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龍馬:傳奇政治家與日本神話

作者=蕭西之水

至今還會回味大河劇《龍馬傳》的開篇：一名記者採訪三菱集團創始人巖崎彌太郎，希望這位豪商能聊聊土佐同鄉——坂本龍馬的故事。記者看來，坂本龍馬這麼一位深度參與了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居然在維新以後十幾年都無人知曉，實為奇怪。這通採訪也引出了坂本龍馬的故事。

這不僅是高超的戲劇處理，更標記著一段真實歷史：坂本龍馬的名字確實久不為人知，直到1883年《土陽新聞》記者板崎紫瀾連載《汗血千裡駒》一書，大家才知道這位夢幻一般的維新志士，這距離明治維新已經過了15年時間。換言之，坂本龍馬並不是寫在歷史「陽面」的人，而是大眾媒體從歷史「陰面」裡發掘出來的一名角色。

但需要注意，《汗血千裡駒》的創作有著鮮明的政治訴求：《土陽新聞》是日本民間爭取開設國會、要求選舉的「自由民權運動」的輿論陣地，土佐出身的政治家更希望自己同鄉裡能有一位匹敵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人的英雄，以便借上東風，爭取「自由民權運動」成功。這註定了坂本龍馬的形象也要符合自由浪漫、追求「天下公議」（即「開設國會」）、主張「民權」與「開國通商」這些關鍵詞。雖然時代洗去了大部分政治元素，但如今的坂本龍馬形象，比如自由主義、民主思想、階級平等、性別平等，依舊建構於1880年代的「龍馬關鍵詞」之上。

這也是馬裡烏斯·詹森《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一書想要探究的問題：歷史上的坂本龍馬究竟做了什麼？他的民間形象與他在歷史上的實際作用與地位是不是真的匹配？真實的坂本龍馬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穿針引線的「中間人」坂本龍馬

坂本龍馬最出名的事跡，莫過於為「薩長同盟」牽線搭橋，讓本來相互敵視的薩摩藩與長州藩結為同盟，約定共同打倒幕府，建立嶄新的政治體系。

但有趣的是，這份盟約根本就不是兩藩之間的正式文件，而是兩藩下級武士的私下協議。

《坂本龍馬與明治維新》

（美）馬裡烏斯·詹遜 /著

曾小楚 /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19年5月

要想理解明治維新的歷史，需要明確一個基礎觀念：革新推動者不是高級武士，而是下級武士。翻開家譜，位列「維新三傑」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均為薩摩藩第九級武士「御小姓與」；坂本龍馬自己也出身於土佐藩「下士」階層，對「上士」必須俯首帖耳；而後來建構起整個明治帝國的伊藤博文乾脆就是農民出身，靠著過繼才得到武士身份。這些下級武士都是「邊緣利益集團」，在和平時期，他們或許會自覺高人一等，但每逢變亂，高級武士會毫不猶豫清洗下級武士，他們也會與普通百姓一樣陷入苦境。

為防高級武士的清洗，各藩下級武士通過公務出差、學習劍術、護送主君的機會與其他藩的下級武士取得聯繫，以便一旦有事可以尋求庇護。久而久之，各藩維新志士在江戶、京都、長崎等大型城市構建起龐大的下級武士人際關係網。如果各藩之間需要聯絡，這個地下聯盟的效率無疑最高。

江戶幕府末期，各大藩試圖參與國家政治改革，這就需要與其他藩開展交流。但問題是，江戶幕府兩百多年時間裡禁止各藩武士隨意交流，各藩高級武士只能做一些內政治理工作，完全沒有外交所需技能。於是各藩高級武士開始逐步接納下級武士參與改革，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薩摩）與木戶孝允、高杉晉作（長州）等下級武士出身的政治家各自掌握了本藩在京都附近的軍隊調動權，他們的結合自然足以撼動國家政治。

坂本龍馬是何種地位呢？不妨梳理一下「薩長同盟」的結成過程：慶應元年（1865）六月，木戶孝允不便離開，便派遣土佐藩浪人（流浪武士）中岡慎太郎前往薩摩藩邀請西鄉隆盛與長州藩武士會面；雖然這次會面沒有達成，但隨後西鄉隆盛僱傭坂本龍馬作為使節前往長州藩，同意以薩摩藩名義從英國購買武器、戰船再轉賣給被幕府軍禁止貿易的長州藩。

從交涉過程可以看出，薩摩、長州兩藩武士均未通過官方渠道商議，而是通過下級武士人際關係網互相交流。其中，同樣出身於土佐藩的坂本龍馬與中岡慎太郎分別是西鄉隆盛與木戶孝允兩人的使節，在兩人不便直接出面的情況下，代替雙方傳遞信息，設法將軍事物資從薩摩藩運至長州藩。

當年八月下旬，薩摩藩船「蝴蝶丸」搭載著第一批4000梃「洋槍」進入長州藩軍港，隨後通過同樣手段，長州藩又獲得「洋式艦艇」1艘與「洋槍」1萬梃，初步具備與幕府對抗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坂本龍馬在長崎建立的「龜山社中」（即後來的「海援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們表面上是貿易組織，實際上卻是促進薩摩、長州兩藩合作的「政商」組織。到了明治維新以後，這種政商變得越來越多，逐步形成推動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財閥」。

但薩摩藩領導人島津久光對「薩長同盟」不置可否。畢竟這一時期，薩摩藩處境並不危急，島津久光大可通過下級武士搞一個「兩面下注」：如果長州藩戰勝幕府，薩摩藩可以追認「薩長同盟」的合法性；如果幕府戰勝長州藩，薩摩藩只需要把這些「私訂盟約」的下級武士統統掃地出門即可。很明顯，以西鄉隆盛為代表的下級武士就是薩摩藩高級武士的風險轉移工具。

慶應二年（1866）一月，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分別代表薩摩藩、長州藩的下級武士群體在京都會談十多天，坂本龍馬作為龜山社中的代表也在最後兩天出席會議，「薩長同盟」宣告成立。

但詹森在書中也提到，「雙方都不願低聲下氣，西鄉一次也沒與提到結盟，讓木戶極為惱火……在坂本的鼓勵下，與會雙方繼續談判直到結束」。正因如此，雙方並沒有像現代人熟悉的那樣、在一張長條桌子前面籤署一份名為「薩摩與長州結盟」的文件，而是由木戶孝允事後總結了六條會議精神，以書信形式寄給中間人坂本龍馬確認，坂本龍馬則在書信背面寫了一段確認話語，又返回給木戶孝允。

這個過程凸顯出坂本龍馬的真實地位：他也是西鄉隆盛的風險轉移工具。那麼未來一旦幕府擊敗長州藩，而薩摩藩高級武士又要將西鄉隆盛這些下級武士掃地出門，那麼西鄉隆盛就大可以把全部責任推到坂本龍馬這個「外鄉人」身上。他甚至可以不承認「薩長同盟」存在過，畢竟木戶孝允的整封書信裡面都只有坂本龍馬的背書。

但後來，長州藩戰勝了幕府軍隊，那麼無論是西鄉隆盛，還是島津久光都要來搶這份功勞。這個時候，大家自然把木戶孝允的這份書信捧為「盟約」，而所有出現在書信正面的名字：薩摩藩、長州藩、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島津久光、毛利敬親，都成為歷史「陽面」人物，當然無人會去詢問那個存在於書信背面、存在歷史「陰面」的「坂本直柔」（龍馬）究竟是誰。

但誰也沒想到，這個存在於「陰面」的人物卻在後來攪亂了所有人的設想。

船中八策：坂本龍馬人生經歷之集大成

坂本龍馬另一樁豐功偉績便是提出「船中八策」，這成為建立明治新政府的基礎。雖然「船中八策」的說法在20世紀以後才出現在文藝作品中，其真實性很難考證，但坂本龍馬確實寫過很多份有相似內容的「新政府綱領八策」。這份文件不僅顯示出坂本龍馬的思想繼承，更能看出他一生的思想軌跡變化。

坂本龍馬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是在文久元年（1861）土佐藩青年武士集團「土佐勤王黨」成立之時，在192位成員裡，坂本龍馬排名第9，投入到聲勢浩大的「尊王攘夷」運動之中。這項運動表面上是要求驅逐「外夷」，重振「皇國」威名，實際目的卻是希望給予青年下級武士一個平等機會參與本藩政務，「裨補國家興亡之萬一」。「新政府綱領八策」第一條便是要招攬「天下有名之人才」，第七條則是要建立天皇直接統帥的「親兵」。「土佐勤王黨」時代，坂本龍馬第一次成為通信使節前往長州藩，這也成為他日後扮演這一角色的始源。

給予坂本龍馬影響最深之人，自然是他盛讚為「日本第一之人物」的勝海舟。文久二年（1862）年底開始，一度熱衷於「尊王攘夷」的坂本龍馬追隨這位江戶幕府的海軍奉行兩年多時間，不僅直接參與了神戶海軍操練所的建立，見證了日本近代海軍的創生，更從勝海舟身上第一次學到了「大政奉還」這個詞語。他逐漸明白，日本未來發展不可能永遠局限在這幾片小島之上，與其機械將所有外國人清理出日本（「小攘夷」），不如學習西洋科學技術與社會制度，與西洋各國平等交往，最終在各方面超越西洋，這才是對日本真正有用處的「大攘夷」。「新政府綱領八策」中，也不難看到「議定與外國之交際」（第三條）、新建立「無窮之大典（憲法）」（第四條），創設「上下議政所（議員）」（第五條）與「海陸軍局」（第六條）。

成為薩摩藩的通信使節之後，坂本龍馬與更多國內外商人、政治家打起了交道。在幫助薩摩藩運送物資去長州藩的過程中，坂本龍馬的「龜山社中」從英國格洛弗商會手中購買槍枝，這使得他進一步認識到了日本在國際貿易之中的地位，促使他提出了「新政府綱領八策」之中最具特色的一條：「皇國今日之金銀物價與外國平均」。

在當時日本，由於長期閉關鎖國導致金銀比價與國際市場差異很大，只要能頻繁往返於日本，就能從單純的貨幣兌換中牟利。當時，一枚墨西哥銀元在質量上與三枚日本一分銀相同；四枚一分銀可以在日本換取一枚「天保小判」金幣，而一枚金幣的重量又可以賣出四枚墨西哥銀元。只要倒賣一次，一枚墨西哥銀元就可以翻三倍，這就導致日本金幣大面積流失，嚴重動搖了日本金融穩定性。能夠在那個時代對金融方面建言獻策，也體現出坂本龍馬已經具備了較為超前的治國視野。

當然，「新政府綱領八策」或者是「船中八策」的很多關鍵詞也都被其他人提出過。向吸引學習炮術與軍事科技其實早就由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幕末思想家實踐過，薩摩藩、佐賀藩甚至建立了較為初級的煉鐵工廠與大炮製造工廠；建立「御親兵」（天皇近衛軍）、「大攘夷」是長州藩士久坂玄瑞「回瀾條議」、「解腕痴言」的主要論點；至於「徵集人才」、「天下公議」這些語句，更是越前藩政治顧問橫井小楠「國是七條」之中的兩條重要建議。

很明顯，「船中八策」並不只是坂本龍馬一個人的奇思妙想，而是同時代無數維新志士的思想薈萃，坂本龍馬通過一生奔走於各藩、各等級人物之間的經歷，將這些零零碎碎的思想全部糅合在一起。正如詹森書中所言：「（船中八策）思想在德川時代末期的日本非常流行，只是正式以文字形式確定下來是在坂本與後藤搭乘的那艘船上」。

但是，為什麼是坂本龍馬，而不是其他人來完成這件事呢？

真實的坂本龍馬？

詹森著作最特別之處，就是他並不止看到了坂本龍馬的一生，更詳細敘述了土佐藩在明治維新以後的發展。正如文頭所說，坂本龍馬的足跡很快就為人遺忘，大家都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國家建設之中。但當很多人對明治新政府也不甚滿意，想起如何重構國家體系之時，他們回頭望見的、最完美的一份記錄，只有坂本龍馬的「新政府綱領八策」。

閱讀坂本龍馬的行文總是讓人歡喜讓人憂。歡喜在於，他總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逗人一笑，比如見到勝海舟之後會感嘆「有運氣差的人，從浴盆裡出來都會撞到睪丸死掉」；憂愁在於，他在書信中慣常使用大量土佐方言與非正式日語表達，這就讓人在第一時間難以捕捉到他的真實一面。

日本史學家青山忠正曾經指出過，坂本龍馬的行文水平並不高超，終其一生也沒有掌握當時日語的正式文書寫法，他甚至懷疑：坂本龍馬如此低的文化水平能不能支撐他進行更為複雜的社會學思考。這套所謂「候文」的文言文體系誕生於13世紀，是歷代日本武士之間通信的必要工具，但行文規則極為繁瑣，即便現代日本人也很難在第一時間通順閱讀，遑論寫作。筆者第一次接觸「候文」的感覺是，滿篇漢字，每一個字都認識，連起來卻什麼都看不懂，仿佛是一種多次加密的編碼。

不過，那些歷史「陽面」的英雄，哪怕是下級武士出身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甚至是農民出身的伊藤博文，都在後來逐漸掌握了「候文」的寫作方法，西鄉隆盛甚至還能作漢語詩歌。如果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了這些明治維新「陽面」英雄，大概都是一些飽讀詩書的睿智之士，而如果碰到了「陰面」人物坂本龍馬，或許就是遇到了一位樸實無華、甚至有一些鄉土氣孩子氣的鄰村大哥。

正因為飽讀詩書，他們才會文人相輕，才會固執己見，才會互相攻訐。明治維新以後，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就爆發了激烈的「徵韓論」論戰，伊藤博文在後來的日本立憲過程中也是費盡心力應對各方矛盾。也正因為樸實無華，正因為不完美，坂本龍馬才知道應該怎麼對待自己的所見所聞，怎麼調和不同意見，怎麼珍貴對待每一個人的想法都融入到自己的想法裡，讓每一個或完美、或不完美的想法都能留存後世。

看完明治維新的全部歷史，你可能最終會加入到「陽面」人物的隊伍裡，為明治維新的宏圖偉業所感動，但你可能永遠也不會忘掉坂本龍馬這個「陰面」人物，因為正是他帶你走進了明治維新的大世界，正是他身上別致而爛漫的生活氣息，讓你體會到江戶末年的普通人是以什麼樣的心境去生活、去戀愛、去拼搏、去面對那個急速變化的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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