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9月18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這位年近90歲的美國老太太，已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流行文化偶像，追崇這位女權奮鬥者，奉其為「自由派英雄」和真正的「女王」。但是，當金斯伯格成了左派的一位「圖騰式」人物時，她本身的複雜性已被剝離。而且，為何偏偏是金斯伯格成了社交網絡追捧的「網紅」？當地時間9月26日，總統川普提名保守派青睞的艾米·科尼·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巴雷特曾任已故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助理，她在擁槍、移民和墮胎等議題上持保守態度。隨著提名的公布，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將再度掀起爭議。
【文/ Hualun，「忽左忽右」程衍樑】
戴著黑框眼鏡的長者——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去世。
今年以來，金斯伯格身體欠恙的消息時有傳出。她的特殊之處在於，每次一有關於她身體健康的消息，全美就會立刻關注，你可以從社交媒體、新聞報導等各個渠道搜到相關消息。
這可能跟她和疾病鬥爭的經歷密切相關。享年87歲的金斯伯格，曾三次罹患癌症，且屢戰屢勝。第一次是1999年結腸癌，第二次是2009年被稱為「癌症之王」的胰腺癌，第三次是2018年接受肺癌手術，當時手術結束後幾周，金斯伯格就回到美國最高法工作。
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33年3月15日—2020年9月18日）
忽左忽右：金斯伯格一生的經歷，也引發不少爭議，尤其是關於大法官終身制的討論。再者，她本人可以說是美國真正的「網紅」，甚至這幾年也逐漸往外滲透到中文社交網絡領域。川普上臺後，金斯伯格仿佛成了左派的一位「圖騰式」人物。為什麼金斯伯格如此重要？
Hualun：她最重要、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她在社交網絡引發如此廣泛的關注，還因為她身上其他的標籤，比如堅持在女性事務上發聲、與疾病抗爭、高齡健身等等。現在網上可以看到她的很多視頻或GIF動圖，其實就是綜合打造了金斯伯格的整體形象。
忽左忽右：甚至有北美的一些年輕人、饒舌歌手，把她的判詞等正式文件內容紋在自己身上。
Hualun：對，「Notorious RBG」（可譯為「聲名狼藉的金斯伯格」）這個叫法就來自傳奇饒舌歌手明星「Notorious B.I.G」，一個壯碩的黑人男性與一個瘦小的白人老奶奶，形象上的鮮明反差，讓這個稱呼深入人心。
Notorious，在中文裡的意思是「臭名昭著」，Notorious B.I.G，顯然是借用了這個意思。21世紀的美國文化中，反英雄主義是一大特點，在這種文化語境中，可以自稱「罪大惡極」「臭名昭著」等等，其真正內涵是讓人聞風喪膽、威名遠揚。所以，「Notorious RBG」，絕對不是美國右派或保守勢力對金斯伯格的貶義，而是來自支持者的呼聲。
雖然人們對金斯伯格的傳奇人生故事並不陌生，但有幾個關鍵問題或爭議，還是值得在此重提。首先，金斯伯格進入法學院學習的年代，絕大多數美國法學院並不招女學生，所以她從學生時代開始就直面女性受到的性別歧視。她從法學院畢業後去找工作，沒有律所願意聘用女律師。而金斯伯格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名，是因為她打了幾個民權運動官司，是對女性權益有奠定意義的官司，成為早期女權運動的捍衛者，這也是金斯伯格後來一直被紀念、並成為女性追逐的偶像的原因之一。
到了80年代，也就是吉米·卡特任美國總統時期，她才進入聯邦法院系統，起初從地方法官做起，逐漸升到區域法官。她此前的身份是民權律師、大學教授，活躍在性別權利、戰後美國女性運動領域，同時也是最早一批開放性別與法律課程的教授之一。當時，女性律師和教授實在不多，事實上金斯伯格也一直到1993年才進入美國高院工作，直到現在，已經整整27年。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是終身制，法官可以選擇提前退休，也有法官會在任上去世，這些現象都有。比如2018年，大法官安東尼·甘迺迪宣布退休，他是當時美國最高法院中的中立一票。不過現在美國總統在任命最高院大法官時，比較跟著黨派立場走，民主黨的總統可能會選擇一位觀點比較偏民主黨的，共和黨亦然。但在金斯伯格進高院的年代，大法官任命還沒有如此政治化的傾向，後來隨著黨派競爭越來越激烈極端，政治化的影響也隨之增加。
最高院大法官正式上任前，都需要參加國會聽證會，實際上也是兩派鬥爭的場所。在金斯伯格的聽證會上，可以看到不少熟面孔，比如現在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拜登是推薦她進高院的政客，還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保守派政治家。
金斯伯格1993年進入最高法院，也被視為捍衛女性權益的一大標誌性事件。不過從1980年代到1993年期間，金斯伯格擔任區域級別的聯邦法官，不再是民權運動一線女律師上。這十幾年仿佛成了一段「真空期」，期間有些右派大法官趁機借著一些案子，把她和其他奮鬥者已經邁出去的一步又往回拉。金斯伯格進入最高法院後，又重新站回了這個位置上。
金斯伯格，以及比她稍早些進入最高法院的奧康納大法官，這兩位女性大法官一定程度上成了女性大法官的保障，也是法律圈女性奮鬥的標杆。
金斯伯格由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名，1993年出席國會聽證會。圖自美國國會圖書館
忽左忽右：我們都知道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在具體運作過程中，司法權如何做到不與其他兩權相互幹預？
Hualun：美國是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其中一權是司法。現在我們都知道美國最高法院的「九人」體系，但在二戰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曾一度想把九人擴張到十五人，因為當時恰逢新政推行，如果能增加到十五人，他就可以加進六個與自己政治觀點相同的大法官，但最後沒有成功。此後，最高法院的九人體系也基本穩固下來。關於這一點，可以翻閱《九人》一書，基本闡述了從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1982年）到歐巴馬上臺前這段時期的最高法院。這一階段的最高法院也非常有趣，因為美國社會本身面臨戰後高速發展的轉型期，歷經幾任總統，這一代大法官可能二戰前後出生，親身體驗社會巨大轉變，因此也出現了一些性格有意思的人，比如戴維·蘇特大法官是出了名的「隱士」大法官，辦公室裡面沒有任何電子產品，每天中午只吃一個蘋果和一盒酸奶。在當時的最高法院中，有不少這類隱士型大法官。
最高法院作為美國政治制度的一極，最重要的權力就是解釋憲法的權力。當最高法院的架構穩定下來後，就成為非常強大的勢力。比如，總統或國會通過一項新法案，如果社會上出現一定的力量認為法案違憲，無論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都可以上訴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判斷是否違憲。如果是在野勢力，想要反對執政當局的某些政策時，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
金斯伯格在美國民權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能夠轟轟烈烈進行，當時是「沃倫法院」（Warren court，首席大法官是Earl Warren，1953-1969），那屆大法官通過了很多重要的民權案件，有些甚至是以九比零通過，從而奠定社會基礎，比如民權法案等。
同時，最高法院通過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擴展自身的權力，以認可這些法案的合法性，比如我們在看好萊塢電影時會聽到「米蘭達警告」，這也是在沃倫法院通過的案件，看似只是一句話，但其成形背後可能就涉及到一起複雜案件，當時有很多這樣的案子，最終就是訴諸高院的戰鬥。
美國司法權力非常大，比如總統下了一條行政命令，最高法院、甚至更低一級的聯邦區域法院就可以作出「暫時中止進行」的決定，以阻止法案施行。當然，這也是美國司法權有效的一面。
忽左忽右：近些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尤其像金斯伯格已然成為社交媒體「紅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的一些「出格」言論。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金斯伯格公開表示擔心川普當選，嚴厲批評川普；等到大選結束後，她又繼續點評希拉蕊的落選背後是有性別因素的。當時，就有人站出來質疑，金斯伯格身為大法官，是否應該迴避這些話題。
Hualun：其實，這個矛盾一直存在。在司法界，有一個詞叫「司法能動性」，有些法官判案是站在司法能動性的角度去判案的，他認為自己能夠通過現有案子影響現任總統的政治事務，但有些法官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按照憲法賦予的權力，行政這一極的權力是嚴格歸屬總統的，法官只負責審理及詮釋司法案件。理論上，最高法院作為三權分立的重要一環，是不應該以這種方式幹預行政權的。我們可以把最高法院視為一個被動的機構，它沒有辦法自己下達一個指令，比如拒絕某部分人入境等；但是可以通過一個案件來作出判斷。金斯伯格當時受到批評，正是因為這一點。一個被動設置的機構如果主動去批評在任總統，當然會被外界質疑是否存在偏見、幹預行政。
忽左忽右：那麼，對於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行為是否存在約束機制？
Hualun：其實是比較難限制的，或者說至少目前沒有成型的機制。因為它已經是權力一極，而且大法官是終身制的，雖然有些州立的最高法院是允許選舉的，但美國最高法院是總統任命的終身制，所以對其限制不太多。
事實上，過去美國最高法院並不像現在這樣如此頻繁地出現在公共討論中，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不會接受這麼多公開採訪。比如，蘇特大法官，他就是恨不得推掉一切採訪，夏天放假就回老家爬爬山，這是典型的大法官做法。蘇特直到2009年才退休，任期的某段時間是與金斯伯格重合的，可見像他這類過去的做法並不是很遙遠的事，也就十幾年時間。
現在最高法院面臨的新問題是政治參與度如此之高，在新聞媒體中出現的次數如此之多。對於美國政界而言，也還沒來得及應對這一現象。
忽左忽右：此前，洛杉磯時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一位法學院教授，他從法律人的職業角度提出，當前社會上神話金斯伯格的聲音非常多，他用的形容詞是「搖滾明星式」的法官，對此頗有微詞，並將矛頭直接指向1986年斯卡利亞大法官，斯卡利亞其實是一位保守派大法官。
Hualun：這位法學教授的意思應該是，在斯卡利亞之前，大法官不太願意接受電視、報紙的採訪，即便接受採訪也不願在其間談及自己對某個案子的看法，但斯卡利亞會在採訪中公開對自己不太認同的大法官的觀點冷嘲熱諷。在當年，電視是美國非常有統治力的一種媒介形式，斯卡利亞的這個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社會走向。不過，現在是網際網路社交網絡時代，情況又發生了變化，可能大法官們不再上電視，而是通過其他各類媒介渠道談論自己的看法。如今總統候選人都上網絡節目，人們會穿著印有大法官頭像的T恤，大法官們在網絡發表觀點也不是不可能。
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1936-2016） 圖自路透
忽左忽右：現在某種程度上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與公共知識分子合流了。在傳統的議程設置中，大法官扮演的應該是「幕後仲裁者」形象，而今天相當於司法參與到民粹政治中來，如果這裡將民粹作為一個中性詞的話。
Hualun：最高法大法官為什麼是終身制？這個設計是考慮到，選出的這些人的聲音不會隨從社會變化而變化，不需要再擔心選舉，不需要被民眾的聲音所綁架，這是終身制的好處。如果不停地參與社會討論，結果不一定是你引導社會，當進入到公共討論中，你的意見是否能夠繼續保持獨立就會存在問題。我遇到過一些老一輩的法律人士，他們是非常排斥參與公共討論，有些人比較尊重傳統，他們認為自己是法律界人士，不會因為今天出了一個環保運動就會把它寫進自己的案子裡。
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法學院中，有的學生和教授在往這個方向走，這是新時代的一個趨勢。斯卡利亞大法官參與了很多活動，經常上節目，但我們很難想像斯卡利亞會成為一個流行界的人物，給他出一首歌或出一款T恤。他確實出現在公共討論中，但他被娛樂化的程度很低，他始終將自己的形象展示為「我是知識分子」的一面，個人私人生活很少展露在大眾視野內。
忽左忽右：這和斯卡利亞站在自由派的對立面有關嗎？
Hualun：也許有也許沒有，這個很難講。但我這一點恐怕跟時代有關係，現在在美國可以聽到很多非常自由的聲音，他們會比較主動地去抨擊一些現象，捧紅一些「明星」，不僅是金斯伯格，還包括像美國年輕女議員科特茲等。最關鍵的時代背景變化是，選出了一位民粹化傾向的總統，保守派興起，政治思潮在往這個方向轉，相對的，就會出現一個反作用力，要把這股力量撥回去。
事實上，美國的政治光譜在幾十年前不是現在這樣的，比如奧康納大法官，美國最高法院第一任女性大法官，但是很多美國女性主義者並不喜歡她，很大一個原因是奧康納是偏共和黨的，她在很多案件中的態度會很曖昧。奧康納來自美國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那個年代恰恰是民主黨勢力比較龐大、腐敗、不近人情的時候，而那時的共和黨則代表了勤勞努力、平易近人的形象，這奠定了奧康納的政治觀點。
忽左忽右：這也說明了外界對美國票倉的一個刻板印象，東西海岸不同，知識分子佔多的地方傾向民主黨，中部、中西部地區，以農民居多，傾向共和黨。您讀書就在亞利桑那，深刻接觸了共和黨大本營的思想。
Hualun：是的，我就讀的本科學校是在田納西，基本感受到了這些情況。但我有一個相對溫和的觀點，我有朋友生活在紐約或加州，基本上沒什麼事，他們幾年都不會去一趟田納西，對這些地方的人的印象就來自紐約時報或CNN。加州和紐約在美國是比較特殊的，他們是藍營的大本營。
作為一個留學生，在當地接觸到這些真實的人，感受風土人情，就相對可以認識比較真實的情況，就像一個外國留學生到中國，他回去後會說中國不是你們想像得那樣。他們並不是遇到什麼事就反對，天天持槍上街，人人家裡幾十把步槍，他們也會每周去社區做義工，非常樂意幫助別人，見面打招呼、噓寒問暖，有溫暖的社會價值觀等。
1981年，裡根總統任命桑德拉·奧康納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照片中間的是威廉·倫奎斯特大法官。
忽左忽右：奧康納大法官作為一位女性大法官，但她並不為很多女性主義者喜歡，可以將金斯伯格和奧康納做對比嗎？
Hualun：這裡可以提一點是，我所在的法學院就叫奧康納法學院，所以我們當然會經常提到這兩位女性大法官。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我前面提到過倫奎斯特大法官，他比奧康納和金斯伯格都要更早進最高法院，在高院工作29年，他和奧康納都是立場偏右，兩人都在菲尼克斯長大，從小認識，在史丹福大學約會過，後來又在最高院相遇。講到倫奎斯特，是因為Netflix的紀錄片《聲名狼藉的金斯伯格》中提到金斯伯格在七十年代民權運動時在最高院打女權官司「杜倫訴密蘇裡州案」，倫奎斯特大法官語帶調侃地說，「你不會滿足於將蘇珊·安東尼印在硬幣上」，蘇珊·安東尼是早期女權運動的旗手。
當然，金斯伯格最為大家熟知的是，她曾在一次庭審辯護中引用了美國的一位廢奴主義者、也是女性主義者薩拉·弗林卡爾的一句話，我只想要男人把他們的從我們的脖子上挪開。但好玩的是，這句話是薩拉講的，但現在社交網絡傳播下可能很多人認為就是金斯伯格說的。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當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男性，他們對這些問題不是那麼敏感。
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和第一位奧康納相比，兩人的風格立場、價值取向有明顯差異。奧康納最大的「汙點」，她是「布希訴戈爾」案中大法官5:4投票結果的最關鍵的第5票。2000年總統大選，佛羅裡達州計票出現爭議，當時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和共和黨候選人小布希之間只差幾百票，由於雙方仍未取得過半選舉人票，因此佛羅裡達州25張選舉人票最終可以決定選舉勝負，涉及到重新唱票問題。案子一路告到最高法院，結果最高法院以7票對2票決定重新點算選票過程違憲，5票對4票決定禁止進行任何新一輪的選票重點工作，最後小布希當選總統。
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此案看做非常罕見的司法權幹預行政權的案例。而奧康納在其中子起到關鍵作用。她在任期中出了名的就是「永遠是最後那一票」，因為其他人是4:4，她決定是什麼就是什麼。她在這起案件中作出了一個被認為「臭名昭著」的決定。這也是民主黨的很多女性主義者攻擊她的一個點，抨擊其作弊。
所以，奧康納最大的問題是，她一直不被外界認為是一個法律理論特別深厚的大法官。比如立場偏右的斯卡利亞大法官，他不是沒有做過非常進步的判決，他作出進步判決的基礎是建立在法律原教旨主義的閱讀憲法的基礎之上，所得出的結果。這一派的法官，觀點很成體系，非常堅持自己的立場。
但奧康納已經有點像政客了，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案子，再來看看美國全社會是怎麼想的，我該怎麼處理才能緩和社會矛盾，然後決定怎麼判。她是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但事實上沒那麼明顯的偏向共和黨，她經常是中間那一票。很經典的一個例子是，某一年最高法院經審的所有案子，她都在勝訴的那一邊。
金斯伯格剛進美國最高法院時，9位大法官的合影。視頻截圖
忽左忽右：這裡能否解釋一下大法官們的投票機制是什麼樣的？
Hualun：大法官在聽審之後，會經過一段時間討論，實質上每個人都知道各自是什麼想法的。比如，金斯伯格手上有一個案子，想讓它過，她意識到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手上的一票如果站在我這邊，那我的意見就可以成為majority opinoin（多數意見）。奧康納就是永遠站在最中間，「反覆橫跳」。
有些案子是屬於「測試性案子」，比如著名的墮胎案「羅訴韋德案」保證墮胎權合法化後，共和黨曾嘗試用很多其他案子，想要通過這些案子的判決來打倒「羅訴韋德案」，實際上高院常年要面臨這類案件，黨派化議題非常多，所以奧康納可以在一年內站在所有案子的勝訴方，可見她有多麼反覆橫跳。
這也是法學界很多人不那麼欣賞她的原因，認為她不是真正堅持自己觀點的人。在法律界，有堅持自己立場才可能被多次引用，比如斯卡利亞大法官被引用得很多，可能人們不認同他的觀點，但他提供了一種學術上的成就，提供一種看待保守主義的方式，認可偏保守的閱讀憲法的意義和價值。現在新上任的一些大法官也比較偏法律原教旨主義，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學派。
金斯伯格也並不完全是現在我們網絡中看到的那樣。2010年前，她不是一個特別極端的大法官，也不是很左，她並不是那種外界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她站在哪邊的大法官。像大法官託馬斯就是出了名的最右，什麼都不用想，你就知道託馬斯一定在最右的那一邊。但金斯伯格以前不是這樣的，她是一個在專業上很有自己原則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的形象在最近這些年「網紅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很大變化，比如把她P為「神奇女俠」那樣的形象，日漸成了一種圖騰化的工具。Netflix紀錄片中提到，金斯伯格小時候的家教是，媽媽告訴她要當一個淑女，但這一點其實是現在的女性主義者不認同的，教導女性要溫柔迎合不是特別時代化的觀點。
有一個經典案例，金斯伯格曾幫助一位失去妻子的男人爭取到撫養孩子的補助金，自此之前補助金一般僅限於女性，通過這個案例金斯伯格幫助一位男性實現了平權。
但在中文討論中，經常使用一些非常單一化的敘事來描述一個人或一件事，社交網絡甚至是在推動這股風潮，真實的人已經剝離出去，只剩下一個符號，或一個所謂的政治觀點。
事實上，大法官不應該是這樣的。很遺憾的是，現在兩派都意識到最高法院可以在美國政治中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都不會放棄這塊陣地，當他們的觸手都伸及最高法院，就很難阻止這一天的到來，最高法院成為兩派激烈競爭的戰場。法官要麼支持這派，要麼支持那派，如果都不支持，是不可能被總統提名上去的。
忽左忽右：同時還有民眾的力量摻雜其中，他們也在「造神」。
Hualun：有一種觀點是，如果現實情況沒這麼嚴重的話，金斯伯格可能已經退休了，不會硬撐。雖然她曾說過我會在任上一直幹到幹不動為止，但這句話不是站在政治立場考慮，她並不在乎是歐巴馬任期還是川普任期。之前有傳言稱，她要撐到下一任民主黨總統上臺，但這種說法毫無根據，金斯伯格也從未承認過。她雖然在公開場合表示過自己不喜歡川普，但從沒說過我要熬過去的原因是不喜歡這任總統會選上來的法官。這也是金斯伯格本人感到無奈的一點，社會上的詮釋也不是她自己能掌握的。
年輕粉絲對金斯伯格的追崇
忽左忽右：這本身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命題，體現了美國政治最複雜的一點。極度民粹化過程中，作為自由派的一個標杆性人物，也在網絡和大眾流行文化的傳播中，失去了她真實的一面。
Hualun：我可以舉當下的一個例子，民主黨人、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佩洛西是怎麼走紅的呢，就是之前在川普發表國情諮文時，她在背後手撕川普演講稿，於是被人們製作成各種各樣的表情包傳播。金斯伯格很特殊的是在八十多歲高齡成了一位網紅，當外界把你塑造成這樣的形象時，你就無意中不得不跟隨它。
比如，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亞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如果我們只看流行文化打造出來的那種自由派旗手、民主黨保護神的形象的話，就絕對想像不到她和最高法院中的保守主義右派大法官成為摯友。
斯卡利亞去世時，有一個梗流傳很廣，兩人騎著一頭大象，斯卡利亞坐前面，金斯伯格坐後面。當時就有女性主義者質問金斯伯格，你怎麼坐後面，我們女性要走在時代的前沿，你不應該坐在男性後面。金斯伯格回答稱，他比較重，坐前面比較安全。
其實到了現在這種時候，有時會很想念他們的這種友誼，老派政治人物沒有這麼高度政治化，不至於如此對立。之前有人對tinder（交友APP）上過一個調查，如果在個人簡介中寫上RBG或者AOC（科特茲議員名字縮寫），可以顯著提高約會成功率。這些年來，立場、站隊等因素已經滲透到生活領域。像金斯伯格和斯卡利亞兩人，看似一左一右，卻成了生活中非常好的朋友，仿佛變得稀有；金斯伯格曾說，我只和斯卡利亞一起出來吃午飯；斯卡利亞也曾在電視上說，我特別喜歡她，除了她的法律觀點。
當然，現在的狀況也有好有壞。Notorious RBG出自說唱歌手Notorious B.I.G，過去人們的刻板印象是說唱音樂總歸和地下、犯罪相關，但現在的大熱音樂劇《漢密爾頓》出名就是因為穿插說唱，很酷的表現形式，甚至在中國也大受追捧。對老派政治圈來講，難以想像用說唱歌詞來唱出某段歷史上的政治事件。辯證來看，不利的一面是政治立場、政治觀點對生活的侵入，但另一方面這也是多年來美國大學等各類機構努力向公眾介紹政治事務的影響所無法比擬的。過去，大學可能花了十幾年時間想讓一個沒有上過大學人了解最近發生的政治事件是什麼，現在可以利用各種渠道將政治事務傳播到社會各個角落，過去的政治討論是建立在極少數人能參與的基礎之上，多數人被排除在外。這就是硬幣的兩面，看我們怎麼看待。
忽左忽右：有一位黑人經濟學者託馬斯·索維爾，典型的右派保守主義者，曾指責美國的大學是醞釀反智的土壤。他的基礎觀點是，美國大學，左翼文化濃厚的教育場所，有點過度讓學生介入公共事務討論中，他從中看出了一些反智的苗頭。
Hualun：有點像社會潮流輪迴，總會經歷一個階段是公眾對政治討論的參與度很高，但高到一定程度就有盲目現象，社會會意識到看似人人參與、但對政治事務的認識是很片面的，就好比全民參與討論，但全民並不知道愛荷華民眾的真正需求是什麼。
忽左忽右：這涉及到一個哲學命題，公共討論是不是萬靈劑？
Hualun：這需要區分是什麼樣的公共討論，理想情況下的談論肯定是比較深入的，願意傾聽別人的意見，發表一段有闡述有發展性的言論。但是像RBG這種社交網絡式的政治參與，包括桑德斯、川普，都是口號式的方式，貼一個RBG、MAGA的標籤，實際上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討論。
忽左忽右：就像加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在文章中寫道的，斯卡利亞在八十年代做了一個不好的示範，著書立說、公開場合發表尖刻言論。隨著21世紀社交網絡發展，美國政治可能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整個龐大的機器也沒來得及作出回應，或者說還沒有實質進展。
Hualun：我看法可能更溫和一些，美國這套機制從來沒有說我準備好應對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它永遠是跟著實際情況在變化的，比如國會、州政府能不能跟上。要改變一項法律是很難的，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工夫，所以永遠是滯後的。但滯後是不是壞事，就像我們前面說的，最高法院終身制是不是壞事，是一樣的道理，我們知道社會會來回變化，那是不是需要在其中安插一些穩定性的因素。
當然，我們也很難想像一個保守派大法官能獲得像金斯伯格這樣的追捧度。金斯伯格帶來的熱潮，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她贏得了女性主義的喜好，而女性是佔了全世界人口一半的力量，有強大的群眾基礎。如果你只是為某一個少數群體發聲，比如為黑人群體發聲，但黑人在美國總人口構成中大概也就10%。索託馬約爾是美國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中的西班牙裔，她也沒有成為追捧對象。
所以，想要成為金斯伯格並不容易，一個時代可能就這麼一兩位。而保守派要得到如此多認同就更難了，除非這個社會比較均質化的，或者說回到像六七十年代那樣的狀況。
泡利·默裡（Pauli Murray，1910-1985），圖自泡利·默裡基金會官網
忽左忽右：確實，如今輿論主流也是左翼，而保守派學者似乎藏在一些公眾很難觸及到的地方。
Hualun：金斯伯格能成為這個時代的現象，確實有她的特殊性。曾經有評論文章聊到金斯伯格崇拜時也點出，金斯伯格早年在民權運動中成名的「裡德訴裡德案」案件，和她共同起草的一位作者是泡利·默裡，一位混血女性，是比金斯伯格更站在一線的民權奮鬥者，作者就解釋了為什麼泡利·默裡沒有像金斯伯格那樣受到追捧，比如前者是跨性別者，是比較憤怒的，經常參與抗議。而金斯伯格出名的人設就是不憤怒，「be a lady」。
這就很微妙了，能獲得美國全社會認同的女性形象是什麼樣的？一個時常「憤怒」的形象能否走到金斯伯格的這個位置；再者，要知道金斯伯格是擁有50年美滿異性戀婚姻的女性，很符合美國主流價值觀。
所以，到最後的最後，你以為只是一位民權運動者，但實際上也要在一些符合要素前打勾。
這是金斯伯格現象背後很值得玩味的事。當然，這個時代能否再出金斯伯格這樣的人，也很難講，畢竟她也代表了那個老派的年代，現在的「勾」和過去的「勾」可能又不太一樣。
其實，我個人對社會轉向最大的擔心是，如果變革太快，確實會帶來很多問題。前面重複提到倫奎斯特法官，外界一向認為他是一位偏保守的大法官，但他在任期末的一個案子中寫了很長的一段話是關於女性的，他說社會上對女性有強烈刻板印象，必須要完成家庭任務，這對她們的職業發展極其不利。這背後的故事是，倫奎斯特大法官的女兒，也是法學院畢業的，他體會到自己女兒在找工作時經歷的不公、成為母親後不利於她在律所的發展。當他親身經歷這些後，倫奎斯特作為最高法院中最保守的聲音，有了很大的轉變。
但關鍵又在於，倫奎斯特大法官經過十幾年，才有了這樣的轉變，但現在的社會是否允許一個倫奎斯特大法官花十幾年時間做出這樣的改變。現在甚至可能的情況是，人們回去翻一下你二十年前說了什麼，如果不符合當下政治正確，就不得翻身了。
倫奎斯特在保守派內部是有很大影響的人物，保守派可能不關心左派發出了什麼聲音，但當保守派內部重要人物發出這樣的聲音後，會起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一直認為變革速度沒必要這麼快，快了也沒人聽，反而錯過機會，讓這些更溫和的人能把你的聲音傳達到你傳達不到的地方，或者說該給別人一些時間。
（本文是播客節目「忽左忽右」主持人程衍樑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院博士候選人hualun的對談，文字稿首發於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