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說賈樟柯的另外一部電影——《站臺》
這是近20年前，賈樟柯拍攝的有關三四十年前的故事。
改革開放前期，1979-1989，山西汾陽的一夥文藝青年，在時代大潮的推擁下，追尋夢想與愛情，苦苦求索，最終獲取的卻是一片殘破，只落得時代列車呼嘯而去，把自己拋在孤寂的站臺。
「站臺」是那個時代流行的一首歌——
長長的站臺，漫長的等待
長長的列車，載著我短暫的愛
哦——孤獨的站臺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永遠在等待
……
喧囂的站臺，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發的愛沒有我歸來的愛
哦——孤獨的站臺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永遠在等待
……
賈樟柯說：「站臺」是出發的地方，也是回來的地方，它與旅途有關，有一種疲倦而哀傷的生命感覺。」
影片就是把這首歌用鏡頭演了一遍。
2000年，《站臺》獲得第57節威尼斯電影節亞洲電影促進聯盟獎；2001年，影片獲得第30屆蒙特婁國際新電影、新媒體節最佳編劇獎。
賈樟柯總是擅長以卑微的視角，講述卑微人物故事。故事不必費心思去編，他就生長在賈樟柯的周遭，像影片裡那個崔明亮，扮演者王宏偉就是賈樟柯的同學，他那渾然天成的人物造型，或許就是賈樟柯眼裡的自己。
崔明亮那一副猥瑣的屌絲男形象，正是從前那個時代千萬青年的化身，與那個時代的你我分毫不差。
記憶中，我們曾有一個意氣風發的青春年代，可展開賈樟柯記錄的相冊，我們才醒悟：我們的意氣風發原來只是一地雞毛。
記憶會騙人，會春秋筆法，其實，我們在那個時代的屌絲模樣，就在我們的相冊裡，打開自己的畢業證，畢業照，呈現的正是慘不忍睹，只是，合上相冊，我們就陷入另外一番想像。
窮陋，正是時代真相。那個時代，我們的人均收入，不及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窮，沒法不屌絲。無論我們怎麼打扮自己：穿上喇叭褲，留起自以為飄逸，實看上去邋裡邋遢的長髮，我們都改變不了那一副糟樣。
然而，貧窮並沒有限定人們的想像，人們內心的自尊與熱望絲毫不減。
正統社會描抹那個時代的《小字輩》、《瞧這一家子》等昂揚向上的影片，跟賈樟柯的《站臺》比，那都是粉飾，都是「別人」的生活，《站臺》才是為「我們」而作，它真實到令人尷尬。
這樣的電影看上去就不積極，不「正能量」，很自然地，剛一降生就被「查封」，當它在國際上贏得一片讚許，國人，幾乎無人能看到這部片子。
現在，看這部片子，也一點不晚。
只是你要捨棄俗豔的電影趣味，要取跟賈樟柯一樣取卑微的視角。
這樣，你才能以正確的姿勢進入那個時代。
那是一個渴望的年代，人們經受了幾十年的貧窮困苦和無休止的政治折騰，渴望過上安定、富足美滿的日子，港臺，開始成為國民的嚮往，踐行幸福從燙頭，穿喇叭褲，聽鄧麗君歌曲開始。
「男人不流氓，發育不正常。」哥幾個吭哧癟肚地穿上現改的喇叭褲，仿佛就跟上時代潮流了。
工人階級看不慣，崔明亮他爹說：剛給你們點自由，就搞資產階級那一套！那個年代，對變革不適的，從市井陋巷到廟堂之上，都大有人在。
那是一個撥亂反正的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黃金年代，為劉少奇平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被壓抑幾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難得的自由呼吸。對未來，舉國上下空前嚮往。
那也是一個反覆的時代，反精神汙染，不分青紅皂白的嚴打，社會經歷一次次回潮。
「再過二十年，我們來相會，老婆七八個，孩子一大堆。「文化叛逆，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後來，中國出了一個王朔，算是對叛逆文化的一個總結性交代。
「光榮屬於八十年代的新一輩」，生於六十年代的人，榮承這一榮耀和期盼，後來成為共和國最有家國情懷的一代。
山西汾陽，成為賈樟柯展開畫卷的背景牆。縣城裡的港臺範兒，總是被賦予一種現實的荒誕意味。
張軍手提錄音機，身著粉色布衫，晃著身子在汾陽破舊的街上閃現的情景，讓人很穿越。
縣文工團，可謂是一朵時代奇葩，卻也是當時農村文化的先鋒勢力，只可惜，改革開放沒幾年，他們就不得不下海，走鄉串村自尋生路。
「啊，朋友再見！啊，朋友再見！」，揮別的是醜陋不堪的縣城街道。然而，那醜陋裡卻包含了舊有的一切情感。
就像崔明亮，滿懷著與尹瑞娟生離的悵恨，開始茫無目的的遊走。
那時的長途電話，不能直撥，需要拜託電話局接轉，記得88年在拉薩，需要等一兩個小時，才能打通瀋陽的長途。影片中，遊走在外的崔明亮好容易接通汾陽的長途，聽到尹瑞娟一聲「喂？誰呀？」，卻一聲不吭掛斷電話，感情就是像乾涸的河床上那涓涓細流，走著走著就沒了。
那是一個愛情漸漸變得大膽放肆的年代，卻也是一個警察可以隨時查房的年代，青年男女同居一室，通常，總會招致警察半夜查房，他們或者把門敲得震天響，或者徑直破門，拿不出結婚證，會有天大麻煩。
電影裡，「非法同寢」的情侶張軍和鍾萍被分開審問，各個擊破，鄭重得像辦大案要案，非要審出問題才算。這種辦案無關社會安全，卻足以摧毀一對年輕男女的愛情，就像張軍與鍾萍，原本就不堅固的愛情，經過這一番「盤查」，也就散了。
尹瑞娟身著稅務制服騎摩託在縣城穿街過巷，崔明亮在奔赴他鄉的大篷車上顛沛流離。在窮簡鄙陋的鄉村，年輕人的生命線交織又分開，命運的波流把他們擠到一起，又推散開。伴著那個年代的歌，《是否》一切都是命註定？像是，又不全是。
崔明亮、張軍等人不斷跟隨年月改變髮式和裝著款式，在偏遠的山西西部，追趕港臺的時尚。或雅或俗的藝術，在貧瘠的鄉村，在塵土飛揚的礦坑口，鄉村藝人掛著「深圳電聲樂團·霹靂柔姿」的羊頭，在礦井的坑口，在村鎮高聳的煙囪旁，賣力地叫賣著。
她們會在簡陋的辦公室就拉開架勢，毫不做作，自然流暢。
但，常常，他們費盡力氣也不能把自己賣出去。
窘迫困苦，一直伴隨著這夥跟藝術有些血緣的男男女女。
美劇《老友記》的主題歌詞，正是他們生命鏡像的寫照——
沒人告訴你生活會是這樣
你的工作是個玩笑，你一文不名，你的愛情如曇花一現
就像開車的時候總卡在二檔
這一天、這一周、這一個月，甚至這一年你都很倒黴
沒有人可以了解我，沒有人可以看透我
……
作為外景地，汾陽，是一個樸實到泥土裡的縣城，賈樟柯在故鄉回望的時候，是何等疏離恍惚？令人好奇。
那裡的鄉親一定想像不到，那個成天在灰突突的汾陽街道上記錄的賈樟柯，某一天，會成為影響世界的導演。
汾陽的舊城牆蠻有味道，既然2000年還在，該是保留下來了吧。
八十年代，原本是我們感覺最好的年代，透過賈樟柯的鏡頭，人們發現，那也是一個夢想最多，失落最多的年代。
跟這個世界，跟這個「大時代」，小人物一直會錯了意，他們自以為抓住了時代，其實時代一直對他們很漠然，就像崔明亮之於尹瑞娟的愛情，鍾萍之於張軍的嚮往，最後要麼是一片枉然，要麼，即使得到了，也根本不是原本自己想要的模樣。
影片末尾，崔明亮仰躺在沙發上，任憑生活的噪聲像火車的嘶鳴，不再企盼，不再焦灼，不再嚮往，只做行屍走肉。
一直巴望著時代列車把自己捎上，但最終，崔明亮也只有在站臺張望的份，我們呢？何嘗不是？
賈樟柯的功力在於，一開始，你以為在看別人的笑話，後來發現，那被展覽的人，越看越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