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第一集《救命》劇照
一部紀錄片和它的生死問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陳薇
本文首發於2016年7月14日總第764期《中國新聞周刊》
一部由上海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上海廣播電視臺合作拍攝的十集醫療類新聞紀實片《人間世》，和以往看到的醫院故事有些不同。第一集開篇，就是兩位年輕病人「不治」的案例——32歲的急性心衰病人朱建峰和24歲的海鮮中毒病人鄒磊。一共5個案例，其中3個案例中的患者最終不治。
這一集取名為《救命》，有人開玩笑說，救命就是很難救命；第二集《理解》，記錄了急救車不被理解，捨近求遠、周轉不暢的現實。十集的片子裡，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比如一位做試管嬰兒失敗的失獨母親，一臺被迫中止的手術，一位手術做了9小時、直到手抽筋的院士，一位懷孕了被查出癌症的準媽媽……
片子剛播出，就引起不小社會反響，相應的微博微信閱讀量也很快攀至十萬+。
「我們不想做非黑即白的報導，不寫非黑即白的人生，而是想展示黑白之間的灰度。」《人間世》總導演周全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起初，他們擔心是不是呈現了太多人生的殘酷、生命的痛苦。然而，「人性的光輝是很奇怪的，當你遭遇困境的時候，當生命遭遇懸崖的時候，才會看到生命力的存在」。
他們更希望，通過觀察醫院這個社會矛盾集中體現的標本，反映社會變革時期，和諧醫患關係如何艱難前行，通過換位思考和善意的表達，去展現一個真實的人間世態。
醫院主動提出拍攝醫學局限性
上海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宣傳處處長王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部紀錄片能夠在上海拍攝並完成，絕非偶然。
在此之前，另兩部醫療紀錄片《急診室故事》《來吧，孩子》都是他們與電視臺深度合作的產品，反響不錯。上海醫療水平走在全國前列，三大健康指標連續多年居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水平。
表現出「醫學不總是妙手回春、不總是人定勝天」的想法，其實是醫院自己提出來的。周全記得，早在2014年，在上海市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召集的22家醫院協調會上，一些醫院的院長、黨委書記說，能不能通過紀錄片客觀反映一下，儘管現代醫學發展很快，但還是有局限性，有可為和不可為。
周全深以為然。他們與上海衛計委很快達成共識。「醫生們長期戴口罩，現在，我們要拉下口罩、拿起話筒。」
他們一直希望做實證類報導，要體驗、蹲點、沉浸入某一個領域，做長時間觀察，回歸到社會記錄的本原。為此，他們擬定了不少體驗對象：社區居委會、街道派出所，甚至是一家深夜酒吧。記者團隊，來自上海廣播電視臺融媒體中心下屬的深度報導團隊，共四人，每人另外配兩名助理編導，此前他們曾完成315打假、食品安全黑幕等報導。
「拍攝無禁區，播出要溝通」，雙方確立了合作原則。電視臺想好了「理解」「希望」等幾個關鍵詞，但沒有預設立場，更不知道將會拍到什麼。上海衛計委則為此片成立了醫學倫理委員會和醫學專業委員會，就片中案例審看、把關。
從2015年初起，記者們穿著白大褂，像見習醫生一樣蹲守各大醫院，做前期調研。「前3個月，完全沒有辦法跟醫生講話。他說專業術語，還夾雜著英文單詞，我們都不懂，只能像小學生一樣從頭學起。」記者董路翔說。
有一次，他在手術室裡圍觀。臨走時碰了一下主刀醫生，告訴他自己要走了。不料醫生立刻僵住不動，說「我髒了」。董路翔當時沒有概念，醫生的無菌環境會被自己的一個指頭破壞掉。
在瑞金醫院心臟外科重症監護室，趙強主任對於記者秦博的到來沒什麼避諱，依舊像往常一樣工作。醫療小組開會，趙強照常批評某位醫生：「你不能光看病人目前的病情，他後來的預症你想到了嗎？這樣方案是不是正確的？」說著說著，意識到記者秦博就在旁邊，趙強便稍稍收斂一點兒。
還有一次，趙強查房時和病人聊天，旁邊一個小箱子從輸液架子上突然掉了下來。他當場發了脾氣，直接在現場把護士叫過來追責：「這個東西是要放到中間的，是誰讓你放到這邊的？是誰？」
這段指責護士的畫面出現在了紀錄片中。趙強，這位做完手術要喝可樂、雷厲風行的醫生，在秦博的鏡頭下顯示出了真性情的日常狀態。他為秦博講解人工心臟泵的工作原理，還在複雜、困難的手術之前，主動叫上秦博。他的微信籤名是，「每天都要開心」, 與別人的「開心」不同，他的「開心」是指「開心臟的手術」。
「趙強醫生有一個特點，他只關心自己的專業，別的不是不關心，是他想不到。」起初擔心醫生對媒體有所保留、利用專業知識屏蔽記者的秦博，最終在瑞金醫院拍攝完成了大部分素材。
慢慢地，醫生們接納了記者的存在。有一次拍攝腎移植手術，兩名醫生周佩軍和王祥慧，不約而同在手術快完成時，提醒秦博說，最珍貴的禮物在病床下面。秦博挺納悶，往下一看，是病人的尿袋子——有尿液，說明新的腎臟開始正常運作了。醫生捧著帶著血水的尿液袋，像個孩子般開心地笑，還直接指揮攝像，說「趕緊拍特寫、趕緊拍特寫」。
由秦博製作的第一集《救命》，5位病人中有3位在手術中去世。醫生開玩笑說電視臺太「狠」，拍攝的二三十個案例中，成功的幾乎都沒用。瑞金醫院領導也很擔心，主題和立意能理解，但畢竟以失敗病例為主的紀錄片從未出現過，觀眾是否能夠接受這樣一家大醫院的「失敗」呢？
最敏感的還是醫務處。處理醫患關係多了，醫務處幾乎養成了一種慣性，十分注重基層醫生的操作標準。審看時，醫務處希望刪掉一個幾乎是一閃而過的鏡頭——一位護士，戴的口罩一邊沒有遮住鼻孔，而是滑落到嘴唇上方。院方擔心，這個鏡頭可能引起爭議。
一邊在解禁，同時在設防。紀錄片的調研與拍攝持續了一兩年，過了2015年、2016年兩年元旦還沒拍完。一位關係熟的醫生開著玩笑問秦博：「你們準備拍多久啊？快趕上我們住院醫師3年大輪崗了。」
上圖：《人間世》第二集《理解》中急救車場面的劇照
下圖：《人間世》第四集《告別》裡，臨終關懷病房的一幕
「現在人還勝不了天」
「我只知道你工作是挺累的，但是沒想到還要受這麼多委屈！」看過紀錄片後，媽媽這樣對車在前說。車在前，瑞金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是第一集《救命》主人公之一。片中，他被一位病人家屬掐住了脖子。
病人因心力衰竭轉入外科重症監護室。車在前正值班時，幾位家屬闖了進來，說要看看。那時已是晚上七點多，過了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的探視時間，按規定不允許。不料，一位家屬直接上前，掐住了他的脖子。
從醫12年，他是第二次碰到類似狀況。「可能我還沒有遇到過特別大的挫折。」他開玩笑說這是自己堅持至今的原因。但是，工作強度與心理壓力確實令人心疼。
3臺手機，24小時開著。早晨的鬧鐘一長串，從5點50分起，每隔5分鐘設定一個。工作這麼多年，假期加起來不超過10天。每6天白班後，會接著值一個晚班，從晚7點到早7點。記者秦博甚至拍到他連續值班48小時的場景。
他在朋友圈中看到一個段子，「如何做到既熬夜又不傷身體？」點開後的回答只有2 個字，「沒有」。醫生朋友們紛紛在下面留言，「態度很誠懇」「用詞準確」……即使不熬夜值班，他也曾在凌晨睡夢中接到病房打來的求援電話。
急診，最難的一個是「急」，一個是「診」。急在時間緊急。心梗救治時間12個小時，腦梗到溶栓4.5小時，胸痛中心從接診至病人血管開通時間是國際標準黃金救治的90分鐘。真正留給急診科醫生的時間並不多。
「有時候我們就像破案一樣。」車在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舉例說，一位女士因肚痛入院，可能是婦產科的宮外孕，可能是外科的闌尾炎，可能是內科的酮症酸中毒，也可能是重金屬中毒，甚至還可能是一種代謝性疾病卟啉病——他們都遇到過。
腹痛還有可能是急性心梗的症狀之一。他知道有一位病人看腹痛，去掃CT時死亡，最後證實是心梗。
如果把與疾病的較量比做一場戰役，車在前醫生是會勝利的。一位患有胰腺炎合併腎衰的病人，通常死亡率在百分之八九十的，卻在住院一百多天後即將出院；吃了毒蘑菇的一家三口，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有一位已經治癒……「對於治療過的一些危重病人，我們就會對他的名字很有印象，在我們的記憶中像進入史冊一樣。」車在前說。
然而，還有一句醫學名言是「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在一些疾病面前，車在前也常常感到無能為力。紀錄片中，24歲的患者鄒磊因海鮮中毒而在搶救，家屬問他：「還有沒有希望了？」
車在前回答：「扛啊。我們也是在死扛這件事兒。」
事後，記者問他，是不是說得太狠了？車在前回答他：「我說的是實話啊。我總歸要跟大家講實話的。」
「救該救的人，救能救過來的人。有些病人沒救過來，但起碼給了家屬一個接受的過程。這是一個挑戰，不努力的話，一點機會都沒有；努力過了，沒白費，就可以接受。」車在前已然淡定。
他記得一句話，人這一輩子都要排隊走向火葬場。而醫生的職責就是，防止有些人插隊。如果說有遺憾，一些「插隊」沒能被防止，一些可逆性疾病沒能搶救過來。
他還記得另一位病人，因休克、血壓低而入院，基本判定是感染，但是還沒來得及徹底搞清楚病因，4個小時後便去世了。這讓他有點堵得慌，「這場仗，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施展自己的才能，戰爭就已經結束了。」
紀錄片中，海鮮中毒的鄒磊最終沒能搶救回來。中秋節時，車在前意外收到家屬簡訊：「臨床有各種風險存在，現實也很殘酷。現在他已入土為安，我們也會逐步調整過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祝願您和ICU全體醫護人員工作順利，中秋快樂！」
他非常感慨。鄒磊這位病人，他一直記得很清楚。他也在反思，是不是哪些地方還沒有做到，「也許當時應該給他安排一次家屬會面交談吧？」
《人間世》的一次拍攝現場
對生死坦然，並不意味著放棄努力
記者董路翔，在拍攝進行到三四個月之時，莫名地覺得全身不舒服。他去做了個全身檢查，腸鏡胃鏡都看了個遍。他蹲守的醫院，是上海市閘北區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臨終關懷病房。2015年，這個國內首家社區臨終關懷科室，開出了135張死亡醫學證明書。
他曾遇到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女性，因癌症住院。第一次見面，她坐在病床上，告訴小董自己身上疼。第二次，她躺下了，不過還能說話。第三次，不省人事。董路翔與她見面不過三次，一個星期就走了——這讓1988年出生的年輕記者董路翔很不能接受。
病房醫生黑子明則淡定得多。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應該接受生死教育。他曾是神經內科醫生，2012年參加上海全科醫師規範化培訓畢業後被分配過來，至今已握過幾百位臨終老人的雙手。
黑子明要為臨終病人減輕痛苦、緩解症狀，不讓他們因疾病之外的原因去世。僅僅疼痛一項，如果是腫瘤引起的顱內高壓，要結合脫水、降低壓力的藥。一些骨轉移的疼痛，單純用止痛藥也不行，還要增加骨治療藥物，或者非甾體消炎藥。
多數時候，他還要撫慰病人們的精神痛苦。有的病人完全沒有睡眠，精神煎熬，身體卻疲倦；有的病人有抑鬱傾向，希望不要再折騰，早點離開這世界。有老人想回老房子看看，有孩子想去人民廣場看鴿子。與一般醫院不同，這裡都會準假。
他記得一位病人，預計生存期只剩一周。病人最後的願望，是去南京長江大橋看一看。醫生們允許了。事後，病人妻子說，丈夫特別開心，一邊嘔吐一邊看大橋，回去後精神狀態很好，離世時還是笑著的。
「科學越先進，對人的感情就會覺得越冷漠、越無助。」黑子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曾在三甲醫院學習，看到癌症中晚期病人們因醫院不願收治，被判定為沒有治療價值，不得不打起背包回家時，好奇地問教授，他們將來會怎麼辦。教授也無法回答。
他的成就感，來自於病人的親身感受，而不是必然死亡的結果。當老人們離開，他會想成是一位老朋友離開了，但在生命最後路口，自己是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人。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有尊嚴的送別。
不論是黑子明，還是車在前，醫生們這種對於生死的坦然，會被認為是「麻木」與「冷漠」。記者秦博曾被一位病患提醒，「哎呀，我覺得你這個人挺不錯的，但是你在醫院待的時間長了，可千萬別麻木了。」
秦博起初還這麼提醒自己，但他後來發現，這種「麻木」是必然的，因為醫生很難再對日常工作一驚一乍；但是，「麻木」其實是打引號的，「因為醫生知道自己最該做的是什麼，保持熱情還是最重要的」。
在心臟外科重症監護室，秦博記錄下了一位34歲病人朱劍輝的搶救過程。病人突發細菌性心肌炎、極度心衰，狀況緊急到來不及上手術臺，布帘子一拉，醫生和護士就在監護室的病床上準備開胸手術。
當時，三個醫生輪番心肺復甦，兩個醫生在大腿做靜脈管。床頭醫生按十下停一下，床尾醫生就趁這短暫的間隙在病人大腿割一刀做插管，動作反覆交替。不料，床尾醫生突然大叫一聲：「不行了，不行了，主動脈癟掉了，我管子插不進去。」連手術條件都不具備，這位病人最終去世。
「那一次，我能感覺到整個團隊非常沮喪。」秦博說。下班後，醫生們第一次提出要去蒸桑拿，休息一下。一路上，有醫生說病人急診來得太晚；還有醫生埋怨病人6歲時做的心臟手術是在哪家醫院做的，發現瓣膜不全怎麼不補上、或者安上人工瓣膜。還有的醫生分析，器材準備如果再快一點，如果早個幾秒鐘，也許就好了呢？
對生死坦然，並不意味著放棄努力與希望。「我最看重的是這些醫生身上的理想主義。儘管醫患關係很緊張，儘管這個社會可能沒有變得特別好，但是這不妨礙我冒著風險去救人——這是兩回事兒。」秦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接觸了多次搶救之後，他覺得，面對病人瀕死，醫生是一定想著把病人撈回來的，「有時候甚至比病人家屬還純粹」。
所有人需要面對的，
是人類終極問題
「我們不是不救，是已經救過了，沒辦法了。他已經百分之百腦死亡了，還讓他躺在這裡，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要面對現實……」2016年6月30日下午，上海瑞金醫院急診科主任毛恩強面對著三位病人家屬，苦口婆心。
病人44歲，患帕金森綜合症，10天前轉到ICU，很快轉為腦死亡。然而，家屬們無法接受這一切，病人依靠一臺呼吸機維持至今。在中國社會，傳統的死亡概念仍然是，心跳停止、自主呼吸消失，才算死亡。
實際上，中國死亡標準二元並立，腦死亡標準在醫學界的接受度越來越高。我國通過了腦死亡標準，但沒有就「如何認定死亡」立法。因此，「家屬沒有讓我們拔掉呼吸器，我們就不能拔掉呼吸機，在這裡壓著，等著家屬來接受這件事」，這位腦死亡10天的病人，最近讓車在前醫生比較糾結。
《人間世》裡，記錄了一個器官捐獻案例。一對父母，在獲知24歲的兒子腦死亡後，忍著劇痛，捐獻出了兒子的兩個腎臟、一個肝臟、肺臟和兩個眼角膜。另外，還有一顆被浪費的心臟。因為沒有綠色通道，深夜上海沒有民航航班，心臟無法在4小時內到達北京。
事實上，這個案例曾被建議不要播出。2015年被稱為我國「器官捐獻元年」，然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器官捐獻通過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簡稱OPO）來進行，相關信息由OPO錄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根據結果分配。不過，目前主要是腎臟、肝臟，心臟還沒有錄入。
拍攝越深入，記者們越發現醫療制度、體系的不合理之處。比如，醫保，經常有外地病人問醫生，這個手術能報銷多少？每個省的報銷制度不一樣，還隨時變化，一線醫生很難摸清楚。患者不滿、醫生無奈，誤會由此產生。
其實，誤會無處不在。有一次，病人手術後，麻藥勁兒還沒過。醫生跟病人說，張大嘴、深呼吸。不巧，這病人姓張。第二天，醫生就被投訴了，原因是給患者起外號。後來，醫生就只說「放輕鬆」。
記者們還拍到了急救車被壓床而無法出車。因醫院病床飽和，已經沒有多餘的床位，病人只得在急救床上接受治療，急救車只能等待。有一個人喝多了，掉進井裡摔傷，被急救車送到醫院。然而，因為他希望得到賠償，怎麼都不肯從床上下來，急救車只能停在醫院門口等著，無法離開。
他們拍到了醫療糾紛，但由於沒有得到其中一方的允許，不能呈現事件全貌，放棄了。他們還接觸到號販子、「血頭」、醫藥代表們，但感覺重要性暫時排後，先讓醫院與公眾達成基本共識為好，也沒有深入。
「醫院與公眾之間的裂縫，我在內心深處是深深想去縫合的；但是，媒體又有一個屬性是發現矛盾，那麼，如果我們發現了矛盾，就有責任把這矛盾的背後呈現得最深刻。」《人間世》總製片人李振宇說，他不希望自己繼續成為醫患矛盾的推手。
紀錄片第一季的成功，讓更多醫院與他們聯繫拍攝。公安局、幼兒園也表示了歡迎。他們希望繼續拍攝第二季。拍攝了一年多器官捐獻案例的記者秦博，和攝像大哥一起去紅會登記了器官捐獻。另一位記者董路翔，則與臨汾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一位醫護姑娘結了婚。
「我們不是傳播者和布道者，而是觀察者和記錄者。我們希望通過這部紀錄片，讓人們回歸到比較理性的生死問答。」不過，總導演周全說自己似乎越來越迷茫，因為最終發現，所有人需要面對的，是一些人類的終極問題。它無限複雜，卻又值得我們孜孜求索。
（實習生張池羽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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