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兒童發展心理學教授，也是該領域全世界最頂尖的學者之一。她不僅是一位實驗心理學家，也是一位哲學家，一生致力於以跨學科的視角研究兒童的認知與成長。她養育了三個兒子，現有三個不到5歲的孫輩。
高普尼克教授著有上百篇學術文章，其專著大多已譯成中文，包括《孩子如何學習》《孩子如何思考》《園丁與木匠》等，在世界各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嚴格意義上講，她的作品不算是傳統的「育兒書」——沒有撫養孩子細節操作上的指導，也沒有空泛乏味的大道理，而是專注於最新科學實驗的探索，從科學與哲學的角度總結兒童的發展規律，從而引發學界以及公眾關於人性這一最根本問題的思考。兒童有著非凡的潛力及學習機制，他們獨有的特點對成人的生活方式和態度，甚至對現在的熱點話題——人工智慧的研究，都有非同尋常的啟示。父母與孩子之間是一種最為特殊的關係，人類發展的方方面面——學習、發明、創新、傳統、文化、道德等，都深刻地植根於這種關係之中。營造充滿愛的生活環境，尊重自己所愛的人的自主權，是父母送給孩子的最佳禮物。問：我們可以從您的研究背景談起嗎？您接受過哲學和發展心理學訓練，有著超強的跨學科背景。在您看來，哲學和發展心理學在哪些方面有交叉？在兒童研究中，這種跨學科方法的特別價值在哪裡？
高普尼克：我的本科專業是哲學。在牛津讀書時，我穿行於哲學和心理學之間。在某些方面，我覺得我現在思考的問題跟那時候比並沒有什麼變化。比如：我們如何理解周圍的世界？在信息量有限的情況下，我們如何知道世界是怎樣運轉的？這些當然是偉大的經典哲學問題，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圖。其他問題也是如此，比如：我們如何在語言中發展意義？如何發展道德感？這些都是哲學問題，而通過觀察兒童，我們實際上可以得到一些答案。然而，儘管如此，直到現在，兒童在哲學研究中基本上還是隱形的。當問及一些重大的哲學乃至神學問題，比如，是什麼賦予了你生命的意義？什麼是重要的抑或有意義的？一個人最大的道德困境的根源在哪裡？幾乎每個人都會說，回答這些問題肯定會涉及到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你看，兒童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但至少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這一點並沒有體現出來。我認為有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過去的（西方）哲學家多為男性，而且（因其宗教背景）很多都是獨身主義者，他們幾乎沒有撫養子女的經歷，可能意識不到可以通過觀察孩子來回答哲學問題。而亞洲的哲學傳統則不同，如孟子這樣的哲學家，很早就開始關注倫理與政治。這些哲學家認識到家庭關係可能是國家關係或其他政治關係的重要典範，因此能夠對此類問題進行思考和討論。在這一點上，中西兩種傳統形成了對比，非常有意思。問：我想與您探討一下您的著作《孩子如何思考》中有關嬰兒潛能這一話題。與成年人相比，孩子的心智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呢？高普尼克：嬰兒的大腦存在更多的連接，受控性沒有那麼強，所以執行的功能就減少了。大腦的額葉部分比大腦的其他部分控制能力更弱。成年人對他們周圍發生的大多數事情都是視而不見的，因為他們的關注點很窄，而3歲的孩子卻能注意到周圍發生的一切。對不同事物和各種可能性持有開放態度是嬰幼兒的一大特點。這跟情境有關。比如，在以下兩種情境下，你的認知能力是截然不同的：一種是做目標導向的活動（代表的是一種執行功能）；另一種是做非目標導向的活動。在第二種活動中，參與者能夠接收大量信息，這些信息是靈活的、可塑的或有創造性的，這種更像是孩子們的行為方式。與一個典型的成年人相比，兒童具有可塑性，即靈活性，他們對世界的複雜性更加敏感。因此，靈活性、隨機性、噪聲、雜亂無章、缺乏重點等等，這些通常被我們認為是缺陷的特性，對於構建一個探索、嘗試和學習的系統，實際上非常有益。即使是成年人，如果能在目標導向的工作與冥想靜修之間保持平衡，效果也會非常好。在冥想的過程中，你故意不去關注需要做的具體事情，甚至不去走動，而是向更多的可能性敞開心扉。而當你處於困境中，如遭受焦慮或抑鬱時，可思考的事情範圍會變得非常狹窄。不過，當你進入更為廣闊的思維空間，通過各種方式讓自己變得更像一個孩子，那麼實際上你就可以振作起來，去考慮更多的可能性。問：您對幼兒的描述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您在書中寫道，他們的生活體驗就像「在巴黎第一次談戀愛的樣子」。高普尼克：是的，你想想看，我們在日常工作之外的某一次非常棒的經歷，其實特別像孩子們（每天）的經歷。問：有一種傳統是從成人的視角出發，把孩子看作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成人。而如今，像您這樣的發展心理學家更加關注兒童的先天能力。我們是如何獲得這種新的對待嬰幼兒的態度的呢？高普尼克：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們開始更加關注這一話題了。越來越多的人在照顧孩子的同時也在從事科學研究，這本身就對學科有推動。另一方面，我們有了新的技術來理解兒童，並讓兒童用他們的「語言」來告訴我們他們所知道的事情。比如，我們可以做一些特定的實驗——觀察孩子們伸手去拿什麼，或者嬰兒和兒童在注視著什麼，他們看什麼東西的時間更長/更短，等等。如何搞懂這些不能說話或很少說話的小傢伙們的大腦在想什麼，是一個很大的科學問題。從方法上弄清楚這一問題，是一個偉大而美妙的、令人興奮的科學挑戰。我們現在有很多新技術，可以說每周都會推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們有兩個重要發現：第一，嬰兒從一降生就已知道了很多；第二，嬰兒擁有非常強大的學習機制。這不僅因為他們生來就具有一種反射性先天知識（Reflexive Innate Knowledge），也因為他們有非凡的學習機制。你看他們每天到處亂跑亂撞，要是你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他們實際上是在非常系統地做那些能給他們提供最多信息的事情，而我們才剛剛發現孩子的學習機制如此強大。我在《園丁與木匠》中多次提到一點：當父母有意識地做這做那時，可能不會對孩子產生多大的影響；反倒是孩子們從父母的言行舉止中，甚至從父母使用的某種語言的微妙細節中，可以耳濡目染地學到很多東西。問：作為國際認知科學領域的頂級學者，您一直走在這個學科的最前沿，那麼當下您最關注的課題是什麼呢？高普尼克：在這段「靜修」（疫情隔離）期間，我在撰寫一部新書，書中關注的是一個有趣的、不同的領域——計算機科學。我現在的工作是美國國防高級研究項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DARPA）資助的一個大項目中的一部分。DARPA代表了美國的前沿研究，為計算機科學的發展提供資金，計算機就是DARPA項目的發明成果。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資助人工智慧和發展心理學這兩個領域開展一些大型合作項目。可以說，過去10年人類在人工智慧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比如關於深度學習或者深度強化學習，都是因為我們擁有了能夠學習的機器，而不是僅僅試圖將智能編程到機器中去。談到人工智慧，我們可以追溯到計算科學的偉大創始人阿蘭·圖靈（Alan Turing）的第一篇相關論文。在文中第一部分，他談到模仿遊戲，談到一種被稱為「圖靈測試」的東西，他說：「你能設計出一個讓人無法區分是人還是機器的系統嗎？」文章寫到一半時，他改變了策略：「也許我們不應模擬成人的思維，而是應該模擬孩子的思維。」畢竟，孩子們總是在學習成年人如何做事。但是，這些系統所從事的學習，像深度學習或深度強化學習，有太多的限制和約束。它依賴於龐大的數據和繁多的例子，而且AI並不太擅長對這些例子進行歸納總結。兒童是我們所知的系統中最好的例子，他們學習能力強，並且可以從極少的數據中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總結和概括。那麼，我們的問題是，孩子們做的哪些事情可以用來為人工智慧提供線索？比如，提到「喜歡探索」這一特性，我們知道，孩子們總是在做各種各樣的「實驗」，這些「實驗」常常被我們稱為「什麼都想嘗試」（Getting into Everything）。其實，正是所謂的「什麼都想嘗試」，才使他們能夠獲得相關信息。那麼，我們想知道的是，如果賦予AI以兒童般的好奇心，他們能更好地理解世界是如何運轉的嗎？如果你設計一個機器人，它能不能像一個3歲小孩一樣，僅僅通過觀察他人便能夠學會如何做事？它能否通過模仿讓自己變得更強大，更好地應對各種各樣的情況？所以，一方面是我們（發展心理學）對AI的貢獻，另一方面是思考如何將人工智慧模型作為理解兒童的工具。這是一個令人非常興奮的發展方向。問：所以說，孩子們在某些方面可以成為偉大的創新者。有時候，我們的教育方式可能會讓他們的好奇心大打折扣。您在《園丁與木匠》中，談到了兩種養育子女的模式/方法，「木匠」與「園丁」的比喻讓人印象深刻。您能詳細介紹一下這兩種模式的不同之處嗎？
高普尼克：關於父母應該如何育兒，在美國、歐洲和中國越來越多地出現了這樣一種觀念，那便是，通過有目的地做一些事情，以達到某種特定的結果。如同木匠一樣，使用「正確」的方法，就會做「正確」的事情；測量的方式「正確」，建造的方式也就「正確」，最終便會得到一個好的、你真正想要的結果。這就是木匠的模式。我想強調的是，對於大多數事情，我們的確應該如此——設定一個目標，然後想方設法去實現這個目標。不過，在養育孩子方面，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方法。當你在做園藝時，或者當你在製造任何一種生態系統時，你是不能預料結果的。比如，在你的花園裡，有些植物會長得很好，但同時也會有一些你自以為絕對會成功，卻沒有如期成長的植物。你要做的是建立一個系統，使足夠多的不同植物在不同條件下茁壯成長。那麼，即使事情發生改變，例如遭遇嚴重乾旱等氣候變化，它也能夠進行自我調節，這樣，園子裡至少有一部分花草樹木能夠生存下來且可長得枝繁葉茂。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我認為，「木匠」式的育兒模式就如同一種單一文化——每個人都盡力種出最大的土豆，我的土豆一定要比你的大。其結果可能是，你會收穫很多碩大的土豆，不過，一旦馬鈴薯枯萎病來了，情況就會變得很糟糕。實際上，你應該接受並鼓勵多樣性，應該認識到結果並不由你掌控。你只是在創造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中，許多不同的可能性都可能發生並得到較好的發展。我希望這些事實既是對為人父母的一種啟發，也是一種解放。為人父母很重要，但他們的重要性不應表現為強制性地讓孩子成為某種人，而應體現在是否為孩子們提供了茁壯成長的環境。問：園藝理念是給予孩子們自由發揮的空間和機會，對嗎？但我們如何才能緩解家長的焦慮呢？畢竟家長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最棒的一個。您覺得園藝理念和家長的目標會有衝突嗎？高普尼克：我想是有的。自這本書出版以來，我越來越意識到，家長的焦慮部分來源於經濟考量。如果你處於現在這樣的知識經濟中，那麼在教育過程中取得優異成績便是經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於是，人們會產生一種想法，那就是，如果我能讓我的孩子在學校做得更好，或者讓我的孩子變得更聰明，他們就會受益終生，反之，孩子未來便有可能失敗，甚至會「從地圖上消失」。我不想完全否認這一點。但如果我們能創建一個對各色人等都更為有利的環境，那麼未來的發展方向一定會更美好。我們應該給予孩子和家長以充分的培育和支持，如此，一個沒有拿到全優成績的孩子就不會從經濟階梯上跌落。這是處理此類焦慮問題的較好方式。我有時會用愛爾蘭麋鹿的鹿角來比喻這一現象。愛爾蘭麋鹿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鹿角最大的麋鹿在性選擇上佔有優勢，從而繁殖出更多的大鹿角麋鹿。但結果是，這些麋鹿什麼也做不了，因為它們的角實在太大了。我想這樣的事情正發生在中產階級的父母身上。家長們可能也意識到了這種現象有點太瘋狂了，不過一旦開始這種循環，人們就很難從中逃脫。身處一個變化愈加劇烈的大環境中，我們需要的是靈活性、堅韌性和創造性。根深蒂固的對特定技能的狹隘關注，很可能導致孩子們都擁有相同的技能，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毀滅，是非常有害的。我們不要把孩子當作手段，也不要以孩子長大後的樣子來評判他們的價值，只有這樣，從長遠的未來和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人類最終才會有一個更好的結果。問：但是，對獨生子女的父母來說，他們的花園裡只有一株植物，他們可能會覺得無法承擔那株植物出問題的結果。高普尼克：童年的多樣性實際上適用於整個社區，而不是單個家庭。（來自多個家庭的）孩子們擁有不同的氣質、發揮不同的才能，意味著整個群體可以得到好的發展。實際上，人類的孩子是如此無助，俗話說，「養一個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真正意義上的單位應該是一個群體，其中包括多位照料者和孩子，而不僅僅是一對親生父母和他們的孩子。問：那麼，對於那些想成為「園丁」的父母，您會給他們提一些什麼樣的建議呢？您認為他們和孩子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什麼？高普尼克：我在美國常用的短語是「chill out」（放鬆）。記得有一次我在法國演講，有人問道，「chill out」的意思是「把孩子放進冰箱」嗎（「chill」是「寒冷」的意思）？不知「chill out」用中文應該翻譯成什麼？問：我想，比較貼合的中文表述應該是「佛系」——這是一種流行的網絡表達。高普尼克：沒錯，這樣翻譯很合適！其實這種態度來源於一個非常好的傳統。與孩子相處，無條件的愛和關懷是最重要的。愛讓人感到滿足，但從來都不是一件易事。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尊重自己所愛的人的自主權，不管對方是孩子還是伴侶。愛的意義是——明白如何幫助他人來制定和實現他們（而不是你自己）的目標。也就是說，當你照顧一個小孩時，並不意味著你要有一個特定的目標，然後去努力實現這個目標。你要做的是，讓孩子擁有他自己的目標和願望，並確保孩子處於積極和良好的狀態，幫助他制定自己的目標。對待老人也是如此。比如照顧年邁的母親，你不只是為她做那些（看似）對她最好的事，你要做的，是讓她有能力去做她真正想做的事情。問：關於如何過上充實而快樂的生活，您認為成年人能從孩子身上學到什麼呢？高普尼克：我認為，與孩子相處，本身就是我們做得最成熟的事情，它涉及到關於護理和道德責任等獨特的情感問題。這一點在亞洲傳統中比西方更為明顯——你與身邊人的關係是最基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經驗的基礎，而西方傳統則相反，遵守法律或訂立合同是道德運作的模式。總的來說，養育孩子意味著你會有非常強烈的道德感受。其次，跟孩子這樣敏感又敏銳的小傢伙一起觀察世界，這本身也教會了成年人一個道理：你時不時地要從自己必須做的事情和有目標的活動中解脫出來，以一種不被引導的方式消磨時間，實際上只有這樣，你才更具創新力，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作者介紹：趙靜一，劍橋大學博士，李約瑟研究所及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古希臘與中國哲學思想比較）⊙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周刊》所有，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繫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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