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姚錫倫
留法學生倡導創辦
20世紀初，成都是一個落後閉塞的城市。當時從法國勤工儉學回國的有志之士程子健（中共地下黨員）鄒昕楷、鄧典成、盧丕模決心要創辦一所電影院，利用電影開闊人們眼界，啟迪市民智慧，喚起民眾覺醒。但又苦於缺資金，便通過友人介紹，結識了家資富有的知名人士羅仲麒先生，向他談起了大家的心願。
羅仲麒先生很開明，爽快承諾出面，以股東的方式組成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建電影院。公司規定每股一百銀元，凡入股者除分紅外，平素皆可以股東身份免費看電影。在收到的一百多股股金中，羅仲麒先生獨佔了30多股，成為最大的股東，加之他又是影院的主要籌建者，全體股東一致推舉他為電影院的經理。
1926年4月15日，一座中西式結合有著古典建築風格的智育電影院，終於在原總府街的「群仙茶園」舊址落成。
智育電影院雖說是成都修建的第二家專業電影院，卻以高雅華麗的建築風格在成都名聲大振，在當時成都影劇界同業中堪稱首屈一指的大影院。
它的大門前是一個寬廣的長方形大壩，用小石子鑲嵌成花瓣型圖案。兩側牆邊樹木成蔭，中間石刻女神挺立，女神高擎一炷火炬，火炬上端有一白熾燈，象徵光明與自由。影院大門粉壁牆面全浮雕圖案，大門橫額上書「智育電影院」五個大字。引人注目的是：大門牆上面有四道拱形窗門，各塑有包頭巾的印度警察，兩目炯炯，儼若四名嚴守的衛士。場內設觀眾席1400餘個，且貼對聯一幅，上聯是「啟迪民智」，下聯是「輔助教育」，末尾兩字即構成「智育」，這正是影院的辦院方針，也是院名的由來。
智育電影院建成後，放映技師長期由留法時學過電影放映技術的鄒昕楷擔任，他放映過許多觀眾喜愛的影片。1938年9月1日，「智育」上映《蘇俄驅日戰記》，當時報紙廣告稱「影片是激發情緒，增加愛國熱情的興奮劑。」同年放映蘇聯片《列寧》，9月25日《華西日報》在巨幅廣告中稱：「我們謹以此蘇聯最有價值之影片，向成都70萬民眾推薦！列寧是和平幸福的蘇聯創造者，是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列寧》公映期間，成都各界人士爭先恐後觀看。
20世紀30年代，「智育」常常放映一些沒有翻譯過的進口原版影片，當時員工何雲根即坐在樓廂邊，手握話筒，現場翻譯，時人謂之「說電影」。因他英語和中文的功底都好，翻譯精煉，言簡意賅，觀眾無不稱讚。
到了20世紀40年代，「說電影」改為幻燈字幕，俗稱「打玻板」。片中的角色說啥英語，幻燈就打出相應的翻譯文字，劇情變化了，即用意譯漢字提示觀眾。因翻譯很到位，觀眾一看就懂，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習慣了這種觀影方式。據說那時的幻燈字幕還會時不時地來點「啥子」，「咋個的嘛」，「給他個不來氣」之類的成都方言，讓人忍俊不禁，這不僅拉近了外片與觀眾的距離，觀眾也享受到了電影內容本身所沒有的樂趣。
抗戰勝利後那幾年，「智育」放映美國影片居多，且多以歌舞片、音樂片為主。當然像《人猿泰山》系列片（全部為演員飾演而非動畫片），《天方夜譚》系列片因其上座率高，也會抓住機會安排放映。
那些年，「智育」時興不對號入座的營運方式。不少觀眾總想早些入場佔個好位子，於是每每前一場未完而後一場的觀眾就已經守候在門口了。影院一般在開映前10來分鐘準許入場。只要院門一開，觀眾即蜂擁而入，去爭佔習稱甲座的好位子。當時約定俗成的規矩是先來先坐，先坐者還可為擠散了的親朋好友佔左右各一個空位。所佔空位如果他人要來坐，佔位的人會禮貌地道一聲：「對不起，有人。」被婉言謝絕者都會理解，轉身便去。但是，一到正片放映前幾分鐘，場內燈光熄滅，開始放幻燈廣告時，如果你佔著的空位還沒人入座，這時你千萬別「佔著茅坑不拉屎」，得趕緊把位子讓出去。這些規矩大家都懂，都會自覺遵守。
地下黨的活動據點
由於羅仲麒先生體弱多病，1941年羅元俊正式接替父親，全權對「智育」進行管理和經營。這年他20歲，風華正茂。
羅元俊上任不久。企業便進入到一個飛速發展時期。除了經營好「智育」外，1944年，羅元俊還將位於東丁字街的華瀛大舞臺改建為春熙電影院。1946年6月10日，成都市影劇商業同業公會改選，羅元俊被選為常務理事。1947年他又以巨資買下祠堂街東口毀於火災的原新又新大戲院舊址，在廢墟中重建戲院，取名錦屏大戲院，主演戲劇。
20世紀40年代的老成都共有14家影劇院，而由羅元俊直接經營的就有智育、蓉光（後來叫人民）、華瀛、春熙、錦屏5家。論實力、影響力雄踞成都同行業之首，成為名副其實的領軍人物。
那些年，在設備不斷更新方面，羅元俊尤其捨得下死功夫。1942年，先是啟用西電公司的「明朗風」有聲機，使放映技術，質量都上了一個臺階。緊接著於1946年又購置了美國產的「狄弗萊」放映機和與之配套的音響、整流器、橡皮銀幕等，淘汰了原有的「明朗風」設備，並首家使用進口鋼炭精棒作光源，放映的外國影片連人物的頭髮絲都清晰可見。雙機交換時，機械自動截光，無重影，光苗穩定，整場電影放映如同一部機子映出。聲光效果堪稱全市之冠，譽滿蓉城。因此，「智育」的上座率會明顯要比其他影院高出一籌。「智育」設備更新之後，首映的影片是美國福斯公司彩色歌舞片《甜姐兒》。
羅元俊的親戚中有不少人都是國民黨的中上層人士，再加上他又高薪聘請了院務經理和幾個公關人員，這些人與國民黨和地方勢力的關係很好，經常來往。因此對國民黨當局強加於影劇院的不合理的費用攤派和某些刁難，如審查劇目、禁演進步電影等，他也敢於抵制。
表面上看，一般人都知道「智育」是一家人氣甚旺的大電影院，可誰也不會想到，這裡還是成都共產黨的地下交通站。在籌建智育電影院的留法學生中，程子健是地下黨員，曾任川康特委組織部部長兼四川工委書記，代理特委書記。（解放後任西南局統戰部部長、四川省委統戰部部長）程子健留法歸國後，在成都需要一個公開的身份和職業進行地下活動，更需要一個安全秘密的活動場所，羅氏父子便安排他在智育電影院任院務經理。智育電影院也就成了地下黨的一個秘密活動據點。
當時在智育電影院的屏幕後面開通了一間有三道門的小屋，一道門通向觀眾席的樓廂，二道門通往電影院辦公室，第三道門直通電影院的後門。來這裡活動的同志隨觀眾一起進出，絲毫不會引人注意，若中途遇到緊急情況，完全可以從後門撤離，非常安全又方便。國民黨特務一直都沒能察覺。羅家父子還經常為地下黨組織提供活動經費，為革命事業默默奉獻。一次程子健說要去內江辦點事，可「智育」與內江並無業務往來，去幹啥？羅元俊當然明白。便關切的告訴他：最近內江的「氣候」不好啊！一再叮囑，多加小心，多帶些經費。而對外，羅元俊卻說是自己派程子健去內江開展新的業務。
1940年，羅元俊經地下黨組織介紹，結識了蘇聯亞洲影片公司經理謝雅江。不久，智育便公開放映《列寧在一九一八》等蘇聯影片，進行反法西斯侵略的宣傳。
羅元俊的影劇院還成為抗日講演的場地。愛國將領馮玉祥和中共地下黨成都市委書記侯方嶽曾多次到智育電影院進行抗日救亡演說。
四十年代後期，羅元俊冒著風險上映美國影片《東京上空30秒》、《一門五虎》等反法西斯影片，國產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裡路雲和月》等揭露國民黨腐敗的影片。國民黨當局氣急敗壞，多次給羅元俊發恐嚇信，並派特務進行騷擾。羅元俊一度被迫離家暫避風頭。
1949年底成都臨近解放，原成都市市長冷寅東在智育電影院召開大會，宣布市政府起義，宣布成都和平解放，並組織各界人士迎接解放軍進城。之後，羅元俊積極主動支持軍管會的工作，且以成都市影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的身份，召開同業公會會員大會，倡議同仁們正常營業，不偷稅，不抽資，團結起來和新中國共度難關。帶頭多交寒衣捐、淘河米，補交所得稅。
1950年秋天，羅元俊被邀請參加黨中央召開的全國百家私營企業模範工作者會議，「十一」國慶節，還登上了天安門前的觀禮臺參加了國慶觀禮。其間，與參會人員一道在懷仁堂受到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中央領導的接見，並一同照相留念。
轟動蓉城的「上海影人劇團」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文藝界成立了許多抗日救亡組織，其中的上海影人劇團即是第一個從上海入川的抗日救亡文藝團體。這個劇團12月2日抵達成都，演出的主要場地就在智育電影院。
當時成都市民普遍沒看過話劇（時稱「文明戲」），加之燈光布景絕佳，大受歡迎。據說十天的戲票一小時就被搶購一空。造成如此火爆局面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劇團聚集了當時「明星」、「藝華」、「新華」、「聯華」等電影公司之精英。有演《十字街頭》、《神秘之花》而風靡全國的雙棲演員白楊；有號稱東方第一老太婆的吳茵；有被譽為「四大名醜」之一的謝添以及胡瑛、劉莉影、路曦等男女名演員三十餘名。電影界老前輩蔡楚生指定著名編劇陳白塵、著名導演沈浮以及孟君謀為劇團常務理事，不設團長，而具體負責為陳白塵。劇團陣容十分強大，可謂人才濟濟。
難怪，劇團在智育西側的益州旅館下榻之後，市民便蜂擁而至，都想睹一睹明星的風採。新聞界的採訪、報導、花絮也連連不斷。當時的《新新新聞》曾以《看看白楊的人們》為題，報導說：智育門前，影迷長長短短，舉首顰額欲哭無淚，狂熱者相互曰：「看白楊去！」於是魚貫而入益州，白楊房外，口水橫飛，或曰：「我看見白楊了」，或曰：「我看見她的側面了」。（《新新新聞》1937年12月7日）
在益州旅館「要求籤名的影迷絡繹不絕，從清晨到晚上，人來人往熱鬧非凡」（《市民記憶中的老成都》172頁）面對這種熱情，劇團實在難以招架，只好閉門不出。不得已，便在《新新新聞》刊登啟事一則：「救亡演劇隊自入川以來，承蒙各界人士熱情接待，或設宴歡迎。即日起加緊排練，對各界招待如有方命（註：方命即違命）之處，請予原諒。」之後，情況才有所好轉。待「智育」舞臺改造擴建完畢便正式公演。演出的劇目有《盧溝橋之戰》、《瀋陽之夜》、《流民三千萬》等宣傳抗日救亡的話劇，觀眾如潮盛況空前。每場演出的氣氛極其熱烈，臺上演員與臺下觀眾融為一體，當劇情進行到日本鬼子野蠻暴行時，觀眾也跟著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口號。猶如身臨其境，足見劇團演出的魅力。
此外，劇團還在「智育」上演過《漢奸》、《醉生夢死》、《日出》、《雷雨》等話劇。
然而，萬萬沒想到演出不久，劇團竟遭毒手。當時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三番五次地下「條子」邀請白楊陪他喝咖啡，陪他跳舞。劇團以「團員除集體行動外，個人不得參加任何社交活動」這條「生活守則」予以拒絕。令這位司令臉面丟失殆盡而惱羞成怒，便尋機找茬兒鬧事。
一日，劇團正在演《流民三千萬》，這是一出反映東北淪陷以後，修築機場的工人和日本鬼子進行鬥爭的戲。閉幕時，一輪紅日在天幕上冉冉升起，這是象徵著光明和希望的來臨。這時，嚴嘯虎突然從觀眾席裡站了起來大叫：「這個劇團是漢奸組織，日本的太陽旗都上臺子了！」他一邊喊，一邊叫人封閉劇場，下令三天之內劇團離開成都。給出的所謂理由是：白楊是日本人，為日本人宣傳演出。一出反映抗日的話劇，一個從事抗日救亡的劇團，就這樣被嚴嘯虎顛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真是千古奇冤！
為避免正面衝突，劇團的人只好從側門撤出劇場。次日，成都文藝界、新聞界的進步人士在報紙上披露了嚴嘯虎的醜惡行為。後來上海影人劇團被迫改名為成都劇社，演出也一直沒有中斷，只是觀眾所熟悉的劇人的名字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聞所未聞的名字，如：白楊改名為西門櫻，謝添改了個怪名叫西門辣雯，沈浮改名叫俞子之，吳茵改名叫溫慈……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相繼出籠，叫人啼笑皆非，令人心寒！
這個劇團在成都不過一年時間，但她卻徹底激發了成都人看話劇的熱情，話劇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走入成都市民的生活。對明星和話劇的熱情也影響到市民的生活，據說劇團公演《日出》之後，當時不少新婚夫婦置辦結婚禮服時，新娘指名要照白楊在劇中扮演陳白露所穿的晚禮服樣式製作，新郎則堅決要用謝添在飾演張喬治時所戴的那種禮帽。
好玩兒的謝添
活躍在「智育」舞臺上的「上海影人劇團」的謝添，不用說絕對是成都觀眾最喜愛的演員之一。尤其是他在《雷雨》中扮演周樸園，《日出》中扮演張喬治，表演非常出色搶眼，給成都觀眾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雷雨》中他扮演的周樸園和別人演得不同，他不是把周樸園演成內心和外表一樣壞，而是在很多地方都表現出周樸園一副慈善的樣子，在劇情發展到最後結局時，讓人感到周樸園的「善」完全是一種變本加厲的「惡」。他的這種表現得到了導演的肯定，更得到觀眾的好評。難怪《雷雨》這戲一公演就火得不得了，幾乎演了上百場。
有意思的是，在智育舞臺戲裡戲外，謝添還曾有過許多鮮為人知的趣事。當時「智育電影院」演話劇的舞臺是臨時改造和擴建的，非常簡陋，舞臺的地板上全是木頭縫兒，別人演戲的時候，謝添就在臺板底下，用小棍往上捅人家的腳心。舞臺邊沿上每每有頭排觀眾放著茶杯。有一回戲演到中途，謝添嗓子發乾，便趁著燈光轉暗的時候，偷偷地喝過一次觀眾的茶。待燈光亮後，臺下觀眾為找茶杯還發生了不小的騷動。年輕的謝添就這樣愛來點惡作劇，興許這與他兒時就特別崇拜卓別林，且愛模仿表演卓別林的天性不無關係吧！
在演《日出》那段日子裡，有一天一幫國民黨兵來到劇團，說《日出》好看得很啊，非讓給他們演一場。但那天演陳白露的白楊病了，沒到劇團來，謝添等人就向這幫大兵解釋，說女主角病了，人不齊，演不成。可這幫人胡攪蠻纏，今天是非看不可！這幫當兵的不好惹，怕鬧下去吃虧，便答應給他們演。
沒有陳白露，《日出》怎麼演？謝添回憶說：反正這個戲我們也演熟了，陳白露的好多臺詞，別人也能記住一點兒，就看我們幾個老爺們兒在臺上折騰開了。
凡是有陳白露不可的地方，就由別人代勞說「白露剛才說啦，如何……如何……」說了一堆陳白露的詞。
電話一響，「喂！找陳白露呀，告訴你，她不在，有事兒你就跟我說吧！……」又講了一段陳白露的事兒。
謝添說，就這樣我們演了一場沒有陳白露的《日出》。本來是演三個鐘頭的戲，我們只用了半小時就演完了，這場戲要是讓懂行的人看了，準能把鼻子給氣歪咯！
後來劇團散了，演員們紛紛離去。可謝添卻仍在這裡做最後的堅守，當然不是為演戲，而是幹些為影院畫電影海報，為報刊寫一些影訊文字一類的工作。
那時謝添對蘇聯電影很感興趣。看了《夏伯陽》非常激動，感覺蘇聯的演員太棒了！便要為《夏伯陽》畫電影海報。他覺得最能表現夏伯陽性格特徵的畫面是：在戰場夏伯陽一手指著前方，指揮著機槍射手向白匪射擊。他就用了夏伯陽的這個非常帥的動作為人物形象，畫出了高3米多，寬5米多的巨幅海報。因為海報上夏伯陽的形象非常有氣勢，很多人走到它前面都會不由自主地停下腳步，抬起頭來看一看……讀《謝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一書，尚可見到《夏伯陽》海報照片一張，海報旁邊便是年輕英俊的謝添。
在沒有劇團演戲的時候，謝添在智育電影院有了可掙錢餬口的地方，但他自言「賊心不死」，沒事坐在電影院裡看著別人演的電影，就想起自己在攝影棚的情景，想起舞臺上的演出，想起和自己一起演戲的朋友。在「智育」打工約有半年的時間吧，拍片的機會終於來了，他便告別了這裡，去了從西安遷至成都的「西北影業公司」，依舊幹起了拍電影的老本行。
賀龍葉聖陶在此看電影
1949年12月10日，蔣介石逃離成都，國民黨幾十萬大軍頃刻瓦解。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史冊上把這一天定為「成都解放日」。30日，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入城式。入夜，各種軍民聯歡晚會在市區各影劇院、公園、街頭舉行，歡快悠揚的歌聲此起彼伏。
1950年元旦，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新年，也是解放軍舉行入城式的第三天，賀龍來到智育電影院，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向在成都起義的國民黨將領賀年致意。會後少不了放場電影娛樂一番，但當時非常緊缺的革命影片尚未調撥運至成都，只好放映屬於國民黨政權時代」才子佳人」之類的《皆大歡喜》。如果不是為了陪伴起義將領，他會起身拂袖而去。電影終於在吹吹打打的鑼鼓聲中結束了。
1950年1月9日，由共產黨組織攝製的影片拷貝，運抵成都。12日智育電影院隆重獻映第一部解放區影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市民歡呼雀躍，以能先睹為榮。
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先生在智育電影院看電影，是在抗戰期間。《葉聖陶日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廿八日（星期日）記載：
晨起，二官三官倡議看電影，遂同入城，至智育影戲院。看蘇聯影片《夏夜》，系本哥戈裡小說改編者。本事似平常，而彩色攝鄉野園林之夜景，絕美。散場……李漁初、馮月樵留飯，飲黃酒。三時至陝西街，小坐即歸。
接地氣的電影院
1950年至1979年，成都的電影院票價一直都是甲票2角5，乙票2角，今天看起來挺便宜的。但是那些年市民收入普遍都低，不是人人都敢經常性地到電影院來消費的。尤其對不少家境貧寒的人來說，進電影院更是一種奢望。電影票價倘若再低點該多好啊！
別說，上世紀50年代真還有家接地氣的智育電影院就了卻了老百姓低票價的心願呢！到智育看電影，票價通常是其他影院票價的五、六折，甚至還有票價更低的兒童票。票價何以低廉呢？原來當時它是專放舊電影的影院。舉兩個例：1956年6月，其他電影院都在放新片《絕代佳人》、《牛虻》，唯獨「智育」在放舊片《新兒女英雄傳》、《雞毛信》、《平原遊擊隊》、《白毛女》。
1957年5月四川電影院、人民電影院等多數影院均在放新片《鐵道遊擊隊》、《祝福》、《家》、《國慶十點鐘》《不拘小節的人》……而智育卻在放《上饒集中營》、《夏伯陽》、《生的權利》、《山間鈴響馬幫來》、《馴虎女郎》一類的舊片。放舊片，片租低，票價相應也低，這就使得更多低收入者能得到娛樂和精神享受。記憶猶新的是，那些年我還是個初中娃，僅花了2角4分錢，就在「智育」美美地看上了印度電影《流浪者》的上下集。雖然我看的是別人早就欣賞過的影片，但自己沒看過，於己而言其實就是新片，照樣的賞心悅目。特別是片中的《流浪者之歌》、《麗達之歌》太動聽了，令我如痴如醉，以至於後來我硬是扯起嗓子吼了好多天。
然而，很遺憾！大約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期，「智育電影院」就不復存在了。其址改建成紅旗劇場，成了成都市歌舞團、成都市話劇團的演出場地。在這裡，我看過歌劇《洪湖赤衛隊》和一些音樂舞蹈節目。我所供職的單位還專門組織職工到這裡來看過《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反映階級鬥爭一類的話劇。
到了上世紀90年代，紅旗劇場也沒有了，華麗轉身變成了如今的王府井百貨大樓。大樓中還有個「王府井電影城」，但票價高，令我等老年人望而卻步。進去看的多是些年輕人。興許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這裡：正是當年那個賣低價電影票的智育電影院的舊址之所在。
大概是緣分吧，就在智育電影院銷聲匿跡30年之後，我有幸結識了羅元俊先生。初次謀面是在1992年。那年武侯區工商聯（商會）成立之際，他身為成都市政協副主席、市工商聯（成都市總商會）會長前來武侯區祝賀，指導工作。我同他握手後，有同仁告訴我，他就是當年「智育」的老闆。這時的羅元俊年屆古稀，身體稍微有些發福，但精神矍鑠。
後來，我多次到成都市工商聯出席會議，並多次聆聽過他的講話。記憶中，他講話語速不快，也不慢，沒有官腔，也無套話，言簡意賅，多是圍繞著「增添正能量」，工商聯（商會）該當如何大有作為一類的話題而展開、娓娓道來，讓我這個跨入工商聯界工作的新手受益匪淺。
那時，成都市工商聯就在大慈寺旁邊，與「智育電影院」舊址近在咫尺。後來市工商聯遷走。2004年5月1日，羅元俊先生的一生落下帷幕，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智育電影院，「啟迪民智，輔助教育」的辦院宗旨卻永遠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主要參閱文獻：
1.《成都市電影志》63頁至65頁
2.成都市工商聯、成都市總商會編《飛越百年·羅元俊與老成都的影劇業》
3.《謝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
4.1956年6月、1957年5月《四川日報》等。
5.《賀龍與四川》1998年5月第一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6.《葉聖陶日記》（商務印書館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