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分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最重要特徵不是宗教，不是血統，而是對自由的渴望。
烏克蘭獨立三十年以來充滿了挫敗，貪腐橫流、丟失克裡米亞、私有化改革半途而廢。大概是上帝憐憫這片土地的人民，所以派來一個喜劇明星當總統，調劑下苦澀沉重的生活。
4月21日第二輪選舉，演員澤連斯基獲得壓倒性的73.7%超高得票率，當選為新總統。任何一個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能看出，選民並不是特別擁戴澤連斯基，只是特別痛恨前任波羅申科的金權政治。
澤連斯基在烏克蘭電視劇「人民公僕」中扮演了一名出乎意料成為總統的普通人。
1990年代劇變後，蘇東陣營的國家分為兩類：一部分轉型成功，走上了資本主義民主的康莊大道；另一部分改革停滯，資本主義畸化為寡頭富豪壟斷，民主呈現出魏瑪式共和亂象。
新威權主義的俄羅斯雖然沒達到前者的繁榮景象，但至少免除後者的動蕩不安。普京給末代君王尼古拉封聖，給白衛軍將領翻案，既承認二月臨時政府的合法性，又不全盤否定蘇聯，恢復史達林時期的國歌，儘可能彌合各派別的思潮分歧。
克裡姆林宮升起了象徵舊帝國的雙頭鷹旗，當局融會貫通東正教保守主義、西化市場經濟、蘇式克格勃治國，構建出俄版「通三統」。期待民族復興，成為全社會最大程度的共識。
烏克蘭缺乏跨階層的共識，東歸和西進兩種離心力撕裂了這個新生的國家，親俄派在普京的恩威並施下，主張回歸泛斯拉夫大家庭；西化派試圖加入歐盟、北約，不惜得罪東邊強鄰，做好了經濟受苦的準備。如果貪圖法老的肉鍋，那麼古以色列人就不會走出埃及，《歐洲之門》講述的正是烏克蘭人的出俄國記。
俄烏一家親？
親俄派真誠地相信，對俄友好不只跟利益相關，也有情感上的羈絆。二戰勝利國劃分世界格局的雅爾達會議發生在烏克蘭，沙皇討伐異教徒土耳其人的主要戰事發生在烏克蘭，帝制時代的屠猶暴行多數發生在烏克蘭，這也是納粹興起之前，歐洲最大的反猶主義策源地，烏克蘭的光榮和恥辱都被世人歸到俄羅斯的名下。
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勃列日涅夫來自烏克蘭。在抗德衛國戰爭中，每五個蘇聯士兵就有一個是烏克蘭人。同樣的，1848年、1905年、1918年歷次革命中，為王前驅，用皮鞭抽打起義民眾的哥薩克軍人，大多來自烏克蘭。
俄羅斯/蘇聯與烏克蘭的緊密聯繫還體現在精神世界：小說家果戈裡是烏克蘭人、畫家列賓是烏克蘭人、《騎兵軍》作者巴別爾是烏克蘭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還是烏克蘭人。
俄羅斯民族探尋宗教根源繞過了莫斯科大公國，直接追溯到公元988年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受洗。沙俄一位東正教教士打了個比喻：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組成神聖的三位一體，如同基督的聖父聖子聖靈，密不可分。無神論的蘇聯官方為了籠絡人心，舉辦基輔受洗一千年紀念日，重新開放教堂建築。
1654年烏克蘭民族之父、蓋特曼（哥薩克的首領稱呼）赫麥爾尼茨基與阿列克謝一世籤署協定，投誠效忠。此後羅曼諾夫官方歷史學家熱情洋溢地宣傳，兩個民族自古以來是同文同種的兄弟，自基輔羅斯滅亡後，烏克蘭人飽受亞洲蒙古人、天主教波蘭、奧斯曼穆斯林的蹂躪，最終回歸到東正教同胞的祖國。
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接受了這種國族構建的敘事模式，只是把核心概念宗教戰爭抽去，替換成階級鬥爭。赫麥爾尼茨基率領民眾反抗波蘭貴族大地主的壓迫，贏得了「烏克蘭人民解放戰爭」。1954年赫魯雪夫政府隆重紀念烏俄合併三百周年，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共唱《牢不可破的同盟》，慶賀兄弟民族的友愛。
然而同盟終究是破散了，紅旗在克裡姆林宮落地。赫麥爾尼茨基籤署的協定原件藏在歷史檔案館中秘不示人，葉爾欽找了出來，複印一份傳給了基輔。世人驚訝地發現，協定只是結成鬆散的聯盟關係，並非「俄烏合併」條約。
赫麥爾尼茨基原本打算跟奧斯曼結好，對方未答允，才轉而投靠沙皇。他的繼任者維戈夫斯基在外交上來了個180度大逆轉，重新歸順華沙，對俄軍反戈一擊。之後歷任蓋特曼多次背盟、合縱連橫，在國際社會的心目中，留下了反覆無常的負面印象，但哥薩克人堅持認定，一切不光彩的手段都是服務於本國獨立這個高尚的目標。
今天烏克蘭學者構建出另一套民族主義敘事模式，宣稱烏族有著獨特的傳統，不隸屬於「書同文、車同軌」的大一統俄羅斯。烏克蘭擁有悠久的樸素民主傳統，哥薩克一詞的本意就是自由民。
15、16世紀不甘心忍受東歐農奴制的各族庶民，陸續逃到頓河、伏爾加河、烏拉爾山區，聚攏成自衛集團。他們修築塹壕、塔樓，平時為民戰時為兵。突厥的哈扎爾部落稱呼這群逃奴為「哥薩克」，在當地語言的意思為自由之人。從血統上講，逃奴與突厥人、韃靼人雜居通婚，沾染遊牧民族的習氣，已經不是純正的斯拉夫人。
最龐大的哥薩克集團盤踞第聶伯河流域，其勢之強能足以自立為國，1649年赫麥爾尼茨基成立哥薩克國（Het’manshchyna），即現代烏克蘭共和國的前身。儘管後來附屬俄國，蓋特曼仍保有長達80多年的自治權，直到葉卡捷琳娜時代才被徹底廢除。
烏克蘭是自由的民族，俄羅斯是專制的國度，羅曼諾夫充滿了謀朝篡位的野心家，英明如彼得一世、葉卡捷琳娜大帝者，上臺都要通過血腥的政變。哥薩克國沒有世襲制君主，也不是一個貴族共和國，蓋特曼職位通過選舉產生，定期舉行全體成員大會，大小事務付諸公論。烏克蘭人性格豪爽，對聖彼得堡勾心鬥角的宮廷政治萬分鄙視。
專制政體塑造了沙俄的國民精神，19世紀中葉，教育大臣謝爾蓋·烏瓦羅夫堂而皇之地提出意識形態綱領：「東正教、專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體。莫斯科以第三羅馬自居，修築精神堡壘，抵禦西方的「文化侵略」。對於東正教內部分裂產生的舊禮儀派，朝廷也沒有心慈手軟，宗教迫害持續了兩百多年。
相反的，哥薩克國持開明態度，在需要宗教這面旗幟的時候，跟沙皇結盟，攻打天主教的波蘭、伊斯蘭的土耳其；在不需要的時候，又把十字架扔在地上，跟異教徒聯手，東徵莫斯科。歷任蓋特曼都是天然的巴麥尊信徒，「國家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烏克蘭甚至不是完全的東正教國家，第聶伯河以西的民眾信奉東儀天主教，接受羅馬教皇的管轄，保留原有的東正教禮儀和部分規矩（例如允許神職人員結婚）。
區分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最重要特徵不是宗教，不是血統，而是對自由的渴望。沙俄的農奴逃到烏克蘭後，即便幹種地老本行，艱苦開荒，也比留在本土的同胞自在得多。他們不用繳納捐稅，不會遭受領主的皮鞭。
類似的現象發生在瑞士，當地日耳曼人數百年裡，反抗同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形成了獨特的身份認同。膚淺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只看到，今天瑞士的富庶安逸，認為如果國家達不到美國一樣既富裕又強大，那麼像瑞士一樣小富即安，也不失為一樁美事。他們沒有看到，瑞士自中世紀來不斷抗擊王權，執幹戈以衛社稷，自由之樹必然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之血來灌溉，拿破崙、希特勒稱霸歐洲，卻不敢侵犯瑞士的武裝中立地位。
自由主義者天真地相信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從專制走向憲政是必然趨勢，然而歷史以鐵一般的證據顯示，王權吞併民主政體才是常態。古希臘城邦、漢薩同盟、威尼斯共和國相繼敗亡，只有瑞士罕見地倖存下來，哥薩克國衰落的結局並不意外，更何況它面對的敵人是歐洲最嚴酷的沙皇俄國。
資產階級不愛資產階級民主制
沙俄狼吞虎咽侵佔領土，短期內碩果纍纍，長遠來看必有後患。一個現代國家，如果主體民族佔總人口的比例明顯下滑，那麼族群衝突會滋生，如果人口比例不到一半，那麼政權岌岌可危了。軍隊擴張太快，新徵服的地區生活著成千上萬的少數族裔，1897年的人口普查顯示，俄族僅佔全國人口的44%。
哈布斯堡王朝面臨相同的危機，不得不改造國體，建立奧匈雙元體制，下放權力。羅曼諾夫王朝反其道而行之，鞏固君權，發揚烏瓦羅夫的三位一體理論，輔之以大俄羅斯沙文主義（Russian chauvinism）。
1881年亞歷山大三世政府推行俄語一體化政策，扼殺少數族裔的語言習俗、傳統文化，羅曼諾夫王朝從斯拉夫大家庭一變為各民族的大監獄。另一方面，當局推進經濟變革，積極引進外資企業，向國外開放市場，鼓勵資本家致富，用金錢換取人民的忠心。
史達林主義者誇耀，他們的領袖把扶著鐵犁的俄國，變成了開著汽車、拖拉機的俄國。其實工業化的進程很早就開始了，一戰爆發前，烏克蘭的石油產量達到200萬噸，鐵路修建裡程超過1萬英裡，GDP狂飆突進式增長。
基輔的人口在半個世紀內增長了十倍，它還不是烏克蘭最大的城市，敖德薩的人口接近67萬，並且是商業金融中心。帝俄財政大臣、溫和立憲派領袖維特，年輕時在敖德薩工作，從這裡了解到資本主義是怎麼運作的。他後來回顧一生說，最愉快的歲月還是在烏克蘭，有家人朋友，錢也掙得不少，南方的天氣比高緯度的聖彼得堡溼潤溫暖多了。
工業革命在俄語文學的白銀時代留下了痕跡，契科夫的《櫻桃園》緬懷了純樸的田園風情，傲慢粗俗的商業文化衝垮了恬淡的舊時光。這部戲劇進行第一次排練的時候，演員們讀劇本不自覺流下感傷的淚水。
託爾斯泰晚年對西方文明失望透頂，認為現代資本主義不過是自私自利。斯拉夫派知識分子讚美公社集體主義，從衣衫襤褸的農夫身上看到了博大的俄羅斯靈魂。底層民眾堅忍、溫良的品格打動了文學家，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俄國一個廚房雜役都要比歐洲紳士來得高貴。
維特（1892—1903年執政）的金融商業自由化路線，既之以斯託雷平（1906～1911年執政）的廢除公社政策，使得小農經濟土崩瓦解，商業逐利風氣滋長，斯拉夫派哀嘆民風不再醇厚，抨擊西化派學習歐美國家只是邯鄲學步。
傑斐遜和斯拉夫派同樣對城市化抱有敵視態度，出發點卻剛好相反。這位美式自由派指出，自耕農是共和制度的基礎，農民擁有哪怕只是一小塊土地，就有了保障生存，就有了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力，誰也別想對他發號施令。傑斐遜的傳記作者龐龍進一步闡述道：「無論他的農舍多麼簡陋，多麼年久失修，那都是他的財產。如果沒有由國王任命的、以國王名義行事的執法官籤名的正式文件，國王本人也休想踏進這門檻半步。」
傑斐遜主義者從農民身上，看到的不是集體主義，而是個人主義。工業革命導致貧富分化，產生大腹便便的富豪和赤貧的無產階級，兩者均是憲政的不穩定因素。前者會操縱選舉，收買議員；後者會濫用選票，民主政治變異為多數人的暴政，上演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恐怖。
那種斷定「城市化產生中產階級，進而構成公民社會中堅力量」的政治學定律，頗為可疑，至少不適用於沙俄。新富階層保皇反猶，痛恨各路革命者，專制的王室至少尊重私人財產權，而民主的巴枯寧、列寧想要消滅資本家。根據秦暉金雁的精彩論述，斯託雷平發起「自上而下」的革命，主動革除落後的土地制度，打造自由主義經濟，讓西化派民主人士失去了大義名分。
年革命結束後，右翼民粹分子成立「俄羅斯人民聯盟」，對左翼民粹分子以牙還牙，保衛神聖的沙皇、教會和祖國。斯託雷平路線造就了一批比俄國人還要熱愛俄羅斯帝國的烏克蘭人，他們是馴服的、沒有民主理念的資產階級，「俄羅斯人民聯盟」基輔分部的創始人阿納託利・薩文科便是一例，他當選上杜馬議員後，極力為君主效勞。
官方俄語一體化政策的雷聲大雨點小，烏克蘭平民固執地拒絕學習俄文，保持本民族特色，1905年出版禁令解除，烏克蘭語通俗文學迎來爆炸性增長，大約60萬冊詩集出版發行。金錢展現出更強大的同化能力，籠絡了各族的上層精英。聖彼得堡第三屆、也是維持時間最長（1907－1912年）的一屆國家杜馬，烏克蘭選區的41名勝選者中，有36人屬於保皇黨。在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中，大俄羅主義黨派拿下了70％的選票。
反過來說，烏克蘭由此立國根基不穩，先天缺乏健康穩重的保守力量，右翼著眼於全俄一盤棋，把烏克蘭僅僅當作一枚可利用的棋子。
1917年二月革命後，拉達（烏克蘭語議會之意，特意與俄羅斯的杜馬作區分）由左翼分子掌控，主席西蒙·彼得留拉是克倫斯基的翻版，原本屬於中間偏左，然而在更加激進的布爾什維克襯託下，顯得「保守落後」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他貶低為「彼得留拉匪幫」，在保爾和其他紅軍戰士的打擊下，反動派敵人灰溜溜地下臺。
烏克蘭政治格局的特殊性在於，階級分化跟民族分化很大程度重合。在各大城市裡，俄族充當一線勞工，銀行家、企業經理層以猶太人居多，烏克蘭本地人經營獨立農場。
哥薩克國孕育了傑斐遜式自耕農傳統，農民有著自主精神。工業化的大潮襲來時，極少數有商業頭腦的人順應潮流，下海經商（集中在製糖業，烏克蘭中部地區適宜種植甜菜），搖身一變成為企業主。大多數烏克蘭人習慣了「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耕田生活，如果土地資源不夠，他們寧願前往邊疆開荒，也不願進城給別人打工。
只有俄羅斯人忍受得了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惡劣條件，幹著最累的工作。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祖上從歐俄內陸的庫爾斯克省遷徙而來，在烏克蘭的卡特琳諾斯拉夫省找到一份活，當上工薪階層。對比下兩地的農民生活，19世紀下半葉卡特琳諾斯拉夫省農戶平均擁有土地25英畝，庫爾斯克省農戶平均擁有的土地不超過7英畝，而且土壤貧瘠。因而再髒、再苦的城市貧民窟生活，對於農家子弟仍有巨大的誘惑。
《歐洲之門》
作者: [美] 浦洛基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譯者: 曾毅
出版年: 2019-3
未完成的建國
世上存在兩個俄羅斯，一個是舉止優雅、啟蒙理性、模仿巴黎風尚的歐化俄羅斯；另一個是喝著伏特加、虔信東正教、歐風美雨尚未沐浴過的鄉土俄羅斯。
斯拉夫派描繪的玫瑰色公社田園風光，經過了濾鏡處理，圖像失真。真正的俄國鄉村土裡土氣，生產力低下，農民粗魯、野蠻，經常酗酒，喝醉了便毆打老婆。普羅大眾在溫飽線上掙扎，文盲率位居歐洲前列。
不過斯拉夫派有理由憎惡西化派，表面上崇洋媚外的彼得大帝，實際用歐洲的先進技術，締造東方式專制主義。農奴制在他的治下非但沒有減輕，反而強化了。「明君」彼得的文治武功通過高強度壓榨民力而實現，新都聖彼得堡洋氣時髦，按照歐洲新古典主義風格建成，代價是徵發濫用數十萬民工勞力。
三個世紀裡，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直到斯託雷平的改革才獲得解放。廢除農村公社和鼓勵工商業兩項政策互為補充，農業剩餘勞動力正好由城市接收。虹吸效應把100多萬農民從貧困的村莊，引向第聶伯河兩岸新興的礦業、煤炭業城鎮，南方無論是溫帶氣候還是工資水平，都遠遠優於寒磣的老家。俄羅斯族佔基輔居民總數的比例超過50％，在鋼鐵業中心哈爾基夫超過60％，移民反客為主，佔據了多數地位。
英國在工業革命中發生過類似的民族遷徙，愛爾蘭人到倫敦、曼徹斯特進城務工，處於社會底層，階級鬥爭和族群衝突交織在一起。19世紀倫敦發起騷動最多的人員有兩種，一為工會領袖，二為愛爾蘭幫派頭目，比兩者更厲害的則是領導工會的愛爾蘭幫派頭目。有些愛爾蘭人甚至遠赴印度、澳大利亞組織反殖民運動，不遺餘力地給大英帝國拆臺。
俄裔勞工在本民族的帝國主義事業上，起到了詭異的促進作用，整個過程略為曲折。他們先是脫離沙皇的統治，建立烏克蘭蘇維埃，然後與列寧裡應外合，以「加盟」的形式回歸到俄羅斯祖國。從始至終，彼得留拉堅定不移地捍衛烏克蘭的獨立地位，既要跟布爾什維克的紅軍作戰，又要和大俄羅斯主義的鄧尼金白衛軍廝殺。
本土民族主義勢力分布在廣袤的外省鄉村，烏克蘭族總人數為1700萬，俄族人數為300萬，擁有6：1的壓倒性優勢。雖然俄族在全國範圍內是少數派，但在城市裡力量穩固，成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主力。烏克蘭共產黨內部，烏族不滿24%，而俄族具有相對優勢，佔黨員總數的53%。
僅擁有5.5萬成員的烏共，以小博大，佔領關鍵的一兩個大城市，囊獲兵工廠、銀行、港口的關鍵物資，扼襟控咽以對抗全國之力。戰事白熱化的1919年，各派系裡烏共控制基輔的時間最長，從2月持續到8月，經歷短暫的撤退後，年底又重新奪回城市。列寧採取了同樣的戰略，固守莫斯科、聖彼得堡，對分散的白軍各個擊破，贏得內戰的勝利。
一戰爆發之前的二十年內，大約有150萬烏克蘭自耕農背井離鄉，前往西伯利亞、哈薩克草原，買下廉價的荒地，開墾居住。本地居民流出、俄族移民流入，一來一去，永久性地改變了第聶伯河流域的族群結構，人口大置換決定了彼得留拉輸掉1922年的獨立建國嘗試。
烏克蘭加盟蘇維埃共和國後，境遇比帝俄時期還要惡劣，民族主義和公民意識的萌芽遲遲未能發芽，遠遠不如波蘭、愛沙尼亞等前沙俄屬地。到了蘇聯解體的時刻，烏共保住了政權，改革派僅僅獲得不到1/4的席位，在蘇東陣營裡實屬稀有。
今天烏克蘭各大政黨都不敢實行聯邦制，唯恐東部俄語區鬧分離。民族衝突再加上私有化轉型困頓、貪腐頑疾，困擾著這個國家。往屆歷次總統大選幾乎都要引發騷亂和抗議，今年選舉乾淨利落，敗選者坦誠認輸，接受民主規則，本身就是最大的勝利。
烏克蘭至今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族群認同感還在形成當中。經濟、宗教、語言文化問題，將考驗政治家的審慎與智慧。烏克蘭人等待本族的摩西出現，把他們帶出埃及，來到流著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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