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燈火互助」退出網絡互助，引發廣泛關注。因為成員數不足50萬，運營不滿一年後，「燈火互助」宣布於9月9日下線。
從2014年，第一家網絡互助平臺——e互助開始落地運營開始，到2016年以前，全國的網絡互助平臺不到10家。而到了2018年年底，網際網路巨頭開始入局後，網絡互助迎來高光時期，平臺數量激增，最多時候超過百家。
對於網絡互助行業而言，百度尚且會出現退出困境，其餘未能形成足夠規模的平臺同樣存在退出風險。
而能否平穩退出，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問號。這個狀況，對於還在成長期的網絡互助模式而言，也埋下了「割韭菜」的陰影。
另一方面，上半年，給付型平臺的相互寶和e互助的人均獲助金為16萬元和22.3萬元，而報銷型平臺的水滴互助、輕鬆互助的人均獲助金為8.7萬元和5.8萬元。
在大平臺之外，運營模式、規模和管理能力決定了保障金額的能力。如果保障金額過低，並不能起到有效分攤風險的功能，這同樣會為網絡互助的未來發展，帶來不確定性。
給付型平臺最終的救助結果看起來更美好，站在獲得保障對象角度而言，可以更安心地享有更多保障。但這也對平臺運營和參與者帶來壓力，畢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於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對我國保障制度體系建設的最新描述為：「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體，醫療救助為託底，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慈善捐贈、醫療互助共同發展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
從這可以看出，在解決中國醫療費用問題的框架下，醫療互助已被正式列入醫療保障制度體系的一部分。
從中央文件的排序和措辭表達來看，醫療互助的排序介乎於慈善捐贈和醫療救助之間，這決定了對醫療互助的定位。
醫療救助和慈善捐贈分別承擔了缺乏經濟能力群體的普惠性救助和一般性群體面臨的突發大額救助，對於有一定經濟能力但又可能面臨因病返貧群體的中小額度救助，交由醫療互助模式解決。
從這一定位出發，網絡互助可承擔的社會責任，應嚴格與商業保險、慈善捐贈和醫療救助區分開，重點抑制特定群體出現因病返貧的狀況。
另一方面，從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網絡互助的發展應當竭力避免重蹈P2P網貸的覆轍。
最後，網絡互助在現階段還負有健康保障教育的作用，為商業健康險增加潛在保民。
在這種情況下，網絡互助作為新型的健康風險分散機制和新的數字金融創新方式，監管上也需同步作出創新，更進一步明確網絡互助的社會定位，以適應網絡互助的靈活發展，進一步服務並完善醫療保障制度。
2019年，中國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為1902元，增長率為12.9%。這一增長率低於往年，但仍遠超GDP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率。而居民一旦罹患重疾，扣除大病保險報銷，個人自負部分加上康復費用依舊高昂，保障不足現象，讓因病返貧的問題難以根除。
根據螞蟻集團研究院《2020網絡互助行業白皮書》的統計數據，2019年，我國網絡互助平臺的實際參與人數約為1.5億。這種快速發展的新興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補充完善了現有的醫療保障體系。而在未來，這一模式如能覆蓋到更廣泛的人群，也能進一步成為醫療保障制度的有效補充。
但機會同樣蘊藏著風險。倘若網絡互助的發展偏離了應有的軌道，在網絡互助覆蓋到更多人群的同時，也意味著可能帶來更多的風險。
在下沉市場更為廣闊的中國，網際網路巨頭對下沉市場的滲透力，還是不如一些投機的機構。下沉市場的用戶群體，抗風險能力原本就更低，如果網絡互助模式未能得到有效監管，建立成熟穩健的市場機制，就有可能使得奔著追求醫療保障而去的用戶，最終變成金融產品爆雷的受害者。
在網絡互助快速發展和目前網際網路巨頭有序退出之際，應儘快建立起良好的監管機制，從而讓網絡互助真正擔負起醫療保障制度補充的作用，為普通居民的安居樂業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