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寄生蟲》在2019年奧斯卡奪魁,韓國電影又進入了一個新的臺階,從具有實驗性質的「類型」藝術片,到商業「文藝片」,韓國電影可謂一直在探索中成長,一路衝出亞洲,走向國際。

說起韓國電影,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反映現實」,或者可以叫「探討社會問題」 ,很多優秀韓國電影都具有這個特點,《熔爐》、《辯護人》、《殺人回憶》、《南山的部長們》等等,這些電影無一不是以社會現象或歷史事件為基礎,用電影的技術把那些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呈現在觀眾的眼前。

有些電影甚至因為過於真實而難以被接受。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韓國電影都跳出了單純的娛樂範疇,而增加了更多的文學性。這對觀眾來說,可能是把雙刃劍,在強烈衝擊觀眾道德神經的同時,也讓電影變得更「類型」。

雖然《寄生蟲》拿到了奧斯卡最佳電影獎,但仍然有批評的聲音稱它過於「類型化」。它直白的結構和敘事方式很難讓一些觀眾真正地去關注影片的社會性思考,反倒像一個新聞事件,無法在人們心中留下長久的衝擊。
而另一部類似題材的電影《燃燒》,在探討社會現象這一方面要更為深刻。

《燃燒》是李滄東導演的作品,改編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小說《燒倉房》,講述的是三個年輕人因身份階層的不同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
《燃燒》沒有《寄生蟲》那樣直白的結構,它不僅從三個青年各自所擁有的物質上來體現他們不同的身份階層,還有更多從他們精神和內心的狀態來呈現。

Ben擁有豪車和豪宅,但他似乎對這些東西很麻木,甚至對所有的東西都很麻木,沒有悲傷,不會流眼淚,也沒有快樂,不會真正地笑。但世上不會有這樣的人真實存在,至少物理上不存在。

導演要描述的是一種群體性現象,即物質和享樂主義的麻木性。它指的並不是體會不到情感,而是在長久的物質性思考模式中,失去了體會情感的本能。所以影片中的Ben從來沒有半句嘲笑比他階層低的李鍾秀和申惠美。甚至他從來沒有表現出對貧窮的蔑視。

他不像《寄生蟲》裡的樸社長和樸太太對於底層階級的本能排斥。他不斷地燒大棚也並不是有仇視心理,而是一種對麻木的反抗,但他並沒反抗不了,因此不斷被裹挾,從影片給出的線索看,很可能是他殺死了自己的眾多前女友,包括惠美。

而李鍾秀也不像《寄生蟲》中的金家人那樣仇視富人階層,他選擇承認了自己生活的匱乏。但他卻沒有放任像Ben那種麻木感對他的侵襲,他以寫小說來對抗,而且他還有更好的希望,那就是他對惠美的愛,雖然這愛更多的是對麻木反抗失敗後的慰藉。

再說惠美,如果說Ben是因為深陷於階層的麻木之中無法反抗,鍾秀又因階層的局限反抗失敗,那惠美就是那個想逃離的人,影片中提到惠美經常去旅行,還去了遙遠的非洲,並且欠下很多債務,可以看到惠美一直在逃避,她明白那些追著她的黑影是什麼,也知道她無法對抗它們,於是只能逃跑。

但她逃離之後,又回來,她的回頭不是反抗,更像是投降,她想臣服於那個壓迫她的生活,所以她跟隨了Ben,並不是她有多愛Ben, 事實上她愛的是鍾秀,只是她選擇了臣服於Ben。

結局,三個年輕人都被吞噬,而吞噬他們的,正是他們想要反抗和逃離的生活,是不同階層下各自脆弱的選擇。

《燃燒》和《寄生蟲》最大的不同是,是它沒有把階層對立起來看,而且看到了每個階層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人們深陷於自己的階層,對立的永遠不是貧富貴賤的對立,而是不同階層之間的共同失語,永遠無法溝通,那些試圖打破這種隔閡的人,即使是無意的,也難免被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