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跨性別者，她只是無法面對身份證上那個明晃晃的「男」字，以及別人見到這張證件時詫異的眼神：身材打扮都是女性，為何證件照卻是個男的？讓王佳寧時刻生活在焦慮、自我厭棄以及外界壓力之中。在她看來，結束痛苦的辦法只有一個：做手術重置性別。
但，想要手術，要先獲得至親認同，而獲得認同，有時意味著數年至數十年的漫長等待。王佳寧已等了14年。在跨性別群體中，她不是唯一在等的，也不是等得最久的。
2020年12月2日，上海地鐵2號線，在旁人怪異的目光中，一個全身穿著粉色系絨衣，豎著齊劉海的姑娘，略帶笨拙地向坐在旁邊的兩個姑娘，反覆重複著這句話。
她叫王佳寧，今年32歲。彼時，王佳寧剛剛結束了一場兼職，她替不知名的企業「充人氣」，從早上6點半站到中午12點半，賺了50塊錢。身邊的兩個女孩是她在這場兼職中認識的，她甚至還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但她們願意耐心聽她說話，這讓王佳寧看到了一絲希望。
說服我媽媽同意做手術，只要幫我這點就行。」
在人來人往的地鐵上，王佳寧將自己最大的秘密，一股腦地傾訴給了對方。
王佳寧是一名跨性別者，她的生理性別是男性，自我認知為女性。她希望兩個女孩能幫助她說服母親，在性別重置手術的知情同意書上簽字。她說，這關係到她整個的後半生。
「我內心就是一個小姑娘。我現在這樣很難過。」
「我三十多歲了，手術一定要做，不然我這輩子就毀了。」
言語間，王佳寧一臉絕望。她已32歲，仍未有正式的工作。一直靠打零工為生。她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外表跟身份證性別的不一致：「像我這種情況，外表跟身份證不對稱的，我到外面能找到什么正式工作？」
這已不是王佳寧第一次向陌生人求助，事實上，自2007年滿18歲向母親出櫃的那一刻起，王佳寧為了重置性別，已努力了14年。
14年間，為了說服自己的母親，王佳寧找遍所有她能夠尋求幫助的人：其他跨性別夥伴、公益律師、關注跨性別領域的醫生……這些人幫他打過電話、發過信息，但最終，這些努力全部以失敗告終，律師的微信被母親拉黑了，不堪其擾的醫生告訴王佳寧，「你現在這樣我不敢給你手術」。
這一次，已無路可走的她，將希望寄托在了剛認識不久的陌生人身上。
王佳寧渴望堂堂正正做個女性，這份渴望刻在了她的骨子裡。
我從小就穿女孩子的衣服，從來不穿男孩子的衣服。」
王佳寧說，她喜歡粉色，平日裡，總是穿著一套粉色的絨衣。她給自己留了長頭髮，還特意用剪刀剪了厚厚的劉海。在外面時，她寧可少喝水不上廁所，也堅決不使用男廁所。
王佳寧說不上自己關於性別的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她覺得自己從小就是一個小姑娘。
「我不喜歡男性。」對於自己的性別，王佳寧回答得斬釘截鐵，這份堅定讓她從小吃了不少苦頭。
「我們是單親家庭，他小時候在學校裡被人家男孩子欺負，別人建議我給他做心理諮詢，要50塊錢一次，我請不起，他也不肯去。」王佳寧的媽媽說。
「誰小的時候不被欺負呢？」王佳寧說，她不願過多提及兒時的經歷。她更願意從07年講起自己的經歷，那一年，她18歲，正式向自己的母親「出櫃」。
當時，還是上海某大學大一新生的王佳寧，堅定了自己「做女人」的決心。她每天穿著女裝，背著女士包上學，悄悄自行服用激素類藥物，改變自己的身體狀態。
王佳寧的決心嚇壞了母親，她被母親帶到了上海精神衛生中心診斷，診斷書上描述她：性格內向，背女士包，一直想變性。同時，王佳寧還被發現有反覆洗手等情況。
在王佳寧此後的病例裡，她時不時會被記錄有諸如反覆洗手等其他表現，但要求變性的特點始終如一。
2018年，王佳寧被正式確診為易性症。
在《精神障礙診療規範》2020版中，易性症被描述為「渴望像異性一樣生活，被異性接受為其中一員，通常伴有對自己的解剖性別的苦惱感及不相稱感」，「患者厭惡自己的性器官，要求進行閹割手術的願望是持續性的，求助無門時甚至自行閹割造成嚴重後果。」
因為精神狀況不佳，只讀了一年大學，王佳寧就休學了。
休學後，王佳寧只能依靠低保和兼職維生。有時，因為性別不一致，她甚至連兼職都找不到：「一周被人耍好幾次，按時去了，但人家不要我。」
生活的窘迫，在王佳寧身上一覽無餘。她沒有什麼合適的衣服，常年穿粉色絨衣，上下兩件並不配套。劉海是她自己剪的，邊緣部分很不整齊。
她總是不自信，每當遇到需要出示證件的地方，她都會下意識向人後躲閃。她怕人們從證件中看出端倪：這個擁有女性身材和打扮的人，身份證上的性別卻為男性。
「手術一定要做，否則這輩子就討厭了。」王佳寧說，這不僅是因為她心理極度厭惡自己的生理性別，更是因為按照我國相關法規，只有完成性別重置手術，才有可能變更身份證上的性別。
「做了（手術）身體好了，心態好了，調整身份證後，就可以好好去上班了。」對於手術後的人生，王佳寧充滿憧憬。
但，性別重置手術有嚴格的實施要求，其中的要求之一便是在實施手術前，手術對象需提供「已告知直系親屬擬行性別重置手術的相關證明」並納入病例。
在實操層面，相關證明要麼是提供父母的籤字文件，要麼是和父母一起到公證處公證，王佳寧的父親已經過世，母親堅決反對，無論是哪種文件，她都提供不出來。
不出所料，王佳寧這次請來的外援，依然沒有動搖母親反對的決心。
王母說，她不怕王佳寧是否承受痛苦，她要「挽救他的靈魂」。
我是不會籤字的。上天生他是什麼樣子，他就該是什麼樣子，他難道對上天不滿嗎？」
和兒子想要變性的決心一樣，王母的態度堅決。
在和兒子長達14年的辯論中，王母已形成了一套自己理論。她堅信，無論是從經濟上、生活上還是王佳寧的生理和心理狀態上，王佳寧都不能變性：「他不像女孩子，男的怎麼能像女孩子呢？」
她告訴曾幫助王佳寧說話的醫生，王佳寧不工作，她沒有錢為兒子提供手術支持：「他沒有工作，現在要去做手術，手術費怎麼來呢？」
她告訴來幫王佳寧說話的熱心人士，王佳寧的痛苦並非因為易性症，而是因她從小就不正常，有精神上的毛病。
「他不是在你們面前這個樣子，他在家裡面，自理都不能的。他是有精神上的毛病，關鍵人家開藥，藥給他，他不肯吃。」
王母甚至收走了王佳寧從奶奶那裡繼承的70餘萬元遺產，以杜絕王佳寧拿到錢後，自行到國外做手術。
她說，除非王佳寧採取法律手段，否則她是不會同意把錢交給兒子的，「他身上要有錢（的話），馬上用掉，給他多少就用多少」。
王母這樣做，並非不愛王佳寧。事實上，她對王佳寧的感情至深。
儘管兩人已經分開居住多年，她依然會買好菜，讓王佳寧到家裡拿，又或者時不時發給王佳寧100元、200元的零花錢。有時，她會發信息「鼓勵」王佳寧，告訴她「不要怕」，也會時不時給王佳寧買幾件衣服。
「她買的都是男裝，我從來不穿男裝。」提起母親買的衣服，王佳寧很崩潰。隨著她年齡的增長，母親的愛，越發讓她感到窒息。
媽媽，我不懂，你為啥不肯放了我，我三十幾歲了，我（可以）自己做主了，不要你做主了。」
在一次通話中，王佳寧情緒崩潰，反覆請求母親「放了她」。
王佳寧說，如果媽媽不相信手術治療真得對她有利，她願意再去找專業醫生進行診斷，由醫生來判斷，哪一種生活方式更適合她。
然而，無論王佳寧怎麼說，王母的回答依然堅定：「我接受不了。」
「有人曾經告訴我，如果我沒有父母，我就可以自己做決定。」王佳寧說，「我不明白有些事情為什麼孤兒能做，我反而不行？」
這其實是人格權中身體權和隱私權，與家庭倫理、社會倫理之間的衝突。」
北京大成（廈門）律師事務所律師吳維欽說。「一般情況下，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完全有權利自己為自己的手術籤字，無需考慮他人意見。但性別重置手術，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醫療行為，它牽扯著一個人的家庭、社會屬性。」
在2017年由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出臺的《性別重置技術管理規範》中，對性別重置手術的開展，列出了多個前置條件。手術對象不僅需要提供無在案犯罪記錄證明、易性症診斷證明、告知直系親屬擬做重置手術的相關證明，還需要滿足未婚、年齡大於20歲、術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療1年以上且無效等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性別重置技術管理規範》對於直系親屬的用詞是『告知』，而不是同意。也就是說，從法律角度講，規範並沒有要求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一定要獲得直系親屬的同意。理論上，只向直系親屬告知即可。但是，從實際操作層面講，醫院如何才能判斷手術對象到底盡沒盡到告知義務呢？直系親屬籤字或配合公證，對於醫院而言，可能是比較好判斷『已向直系親屬告知』的辦法。」
吳維欽律師說。
「當然，我們說打電話、發簡訊也是告知。但對於一家醫療機構來說，的確很難判斷接電話、接到簡訊的人到底是誰，甚至律師、法院也不容易判斷。從防範風險的角度，醫療機構會選擇從嚴把關。這就意味著，在實操層面，很多醫院會要求手術對象必須獲得家屬的配合。」
發生在王佳寧身上的故事不是個案。
根據由北京同志中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完成的《2017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在2000餘份樣本中，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別孩子。在800餘名已向父母表達了身份訴求的跨性別者中，近六成人表示，完全沒有得到父母或監護人的任何支持。
王佳寧和母親間的拉鋸戰持續了14年。儘管爭吵、衝突不斷，但母子之間深厚的感情，讓他們始終保持著聯繫和溝通。更多時候，發生在跨性別群體與家庭之間的衝突，遠比王佳寧的遭遇更激烈。
「我離家出走了。」在向家人「出櫃」後，當時剛過18歲的「流光」獨自一人，從老家跑到了成都，如今已在外面獨自生活了近兩年。
「流光」留著一頭漂亮的長髮，長相秀氣，終日身著女裝的她，看上去就是一個小姑娘。她悄悄服用激素類藥物，一步步讓自己向心目中的樣子靠攏，也正因為如此，她同樣無法使用身份證件，只能靠兼職維生，日子過得辛苦又拮据。
「流光」也渴望用性別重置手術更換性別，但對於取得父母同意這件事，她不抱有任何幻想。她說，父母一步都不讓。
蘇穎和父母之間的衝突還要激烈。她是從父母身邊「逃」走的。在發現蘇穎有變性的想法後，在外地讀書的蘇穎，被父母叫回了家中，並被沒收了身份證。
發現情況不對後，蘇穎連夜坐著長途大巴離開了家。她一路跑，父母帶著一眾親戚在後面追。
逃跑途中，母親聲淚俱下地打電話哀求蘇穎，希望能和蘇穎見面，蘇穎同意了。結果，剛見面沒多久，她就被父母和親人強行帶回老家，反鎖在了家中，蘇穎只能再次想辦法逃跑。
第二次逃跑後，蘇穎再也不相信父母的話了。在隨後長達2年的時間裡，她躲在另一座城市中，和父母只通過電話聯繫，堅決不見面。
蘇穎說，她那個時候其實年紀還小，能夠堅持那麼長時間不和父母見面，一部分原因是她聽說，曾有跨性別者被父母帶回家後，強制做了「扭轉」治療。
對於跨性別者來說，被父母抓走，往往意味著強制扭轉的開始。
2018年，因為長期穿女裝並要求改變性別，當時已經成年的林可，就曾被父母強行送入了特訓學校，進行了長達17個月的「矯正」。
林可的父親相信，林可只是被洗腦了。只要脫離了其他跨性別者，她就不會再要求改變性別。在特訓學校裡，林可被分入男生班，終日穿男裝，並不被允許與外界聯繫，林可的母親對外放出消息，聲稱林可已經自殺了。
事實上，父母試圖「扭轉」跨性別孩子，幾乎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徒勞的。
不存在所謂的『扭轉治療』，也沒有任何研究證明，跨性別者可以在外力的作用下改變性別認同。」
虹口區精神衛生中心心理科主任方芳說，目前，醫療屆已傾向於不將跨性別歸類於「精神障礙」。
目前醫療屆的趨勢，傾向於為跨性別者去病化。在《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次修訂本（ICD-11）》中，使用『性別不一致』替代「易性癖」，並且已從『精神障礙』移到了『性健康相關障礙』章節，我們目前傾向於將跨性別認定為一個綜合醫療問題，而非簡單的心理問題。」
方芳說。
儘管在開展性別重置手術前，根據規定，跨性別者術前接受至少一年的心理、精神治療，但方芳說，針對跨性別者的心理治療，其實並不會設定任何有關支持或扭轉的「導向性目標」。
「這個決定是角色自己要做的。我們做的其實幫助跨性別者理解性別對他們的意義，幫助他們一起面對內心的衝突，評估他們的情緒狀態，最終幫助他們在清醒理智的狀態下明確內心的訴求，降低他們的痛苦。」
在北醫三院整形外科潘柏林醫生看來，對於那些已經明確了內心訴求的跨性別者來說，扭轉治療甚至有害的。
「他們就是很堅定地要改變，對於這些跨性別者的心理支持，就是明確告訴他們整個醫療過程如何進行、如何取得家人支持、如何融入社會，而不僅是針對焦慮抑鬱的幹預。」
在潘柏林醫生看來，強迫孩子參與扭轉治療，一定程度上，並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家長。
我們經常要花大量的力氣跟家長解釋。其實，真正需要心理支持的可能是家長。」
作為國內為數不多的開展性別重置手術的醫生，潘柏林曾不止一次遇到情緒激動的家長，或威脅或哀求，希望能夠阻止孩子的性別轉變。
一個比較容易忽視問題是，在跨性別者自己被性別焦慮所困擾的同時，受傳統觀念影響，他們的父母同樣遭遇著強烈的衝擊。
在這種情緒的衝擊下，父母做出的決定，也許並不足夠理性。
「無論孩子最終是什麼情況，如果家屬為此感到痛苦，那麼他們也應該考慮接受專業的幫助。這就好比家裡有人得了癌症，如果家屬為此感到痛苦，那麼他也應該接受心理疏導。」虹口區精神衛生中心心理科主任方芳說。
讓父母接受這個過程，有時不比跨性別者自我接受的過程簡單。當已在多年前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的白雨霏，試圖將自己說服父母的過程總結成經驗時，她發現，在那場持續了整整2年的勸說中，她的父母情緒明顯的經歷了5個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憂鬱、接受。
「這個過程，就好像一個癌症患者，接受自己生病的心路過程。」白雨霏說，「一說就想讓父母接受，這是不可能的，人都有一個心理建設的過程。」
比自己接受過程更漫長的，是讓親人接受，比讓親人接受過程更漫長的，是讓社會接受。
手術只能改變性別，其他任何東西都改變不了。」
白雨霏說，儘管在許多跨性別者看來，性別重置手術是一場重生，但手術之後的日子，並非一片坦途。
「我改了身份證後，還是吃了很多苦的。」白雨霏說，在性別重置手術前，她已取得了復旦大學的碩士學位，但在更改身份證之後，她標有過去性別的學歷學位證書，就變成了一個累贅。
使用學歷證書，意味著被迫「出櫃」，潛藏的就業歧視，讓白雨霏的求職之路變得異常艱難。實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白雨霏直接放棄了使用學歷，開始尋找那些不要求學歷的工作。
在一次應聘服務員的工作過程中，白雨霏被騙到了一個夜總會，扣押了身份證，拉去做了陪酒。
三周後，白雨霏想辦法逃了出來。那一刻，她終於明白，為何許多跨性別者在變性手術後，會自暴自棄，甚至選擇自殺。
這樣灰暗的日子，持續了整整2年。直到2012年，學校同意為白雨霏出具了學歷和學位證明書，至此，儘管學歷信息尚未真正改變，但白雨霏的生活，出現了真正的轉機。
「根據相關規定，原則上，學生的學歷學籍信息是不得更改的，除非確有錯誤。但如何界定確有錯誤呢？有的學校在跨性別學生更改身份證後，會依據學生新的身份證進行更改。有的學校則會說，這個學生在讀書階段的性別就是前一個，學校沒有錯誤登記，也沒有義務修改。這個規定是比較模糊的。」於麗穎律師說，2018年起，她曾幫助40多名跨性別者申請修改學歷信息，只有7個人成功了，白雨霏就是其中的第一例。
從進行性別重置手術，到真正以另一個性別建立自己的生活，這條路，白雨霏走了整整8年。
如今，她已與父母徹底和解，找回了自己過去的朋友，又重新返回到跨性別群體中，為這個群體服務。
在白雨霏看來，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不容易，那場曾讓她魂牽夢繞的手術，只是一切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