這樣的假說。比如，她對第一個發問的回答可以總結成一句話：基督新教在1978年後取得大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民眾對宗教的需求，不是基督新教作為宗教「產品」的質量，也不單是基督新教的制度特徵，而是近代中國國家的結構性行為以及由此導致的傳統宗教生態的根本性改變。「近代中國國家的結構性行為以及由此導致的傳統宗教生態的根本改變是基督新教在1978年後取得大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她試圖論證的結構／機制性因果關係假說，而她所試圖否定的那些宗教社會學領域中的主要理論起到的則是替代假說的作用。替代假說至少有兩個意義。第一，如果不認真考慮那些在邏輯上也行得通的替代假說，我們很難逃脫如下局面：所謂論證其實只是一個用有利證據編織成的在邏輯上能自圓其說的敘事。第二，把該領域一些主要理論作為替代假說不但能顯示研究的重要性和意義，同時也是突出理論新意的有效途徑。研究警察軍事化的那位學者因為缺乏這些考慮，結果就提出了一個只能得到沒有社會學意義的特殊性回答（ad-hoc explanation) 的問題。
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可以總結出如下方法論準則：一個有社會學意義的差異性發問必須伴隨著結構／機制性的因果關係假說和替代假說。對於過程性差異性發問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此類發問很容易引向時間序列過程中的一個偶然事件，從而導向缺乏社會學意義的答案。
（四）含有錯誤的隱含假設的差異性發問
由於知識局限、價值傾向或文獻誤導等原因，發問中往往會隱含著一些不能成立的假設。按照這個方向進行研究，很難不得出錯誤的結論。試看以下三個問題：（1）為什麼在傳統儒家倫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薰陶下，還會發生各種造反事件，如農民起事、臣子篡位？（2）資訊時代的到來大大降低了獲取信息的成本，但是為什麼年輕人仍然對歷史知識沒有興趣？（3）為什麼網際網路的繁榮和威權統治能齊頭並進？我們來分析它們的問題出在哪兒。
第一個問題的誤區在於發問者對儒學的理解有偏頗。正名是儒學的核心概念，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是正名具體化的表述。正名思想可以用現代社會學語言表述如下：等級結構是社會的功能性需要，它本身並不會帶來社會動蕩，但當等級失去了其存在的功能，或者說上層人士的行為不再與其權力和地位相稱時（即出現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時），社會矛盾就會加劇，動蕩與混亂就會接踵而至。因此，雖然儒學是一個保守的哲學體系，但它同時也可以是叛亂的道義基礎。
第二個發問的誤區在於發問者不懂以下社會學原理：對歷史的興趣就其本質來說屬於一種品味。品味的背後則是價值觀，它與審美、歷史記憶、世俗價值觀和宗教等現象都屬於意識形態範疇，因此具有以下性質：第一，價值觀是無法被明確證偽的，因此單靠辯論很難定出優劣。第二，價值觀本身只有勸說性力量。除非被強迫，沒有人必須聽信和服從他人的價值觀。第三，對某價值觀的理解總是基於個體經驗，而個人的體驗又非常不同 （Zhao，2015：chap.1)。從這三個性質出發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社會學原理：如果沒有外在力量，一個群體的價值傾向自然會高度多樣化。換言之，如果某個群體在某價值觀上取得了一致，肯定不是因為該價值觀優於其他價值觀，而是因為有著某種來自國家、教育機構、教會、媒體、網紅推手公司等機構的強制性／半強制性力量的驅動。如果該發問者懂得這個原理，他就會知道社會越開放越複雜，引起人們興趣的東西就越多，歷史知識能獲得的關注就會相對減少，獲取信息成本降低只會加強這一傾向。筆者提出這個原理是受到如下認識啟發：牛頓認為物體保持原來的運動狀態不需要解釋，而運動狀態的改變才需要解釋。這一發問視角的改變促成了加速度、摩擦力、萬有引力等概念的產生，奠定了整個經典力學的基礎。在筆者看來，意識形態在社會上高度多樣的存在也不需要解釋，而某種意識形態取得主導才需要解釋。但是理解和準確運用這一發問視角轉換要難很多。這就是為什麼連曼恩這樣的世界頂級歷史社會學家也會誤以為筆者的理論是在說意識形態在歷史發展中不具有重要性 （Mann，2018）。對於普通學者來說，犯此類發問錯誤再正常不過，但沿循這個發問視角往下做的文章卻會陷入各種誤區。
如果說前兩個發問的問題主要出在發問者在某些方面的理解有偏頗，第三個發問的問題則與西方政治學的誤區有關。長期以來，基於麥克盧恩 (McLuhan，1964)的「傳媒方式本身就是信息」的思想，大量西方學者研究了各種新的傳播形式的出現對社會運動和革命的影響（趙鼎新，2006：第12章）。這類研究本身沒問題。但在近幾十年，特別是在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後，一類以威權統治和網際網路難以共存為出發點的研究逐漸盛行。於是就有了該學者的發問。從今天來看，與 「民主歷史終結論」（Fukuyama，1992）、「民主和平論」（Brown et al.，1997; Dixon, 1994)以及「世界社會理論」（Krücken & Drori，2009）一樣，威權統治和網際網路不能共存的觀點也只是個謬見。具體來說，國家是具有主動性的行動者，網際網路則主要是工具，國家的網際網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網際網路的性質。只有當網際網路對一個威權國家是全新事物或者當該威權國家尚不知道怎麼控制、操縱網際網路，並且該威權國家正經歷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時，網際網路才會成為摧毀威權統治的關鍵。在其他情況下，網際網路和威權統治的關係十分複雜。該學者的問題因此不成立。
（五）答案過於簡單或過於發散的差異性發問
筆者把答案過於簡單或發散的發問歸為一類，主要是因為這兩種錯誤有一定對稱性。以下是一個典型的過於簡單的發問的例子：大學寢室分配具有較高的隨機性，為什麼學霸更容易集中出現在同一寢室？這個發問的核心是學霸在學生寢室中的差異性分布，就其本身來說是完全能成立的發問。但是它有明顯的弱點，那就是可能的答案太簡單——它指向的是一個單一的、大家都能立刻猜出的答案：學生間的互相影響，即社會網絡的作用。
如果說上面發問的問題出在答案過於簡單，以下發問的問題則是答案過於發散：為什麼有些藝術家(比如達文西、梵谷、畢卡索等等)和他們的作品被長期追捧，有些則沒有?檢驗一個發問過於簡單還是過於發散的準則就是你能提出多少針對發問的理論假說。如果假說只有一個，並且結論事先大家都能毫無懸念地猜到，那麼此發問肯定是太簡單了；如果能提出的假說不但很多，並且還指向多個性質各異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原因，那麼該發問也許就過於發散了。具體而言，我們知道藝術家成名的原因太多了。收藏家的興趣和商業炒作，某些名人的力推，新的藝術技巧、形態乃至範式的重要創始人，藝術家生活經歷和相應藝術語言的獨特性，藝術風格與主流藝術理論的高度契合，政治原因（如A國的異見人士藝術家在B國被追捧），後世發掘出來再成名等都有可能，並且這些原因不一定彼此衝突。除非我們把發問明確到具體時代、類型或具體某位藝術家，並且在發問時清楚地知道各種理論假說在學術上的對話對象，否則意義不大。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總結出優質的差異性發問的五個要素：（1）發問包含的信息量大；（2）對差異有合適的測量；（3）對導致差異的原因有因果關係假說及替代假說；（4）發問的背後沒有不能成立的隱含假設；（5）發問的答案不能太明顯或太發散。此外還需要再加上第六個要素，即案例在經驗或者理論上具有重要性。這個要素筆者會在以下分析中加以強調。
三、案例分析
為了進一步加深讀者對差異性發問的理解，筆者想通過三個例子來分析差異性發問六要素在具體研究中的體現。這裡所選的例子都屬於多案例平衡比較研究，但讀者請勿誤以為差異性發問只能基於多案例平衡比較。筆者的兩本英文專著都只基於單一案例 （Zhao，2001，2015），並且都是通過案例內部的各種差異，或是通過對案例與不同影子案例（shadow cases）之間的各種差異進行比較來獲得差異性發問的。筆者更不想給讀者如下錯覺，即差異性發問只需要在研究初期進行，或者說一旦確立了發問，其餘的工作只是為了給這些發問提供合理的解答。一位優秀的質性社會學家必須具備福爾摩斯式的將差異性發問進行到底（variation-oriented questioning all the way down）的精神，即在研究中不斷把握各種經驗層面的差異，完善自己的發問，並且把面對這些差異時所產生的各種疑問通過反覆的猜測和證明有機地植入研究、解讀和理論提出的過程之中。筆者帶學生所遵循的其實就是這一原則，但此方法手段多變，沒有成規，只能根據課題特點和學生興趣在與學生的互動中得以體現，無法在一篇文章中做出展示。簡言之，筆者選取多案例平衡比較研究作為例子只是因為它更容易掌握，應用也最普遍，並且其中體現的一些基本方法也構成了更為複雜的差異性發問方法的基礎。此外，筆者在講解所選例子時會略去第五個要素（即答案不能太明顯或太發散），因為如果一個發問滿足了其他要素，它一般也會滿足此要素。筆者選擇這三個例子還因為它們在發問的信息量和差異的測量方面有較大差別，因此能更好地展現優質的差異性發問最基本的要素。
（一）邁克丹尼爾的《寡頭政體、現代化及俄國和伊朗的革命》
邁克丹尼爾（McDaniel,1991）的發問是：為什麼俄國發生了布爾什維克革命，而伊朗發生了宗教激進主義革命？這兩個革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因此不存在測量問題，也沒有不能成立的隱含假設。俄國革命和伊朗革命具有世界性意義，已有大量研究，這一發問在經驗和理論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邁克丹尼爾的核心思想是：寡頭國家的結構性質決定了它很難進行理性化決策，很難有效地吸納知識階層，很難使民眾獲得現實感，也很難為管理著日益複雜的社會的國家提供新的合法性基礎。因此，現代化過程中的寡頭國家往往只會用簡單來應對日益變得複雜的社會，這就為革命提供了土壤。邁克丹尼爾的分析與那些從民眾怨恨、社會變遷、生產方式和戰爭等方面來解釋革命的產生和發展的理論有很大的不同， 他的發問符合第三個要素（對差異原因有因果假說以及替代假說）。
邁克丹尼爾發問的弱點在於信息量很小——其案例只有兩個國家，而且這兩個國家都發生了革命。不過，他通過對這兩個案例的分析總結出了一些後發展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可能會面臨的困境以及這些困境產生的原因。如果我們不把他的理論看作對俄國革命和伊朗革命產生原因的確切的解釋，而是看作對後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和政治穩定之間關係的分析，他對這兩者之間關係的分析其實比亨廷頓的理論更清楚（Huntington,1968），並對理解任何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的政治發展都有啟迪意義。
假設有三個社會現象A，B 和C，以及三個具有同等複雜度的理論 X，Y 和 Z，它們之間呈現如下關係：X能解釋A，但不能解釋B和C；Y能解釋A和B，但不能解釋C，而Z能同時解釋A，B和C，即：
在這種情況下，Z就是一個最優理論。如果我們把A，B和C都看作發問中的一個具體信息，加大發問信息量的意義就在於此方法能幫助我們更快地就某一經驗議題找到在經驗上更為貼切的理論。
（二）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
摩爾（Moore,1966) 分析了為什麼英國、法國和美國走向了議會民主的現代化道路，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中國走向了革命。這些國家走向了不同道路是歷史事實。這個發問既不存在測量問題，也沒有不能成立的隱含假設。這些大國在關鍵歷史階段的不同走向對當時乃至當今世界的政治格局都有重大影響，摩爾的發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摩爾的分析比較複雜，但其核心觀點大致可總結為：現代化到來之前農業的商業化程度以及相應的階級關係是這些國家走向不同道路的最根本原因。就英、日、中這三個摩爾書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來說，前現代英國高度商業化的農業導致偏好民主制度的資本家和工人力量的壯大，他們與偏好專制的國家統治者和傳統社會精英之間的衝突和妥協是英國發展出議會民主的關鍵。前現代日本有高度商業化的農業，而且控制著農業生產的傳統精英在明治維新後也轉向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經營方式，但是日本農民卻沒有發展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工人，而是在新的生產方式下受到了更殘酷的剝削。主導著日本現代化進程的精英階層因此就在激烈的階級衝突的擠壓下走上了擁護法西斯的道路。中國在現代化到來之前農業商業化程度低下，傳統精英沒能力走向資本主義的生產和經營方式，而且大量擁有小土地的農民無法抵抗資本主義農業市場的衝擊。完全沒有能力主導現代化進程的傳統政治精英和普遍處於破產狀態的農民之間的衝撞為共產主義革命提供了土壤。
摩爾這本書寫得比較早，書中沒有後來更為專業化的專著中的文獻綜述。儘管如此，我們能看出他最主要的對話對象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線性史觀。摩爾指出，現代化進程是在不同政治經濟結構條件下發生的，而不同的結構就可能把現代化進程引向不同方向。他的發問因此也符合「對造成差異的原因有因果關係假說及替代假說」這一要素。摩爾發問的信息量要大一些。他分析了英、法、美、日和中國五個國家，每個國家在理論上都可以走上民主、法西斯和革命道路。5個國家和3條道路的組合共形成了（35=）243種可能。摩爾是個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生產方式和社會發展形態之間有確定的關係，因此會給國家、資本家、工人、地主和農民這些內在性質非常複雜的群體賦予一些固定的性質和歷史角色。今天看來，這一視角是有問題的。但是摩爾的著作仍是一部公認的歷史社會學經典。為什麼呢？從方法論角度來說，背後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發問信息量大。面對五個國家三條道路的複雜性，摩爾不得不在敘事中加進大量關於各個地區在歷史中形成的國家結構、精英結構以及各國在關鍵時期所面臨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分析。他的觀點本身非常具有啟發性，而且還為以後各種從國家性質出發來分析革命的理論興起鋪平了道路 （如Goodwin，2001；McDaniel，1991；Skocpol，1979；Wickham-Crowley，1992)。
（三）孫硯菲的《零和擴張思維與前現代帝國的宗教政策》
在研究了23個前現代帝國的宗教政策後，孫硯菲（2019）提出了如下問題：為什麼這些帝國在對待國教以外的宗教的態度上會形成如下6個梯次：最寬容梯隊（包括蒙古帝國、安息帝國等），第二梯隊（包括羅馬帝國、明帝國和清帝國等），第三梯隊（薩珊帝國），第四梯隊（除薩法維外的伊斯蘭教帝國），第五梯隊（除了西班牙外的基督教帝國）以及最不寬容梯隊（薩法維帝國和西班牙帝國）。這一發問直截了當，沒有隱含假設。其觀點可以總結成一句話：決定一個帝國宗教政策的最關鍵因素不是國家能力，不是某宗教的教徒是否敵國的潛在盟友，也不單是不同國家各自的文化特徵，而是國教的性質。具體來說，一個帝國對待國教以外的宗教的寬容度主要由兩個因素所決定，即國教的排他性與擴張性。國教的教義越具有非真則謬的排他趨向，該帝國就越不能容忍其他宗教；國教越具有傳教激情或者說擴張性，該帝國就越會傾向於把國教強加於信奉其他宗教的人群之上。如果一個帝國的國教同時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和擴張性，那麼該帝國對國教之外宗教的寬容度就最低。如果把她所否定的那些理論看作替代假說的話，那麼她自己的論點就可以看作是一個被論證了的因果關係假說。她的發問因此符合發問的第三個要素。
在筆者看來，孫硯菲的研究背後有三個理論關懷。第一，隨著蘇聯退出歷史舞臺，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西方不少學者開始慶祝「第三次民主浪潮」和「歷史的終結」，但是另一些學者則看到了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新型帝國政治秩序的誕生。此外，第三次民主浪潮帶來了大量新民族國家的誕生和二戰後新的一輪族群清洗，民族國家這一國家形式的負面性進一步凸顯，一些西方學者因此開始緬懷帝國。帝國研究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得以興起，而孫是在和近年來的帝國研究的文獻進行對話。第二，不少做帝國研究的學者在批判民族國家政治和美帝國政治的同時，也陷入了一個美化傳統帝國的誤區，似乎傳統帝國都是文化多樣性的捍衛者 （如 Barkey，2008）。孫則指出了傳統帝國的包容性其實有很大差異。第三，孫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在基督教精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文明中的零和擴張思維展開審慎的批判。
與邁克丹尼爾和摩爾的發問不同，孫所提出的差異性現象是需要測量的。因為一般人對前現代帝國的宗教政策不會有太多了解，這就需要她給出一個外行也多多少少能信服的衡量標準。對此，孫給出了四個標準：帝國許可和壓制的國教以外的宗教的種類、帝國對被許可宗教的歧視程度、帝國對不被許可的宗教的壓製程度，以及帝國是否對信仰其他宗教的群體有強迫改信的行為。依據這四個衡量標準，孫將23個前現代帝國劃為6個梯隊。
孫硯菲在方法論上的亮點在於她發問的信息量。在筆者的閱讀範圍內，孫的發問是差異性發問單個問題包含信息量最大的一個。孫所研究的每一個帝國都可以劃入6個梯隊中的任何一個，而她一共考察了23個帝國，6個梯隊和23個帝國的交互組合一共有623種可能。623是一個天文數字，而孫通過經驗事實得出的那23個帝國的具體宗教政策其實只是623種組合中的一種。這就是為什麼她的解釋框架比其他替代性理論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因為反駁者所提出的替代理論也許能解釋其中幾個帝國的情形，但很難解釋所有23個帝國的宗教的寬容度為什麼呈現了這一特定的排序。一般來說，案例越多，所呈現的差異性可能就越複雜；差異性越複雜，需要用來解釋這一差異性的因素可能就越多；一個理論所包含的解釋因素越多越雜，該理論的意義可能就越低。但在孫的研究中，隨著案例的增多，差異性變得愈加複雜，需要用來解釋這些差異性的因素反而減少了，這符合理論的美學。
四、討論
本文提出差異性發問，但這並不等於筆者輕視其他發問方式。在任何具體的研究中，「是什麼」「如何」和「為什麼」都很重要，也很難分離。因此，本文所介紹的是從差異性發問出發的研究，並不是只需要差異性發問的研究。此外，差異性發問指向的是某種因果關係解釋，而過程性發問主要指向的是對各種情景的解讀，但兩者也不能截然二分（趙鼎新，2004）。在質性研究中，能支撐起一個因果解釋的只有敘事，而任何敘事都是在對大量文本的情景化解讀的基礎上編織起來的，質性解釋離不開解讀。此外，從過程性發問出發照樣也能做出好學問。就如同一個有趣的人講的故事總是有趣的，無論在研究初始時採取何種發問方式，優秀學者最後的產品也往往是優秀的。本文強調以把握和解釋差異性現象為主軸的發問能把研究者更迅速地帶入研究對象背後的各種複雜性，對於缺乏人生閱歷和研究經驗的青年學者特別有用。
既然「是什麼」「如何」和「為什麼」都很重要，也很難分離，有人可能會問筆者：為什麼本文不結合實例，對質性社會學研究的發問給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分析？這一點其實筆者也做不到。這裡可以通過一個真實的例子來說明：有一天，兩位學生到筆者的辦公室，要筆者教他們怎麼做研究。與第一位交流後，筆者反覆要求他給筆者提供故事，即遵從時間過程的敘事。與第二位交流後，筆者反覆要求他建立差異性比較，並在此基礎上提出各種發問和假說。於是第二位學生產生了疑惑，問筆者為什麼對他們的指導方法和建議如此不同。筆者詢問了他們的本科專業，結果前者是經濟學，後者是歷史學。於是筆者回答道：「你們倆一個心中充滿各種抽象的因果邏輯，但邏輯的背後卻沒有經驗層面的敘事支撐；另一個心中則充滿各種經驗層面的敘事，但是每個敘事背後卻都是一事一議的特殊性因果關係。為了對症下藥，我對你們採取了相反的方法。」 就筆者訓練學生的經驗來說，一個較為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以差異性發問為主軸，然後對三種發問方式進行高度靈活的運用，側重點時有不同。既因不同學生的性格、專業背景、思維方式、價值傾向而異，又因研究議題、研究階段、學生對材料和背景知識的熟悉程度以及學生在研究中所產生的階段性傾向而異，全無定式。訓練學生和治學一樣，都是藝術。如果筆者試圖給出一個過分確定的方式，只會是誤導。因此筆者也特別希望讀者不要對本文的宗旨產生過於簡單的理解，以為理解了本文的方法也就學會了發問。絕非如此！本文的方法也許能提供一個更有效的研究起點，但只有當你能靈活運用本文提出的一些原則，並且在具體研究中把「是什麼」「如何」和「為什麼」三種問題根據各種具體情況進行有機結合，你才真正掌握了筆者所提倡的研究方法。
有一種說法是，用什麼類型的發問取決於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了解程度。如果對研究對象不夠了解，他會先探索「是什麼」和「如何發展成這樣」的問題。一旦對研究對象逐漸熟悉，他就會自然進入基於差異性的「為什麼」發問。但實際上這種情況較少發生。否則，大量關於質性研究的文章、書籍和開題報告中就不會充斥著各種「是什麼」和「如何發展成這樣」的問題。就筆者訓練學生的心得來說，筆者發覺把握差異性現象是常人平日裡決策的基礎，但是學術上的差異性發問卻是一個需要反覆訓練才能獲得的習慣。而只有建立了這個習慣，一位學者才可能在剛進入研究時就開始在材料中捕捉各種差異性，不斷做出各種猜想，包括反事實猜想，並且在研究中不斷修改、完善、擴充、延伸和否定各種猜想和相應的敘事，把研究引向深入。
任何方法有長處就必有短處，差異性發問也不例外。心理學家把思維方式分成自上而下的思維和自下而上的思維。自上而下的思維是一種從問題、觀念和已有知識出發的偏重演繹的思維方式，而自下而上的思維則是一種從各種經驗現象出發的、發散的、偏重歸納的思維。自上而下的思維能快速切中問題要害，但也容易落於俗套，容易忽視新的因素，甚至在出發點就產生錯誤。差異性發問並不等同於自上而下的思維，但與過程性發問相比，差異性發問具有更強的自上而下的傾向。既然有這一傾向，我們就必須盡力避開該傾向帶來的誤區。本文所介紹的優質差異性發問的基本要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避開自上而下的思維帶來的誤區。比如，加大發問信息量這一要素不但能迫使我們走出理論和觀念，走進經驗現象的複雜性，甚至還能迫使我們轉換看問題的視角，獲得對某類經驗現象更為貼切的解讀和解釋。
需要提醒的是，加大發問信息量是追求的目標，但這不等於每個研究都必須這麼做。與定量研究相比，質性研究最大的優點就是能把我們對歷史背景、歷史事件以及社會行動者的行動的解讀融入因果關係分析中，由此產生的高度情境化的敘事可以和因果關係分析互證。這是定量分析做不到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從小信息量發問出發的研究在經驗上也會有很大的準確性，並且同樣有理論意義。不少社會學家把質性研究與統計分析做簡單類比，認為比較研究在方法上的弱點是案例太少、影響因素太多（Goldthorpe，1997；Lieberson，1991，1994；Mahoney & Rueschemeyer，2003：chap. 1)。這實在是對質性研究性質的莫大誤解。
此外，加大發問信息量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這不但需要我們對一個或多個案例有深入了解，還需要我們對各種差異性現象有洞察力。青年學者在學習從差異性發問出發的研究時需要循序漸進，首先掌握好比較常規的小信息量發問，然後再邁向大信息量發問這一「深水區」。在大信息量發問研究方面，筆者介紹了孫硯菲的多案例比較研究。但是加大案例的數量不是加大發問信息量的唯一路徑。筆者長期推廣的另一類方法就是針對單個案例同時提出許多差異性發問，並且對這些發問在同一理論框架下作出解釋（Zhao，2001，2015)。但掌握好這一方法難度更大，本文不做專門介紹。
如果對從差異性發問出發的質性研究的理解比較機械，我們往往會採取以下研究策略：在研究早期提出一個差異性發問和相應的解釋框架，然後尋找各種有利證據來對該解釋框架進行論證。這類研究在邏輯上很像自然科學中的控制實驗，但許多因素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這類研究在邏輯上也與統計方法相似，但它的樣本量很小，而沒有控制的因素卻很多。在社會學中，早年的斯考契波可以說是這種機械的差異性發問研究的開山鼻祖（Skocpol，1979）。但直到今天，這種做法在西方的歷史社會學領域，特別是比較政治學領域裡依然比較普遍。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這是對質性差異性比較方法的誤用。正如前文所言，優秀的質性社會學家必須具備將差異性發問進行到底的精神，或者說在尋找針對某個差異性發問的答案時，必須不斷注意到具體案例中所呈現的各種時空差異，以及在宏觀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層面和在社會行動者的互動層面的各種可能相關的差異性現象，並且把自己在面對這些差異性時所產生的各種疑問通過反覆不斷的猜測和證明有機地植入研究、解讀和理論之中。只有把研究做到這一步，我們才會感到雖然基於差異性發問的質性研究既沒有很好的「控制」，也沒有很大的樣本量，但是它卻不等於不科學，只是這種「科學」的難度要大很多。我們也會發覺當前西方盛行的各種質性研究的新理論和方法，包括過程追蹤 （Beach & Pedersen，2013；George & Bennett，2005：chap. 10)、生態視角(Abbott，2005；Zhang & Zhao，2018)、關係視角（relational sociology) （Mustafa，1997）等，在很大程度上其實都是對本文所提倡的「把差異性現象發問進行到底」的方法論的某個側面的強調。一位優秀的質性社會學家本來就應該像福爾摩斯一樣，能在針對某些差異性現象尋找合理答案的同時，也對其他可能有關的差異性現象不斷深入了解，並具有把新的差異性現象合理融入自己的敘事和解釋之中的能力。一位優秀的質性社會學家也不應該在研究和寫作時過分強調自己是在採用過程追蹤、生態視角或者關係視角，雖然這些方法所提倡的分析手法在其建立的敘事和理論中無處不在。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大家才會發覺基於差異性現象發問的質性方法雖然難度很大，但在分析重大社會問題時，該方法展現出來的力量和潛力卻是控制實驗方法和統計方法完全不能相比的。
有人可能會說許多採用過程性發問的質性研究著作其實也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以此對加大發問信息量這一認識論標準提出質疑。但是，發問的信息量與一部著作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完全不同。任何一個有一定想像力的人都能為一個規模不大的婚宴提供大量不同性質的過程性敘事，並且每種敘事都包含很多有事實依據的信息。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判斷不同婚宴敘事的質量？僅靠品味嗎？我們知道品味高度多樣且不牢靠。任何一位採用過程性發問的社會學家都不應迴避以下認識論（epistemology）範疇的詰難：你對各種材料取捨的依據是什麼？你在把各種材料編織成「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敘事時採用的依據是什麼？你有什麼準則能說明你的敘事在經驗上更貼切，在理論上更優越？在受到現象學、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認識論反覆衝擊後的今天，如何給以過程性發問為主軸的質性研究提供一套認識論準則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也是筆者反覆思考的問題，但對此的討論超出了本文範圍。
五、有關文獻導讀
筆者為本文的寫作閱讀了不少相關文獻，儘管因為所處理的問題不同而沒有引用，但這些文獻對理解本文十分有益，因此特選幾本著作加以簡要介紹。布朗 (Brown，1963) 、奈特勒（Nettler, 1970) 和斯梅爾塞(Smelser, 1968)這三本書處理的議題其實與本文差不多，但它們都沒有深入討論質性社會學發問這一對於研究者來說最重要的議題。此外，這些著作完成於功能主義盛行的時代，其中介紹的不少解釋範式對於今天來說已經成了誤區。但是，通過對這些書中所介紹的各種解釋範式的了解（比如功能解釋、意識形態解釋和同理心解釋），並且把這些解釋範式與本文所介紹的結構／機制性因果關係解釋範式加以比較， 讀者也許能更清楚地體悟到非因果性和各種錯誤的因果性解釋範式在平時的思維中的普遍性以及結構／機制性解釋的重要性。此外，斯梅爾塞（Smelser,1968) 的書幾乎全面運用了變量思維。變量思維與結構／機制思維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重要區別。第一，變量之間的相關不見得就是因果關係的體現。第二，變量思維更適用於定量分析。在質性研究中，我們可以通過研究對象的行為或者行為後果之間的差別來分析導致這些差別的因果關係，但是這些從質性研究中得出的因果關係很難純化成排除了任何其他成分的變量間的關係。第三，社會性的結構／機制性因果關係沒有固定的組合方式，且某一因果關係在不同場合下的重要性高度可變（趙鼎新，2020）。面對社會性因果關係的這些複雜性，定量的變量分析手段十分有限。但是在質性社會學的結構／機制分析中，我們則可以根據不同問題意識，把社會行動者的能動性和社會結構／機制對人的行動的限制加以結合，在時間過程中進行比較靈活的分析。
利博森的著作（Lieberson，1985)在美國頗具影響。他書中對許多 「不可行發問」的討論與本文關於錯誤的差異性發問的分析有相似之處。但是利博森社會學方法的背景主要是統計和準實驗研究，因此經常會把變量分析與機制性分析不加區別地攪和在一起。這對於準確理解質性研究來說是有害的。此書的另一個缺陷就是大多數自然科學的例子都來自物理學，這就使得利博森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做類比時缺少了一個重要跳板——生物學 （趙鼎新，2015）。利博森的方法論中沒有覆蓋法則解釋和湧現性質等思想，這一缺陷使其在討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別時僅僅局限於社會科學很難做控制實驗這一點上 （Lieberson, 1985: 234)，他也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怎麼提高準實驗研究質量這一心理學家更為擅長的方法上。說到覆蓋法則解釋，筆者不得不提一下亨普爾的著作（Hempel，1965)。筆者最近文章中常用的覆蓋法則這一概念就來自於此書，雖然筆者和亨普爾對覆蓋法則的理解有所不同。亨普爾此書是一本哲學著作，沒有數理邏輯訓練的學者讀起來可能會有些累，但這絕對是一本分析科學解釋的各個面向及其邏輯基礎的經典著作。
梯利的著作(Tilly,1984)通過討論宏觀歷史研究名著對質性比較研究方法展開了分析。因為書中有具體例子，筆者相信每個人讀起來都會有啟發。他書中「尋找差異」（Finding Variation）這一章不但與本文議題相當契合，並且還涉及一些本文沒有深入探討的方法面向。但此書有三個弱點：第一，梯利的差異性發問的例子中的差異都屬於不需要測量就能確定的差異（比如摩爾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被梯利多次引用），而缺少那些需要通過建構和測量的差異性現象（比如本文介紹的孫硯菲的工作）。第二，梯利所介紹的方法對於青年學者來說不夠實用，因為對於不少學者來說，本文所討論的一些常見的錯誤的差異性發問是很難邁過的坎。第三，梯利對於差異性發問的討論完全忽視了發問的認識論問題，而這是本文的一個側重點。
在筆者讀過的社會學方法論著作中，阿博特（Abbott，2004）和斯廷奇庫姆的 （Stinchcombe，2005）著作都對筆者有很大影響。阿博特的書說是一本寫給本科生看的小冊子，但卻涉及了大量的方法論和哲學層面的議題，充分體現了阿博特淵博的知識、活躍的思想和難掩的才氣。但是，雖然此書所討論的議題、列舉的例子以及採取的視角大多很有意思，但整本書卻缺乏體系。筆者有時覺得阿博特有點像南禪大師，他書中討論的各種思維捷徑（heuristics）只會對那些已經有了相當體悟的研究者才會真正有所啟發。阿博特心中的讀者難道真的是年輕學生嗎？筆者有些懷疑。因為對大多人來說，一套由淺入深和有徑可循的方法論教學體系才更符合需要，而本文對差異性發問的分析正是出於這一目的。
和本文一樣，亞瑟·斯廷奇庫姆(Arthur Stinchcombe)的核心議題也是差異性現象。斯廷奇庫姆把任何性質的差異性都歸納為「距離」（distance）一詞，使筆者在他身上看到了笛卡爾的影子。斯廷奇庫姆的書涉及社會學方法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設計、資料收集、概念建立、比較對象之間背景（context）的區別、時間過程中歷史情景的改變以及對理論假設的檢驗和精確化。他的分析伴有大量的經驗案例，讀者肯定能有所收穫。然而，斯廷奇庫姆的書有三個問題：第一，他所討論的內容其他類型的方法論著作不但都有，有時候還更系統。除了把社會學中的各種差異性現象的呈現和測量方法都用「距離」這個概念串了起來之外，此書的新意並沒有筆者所期望的那麼大。第二，他處理了如此眾多的差異性現象問題，但卻偏偏沒有涉及質性社會學研究的第一步：以差異性現象為基礎來發問。以筆者的經驗，掌握好差異性發問才是最關鍵的第一步。和阿博特一樣，斯廷奇庫姆也是絕頂聰明，可能因為這個緣故，他們似乎考慮不到那些連差異性發問都掌握不好的年輕學生所面臨的困境。第三，斯廷奇庫姆的書以及絕大多數的質性方法論著作都沒有把研究方法和社會科學的認識論進行更為全面的結合。在筆者看來，任何社會學方法都應該首先確立認識論基礎，而本文提出的優質發問的各個要素，特別是加大發問的信息量這一點，可以看作在這個方向上所做的一種努力。
近二十年來，關於時間（歷史）過程中差異性現象的理論探討蔚然成風，因為議題與本文主題相差較遠，這裡不做專門介紹。閱讀以下書籍能獲得一個概貌（Abbott，2001，2016；Beach & Pedersen，2013；Hacking，2002；Pierson，2004；Robert，1996；Rüsen，2007；Sewell，2005），筆者的其他文章對此亦有專門討論（趙鼎新，2018，2019），這裡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