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0日，曾毅在澳門做鼻咽癌的早期診斷與控制的演講。（黎潤紅提供）
1984年曾毅（左）在指導實驗。（黎潤紅提供）
□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 周韻曦
攻克鼻咽癌早診難題，遏制愛滋病在中國泛濫，為SARS疫情防控提供專家建議，引進中國首個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作為中國科學家首次榮獲國際權威的「公共衛生終身成就獎」……出於對人民健康的高度負責，在自己持續了一生的科研工作中，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創造了眾多令世人矚目的奇蹟，也拯救了無數生命。雖榮耀無數，但他始終沒有停止科研步伐，在顯微鏡下用雙眼不斷尋找、發現可能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威脅的病毒；在未知的危險面前，他始終以人民健康為至高使命；在一次次公共衛生危機來襲之時，以高瞻遠矚為祖國的疾病防控事業貢獻真知灼見。他以忠誠和擔當履行了一個70年黨齡老共產黨員的錚錚誓言。
2020年7月13日，這位92歲高齡的老人永遠離開了他所牽掛的科研工作。雖然留下了未竟的事業，但令人欣慰的是，他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一代又一代疾控人也在他愛黨愛國愛人民的精神激勵下，無畏奉獻，接續為保護人民的健康安全築起更加堅實的「城牆」。
中國第一個研究愛滋病的學者
1981年，愛滋病在美國首次被發現，並立刻引起全球科學家的警惕。
當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初期，雖然醫療技術落後，但曾毅的觀念卻非常超前。他意識到，這種嚴重的傳染病遲早會傳入中國，加強防範刻不容緩。
1983年，經國務院批准組建中國預防醫學中心，曾毅任中心病毒學研究所所長。次年，他便開始了愛滋病和愛滋病病毒的研究，是國內最早研究愛滋病的科學家。
1985年6月，一位來中國旅遊的美籍阿根廷人因病被送入北京協和醫院，並於4天後發病死亡。該患者被確診愛滋病後，時任內科副主任的王愛霞教授因及時報告，而被稱為中國首例愛滋病發現者。
對此，曾毅的學生、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性病愛滋病預防控制中心前主任吳尊友在接受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採訪時著重介紹：「曾老師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通過在使用血液製品的血友病病例中主動檢測搜尋，發現了我國本土最早的愛滋病感染者，確定了愛滋病病毒進入中國的途徑和時間。」
1995年，吳尊友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流行病學博士學位後回國，進入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跟隨曾毅做博士後研究。「自1983年愛滋病病毒被成功分離後，曾老師便開始在國內主動搜尋病例。」據吳尊友介紹，他曾篩查數千病人、健康人樣本無果，於是改變策略，將目光轉向血友病患者。
「當曾老師在當時發表的國外文獻中看到血友病中的愛滋病比例較高，格外關注，認為這個特殊人群可能是中國發現愛滋病的突破口，於是，專門收集了這些病人的血液樣本開展檢測。」據吳尊友介紹，1985年，通過檢測這些收集到的血友病病人樣本證實，愛滋病病毒是隨著1982年美國Armour公司贈送的血漿製品「Ⅷ因子」進入中國，於1983年導致杭州4名血友病患者被感染。「這是我國最早通過科學技術和主動搜尋，在本土最早發現中國愛滋病感染者的研究成果，意義更大。」吳尊友肯定地說。
1987年，又一名美國愛滋病患者在雲南發病住院。獲此消息，曾毅立刻趕赴昆明採回血樣，準備進行病毒毒株分離。
受條件限制，當時分離愛滋病病毒只能在普通實驗室操作：用一個木製玻璃接種櫃，挖兩個窟窿，戴上手套從窟窿裡伸手進去操作。
在這種條件下，其他人都不敢做這個分離實驗。主動站到曾毅身旁協助的，是他的妻子、我國著名藥理學家、青蒿素藥理毒理主要研究者之一——李澤琳教授。
一九五三年的曾毅和李澤琳。（黎潤紅提供）
當年，曾毅成功分離出我國第一株愛滋病病毒（HIV－1AC株），確認早期我國愛滋病病毒屬於B型。隨後，他又研製出快速蛋白印跡診斷試劑，為深入研究病毒的特性、製備診斷試劑和研製疫苗創造了條件。
曾親身經歷過1995年初全國有償獻血員人群愛滋病暴發流行調查工作的吳尊友，記憶依然清晰，「當時的進口診斷試劑很難買，曾毅老師發明的快速診斷試劑解決了大問題，一下子篩查了幾萬人。證實了血漿獻血員中的暴發疫情，為及時控制疫情做出了巨大貢獻。」
吸毒者、賣淫女和同性戀因被列為「愛滋病高危人群」，備受社會歧視。時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院長的曾毅曾提出一個觀點令吳尊友敬佩不已：這些高危人群，他們感染、傳播愛滋病，是由於缺乏防範知識和防範能力，這不完全是他們個人的責任，政府也有責任，政府的責任就是把預防知識告訴他們，把預防措施落實到位。
深感震撼的吳尊友對此評價：「作為一個病毒學家，他具有這樣的認識高度，從科學和公共衛生的角度把這個問題提出來，這對政策和社會觀念的影響都是深遠的。」
一生與病毒博弈，創下多個國際「第一」
負責中國科協老科學家（曾毅）院士學術成長採集工程項目的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黎潤紅，曾專門探訪他從事鼻咽癌科研工作的故地廣西梧州。
1977年，曾毅在那裡成立了廣西鼻咽癌防治研究協作組，以及國際上第一個鼻咽癌防治研究現場。如今，廣西的鼻咽癌現場研究工作已取得國際領先。
黎潤紅也曾專門走訪過他上學的地方。通過翻閱檔案她了解到，「大學畢業後的曾毅響應國家培養基礎醫學人才的號召選擇參加高級師資培訓班，成為同班同學裡唯一一個選擇微生物領域的學生」。
90歲的曾毅曾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道：「服從祖國需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那我就挑選跟病人病毒有關係的——微生物……如果成功，一有免疫就可以讓更多人不得病。」
自此，他便踏上了與「病毒」打交道的驚險長路。
1950年，還是上海醫學院三年級學生的曾毅光榮入黨。1956年，他進入中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系病毒學室，跟隨著名病毒學家黃禎祥教授開展研究工作，先後參與了脊髓灰質炎病毒減毒活疫苗和腸道病毒的研究工作。曾毅在這些工作中都卓有貢獻，卻非常低調。
隨後，為了研究、發現、控制最危險的病毒，他決定選擇當時仍處於爭議階段的病毒致癌理論這一課題，並在1960年選擇了對人類傷害最大、最致命的腫瘤病毒作為其畢生的研究方向，成為國內該領域研究的先驅。
令黎潤紅印象深刻的是1973年，「基於長期的病毒與腫瘤相關性的科研積累和敏銳的專業洞察力，曾毅決定研究EB病毒與鼻咽癌的關係，並將其作為闡明人類癌症病毒病因的突破口。」自那年起，曾毅成立EB病毒與鼻咽癌研究組，專攻兩者的致病關係。
1976年8月，曾毅首次從一例鼻咽癌病人的活檢組織中成功建立了鼻咽癌細胞株，這項工作在國際上屬於首創。「他還建立了鼻咽癌的血清學診斷方法——免疫酶法，該方法在國內廣泛應用，可在發病前18~20年預測鼻咽癌發生的可能性，使早期診斷率從20%~30%提高到80%~90%。」在黎潤紅看來，「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1978年，曾毅因在鼻咽癌的早期診斷和鼻咽癌病毒病因研究上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獲得首屆全國科學大會獎。
除了EB病毒，曾毅打過交道的病毒還有很多，如在國內首次研究了HTLV-1病毒在我國的分布及其與成年人T淋巴細胞白血病及神經系統疾病的關係，以及HPV與宮頸癌的關係等。
「為徵服人類的病毒性疾病做出貢獻」是曾毅一生的追求，他因此而要求自己：「一個科學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忠於自己的職責。我研究病毒，越嚴重、越危險的，更要好好研究。」
疾控領域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者
「曾毅院士不僅僅是著名的病毒學家，也是一名傑出的預防醫學領導者。」近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院士發表悼念文章，對曾毅院士給予高度評價。「1991年，他出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第二任院長，積極組織和參加我國疾病防控實踐和政策的制定，為人民健康做出了卓越貢獻。」
曾毅曾多次向黨中央、國務院建言愛滋病防治策略，推動和倡導貫徹國家預防控制性病愛滋病方針政策，影響巨大。
1997年，因為曾毅的出謀劃策和支持，吳尊友成功組織了首屆中國愛滋病幹預措施國際研討會。那次研討會上，安全套推廣預防性傳播等一系列敏感問題被首次擺上檯面，那次會議也因此被稱為推動防艾工作的「破冰行動」。
2000年至2005年期間，曾毅還曾和其他院士、專家三次上書國務院，向黨中央、國務院呼籲加強對愛滋病的預防和控制，建言愛滋病防治策略。
「在他的帶領下，各項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取得豐碩成果，為2002年建立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奠定了堅實基礎。」高福說。
特別是2004年4月，SARS疫情漸息，全國愛滋病防治工作會議召開，強調動員組織全社會力量全面推進愛滋病防治工作。作為參會者之一的吳尊友透露，那次會議的召開，也源於曾毅建言所引起的重視。
「當時，不同部門之間意見還不一致，正是在國務院主管領導同志強有力的推動下，在曾毅的建言下，使得整個防艾工作得到大力推進。」吳尊友一邊回憶一邊說道。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組織者，熱情四溢，善於演講，很會鼓動人、感染人，讓人覺得必須要參與進去。」回想起老師上下求索的那些年時光，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曾毅院士實驗室副主任、研究員張曉光也突然神採飛揚起來，「你跟他接觸就會體會到，這個老人是一個非常有活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
也是在時任中國預防性病愛滋病基金會第二屆理事會會長曾毅的帶領下，「121聯合行動計劃」等大量宣教活動在全國廣泛發起。著名演藝明星費翔也受曾毅邀請擔任「中國愛滋病預防形象大使」，到北京地壇醫院慰問愛滋病患者，成為國內第一位公開與愛滋病患者擁抱的藝人。「這些活動讓群眾和社會關注到愛滋病，也對愛滋病有了基礎認識，減少了社會對愛滋病的歧視。」吳尊友說。
SARS疫情防控的背後，也有曾毅的運籌帷幄。據吳尊友了解，當時，為儘快攻克SARS疫情，曾毅給擔任全國防治非典指揮部總指揮的吳儀副總理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專家建議。
黎潤紅向記者提供了一份署名曾毅的文檔，其中寫道：「把國際通用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稱為『非典』本身就是一種很不科學的做法，在國外影響不好， 建議予以糾正。應按SARS譯音，如AIDS稱愛滋病，香港稱SARS為『沙士』。」「愛滋病比SARS對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性嚴重得多，希望中央能大力抓。」 2004年1月，在廣州又出現3例SARS病例，在此情況下，就科學防治SARS方面有待注意和改善的一些問題，曾毅提出了9點意見與建議，這是其中一部分。
而據曾毅的女兒曾越了解，「由當時衛生部發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診療方案》，背後也有我父親的背書。」
促進國際合作，提升我國生物安全防護水平
病毒無國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也讓人們意識到，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對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重大意義。
隨著我國在防疫抗疫國際合作中地位的逐漸凸顯，曾毅想方設法竭盡全力的忙碌身影，也再次浮現在學生們的腦海中。
「1987年，我們的技術條件、設備跟歐美國家比很落後，這都制約著我們分離病毒的能力。」再次說回曾毅在當時成功分離愛滋病病毒的意義，吳尊友突然加重了語氣，「就是到2003年SARS流行時，病毒最早也不是我國專家分離出來的。1987年那種情況下，能夠把愛滋病病毒分離出來，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落後條件下，病毒分離之所以成功，除了專業過硬，也離不開曾毅與國際頂尖學術機構建立的友誼。「他與世界著名的研究愛滋病病毒毒的專家都有很好的關係，由於他和這些國際頂尖專家和國際頂尖機構的合作，使得他有能力獲得更多信息和資源。」吳尊友說。
博士後期間，吳尊友的一項主要工作是在雲南做針對吸毒人群的預防工作。曾毅便建議他寫一個英文項目書，向世界愛滋病基金會申請課題。1995年，吳尊友在項目書中將愛滋病的預防和計劃生育工作整合在一起。最終，在曾毅指導下，他們成功申請到5.5萬美元，這也是最早以國際競爭的方式在愛滋病領域獲得國際支持的項目。
愛滋病流行初期，有機會到國外學習的人並不多，能出去的基本都是受曾毅推薦。「愛滋病最早發生在國外，國外研究機構在技術、方法、認識上都比我們領先，所以，我們參與國際合作能很快彌補短板，提高自身認識和能力。」吳尊友說，「那時，曾老師利用他的影響力和國際合作關係，送了很多學生去國外進修學習，並把先進技術帶了回來，使我們的工作又上了一個臺階。」
也是在1987年，中國首個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P3實驗室被曾毅實驗室從德國整體引進建設。張曉光認為，曾毅「稱得上是國內生物安全防控領域的先驅」。
參加曾毅院士遺體告別儀式時，張曉光才從同樣是曾毅學生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愛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那兒了解到，P3實驗室的籌建自1985年便開始了，但受到美國牽頭成立的巴黎統籌委員會的阻撓，項目一度擱置。「經過曾老師的努力以及一些國家領導人的支持，兩年後，巴黎統籌委員會才最終批准允許讓P3實驗室整體引進到中國。」張曉光說。
為什麼說曾毅的生物安全概念非常超前？「1987年引進的P3實驗室，它的生物安全櫃等級很高。即使在2003年時，國內絕大多數做病毒學研究的人還用的是超淨臺。」張曉光進一步介紹，超淨臺是電子工業的一個輔助設備，操作時是往外吹風，只保證試驗臺無菌環境，而不考慮實驗室和實驗員。而生物安全櫃是一種負壓的淨化工作檯，能夠在操作時完全保護工作人員、受試樣品並防止交叉汙染的發生。「可以說，生物安全櫃是我們做微生物或者病原微生物操作最基本的裝置，但2003年以前，國內絕大多數該領域研究者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引進P3實驗室，對我國來說是一件從零到一的事情。
張曉光列舉：2003年SARS時期，從廣東發現病例開始，全世界網絡實驗室共同合作花了近半年時間才最終確診病原體；2013年，上海市確診一例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時，時間已經縮短到一個月；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從中國疾控中心去年12月31日介入到確診，僅用了一周多。
「我國疾控能力提升還是非常快的。但能力提升絕對離不開高等級實驗室的建設以及技術的積累。」張曉光堅定地說，「從傳染病防護，研製裝備，到全國疾控能力建設，曾老師都是一個先驅者。」
為國育才：做科研首先要做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1月30日，張曉光作為中國疾控中心派駐湖北黃岡檢測隊的隊長帶隊出徵湖北。為了照顧好自己的隊員、圓滿完成任務，深受老師影響的他經常會想，「如果是老人家帶隊，他會怎麼做，他會怎樣去面對這些問題？」
像張曉光一樣，曾毅在近70年的科研生涯中，一大批學生在他的培養和影響下，成長為今天疾控領域的中堅力量。
黎潤紅曾在走訪時發現，「整個廣西從事鼻咽癌研究工作的尖端人員或領頭人，好多都出自曾毅的實驗室。」
老師的很多特質也給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9年，吳尊友到曾毅家中探望老師。（吳尊友提供）
「他的學術思維特別活躍，總是有一些新點子、新想法，這對於一個科學研究者來說非常重要，這些新點子是我們解決一個個衛生問題、人民健康問題非常重要的出發點和工作的起點。」在與老師相處時，吳尊友總能「受到他持之以恆的科學精神的感染，讓人感覺科學研究有著無窮的魅力，永遠充滿激情和活力」。
在張曉光看來，曾毅對學生的要求很嚴格。1974年，曾毅曾赴英國做客座研究員，學習腫瘤的免疫治療。之後，他拒絕國外高薪，毅然回國。敬業、愛國，既是他的行為準則，也是他對學生們的最高要求。
1998年，從武漢大學畢業的張曉光進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曾毅院士實驗室工作，一年後轉正時，老師的一番話令他銘記：做科研首先要做人，做人正的話才能把科研做下去。
「他跟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最大區別是，幾十年一直持續大力專注於那麼幾項研究，不像別人，可能就抓熱點，哪個工作熱就往哪個方面撲，經費也好拿，文章也好發。」
「可能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也追不上他，但是這種幾十年持續發力的韌勁，值得年輕人學習。」張曉光舉例道，「比如EB病毒，從發現地方病，找出地方病病因，建立一個簡單易行的地方病早診方法，再到宣傳教育，然後到研發治療性疫苗，這一系列工作是連貫完整的。只抓熱點很難達到把某個疾病完全搞透的水平。」而「如果想深入研究一種病原體，沒有這麼持續幾十年的發力和執著挖掘，是完全做不到的。」
即使承擔著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在旁人眼中：曾老師總是不覺得累。與曾毅共事了22年的張曉光明白，這是因為「他把自己的所有科研工作跟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他永遠是一個推動者，永遠在向前跑」。
去年12月，曾毅有過一次病危。當時，張曉光曾去病房探望。「保姆郭姐說，曾老師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清醒了，喚他也沒有反應。我就跟他說：我來給您匯報工作了，武漢又發現了新型傳染病，等您指導工作。說完老人家立刻把眼睛睜開了，突然把頭仰起想半坐起來，然後含糊不清地衝我說了一句話。」回憶起當時的情境，張曉光至今仍動容不已。
來源：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
作者：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記者 周韻曦
原標題：《中國研究愛滋病學者第一人，與病毒博弈一生，他是吳尊友的恩師，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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