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創建60周年|趙振江:我的大學生活

2021-01-09 澎湃新聞
北大西班牙語專業創建60周年|趙振江:我的大學生活

趙振江

2020-12-28 18:38 來源:澎湃新聞

【編者按】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創建於1960年,1978年起設立碩士點,1999年設立博士點,是目前國內僅有的「西班牙語語言文學」博士點。老一輩教師蒙復地、劉君強、周素蓮、沈石巖、徐曾惠、趙振江、趙德明、段若川、段玉然,學術中堅陳文、丁文林、王平媛、韓水軍、王軍等,培養出大批西班牙語人才,在教育、文化、外交、翻譯、軍事、貿易、新聞等諸多領域發揮專業優勢,各有建樹。

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的創建、完善和發展是中國西班牙語語言文學教育、研究和翻譯發展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記錄著中國與西班牙語國家越來越緊密的交流和交往。

今年是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成立60周年,北大西葡語系(2007年成立)特邀系友撰寫回憶文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趙振江,生於1940年,北京順義人,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西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西班牙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家協會對外文學交流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會長。著有專著《拉丁美洲文學史》(合作)及學術論文多篇,譯著《拉丁美洲詩選》《西班牙黃金世紀詩選》《西班牙語反法西斯詩選》以及米斯特拉爾、聶魯達、帕斯、希梅內斯、阿萊克桑德雷、加西亞·洛爾卡、魯文·達裡奧等人的詩集10餘部,譯著小說《世界末日之戰》(合譯)《火石與寶石》《金雞》《紅樓夢》(西文版)等。鑑於其卓越的學術成就,智利-中國文化協會曾於1995年授予其魯文·達裡奧勳章,西班牙國王於1998年授予其伊莎貝爾女王勳章,阿根廷總統於1999年授予其五月騎士勳章,智利總統於2004年授予其聶魯達百年誕辰勳章。此外,還曾獲北京大學科研成果獎、國家出版總署優秀外國文學圖書獎、中坤國際詩歌獎、陳子昂詩歌獎翻譯獎等諸多獎項。

我是順義人,讀的牛欄山中學,1959年高中畢業那時候,並沒把高考當回事:考上繼續讀書,考不上回家種地,說不定還可以體驗生活,積累素材,將來寫小說當作家呢。想得就是這麼簡單。填志願,也用不著請假回家和父母商量,再說他們也不懂填志願的事。隨心所欲:前三個志願都是北京大學。尤其荒唐的是第一和第三志願還都是中文系(一個是中國語言文學,另一個是古典文獻),第二志願是西語系。高考後,就和同窗好友段繼承到他家(順義李橋鎮北河村)玩去了。直到他收到了北京外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的錄取通知,這才想到自己也該回家看看考上了沒有。於是,他又陪著我一起回家。到家時,已是掌燈時分。家裡人一開始還騙我,說沒收到錄取通知。看到我半信半疑,他們才拿出了那個牛皮紙的信封。信上說,我考上了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法蘭西語言文學專業,並要我於8月26日提前報到,因為北京的新生要負責迎接外地的新生。多年後,有人告訴我,其實我本來已被中文系錄取,是西語系的人事幹事把我從中文系「爭取」過來的。

我在西語系的學習也是一波三折。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並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係,這是第一個與我國建交的西班牙語國家。第二年,北京大學西班牙語專業應運而生。半年後,也就是在學習了一年半法文之後,系裡決定把段若川、趙德明和我從法語調到西班牙語專業,準備做留校任教。那個年代,「國家需要就是個人志願」。於是,我改學了西班牙語。在大學5年的學習中,第三年是關鍵的一年,可偏偏到了三年級,「由於工作需要」,系領導又讓我「半脫產」,半天學習,半天工作(無報酬)。我的工作是做西語系學生會主席兼團總支副書記。我心裡並不願意,但只能服從。我當時的設想是決不能耽誤專業學習。因此,選擇每天上午學習,下午工作。道理很簡單:專業課一般都安排在上午,下午多是政治和知識類課程。專業課不上,很難彌補,而其他課程是可以通過自學完成的。實踐證明,我的選擇完全正確。一年以後,共青團中央明確規定,「不允許學校隨意讓學生脫產做行政工作」,系領導只好又通知我停止半脫產,恢復正常學習生活,儘管我仍然是系學生會主席兼團總支副書記。我暗自慶幸,因為我的專業學習沒受什麼影響。又過了一年,即1964年9月,我雖然只學了3年半西班牙語,其間還有一年半脫產,但在西語系學習已滿5年,按系領導的預定方案,我該畢業了,正好這一年西班牙語專業又招了新生,於是就把我調出來做西班牙語一年級的助教和班主任。我因而錯過了學習英語的時機,而且從此就再也沒能補上這一課,因此,後來每當外國朋友請我去美國講學或參加學術會議,我都婉言謝絕。

年輕時的趙振江

1964年,我雖然正式參加了工作,但並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一年後,我又回西班牙語專業5年級參加了畢業考試,作了畢業論文,才算正式畢業,才開始領工資(見習助教,每月46元;等到一年後該轉正時,又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轉正,直到1968年才轉為正式助教,月工資56元)。我一直認為,作為個人,「不講條件,不計報酬」是高尚的品德;但作為領導,應建立健全公正、公平的規章制度, 不能也不應讓老實人吃虧,讓「不哭的孩子沒奶吃」。

一般說,大學生的生活是單調的,教室、食堂、圖書館,三點一線。可我在北大學習期間,總覺得時間不夠用,要做的事情特別多。從一年級起,我就被選定作系學生會副主席,到了二年級下學期,就做了系學生會主席兼團總支副書記(書記是脫產幹部),比一般同學不知要多開多少會,不僅佔自習時間,有時還要佔上課時間。那時候是「政治掛帥。思想先行」,業務學習是次要的,是可以隨意侵佔的。一方面,有的同學會因為專心致志地學習而被扣上「白專道路、業務掛帥」的帽子,日子不好過;另一方面,學生中的黨員、幹部,日子同樣不好過,因為他們的學習時間根本沒有保證,隨時可以叫你去開會或做別的事情,以致學習成績不好,不及格、補考甚至留級,而留級兩次後,再不及格就要退學了。記得在「大留級」的1962年,我所在的那個黨支部就有三分之一的黨員專業課不及格、補考。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退了學的人回來「控訴」, 他們說「愛北京,恨北大」,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這樣的同學,往往在入學時,因為「出身好」而受到了「照顧」。 在當時的形勢下,為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對工農子弟有所照顧,本無可厚非,但進北大後,就應該為他們創造比一般同學更好的學習條件,而不是隨意讓他們做社會工作,卻不關心他們的業務學習。有人會問,一個學生能有多少社會工作,怎麼會影響學習呢?說實在話,影響還是蠻大的。我只舉一個例子。那時的大學生,每年都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到農村或工廠去參加勞動,主要是去農村。在全體同學下鄉之前,要有少數同學去打前站,為大家安排吃住,「號房子」,埋鍋造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些事由誰去幹呢?學生會。學生會的人就要提前幾天下鄉,自然就不能上課了。我當了幾年系學生會主席,這是親身經歷。當時對這樣的事情並不反感,恰恰相反,長時間的「圈養」之後,有短時間的「放養」,換換環境,呼吸點新鮮空氣,是十分愜意的事,但耽誤了幾天的學習時間,如何彌補,就沒人管了,甚至連自己也不去想。時間是無形的物質,是客觀存在,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個常數。你這樣對待業務學習,成績能好得了嗎?

趙振江在西班牙翻譯《紅樓夢》

說了半天,似乎大學生活好像沒給我留下什麼美好的回憶,非也。比如當時西語系的師資隊伍,可謂陣容強大,絕對是一流的。老師們的敬業精神堪稱表率,循循善誘,一絲不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我雖然是法語專業的學生,但給我印象最深的老師卻是馮至先生。他既是德國文學專家,又是中國文學專家,還是受到魯迅先生表揚的「青年詩人」。記得來北大後,我們這些北京的新生負責迎接外地的新生。一天,馮先生到迎新站來看望我們。他親切地握著我的手,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紹:「我是馮承植。」我當時有些茫然,不知馮承植是何許人,我只知道馮至,因為中學課本上有他寫的《馬鈴薯甲蟲和蜜橘》。經老同學點撥,才知道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原來就是自己心中仰慕的馮至先生。後來,作為系學生會主席,我曾在馮先生家裡參加過幾次關於教學改革的會。先生淵博的學識、謙和的態度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使我領略了什麼是大師風範。

趙振江在聶魯達故居的酒吧

我在西語系學習的時候,除了馮至先生和朱光潛先生兩位一級教授外,還有楊業治、田德望、曾覺之、郭麟閣、吳達元、陳佔元、盛承華、陳定民、趙紹熊、趙羅蕤、俞大因、李賦寧、楊周瀚、吳新華等一大批學有專長的著名學者。有一次,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資深編審龔紹忍先生向我諮詢一句拉丁文。我對拉丁文一竅不通,但我知道楊業治先生和李賦寧先生都是拉丁文專家。楊先生住燕東園,離我家(七公寓)較近,就去向楊先生討教。楊先生一看,立刻從書櫃中取出一本賀拉斯的《農事詩》給我看,原來龔先生諮詢的就是賀拉斯的一行農事詩。「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有學問就是有學問,不服氣不行。再說田德望先生吧,我本來不熟悉,1992年至1997年我做西語系主任,才和田先生有些接觸。田先生大學本科在清華學的是英語,在我們系德語專業任教授,卻是在義大利佛羅倫斯大學拿的博士學位,先生的博學多才也就可見一斑了。尤其令人欽佩的是,田先生在73歲患癌症時開始從義大利文翻譯但丁的《神曲》,至90歲完成後仙逝,共用了17年。記得那年在珠海參加譯林出版社的選題會議時,我與當時義大利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呂同六先生住同屋,我們談及此事,都深深為田先生的精神所感動。同六兄比我大兩歲,我們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時他已做過直腸癌手術。他有感于田先生的精神,寫了一本書,題為《寂寞是一座橋》。我常想,什麼是北京大學的治學傳統呢?這些老先生身上體現的不就是北京大學的治學傳統嗎!它是無形的,卻又是活生生的客觀存在!

趙振江翻譯的《拉丁美洲詩選》

對於當年西語系這些老先生的感人事跡和治學精神,我知之不多,因為我所在的西班牙語專業是1960年才創立的,沒有老先生。在我從法語專業轉到西班牙語專業時,只有三名教員:蒙復地、劉君強和周素蓮。蒙、劉二位老師都是從法語改行的,比我們只多學了半年。周素蓮老師,是菲律賓華僑。菲律賓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年紀大些的人都會點西班牙語。不過,她教得還是蠻好的,發音很清楚,人也很和氣。她丈夫也是歸國華僑,1957年被劃成了右派,「文革」一開始,她就走了。三人中,蒙老師是骨幹。他的業務能力最強,中文基礎也好。口語雖然說不上流暢,但許多與他有過交往的外國人都說他用詞典雅、準確。這也不難理解,比如在我們周圍的人中,有的人雖然是伶牙俐齒,但是廢話連篇,語無倫次,跟他講話索然無味,而有的人雖然語速不快,語音也不純正,但卻風趣幽默,出口成章,誰不願意和後面這樣的人交談呢。蒙老師的敬業和治學精神也十分令人欽佩。他讀書非常認真,將其中有用的東西分門別類做成卡片。他上課時引用的例句,都是從這些卡片中摘錄下來的。劉君強老師為人正派,工作認真,對領導上的安排從無二話。他當時體弱多病,又是兩地分居,妻子是湖南長沙的一個小學校長。說實在話,讓他改行教西班牙語是不合適的,因為他的發音不行。法語裡的顫音是小舌顫音,而西班牙語是大舌顫音,即平常人們說的「打嘟嚕」。劉老師的問題倒不是那個顫音發不出來,而是區分不開,經常是亂發一通而自己卻渾然不覺。上課時,學生們實在憋不住了,就會笑出聲來,弄得大家都有點尷尬。「文革」後,為了和妻子團聚,劉老師調到了長沙鐵道學院,又改回老本行教法語了。後來聽說他還曾不顧自己體弱多病,赴非洲為中國醫療隊當過翻譯呢,讓人又是敬佩又是同情。蒙復地老師本來身體和精神狀態都挺好,誰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受到西班牙語專業「造反派」的衝擊,就吊在房間裡的暖氣管上自盡了。當時無人過問,最後還是我們幾個學生陪著他的弟弟把他從暖氣管上解下來的。他的弟弟是個外科醫生,卻不敢進屋,在外面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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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西班牙語,北京大學,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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