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薔薇，就像所有的薔薇，只開了一個早晨。
——巴爾扎克
魯迅的故園至少有三處，紹興、北京、上海，都有資格成為魯迅故園。如果我是紹興人士，則毫不猶豫地選擇紹興，如果是上海籍呢？而我是北京人，熟稔的當然是北京，因此以魯迅在北京的曾經居住地而作為寫作中心，也就沒有什麼可以遲疑了。然而，雖是如此，也還是有些糾結，糾結那些女人與花朵，尤其是女人——新與舊的女人，真的一時梳理不清。那就暫時放下，從故園的貓說起。
在北京，魯迅曾經居住過四個地方：一處是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一處是八道灣胡同11號周氏兄弟舊居；一處是磚塔胡同84號；一處是宮門口西三條21號的魯迅故居，現在被包圍在魯迅博物館的院子裡。在紹興會館，魯迅住了七年半，從1912年的5月到1919年的11月，先是住在會館西北的藤花西館，因為鄰人吵鬧而遷移到會館東南的補樹書屋。
關於鄰人吵鬧，魯迅在日記中這樣記載：「半夜後鄰客以閩音高談，狺狺如犬相齧，不得安睡。」但是搬到南部的小院以後，雖然逃避了狺狺犬齧，卻又平添了貓的騷擾。
周作人在《魯迅的故家》中回憶，對於貓叫春，像小兒一樣綿長的啼哭，他們那時是「大抵大怒而起」，周作人說，他的1918年的日記裡，也有「夜為貓所擾，不得安睡」的記載。不得安睡怎辦？只有採取行動，「拿著一支竹竿」，周作人寫道：「我搬了小茶几，到後簷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們打散，但也不能長治久安，往往過一會又回來了。」誰拿竹竿？揣摩文意，既然周作人「搬了小茶几」，那麼就應該是魯迅，是魯迅手持竹竿與搬著小茶几的周作人走到後簷下面。打貓為什麼不在前簷，而偏要繞到房子的後面，捨近求遠地走到後簷下呢？我近日去哪裡探訪，繞到補樹書屋的後面明白了，後簷的地勢相對前簷至少高出半米，站在那裡可以很容易打散在屋頂上叫春的貓。
當然，在補樹書屋，對魯迅而言，更多是岑靜與寂寞，是抄古碑的好地方，而且「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夏夜時分，「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從密葉縫裡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關於這株槐樹，研究魯迅的著作記述多矣，這裡不再多說。我感興趣的是槐樹之前的歷史，因為文獻記載，補樹書屋的牆壁上，曾經嵌有一方石匾，刻有這樣一些文字：
昔有美樹，花夜合。或曰楝別種蓮芙。
夜晚將花朵合攏的，是什麼樹呢？是合歡嗎？合歡我是熟悉的，北京曾有一條胡同將其作為行道樹，夏天的時候綻放緋紅的花朵，後來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統統被砍掉了。合歡的葉子在晚間閉合，因此在日本有「睡覺樹」之稱。葉子是這樣，花也是這樣嗎？
什麼植物的花在夜晚一定閉合呢？有一種叫「夜合花」，「又稱夜香木蘭」的，有九片花瓣，外面三瓣是綠色的，裡面六瓣是白色的，清晨開放，晚間合攏，香氣幽馨，直徑有三到四釐米，是一種偏大型的花卉。把這樣的樹，稱為「美樹」，自然是不錯的。但這只是我個人猜測，因為還有這樣的話：「或曰楝別種蓮芙」。楝，又稱苦楝，果實是圓球形狀的，成熟以後煥發一種金黃的色澤，因此又叫金鈴子。在中國文人的情懷裡，楝是高潔的樹木，莊子《秋水》篇中便有鳳凰非梧桐不棲，非楝實不食的議論。楝花一蓓數朵，顏色紫紅，芳香滿庭。
楝，這種樹在印度被稱為神樹，是雕刻佛像的好材料。那麼，楝的別種「蓮芙」，是楝的哪一個品種呢？可惜也一時難以說清，而歷史中的現實是，在魯迅的時代，無論是夜合還是蓮芙，都早已在壬寅年的春天死掉了，壬寅是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這一年，距魯迅入住的時間是七十年，距周作人是七十五年。他們所見的槐樹，種於癸卯，與壬寅相差一年——公元1843年，如果從這一年算起，周氏兄弟眼際中的槐樹正當盛年，正是亭亭如蓋，青翠如幄的好姿態。周作人說住在這裡，盛夏的時候屋子裡並不很熱，「不大有蚊子，因為不記得用過什麼蚊香，也不曾買有蠅拍子，可見沒有蒼蠅進來」，自然與這株槐樹有關，「它好像是一頂綠的大日照傘，把可畏的夏日都擋住了。」這是槐樹的好處，當然也有壞處，只是槐樹上的「青蟲很有點討厭。」青蟲，在古人的筆下是尺蠖，魯迅寫作槐蠶，是一種像蠶那樣白皙的小蟲子，以槐樹的葉子為食，北京人俗稱吊死鬼。這種小蟲子，時常用一根細長而雪亮的白絲吊下來，落在地上一曲一伸地爬，不小心，落在行人的身上是免不了的。如果落在「頭頸上」呢，會像魯迅那樣，產生「冰冷的」感覺嗎？周作人呢？他奇怪的是：「那麼舊的屋裡該有老鼠，卻也並不見。」這其實是與貓大有關係。周作人說，「誰家的貓常來屋上騷擾，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著覺。」這些擾人清夢的貓便是驅逐老鼠的功臣吧！
但是，它們哪裡料得到，做了這樣的好事卻難免被痛打，功臣應該得到這樣的「待遇」嗎？
那些白皙的小蟲子，那個自縊的女人呢？
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三個活潑的姑娘：俞藻、俞芳與許羨蘇。照片中，俞芳與許羨蘇之間是魯迅的母親魯老太太。
俞芳與俞藻有一個姐姐叫俞芬，俞芳後來回憶，八歲那年，她們的母親去世了，比她大十二歲的俞芬，帶著她和小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讀書,住在西城的磚塔胡同61號，即今之84號。俞氏三姐妹的父親叫俞英崖，61號是俞英崖朋友的房產。俞英崖在外地工作，俞氏三姐妹便借住在這裡。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失和，離開八道灣而遷居於此。
與魯迅初次接觸，俞氏姐妹很拘謹。但是，很快發生了變化，一天，魯老太太給他們講魯迅小時的故事。說魯迅穿著紅棉襖，手持大關刀，模擬關羽徵戰的樣子，高喊：「娘，給你看看！」聽了這個故事，俞芬立即拿起雞毛撣子，模擬魯迅小時的樣子高喊：「大先生，大先生，你看！」「這是紅棉襖，這是大關刀，和尚師父給我做的，給你看看！」陌生的界限一下子打開了。
俞芬與許羨素同為紹興人，是魯迅三弟周建人在紹興女子師範教書時的學生。許羨素到北京女子師高讀書的時候，俞芬在師高附中讀書，因此許羨蘇在回憶往事的時候，說她的這位同學是一位超齡的活潑的女中學生。魯迅借寓磚塔胡同61號便是通過許羨蘇介紹的。1920年，許羨蘇從紹興來到北京報考北京大學，住在八道灣，魯老太太很喜歡她。後來，許羨蘇考上了北京女子師高，住到學校裡去了，魯老太太捨不得，流了好幾次眼淚。許羨蘇當時剪了短髮，與高師當局的要求相牴觸。當時剪短髮的，還有廖伯英、甘睿昌和張挹蘭。張挹蘭後來轉到北京大學，與李大釗同日遇難。高師當局下令這些剪短髮的學生必須把頭髮養長，而這四個學生拒不遵命。高師當局於是向學生的保證人、監護人與家長，要求他們督促執行。許羨蘇的保證人是周作人，為此，周作人退掉聘書以示抗議；魯迅則寫了一個短篇《頭髮的故事》，表達他的激憤與支持。
1926年8月26日，魯迅與許廣平南下，由此，魯迅與許羨蘇的通信也頻繁起來。以8月27日至10月2日為例，根據《魯迅日記》他們之間的通信次數是：
八月
二十七日 上午以明信片寄壽山、淑卿。午蹬車，一點鐘發天津。
二十九日 晨七時抵上海……以明信片寄淑卿。
九月
一日 下午寄羨蘇明信片；
四日 下午一時抵廈門，……以明信片寄羨蘇及三弟；
五日 午寄淑卿信；
八日 下午得淑卿信，二日發。
十二日 下午寄淑卿信及明信片一；
十八日 上午寄許羨蘇信並《語絲》十本；
二十三日 午後得羨蘇信，十五日發；
二十四日 上午寄羨蘇信並《語絲》；
二十七日 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
十月
二日 下午得羨蘇信，廿四日發。
按：淑卿，即許羨蘇。魯迅9月8日得到許羨蘇的回信應是對9月1日以前三張明信片的回覆。許羨蘇2日寄出的信，魯迅6天就收到了，說明其時郵政是順暢的，作為平信的收發時間今天也大抵如此。從8月27日到10月2日，在37天的時間裡，魯迅與許羨蘇通信13封，魯迅8封，許羨蘇5封。有人根據《魯迅日記》統計，魯迅與許羨蘇的往來信函大概有250餘封。魯迅——包括郵寄書籍，有100多封，許羨蘇的也有百餘封。
在魯迅的人生中，許羨蘇是一位難以迴避的女性。許羨蘇面容姣好，性格活潑，歷史如果給魯老太太再一次選擇兒媳的機會，有的研究者認為，她一定會選擇許羨蘇。友人曹聚仁在一本關於魯迅的評傳中，更是把許羨蘇直接稱為「魯迅的戀人」。魯迅的學生孫伏園曾經私下裡，將許羨蘇、許廣平與魯迅之間的關係稱為「二許之爭」。這樣的閒話，很快傳到魯迅的耳朵裡。1926年9月30日，時在廈門的魯迅，致信在廣州的許廣平，轉述伏園的閒話：「他所宣傳的，大略是說：他家不但常有男學生，也常有女學生，但他是愛高的那一個的，因為她最有才氣云云。」「高的那一個」是指許廣平。對這件事，魯迅看得很淡，認為是：「平凡得很，正如伏園之人，不足多論也。」看到魯迅的信，不知許廣平的心情如何，而許羨蘇又會翻湧怎樣的波瀾呢？
關於魯迅與許羨蘇之間通信的下落，許羨蘇在1961年著文回憶說，1930年她去河北第五女師——其地在大名府，任教前夕，把魯迅給她的來信捆成一包，交給了魯迅的夫人朱安，「不知她怎樣處理了」。但是，後來整理魯迅在北京的故居時，在朱安的箱子裡並沒有見到這些信。如果這些信還在，那些曾經的鮮活文字會傳遞何種信息呢？
1927年1月11日，魯迅在即將離開廈門大學的時候，給許廣平寫了一封長信，述及廈大的學潮以及關於北京的一些傳聞，說到一位從北京南來的教授白果 「為攻擊我起見，便和田千頃分頭廣布於人，說我之不肯留居廈門，乃為月亮不在之故」，將許廣平喻為皎潔的月亮。信尾又告知這樣一件事情：「我託令弟買了幾株柳，種在後園，拔去了幾株玉蜀黍，母親很可惜，有些不高興，而宴太即大放謠諑，說我縱容著學生虐待她。」宴太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令弟即許羨蘇。這封信收進《兩地書》時，羽太信子與許羨蘇的真實姓名都被芟夷而改為代稱，前者是可以理解的，是為了避免麻煩，用魯迅的話是「力求清寧」；後者呢？迴避什麼？許廣平是許羨蘇在女子師高的同學，比許羨蘇大三歲，稱其為令弟自然可以，但有什麼必要迴避其名？
「柳」的背後蘊含什麼深藏的故事嗎？
當然，這樣的柳也可以理解為自然之柳。
1924年6月25日，魯迅從磚塔胡同移居「西三條胡同新屋」。次年4月5日，請雲松閣栽種綠植。計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楊三。」《魯迅日記》中的丁香、碧桃、花椒、刺眉與榆梅，今天還可以見到，丁香位於前院正房兩側，壯碩蓬勃，已經高過屋頂了。其餘的植物均在後園，一株在正房背後的東邊，這是碧桃。餘者則位於後園的北牆之下，從西向東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三株青楊呢？現在是一株也沒有了。
青楊是楊樹的一種，在中國土著楊樹的種類中，與青楊相對應的是白楊。白楊樹皮皎潔，青陽樹皮青灰。清人陳浯子在輯錄的《花鏡》中比較這兩種楊樹的區別時說，白楊的葉子在萌芽之際，包裹一層乳白的絨毛，及至舒展開來，上面是淡青色，背面依舊是白色的。白楊的葉子似「梨葉長而厚」，「蒂長兩兩相對」，也就是「對生」，「遇風則簌簌有聲」。豈止是「簌簌」，有時簡直會發出驟雨一般的暴響。相對白楊，青楊的葉子要小許多，高度也相對低矮。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楊樹不種在院子裡，而是多植於塋冢之間。由於這個緣故，北京的四合院很少有這種樹。說是很少，是因為，還是有一些新進人士，比如周氏兄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束縛而任性自為。我不知道魯迅對白楊是何種態度，周作人則似乎頗多喜愛，我忘記了他在哪篇散文中說過，在西教中，白楊是有罪惡的，因為基督臨死之前背負的十字架是白楊做的。青楊呢？他，包括魯迅似乎沒有述及，但是雖然不見於紙上的煙霞，卻見於魯迅的後園，而且在不大的園子裡栽種三株，可見主人的志趣與喜愛。
如同楊樹，西三條栽種的那些花木，也基本不見於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反映了的魯迅個人興趣而已。見於《魯迅日記》中的刺梅即黃刺玫，榆梅即榆葉梅。二者在花期的時候都綻放黃色花朵，而且都是重疊的花瓣，只是刺梅有刺，榆梅無刺，葉子細小模擬榆樹的葉子而已。丁香就不用說了，盛開的時候香氣鬱烈，只是味道有些怪異，因此不太被人們所接受。尤其叫人費解的是花椒，有什麼觀賞價值呢？當然，這樣的說法難免偏頗，因為《花鏡》裡不僅收有花椒，而且把它列在「花木類考」裡。《花鏡》描述它是「本有尖刺，葉堅而滑」，氣味辛香，「蜀人取嫩芽做茶」。北京卻沒有這樣雅，春天的北京人，只是以炸「花椒芽」自饗和饗客罷了。我年輕時的工作單位便種有花椒，栽種在食堂門口，好大一片，從那裡經過時即便是炎夏，也會感到一種辛辣的涼氣。奇怪的是，我從來沒有見過它們開花，當然不會沒有花，花椒，包括我們食堂附近的都會開花，是一種澄黃、纖巧而類於臘梅那樣形狀的花。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報》記者來到西三條，採訪魯迅的夫人朱安，說到魯迅，說到院子裡的兩株植物，一株是洋桃，還有一株是櫻花。朱安說，魯迅喜歡的那株櫻花被蟲子咬壞了，去年才將它砍倒。而記者看到，「魯迅手種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綠葉森森，遮蓋住西邊的半個院子。」洋桃是南國的嘉果而實如橄欖，成熟以後泛射蜜蠟的色澤，半透明的黃色很是秀麗。洋桃，在《兩地書》中，寫作楊桃。關於楊桃，在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1926年9月28日，許廣平在信中訴說廣州的天氣：時常有雨，空氣十分潮溼，「衣物書籍，動輒發黴，討厭極了。」而「無雨則熱甚」，上課的時候汗流浹背。「蚊子大出」，「螞蟻也不亞於廈門」，「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掛起來，也能緣繩而至，須用水繞，始得平安。」這些是牢騷話，當然也有好吃的水果，「現時有楊桃，五瓣，橫斷如星形，色黃綠」，這樣的水果，「廈門可有麼？」10月4日，魯迅回信說，在廈門有香蕉、柚子，都很好吃，「至於楊桃，卻沒見過，又不知道是甚麼名字，所以也無從買起。」兩周以後，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再次提到楊桃說，「我很想嘗嘗楊桃」，然而要吃楊桃得去廣東，但是現在卻難以成行。原因是「經濟問題」，因為廈門大學已經提前支付了工資，倘若現在就走，魯迅在10月29日的信中說：「玉堂立刻就要被攻擊，因此有些彷徨。」玉堂，即林語堂，是魯迅來廈門大學教書的介紹人。
在魯迅與許廣平合著的《兩地書》中，以廈門為背景的通信最多，魯迅給許廣平的信，不僅心跡袒露，而且頗多頑皮之態。比如，10月28日：
樓下的後面有一小片花圃，用有刺的鐵絲攔著，我因為要看它有怎樣的攔阻力，前幾天跳了一回試試。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給了我兩個小傷，一股上，一膝旁，可是使並不深，之多不過一分。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癒了，一點沒有什麼。恐怕這事會招到告誡，但這是因為知道沒有什麼危險，所以試試的，倘覺可慮，就很謹慎。例如，這裡頗多小蛇，常見被打死的，額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沒什麼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連夜間小解也不下樓去了，就用磁的唾壺裝著，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雖然近於無賴，但學校的設備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跳過有刺的鐵蒺藜，刺傷了自己，可是傷口並不深；把尿「滋」在唾壺裝著，「看夜半無人時，即從窗口潑下去」，這些近乎無良少年的無賴舉動，說明戀愛的力量有多麼凌厲！我不知別人見到這樣的文字有什麼感想，我是不由得產生了一種微微的莫名的興奮，同時浮想沙翁的喜劇《仲夏夜之夢》。那時的魯迅，恐怕是中了小精靈迫克（Puck）紫色的魔汁，雖然也間或掠過一絲愛情所固有的煩惱，但即便如此，亦是歡樂、青春、幸福的。
而在此之前，在九月三十日的信中，魯迅說，聽課的學生漸漸多起來了，大概「有許多是別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共五人」。對這些女生的態度，魯迅的態度是:「我決定目不斜視，而且將來永遠如此，直到離開了廈門。」對魯迅這樣的剖白，許廣平在十月十四日的信中認為「邪視」有什麼要緊，「許是冷不防的一瞪罷！」對戀人的戲謔，魯迅回答：「邪視尚不敢，而況『瞪』乎？」什麼是瞪？瞪，是正～視——正面看。「瞪」既可以是冷不防，也可以是長時間看。這時的魯迅，對講臺之下的女生，既不可以邪視，又不可以正視，在這樣的情形下，有什麼辦法呢？要麼，閉目不看；要麼，像高老夫子那樣仰頭看天花板，藉以表達對戀人的忠貞吧。然而，女學生固然可以不看，但楊桃還是要吃。過了幾天，孫伏園，也就是散播「二許之爭」的那位，從廣州帶來了楊桃，從而滿足了魯迅想吃楊桃的渴望。然而，吃過以後，魯迅的態度卻是：「我以為味道並不十分好吃，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氣，出於各種水果之上。」
楊桃我是吃過的，的確如魯迅所云沒有任何味道，只是液體多，吃一隻可頂一瓶礦泉水。香氣似乎有些誇張，並沒有「出於各種水果之上」的感覺。
如同一切家庭，魯迅與許廣平的婚後生活也是瑣碎、物質的，因為瑣碎故而真實，因為真實而所以物質。蕭紅在一篇回憶魯迅的文章中說，吃飯的時候，魯迅不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在樓上單開一桌。許廣平總是親手把放著小菜的木盤端上去。小菜盛在碟子裡，碟子直徑不過兩寸，有時是一碗豌豆苗，有時是菠菜或者莧菜，如果是雞或者魚則必定選擇其中最好的部位。許廣平用了比祈禱更虔誠的目光，才小心翼翼地端著盤子走上樓梯。
面對妻子——比魯迅小十七歲，這個男人的內心會是怎樣，當會充滿幸福與感激吧。使我們感動的是，臨終之時，他說過的那些話，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兒子倘若無能，千萬不要做空頭文學家。這是對許廣平，對上海的家人；那麼，對北京，對北京的家人，他的母親與朱安，他想到了什麼呢？在他去世以後，西三條的家裡也設立了靈堂，接待前來弔唁的親友。在正房對面的南房，北京人素常所說的倒座的東牆上，懸掛著陶元慶所繪的魯迅肖像，下面是一張方桌。朱安一身素服坐在方桌左側，在嫋嫋的煙篆裡，祭奠遠逝的丈夫。據南京《新民報》報導當時的情景，記者寫道：「魯迅夫人的身材很矮」，「臉色很清癯，眼睛裡永是流露著極感傷的神態，上身著的是咖啡色帶白花的短夾襖，青褲，白鞋白襪扎腿，頭上挽著個小髻，也用白的頭繩束著」。朱安讓記者坐下以後，有一個女僕執一水菸袋相進，她一邊吸著，一邊接受採訪：
關於後事，她這裡還沒什麼打算，完全由他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就近辦理，她不預備到上海去，因為她母親（作者按：魯老太太）在這裡，今年已八十歲，處處需要人照顧，不能離開，同時去上海也沒有多大的用處。記者因為談話已有半點鐘的時間，乃起而辭別，她最後很客氣的說：「謝謝你！，他死了你們還要給他傳名！」
魯迅去世以後，朱安給周建人發的電報中有這樣兩句，一句是：「一生辛苦如是作終」；再一句：「緬懷舊事痛不欲生」。前句是對魯迅的蓋棺之論，當然是朱安對魯迅的理解，後句是朱安自己內心的表達。朱安的電報，雖是倩人代筆，卻真實反映了那一時代舊式婦女在丈夫死後的情感與心境。
魯迅去世以後，朱安還給周建人寫過一封信，希望許廣平「擇期整裝，早入歸來」。若果「動身有日」，請「先行示知」，「嫂當掃徑相迓，決不能使稍受委曲。」住在哪裡呢？朱安已經料想得十分周詳了，如果這些地方都不合適，也可以住在朱安自己的房間：「或住嫂之房，餘再騰他處」，「一切什物自必代備」，「許妹與餘同一宗旨同一境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以慰在天之靈」。朱安說這些都是出於「肝膈」的話，「特竭誠相告也。」朱安是舊式婦女，對許廣平以姐妹相稱，以魯迅正室自居——她的確是正室，是可以理解的，而作為現代女性的許廣平，自然不會接受這樣的邀請而把自己嵌於舊家庭的屋簷之下。
十年前，在聞聽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同居以後，朱安與俞芳有過這樣的對話。俞芳問朱安今後打算怎麼辦？朱安痛苦地說，「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但是現在朱安絕望了，「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她說：「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聽了這些話，俞芳很是驚異，她比朱安小三十歲，面對一個比自己小三十歲的鄰家女孩搵淚傾訴，可以想見朱安的內心有多麼痛楚與壓抑。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報》記者採訪朱安，其時距朱安辭世僅僅一天，在那一天，朱安對記者說身體不好，全身浮腫，關節發炎，由於經濟匱乏，又不願意變賣「先生的遺物」，「只好隔幾天打一針」。她說：「周先生對我並算不壞，彼此之間並沒有爭吵，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關於她與魯迅的關係，朱安曾說，老太太抱怨我沒有孩子，大先生從來不和我說話，怎麼會有孩子呢！他曾經向魯迅表示過繼朱家的一個侄子，但是魯迅沒有表態。說到許廣平，朱安的態度也很友善，她說：「許先生待我極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維持我，不斷寄錢來，物價飛漲，自然是不夠的，我只有更苦一點自己，她的確是個好人」。
一年以後，北平版的《新民報》刊登了一篇紹介朱安生平的文章和一幀照片。文章的題目是《魯迅夫人》，對朱安的生平進行了簡短回顧：
夫人朱氏，紹興世家子，生於勝清光緒五年七月。父諱某，精刑名之學，頗有聲名於郡國間。夫人生而穎慧，工女紅，守禮法，父母愛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擇婿頗苛，年二十八始歸同郡周君豫才（即魯迅）。
文中描述朱安是「柔色淑聲，晨昏定省」，「事其太夫人魯氏數十年如一日。」抗戰勝利以後，生存日艱 「蒙蔣主席賜予法幣十萬金，始延殘喘」。文末感慨：「嗚呼！夫人生依無價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依」而不能「依」，朱安的悲劇就在這裡。1943年，魯老太太病歿，埋葬在京西板井村，終年八十五歲；四年以後，朱安辭世，終年六十九歲；1968年，許廣平離世，終年七十歲，二人辭世的時間相距二十年；1986年，許羨蘇去世，相距許廣平十九年，終年八十三歲。說來弔詭的是，西三條故居裡懸掛著一張魯老太太的遺照，受到參觀者的景仰，因為他的長子是魯迅。同樣是這位老人，紅衛兵去八道灣抄家時，首先砸的就是她的牌位，因為她的次子是周作人。
據說，臨終之前，朱安囑託兩件事：第一件，葬在「大先生」的墳壟一側；另一件，每七需供水飯，五七時請僧人念一卷經。第一件自然做不到，友人提議把她的靈柩也安葬到板井村，從而陪伴魯老太太，但不知為什麼沒有實現而是埋葬到了保福寺，而這一地區，恰是今天中關村的核心區域，早已鶴歸遼海人事皆非。每次我經過這裡，尤其是夜間乘車從保福寺橋下通過，總免不了產生一種惴惴的不安，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這個舊時代的女人？肯定會許有的，夜色中的蝸牛也會吐出幽寂的光芒吧！
2012年3月5日，我接到一個《新京報》記者的手機採訪。他說魯迅住過的磚塔胡同84號即將拆除，對此我有什麼感想？我說，在84號，魯迅創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說《祝福》，完成了《中國小說史略》的下半卷，是研究魯迅生活變化與創作心境的重要場所。次日，我致信給西城區負責人。不久，西城區政府在官方微博中回應，84號暫不拆除。
近日，我路過磚塔胡同發現， 84號以東一帶的房屋都被拆掉，只留下了圍牆與院門，每一處院子的圍牆上，都畫有一個巨大的白圈，裡面寫著一個嚇人的「拆」字。84號，還在，只是原本畫在牆上的「拆」字被抹掉了。我和妻子進去，見到一位中年婦女，她說是外地人在這裡租房子住的。幾年前我來過這裡，當時的房主都是北京人。小院更加湫隘、骯髒，衰敗，對著院門的地方有一株樹木，看看並不十分粗糙的樹皮，我猜度應是小葉梣。
在俞芳的回憶中，84號，當時是61號，有三間北房與東西廂房，北房西側是院門。在北京，胡同北部的院子，院門一般設於西北角。因為按照九宮格的原則，西北屬於「西北六白」吉地。61號是三合院，與北房相對的南邊沒有築屋，只有一座花壇。花壇上栽種了什麼花卉，是北京人喜歡的玉簪——黃昏以後遞送幽細的清芬？我不記得俞芳有過什麼記載。也許有，忘記了。
法國人莫迪亞諾在他的小說《暗店街》的結尾處，寫有這樣一段話，說是在俄羅斯南方的海濱療養地，一個小姑娘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她不過是想在海灘上再玩一會兒。但是，她母親堅決不同意而把她拉回家。她們走遠了，穿過街道，拐過路口，再也聽不到她的哭聲，我們的生命不是和這種孩子的悲傷一樣，也會迅速地消逝在冥冥的夜色裡嗎？而現實是，在原本是花壇的地方加蓋了簡陋的小屋子，不像今天的八道灣11號，補種了不少植物與花朵。
關於八道灣11號，我曾經向有關部門建議，作為周氏兄弟的文化遺產保護起來。不久，八道灣拆掉了，11號被規划進北京35中校園，被保護起來。房屋修葺一新，也補栽了不少植物，卻不知為什麼，最多的是花椒樹，至少有四到五株，仿佛出操的士兵排成一列，站在正房的背面。正房的堂屋背後是一間平頂的小房子——北京人叫灰棚，使人想起西三條的老虎尾巴，其實這也是老虎尾巴，是一條更早的老虎尾巴，魯迅在這裡工作、休息。先後兩條老虎尾巴提供的歷史信息是一致的。正房北側是九間後罩房，西首三間周作人一家住，中間三間周建人一家住，東首三間招待客人——盲詩人愛羅先珂曾經在這裡居住。西首三間的窗下有一株碧桃，東向則間隔均勻地栽種木槿一類的植物，因為是二月，北京的氣候尚冷，這些植物沒有一絲春天的消息。對於碧桃，我向來不喜歡，原因很簡單，它的花型繁縟、呆板，仿佛是緋色的表彰紀念章掛滿樹枝。
記得八十年代讀過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與周作人有工作關係的編輯。一天，周作人送他出門時指著院內的丁香說：「這是家兄種的樹。」語氣中流露出懷念之情。從兄弟怡怡到形若參商，關鍵人物自然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圍繞羽太信子而掀起的「窺浴」風波。關於兄弟反目，魯迅後來在《〈俟堂專文雜集〉題記》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曩嘗欲著《越中專錄》，頗銳意蒐集鄉邦專甓及拓本，而資力薄劣，俱不易致，……。遷徙以後，忽遭寇劫，孑身綰遁，止攜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餘悉委盜窟中。……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記。
俟堂，是魯迅早年別號。《俟堂專文雜集》，是魯迅所藏古磚拓本的輯本，但在魯迅生前沒有印行，1960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遷徙以後，忽遭寇劫」,當是指周作人侵佔魯迅書物。宴之敖者的署名，據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說，魯迅曾經向她解釋：宴從宀、從日、從女，意為「家裡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從出、從放，意為「驅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驅逐出來的人」。如果沒有這個女人，魯迅與周作人大概不會分手，中國的現代文學史或者會出現另一番景象，這既是一個對周作人，也是一個對魯迅，發生過重要影響的女人。關於這個女人的灰色評論甚多而不必再說。這裡只說她的三件事，其一，魯迅的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羽太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以便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辦法；其二，羽太信子每餐必先在牌位（魯老太太、周作人的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前面供上飯食，然後全家人才用膳；其三，羽太信子彌留之際說的胡話，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大為感動。羽太信子病故於1962年，周作人猝死於1967年，而前一年的八月，東風驟起，杜鵑啼惡，自此周作人飽經批鬥、毆打、凌辱，羽太信子真是幸運得很！
與這些，相對這些遠逝的女人——幸福與不幸福的，故園的花朵，也同樣複雜得很。有的今天依舊繁華灼灼；有的早已梅子心酸而褪盡殘紅；有的被補種，卻也真是莫名其妙。1949年，補樹書屋簷前的槐樹被雷電殛死，補種了一株棗樹；八道灣，補種了大量多刺的花椒，卻沒有補植那種香氣悠長、其香氣可以令人騷動的丁香與笑靨燦爛的黃色刺玫；而在西三條，蜜蠟一樣的楊桃與流霞一樣的櫻花呢？忘記了，而我也忘記了是誰說過這樣的話，女人的隕落對應著花朵的綻放，是這樣嗎？也未必都是這樣。至少，故園的女人與花朵未必如此！
2015.4.4清明前一天。4.8校定
（選自王彬：《袒露在金陵》。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9）
魯迅文學院研究員、湖北大學客座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學術執行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致力於敘事學、中國傳統文化與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研究之餘從事文學創作。學術著作：《紅樓夢敘事》《水滸的酒店》《無邊的風月》《從文本到敘事》《中國文學觀念研究》《禁書文字獄》《北京老宅門（圖例）》《北京街巷圖志》《胡同九章》《北京微觀地理筆記》。文學作品：話劇《窪地》《客廳》；散文《沉船集》《舊時明月》《三峽書簡》等。主編《清代禁書總述》《北京地名典》以及叢書多種。
白鋼：播音指導，北京廣播電視臺故事廣播節目部主任、節目監製，中廣聯合會有聲閱讀委員會小說演播藝術家，書香中國·北京閱讀季領讀導師。播音作品曾榮獲中國廣播電視金話筒獎、中國廣播影視大獎、中國廣播獎、華表獎等，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圍城》、音樂專題《絲路傳說》、紀實文學《中國大地震》、人物傳記《中國天眼·南仁東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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