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果粒 編輯：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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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少年犯罪和殘酷青春的影視作品中，日本製造的比例一直高企。以光市母子殺害事件為背景的電影《來自天國的情書》、因千禧年左右少年犯罪事件頻發而誕生的電影《青之炎》以及東野圭吾的原著改編電影《彷徨之刃》都與少年犯罪緊密相關。這既反映了日本影人對青少年犯罪題材的關注，也說明了日本少年犯罪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對此，我們藉由日本的《少年法》稍作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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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保護你們的是什麼呢？
是父母麼？是愛麼？
不，是少年法。
――電影《告白》
由中島哲也執導、湊佳苗同名作品改編的日本電影《告白》，將矛頭直指少年法。電影講述教師森口悠子在得知自己班上的兩位學生殺害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女兒之後，一步一步實施復仇的故事。森口老師在對全班學生的告白中，毫不留情地控訴了少年法的不處罰主義。日本刑法第 41 條規定：未滿 14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不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對於 14 歲以下的犯案少年，法律不處以任何形式的處罰。
「少年 A」 的稱謂正是這種不處罰主義的表現之一，14 歲以下少年犯的名字不會以任何形式公布，大眾媒體自不待言，甚至殺人案件中的被害者家屬也無法獲知少年犯的姓名。男孩都被稱作 「少年 A」，女孩都被稱作 「少女 A」。自然，少年犯們的其他個人信息也都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在犯罪的事實被確認之後，少年犯們與其說開始了漫長的懲役，不如說被放入了一套與社會高度隔離的精緻保護系統。經過保護、教育和改造並被確認 「改過自新」 後，少年犯們以完好無損的狀態重新融入社會。至此，對一個少年犯的處置宣告完成。
日本在 1922 年制定的《少年法》（現稱《舊少年法》）中就規定，這部法律旨在防止青少年再犯罪。二戰後，由戰時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主持修訂的新少年法仍堅持這一原則，少年犯們一般會被送往各地的兒童自立支援機構接受再教育，即使需要接受審判，處理結果也很難稱得上是懲罰。2015 年日劇《天使之刃》便圍繞少年法的不處罰主義展開，劇中咖啡店老闆檜山的妻子祥子被 3 名少年犯殺害，檜山在事件調查的過程中不斷知道身邊的人與少年犯罪有關的過去，並一步步接近真相。劇中的記者貫井說過一句很形象的話：「法官、檢察官、律師、少年犯的監護人，一群少年犯的保護者們商議著對他們的處置。而受害者的家屬卻完全被排除在外。」
這部看起來欣欣向榮的法律，在二十世紀的最末幾年遭遇到了最大規模的質疑。這場質疑的最初挑動者，正是少年法保護的一代日本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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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薔薇聖鬥的遊戲現在開始
愚鈍的警察諸君
試著來阻止我吧
關於殺人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喜歡看著別人死掉
你們這些下賤的廢物：
你們的懲罰就是死亡！
流血就是對多年憤怒的判決！
――酒鬼薔薇聖鬥事件犯罪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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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5 月 27 日清晨六點半，門衛準時到達神戶市友之丘初中上班，這時他發現了六年級學生土師淳的被割下來的腦袋，他已經失蹤了三天。放置在學校門口的腦袋嘴裡還咬著一隻塑膠袋，裡面裝的正是上面的那則犯罪宣言，落款是 「學校殺手」。
神戶警方迅速出動，並把這起事件和引起全市恐慌的其他兩起少兒傷害殺人案件聯繫在一起。通過比較筆跡、採訪和詢問友之丘中學的教員、學生及家長，警方最終將目標鎖定為一名 5 月中旬退學的 14 歲男生，並於 6 月 28 日對其實施逮捕。這就是轟動全日本的神戶連續殺人事件（又稱作酒鬼薔薇聖鬥事件）。
「當我殺人或導致他人身體遭傷害時，我覺得自己從持續的憎恨中獲得自由。我能夠從中得到和平。減輕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這是犯案少年在被捕前寄給神戶新聞社的挑戰書中的話。露骨的聲明強烈震撼了素來以隱忍著稱的日本社會，國會甚至因為這起案件把刑事犯罪刑責的最低年齡從 16 歲下調至 14 歲。然而，這位可能是日本歷史上最著名的少年 A 依舊沒有受到什麼 「懲罰」，犯案以降的七年間，少年 A 輾轉呆過兩個少年院，最終於 2004 年 3 月 10 日假釋出院，恢復了常人的生活。
法律以它自己不可置喙的方式做出了對少年 A 的處置，然而公眾卻似乎另有一番看法。少年 A 被捕之後不久，一份名為《聚焦》的圖片雜誌刊登了他的姓名和照片，此後雖因被指控觸犯了未成年人保護法而被召回，但諸如此類的曝光和揭露卻一刻也沒有在網際網路上消停過。據說有人專門搭建網站儲存少年犯的資料並長期更新，甚至可以追蹤到少年犯回歸社會後的工作場所並發出 「你們的新同事以前殺過人」「新來的那位是個強姦犯，晚上不要和他單獨出去」 這樣的警告信息。
但是，大多數的媒體關心的似乎是另一回事。方方面面的報導指向的似乎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屏幕上不斷閃動的收視率：他們分析嫌疑犯的身份和動向、了解受害者家屬的心情、把犯罪專家教育專家都請到演播室。他們畫出行兇時間軸、還原案發現場、分析少年 A 的身世背景、成長經歷，唯獨少有思考過大眾媒體自身應該承擔起的責任。
如果幻冬社出版這樣的作品，今後我會慎重考慮我們之間的合作關係。
――東野圭吾
東野所說的作品，是少年 A 在神戶連續殺人事件之後陸續寫下的事件手記《絕歌》。這本詳細記述案發經過、自我剖析犯案前的性衝動和精神狀況的手記《絕歌》最終還是於今年 6 月正式出版。在書的末尾，著者 「前少年 A」 向受害者家屬致歉：「把這些寫下來是我救贖自我的唯一方式」。《絕歌》因為自我辯護和消費受害人的嫌疑受到日本輿論的猛烈批評，但是這些殺傷力可能遠不止於此的文字，還是藉由媒體大規模地刊行了。
「少年 A」 的稱呼背後，是一千個、一萬個有名有姓的犯案少年。這個稱呼可能是這個素以文明、安全著稱的國家身上一處頗為隱秘的傷口，極深，但因為太深了，人們往往只來得及關注表層。人們關心少年犯之所以成為少年犯，基本上都會先著眼於他們成長的家庭環境（比如是否受過虐待）、學校環境（比如是否受過欺凌），這些圍繞著少年犯的小環境被人們認為是犯罪的直接誘因。以 「保護」 為第一要義的少年法律和大眾媒體，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包庇了這些犯罪行為，甚至在無意中造成了某種暗示：犯罪並沒有什麼關係，不用受到處罰，還可以得到社會的諒解。這種暗示甚至催生了數量更多、情節更為惡劣的犯罪，並最終創造一個少年犯罪寄生的溫床。
以神戶連續殺人事件為始，日本在千禧年左右發生了一系列由 17 歲左右的少年犯下的惡劣罪行，甚至由此誕生了 「憤怒的 17 歲世代」 這樣的流行語。而神戶事件的少年 A 被釋放兩個多月後，11 歲的御手洗憐美被同班同學 「少女 A」 用美工刀殘忍殺害，引發了國會關於再度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今年以降，川崎、船橋、刈谷又相繼發生惡性少年犯罪事件，幾乎每一起事件的發生都會引起社會的討論和國會的震動。繼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之後，日本國會也終於在去年大幅上調了少年犯的刑責上限。但是，亡羊補牢的思路不該用在關乎人命的領域，引得大眾矚目的也不該是鮮紅的血。少年法如果一直在事件之後後知後覺，少年 A 的背後將不僅是一千個名字，還有一千堆逝者的骸骨，一千次苦痛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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