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將10一13世紀的我國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並且透過宋遼夏金各個地區的經濟生活的種種差異，我們發現當時的經濟運動的確具有一些令人詫異的相似之處。
(一)撞擊和動蕩
晚唐五代，中原離亂，元氣大傷。以漢族為主體的農業文明圈逐步向內退縮，周邊宜農地帶開始出現權力真空。
與此同時，業洲氣候逐步轉冷，開始進入我國歷史上的第三個寒冷期。據竺可楨教授的嚴酷的生存環境，迫使北方遊牧民族持續南遷，尋找新的草場牧地。
在此過程中，農業經濟與畜牧經濟，封建體制與前封建制因素，儒家文化與部族文化，乃至思維方式、道德規範、生活習俗等等，無不發生著強烈的撞擊。
這種撞擊從10世紀初的五代開始，一直持續到13世紀後半葉南宋滅亡為止，時緩時急，波瀾迭起。撞擊雖以民族之間的徵服戰爭為主要形式，卻蘊涵著政治體制、經濟形態和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衝突，因而造成了當時社會的持續動蕩。
其間朝代興替政權更迭、金戈鐵馬、兵連禍結。黃河流域的中原經濟一再崩潰與重建，社會生產鏈條多次被戰爭打斷。
而畜牧業經濟板塊的錯動移位以及周邊部族的相繼入主中原，在生產布局和生產結構兩個方面都引發出一系列深刻的變化。這是一個錯綜複雜的互動過程，需要仔細解構。
(二)結構衍迸
但是，如果只看見各種力量在同一東業文明圈內的角逐與衝撞所造成的社會動蕩，而看不到當時社會經濟關係的深層正在悄悄發生結構性變化，似將失之膚淺。
中唐以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和商品經濟的再度繁榮，維繫了數百年的均田制最終崩解，土地所有制結構發生重大變化。
與此同時，原來的均田戶和早已存在的客戶一同走上佃農化道路，契約租佃關係成為封建生產方式的主導形態，此外手工業所有制結構、市場流通網絡、財政金融體制以及賦稅結構等等，都發生了引人注目的嬗變。
正如魏晉六朝時期的經濟變革和民族融合為隋唐鼎盛準備了歷史條件一樣，這一時期的經濟變革和民族融合為明清封建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三)綠色革命和黑色革命
經濟結構嬗變的終極原因，當然應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中去尋找。
農業工具的劃時代改進，水利建設的全國性高潮，耕作技術和耕作制度的重大變革，作物品種穩態結構的形成，局部地區(例如長江三角洲和福建沿海)開始突破傳統的封閉式結構，以及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和農業生產率的明顯提高等等，標誌著農業生產又走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將之稱為「農業革命」，我國學者吳承明則稱之為「綠色革命」。
與此相對應，我們似乎可以把宋代煤(時稱「石炭")的大規模開採利用和冶鐵業的第二次飛速躍進，稱為「黑色革命」。
在黑色革命即煤鐵革命的帶動下，手工業各部門也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礦冶、井鹽、紡織、制瓷、造船、印刷等部門給人留下的印象尤為深刻。
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分工的擴大，必然會推動商品經濟再度繁榮。
13世紀後半葉來到中國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回國後寫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把宋末元初的杭州稱為當時世界上「最美好、最雄偉的城市」。美國拉特各斯大學(RutgerstUniversity)的伯恩斯教授(Prof●EdwardBwrns)和拉爾夫教授(Prof●PhilipleeRalph)指出，
「這篇遊記與其說是對元蒙的稱頌，不如說是對臻於成熟的中國文明的讚譽，而且也是無意之中對當時歐洲仍然普遍存在的相對原始落後的狀況所作的一番評論」。
這些情況說明，中國在10一13世紀所達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確是中世紀的歐洲所難以望其項背的。
這些成就是如此輝煌燦爛，以至不少域外學者(包括歐美和日本)認為兩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格外值得重視的一個時期。或稱之為「經濟革命時代」，或稱之為「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有人直視為「現代社會的開端」。
(四)非均衡發展和變異性道路
古代中國是個經濟發展很不均衡的多民族大一統社會。此點在10一13世紀表現得特顯，並一直持續到今天。
由於自然的、民族的、歷史的種種原因，各地區經濟發展的起點及其速率都有很大差異，長期處在不同的發展水平上。從今天的版圖看，從大興安嶺南端，沿長城向西，經黃河河套一直延伸到河西走廊，這條線約略可以看做是我國遊牧區和農耕區的分界線。
此線以西以北，集中了我國絕大部分的草原、戈壁、石山、沙漠，自先秦以來就是北方遊牧部族的繁衍生息之地。此線以東以南，集中了我國絕大部分的耕地、湖泊、河流、森.林，土地墾殖指數遠遠高於前一地區。
這個農耕區如以淮水、秦嶺為界，又可分為以旱地為主的中原經濟區和以水田為主的江南經濟區兩大區域。
因此從大範圍的生產布局看，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遊牧經濟與農業經濟的複合式結構。亦農亦牧、半農半牧的長城一線，則是上述兩大經濟板塊的過渡地帶。
再從經濟形態看，我國境內各民族起步有早晚，發展有快慢，其間的不均衡性更加顯著。從長時段看，我國內地社會經濟也發生過多次曲折。
10一13世紀，在各並立政權彼此衝突和各民族加速融合的過程中，各種經濟形態(奴隸制的、農奴制的、地主制的、租佃制的)比肩共存，膠結粘連，此消彼長，互相滲透。
在經濟形態進行序列更替的常規性道路之旁，同時出現了多種多樣的變異性道路。從中原經濟這個角度看，在契丹、女真、蒙古貴族所進行的徵服戰爭中，大批漢族農民(以數百萬計)在一夜之間被投入「俘奴」、「驅口」行列，淪為奴隸。
為了適應人口買賣的需要，一時間北方各地「人市」林立。奴隸制再次死灰復燃，其地盤有所擴大。隨著「投下戶」、「兩稅戶」數量的急劇增長，農奴制生產方式也在頑強地擴大自己的地盤。
顯然，這是一種背離常規序列的逆序式變異道路。另一方面，契丹、女真、蒙古等部進入中原地區後，由於受到封建文明的強烈影響，大大加速了自身經濟形態的更替進程，先後加速向封建制轉化。
從北方部族的角度看問題，這又是一種超越式變異道路。就是廣大內地的生產發展水平和與此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形態，在各個不同地區之間也有十分顯著的差異。
據漆俠先生的研究，此時海南島的黎族還停留在原始社會階段。荊湖南路西部和廣南西路的瑤族、苗族、壯族，雖已進入奴隸社會，但仍以村社土地佔有制為基礎。至於已經進入封建經濟制度的不同地區，也並不處在同一發展階段上。
例如夔州路西南部和成都府路西部邊緣的夷族開始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以夔州路為中心、包括利州路和梓州路的部分地區，則處在莊園農奴制階段;而經濟發達的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是契約租佃經濟佔據主導地位，屬地主制經濟範疇。
由於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和各族前進道路中存在著變異方式這兩大因素，遂使10-13世紀的我國經濟，無論從生產力布局還是從所有制關係看，都是一種互補性質的複合式結構。
參考資料：《馬可●波羅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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