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光的車輪亢奮向前時，我們難免會回頭看看過去，雖然那裡的風景已漸漸模糊，但總有一些人和事你不能忘懷
01
1953年底，吳式太極號稱「南北無敵手」，引得白鶴派的一陣diss，一番口水戰之後，雙方在輿論的鼓譟下，決定打場生死鬥，不過香港法律嚴禁決鬥，最後兩家移師澳門一戰。
究竟二者孰勝孰負，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已不重要，受彼時濃厚的武術氣氛影響，香港《新晚報》的編輯陳文統一時按捺不住激動小手，決定趁熱蹭一波，提筆寫下了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
此書因擂臺戰而起，書裡也以擂臺戰而終，陳文統的筆力不俗，《新晚報》上的小說連載一出，立即被市民爭相搶購閱讀。
陳文統在報社作編輯時，換了十數個筆名，為了寫小說，他又起了個新名字——梁羽生，誰也不曾預料到這會是新武俠時代的開篇。
梁羽生的大名仍在江湖上傳說，而那兩位打生死戰的拳師卻已湮沒於歷史之中。
武林、江湖，夢耶、真耶。
更讓人沒想到的是，《新晚報》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竟還藏著另一位大神——梁羽生的好友兼同事查良鏞，當梁羽生將《龍虎鬥京華》的續集都寫完了，報刊上武俠專欄一時無以為繼，主編想起報社裡還有查良鏞這麼個大才子，他幾乎磨破了嘴皮子，這位査先生才慢悠悠的動起筆來。
查良鏞以他老家浙江海寧的一個傳說為藍本，將乾隆皇帝和反清義士首領的身世之謎、恩怨情仇寫的曲折離奇，起先書名定為《書劍江山》，在報紙上連載大獲成功之後，又定名《書劍恩仇錄》。
查良鏞也為自己起了個筆名，他將名字中最後一個字「鏞」分拆開來，取名「金庸」，現在，我們當然知道這個名字在華人世界有多麼的響亮。
金梁二人共同扛起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旗，號稱「金梁並稱，一時瑜亮」，他們雖說私交不錯，卻也暗暗較上了勁。
金庸在寫完《書》之後，就離開了《新晚報》，他先是到一家名為「長城」的影視公司做編劇之類的工作，而後又在1959年和友人創辦了自己的報紙《明報》。
為了能讓報紙的銷量增長，金庸利用自己的名氣（其時他已寫出《射鵰英雄傳》、《碧血劍》等作品），又在《明報》上連載了《神鵰俠侶》，楊過和小龍女的故事一出，直是萬人空巷洛陽紙貴。
而同一時期，梁羽生仍在《大公報》（《新晚報》系《大公報》的下屬報業）內工作，他也意氣勃發的寫下了《七劍下天山》《白髮魔女傳》《萍蹤俠影錄》等經典小說。
二人「瑜亮」之說，誠不欺人。
02
古人常說「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在新派武俠小說世界裡，金梁其時都在而立之年，拼搏之心正旺，故而他們雖然嘴上未說，卻在用實際行動比拼著各自的文筆功力。
由於金庸自立門戶，他每日除了寫小說外，還得承攬報刊的編輯、出版、社評、經營等事務，工作十分繁忙，梁羽生與其比之雖然要輕鬆些，但為了生計和未來，二人的交往自然就比原先少了許多。
此外我們都知道，金庸的父親曾在開國初期被當做地主處決，這對金庸的打擊實為不小，多年後他在自傳散文《月雲》裡回憶此事，飽含深情的寫道：「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宜官，就是父親為他取的小名，而我們如今看到他的作品裡，主人公幾乎都是處於「缺父」狀態，大抵與此有關。
金庸本為政法系出身，又在報業系統打磨多年，他對時政是有著獨到見解的，時政社評也是《明報》的一大特色，而作為香港的新聞人，不可能不對彼時大陸發生的事略作評論。
鑑於金庸的身世和其所學所見，他對五六十年代大陸的狀況是頗有些意見的，而這又與梁羽生的見解不大相同，二者紙上論戰自不可少。
梁一直是大陸政策的支持者，他也因此可以在那個年代多次出入大陸無礙，而金庸則要到七、八十年代，看法有所改觀，後來受到高層邀請才得以回鄉。
就這樣，在生活、工作以及對時政的不同見解下，兩個關係不錯的好友漸行漸遠，直到一段「公案」發生，兩人算是公開「交惡」了。
03
1966年，當金庸在寫《天龍八部》時，梁羽生以「佟碩之」的名字寫了篇評論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論》，文章裡他稱新武俠小說「開風氣者梁羽生，發揚光大者金庸」，並對自己和金庸的文章進行了一番比較，總體而言持論比較中肯，不過對金庸小說的批評稍微多了些。
但這一次的「批判」可不得了，輿論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金梁都處於創作的高峰期，在武俠世界裡如日中天，哪個人有此膽量敢這麼寫？
媒體們紛紛猜測，通過種種蛛絲馬跡，矛頭最終指向梁羽生，當時他也並未立即予以回應，直到20多年後，才由人披露出「佟碩之」確實是梁羽生。
而後金庸又在同樣的專欄上回了篇《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他頗有些息事寧人的態度，「真兇」是誰，其他媒體人找來找去，他還不清楚嗎？所以金庸稱他寫武俠小說，只是報以娛樂的態度，何必較真。
雖說如此，金庸畢竟還是不服氣的，他對梁文章裡提出的幾點異見予以回應，還委婉的批評了梁羽生不該「故意將人物，故事，背景去遷就某種思想和政策」。
金梁二人都是從戰亂時代走過來的，他們都明白一個強大而統一的祖國有多麼重要，所以在他們二人的作品裡，家國情節比比皆是，不過梁羽生深受傳統文化思想影響，作品中主人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要更強烈些，而金庸受到西方文藝的影響要更多，後期也更關注對人性的深入剖析和刻畫，《笑傲江湖》和《鹿鼎記》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這也是二人的不同之處。
這番「交戰」雖然短暫，但在媒體眼裡，那當然是二人「交惡」了，事實情況雖非如此亦不遠也，二人那些年的來往確實少了，不過這既有二人「較勁」的意思，也有生活、工作與以往變化太大的原因。
04
六、七十年代《明報》在金庸的主持下，越發紅火更被稱為東方的《泰晤士報》，可見其影響力之大，將這樣的報社經營的如此之好，不花費大量精力是不可能的。
金庸說寫小說他是抱以娛樂的態度，在當時確實並非虛言，他一生僅有十四部武俠小說面世，而他寫的評論文章卻有兩萬多篇，從數量上不可同日而語。
而梁羽生則慢慢解除了報社內的職務，專心寫武俠小說，此外就是到處走走看看，真的開始了享受人生、娛樂人生，其後又偕妻兒移民澳大利亞，定居於雪梨，兩人的交集自然更為少有。
對於當年梁羽生的批評，金庸表面上含蓄回應，實則非常在意，因為是趕著稿子去報社連載，難免會有不少紕漏，自此，他勉力學詩作詞，決意一雪前恥。
從1970年開始金庸修訂舊作，不僅改正了原本中的詩詞字句，還加入不少新的創作，正因為他有著這樣嚴謹的態度，才讓他的作品更加吸引讀者，他的社評文章，我們現在已見的不多，而他的小說卻會流傳久遠。
直到1994年，兩位年逾古稀，早已退隱江湖的大俠，在雪梨舉辦的「中國武俠小說專題研討」論壇上相遇，梁羽生盛讚金庸：
「我頂多只能算是個開風氣的人，真正對武俠小說有很大貢獻的，是今天在座的嘉賓金庸先生……他是中國武俠小說作者中，最善於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寫作技巧在內，把中國武俠小說推到一個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將他比作法國的大仲馬，他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金庸沒料到久已不見的老友，會對他有這麼高的評價，會後他來到梁羽生位於雪梨的家中，梁羽生開心的將金庸很早之前送給他的棋譜和圍棋拿出來，並稱「這是你送給我的舊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金庸對此感慨不已。
友情至此愈久彌堅，兩人一杯老酒、一盤棋，又像三十多年前一樣暢聊半夜，舊日「恩怨」盡皆拋去，相逢一笑泯恩仇。
梁羽生後來曾道：「我相信，他沒有料到當初罵他的人，如今會給他這樣高的評價。會後我們一起吃飯、聊天，還一起下棋。彼此不高興了大半輩子，到老了，才忽然發現對方是一個難得的朋友，這真的應了那句古話——『不打不相識』。」
此後二人又恢復舊日來往，梁羽生晚年多病，常到香港居住、治療，金庸得知後必然會去看望拜訪，金庸若是到澳大利亞，梁羽生則也會前往一見敘舊。
1998年一次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討論會上，有人指責梁羽生當年的文章不當，金庸站出來為老友辯解，當時的批評議論才平息下來，而在2004年時，梁羽生的老家廣西蒙山建了一座「梁羽生公園」，題名者也正是金庸。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在雪梨逝世，享年85歲。金庸託人送去了輓聯：
悼梁羽生兄逝世，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輩亦狂亦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輓
在梁羽生逝世之前，二人還通了一次電話，梁羽生照舊親切稱呼金庸「小查」，而金庸則稱其「文統兄」，豈料那竟是最後的話別。
金庸說對比梁羽生「自愧不如」，不是自謙，因為「梁羽生寬容的氣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風他遠遠不及，這是天生的好品德，學也學不來」。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94歲。
曾經的風光無限，如今俱往矣，不過我們還是要金庸、梁羽生這兩位武俠大師，曾經為讀者創作出那一部部經典的著作，是它們讓我們相信這世間是有大愛、大義、大忠、大美的。
直到現在，我們依舊相信：武俠所傳遞出的中華民族特有的俠義精神絕不會消亡，它必將長久地留存在這世間，這些著作也必將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屬於它們的深深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