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內容放一篇舊文進入公眾號。迄今「呼格」案的平反及對馮志明的判決早已水落石出，只是本場悲劇的製造者趙志紅於去年冬天才被執行死刑，讓我覺得所謂的文明那優柔寡斷的一面被濃墨重彩地放大了，以至讓這個十惡不赦之人存續如此長的時段，徒費國家的糜糧與管理成本。）發生在內蒙古的「呼格」案由於真兇的出現最終費盡周折被定性為冤案，呼格父母也拿到了浸染著血和淚的國家賠償，這一事件似乎也該告一段落了。但冤案的頭號製造者馮志明由此進入公眾視野，並且因其手段殘忍而引發民眾極大的關注和憤慨，於是民間紛紛呼籲將馮志明判處死刑。而我則認為：如果將馮志明判處死刑，就等同於民俗中的殺人償命，反而把事情簡單化了。
回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農村包產到戶和城市個體經濟的發展，人們即使外出也可以打一份工，只要兜裡有點零錢就能買到吃食，不再被那份口糧固定在一個地方，於是人口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刑事案件也隨之上升，社會治安形勢嚴峻。由是公安部制定「凡是命案兩個月內必破」的高壓政策。古代戰場上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說，而今「重壓之下也必有莽夫」，馮志明當屬此列。且不獨馮志明如此，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全國公安系統共製造冤案十一萬起之多，可見這是一場社會災難，並非冤冤相報的一命償一命。
身為內蒙人的我們，自然對可憐的呼格的遭遇有一種切膚之痛，而放眼全國，呼格案還算有蛛絲馬跡可牽強附會。例如發生在福建的一起冤案更令人瞠目結舌：三個被當作嫌疑人的青年案發時根本不在家鄉，而是遠在深圳打工，他們的親戚站出來作證，在派出所被毒打一頓，最終將不在現場的三人判刑，待到前幾年平反時其中一人已病死在獄中。
當然我們不能說有更可惡的事實存在就可以減輕馮志明的罪責，而是要剖析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破案不同於幹定量活，限定了時間就效率高，它本身是一種偵察與反偵察的博弈，尤其二十年前的公安設備和現在相比天差地別。而今手機通訊記錄、攝像頭、DNA等高科技為破案提供了精確的證據和高效運作的可能，尤其攝像頭對嫌疑人的跟蹤在案件破獲中功不可沒。而當年的程序依然是沿襲傳統的粗放形式，因此設定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區段是不科學的，這也是啟動國家賠償的主因，即冤案主要緣於國家的政策失誤。
許多人第一次聽說國家賠償，驚訝地發問：「國家還有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社會整體對歷史缺乏反思的機制和勇氣。新中國成立以來，有許多制度上的錯誤，然而迄今為止鮮有官方媒體出面公開反思，比如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只是抓了「四人幫」作為替罪羊了事。現在只有將門之後陳小魯站出來憑藉鳳凰媒體公開進行反思與道歉，藉此才能夠看到一些昔日被扭曲了的現狀。
事實上「文革」的錯誤對當時的成年人來說應該都有責任：人們由於缺乏判斷而盲從、默認。為何如此？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使得百姓習慣於單方面服從皇帝的命令，即使到了近、現代社會，現實表明政治往往容易讓人的命運跌宕起伏，出於明哲保身的考慮，許多人選擇遠離政治這一是非之地。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人民大會堂開一次會，就可以改變一部分人的生存境遇，再沒有比政治對人生影響重大的了，而百姓卻是對探討政治的話題諱莫如深，唯恐避之不及，由是對於與上層相關聯的言論缺乏質疑的勇氣。馮志明之類亦不例外，尤其寄希望於仕途之人更是唯命是從。
如何避免這種情況？似乎只有對歷史進行深刻再認識，以提高執法者與普通民眾的覺悟，從政策制定者到群眾都擁有一種反思精神，才是社會進步的基礎。而不僅僅是糾纏於馮志明的惡劣行徑，當警察也不容易，日常生活中我們對那些作奸犯科之人總是避而遠之，可警察卻是必須面對他們，並且儘可能展示出威懾力量以鎮邪氣，才能保一方平安。如此進行一番換位思考，就對他們所表現的強悍一面多一份理解。
民間輿論認為該判死刑源於兩種傳統觀念：一是「有冤必報」，也是早年間江湖英雄大顯身手的藉口；二是「痛打落水狗」的心理，既洩憤又安全，但今天的社會需要以法制的形式理智面對。從受害者一方來說，國家賠償對於撫平創傷，消除報復社會的戾氣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就馮志明在呼格案中扮演的角色來看，應該受到懲罰，何況他已經從掌握生殺大權的朝廷命官淪為階下囚，至於連帶牽出的私藏槍枝和受賄罪，也沒有脫出中國歷史「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宿命。
呼格冤案應該從制度層面給予反省，從過去的錯誤中最大限度地吸取教訓，使得整個社會對制度的拷問與改進形成常態。只有逐步杜絕制度之惡，避免悲劇以其它方式重演，才是百姓最大的福祉！
因此，馮志明不應該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