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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庚子年」,你是否也聽過這樣的「傳說」
60年一遇的庚子年,是災難之年
每逢庚子,必有大亂
……
庚子鼠年,真有什麼特殊之處嗎?
變局之下,你是否會相信預言?
今天,詩詞君帶你撥開現實迷霧
讀懂關於庚子年的「秘密」
今年是農曆庚子年,在過去的大半年裡,人類經歷了著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公共衛生突發事件。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外,我們還見證了非洲蝗災、澳洲大火、東京奧運會延期、美股連續四次熔斷世界經濟也在疫情的陰霾下遭遇嚴重衰退。
這些事件一再刷新我們的認知,也引發了全社會的焦慮情緒,更讓大家覺得,每逢庚子年,必定多災多難。
因此,網上關於「庚子多災」的說法甚囂塵上,不絕於耳。
然而,庚子年在歷史上當真如此多災多難嗎?
如果我們從1840年往前追溯兩個庚子年,也就是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和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就會發現,這兩個庚子年正處「康乾盛世」,並沒有大災大難發生。
再往前追溯,1660年為清順治十七年,1600年為明萬曆二十八年,也都沒有出現全國性的災難。
那麼,「庚子多災」的預言是怎樣形成的?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一下我國古代的紀年法。
在近代引入公元紀年之前,我國的古人習慣以幹支紀年,並以「六十甲子」為一個周期循環,庚子年在其中排第37位,其中「庚」為十天幹之一,「子」為十二地支之一。
此外,幹支還曾與五行等概念相結合,被古人用來預測吉兇、佔卜未來等。
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幹支在不同場合、不同月份所對應的吉兇情況各有不同,但其本身並無吉兇的意涵,有類於流傳至今的「黃曆」,每日的宜和忌各不相同,是古代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用幹支來紀年的方式則大約始於西漢時期,到東漢以後,幹支紀年逐漸為人們所接受。
基於這些理論,此後一批接著一批預測幹支年運勢的民間圖書應運而生。
比如,相傳為唐代袁天罡、李淳風所作的《推背圖》,其中提到庚子年有讖語曰:「漢水茫茫,不統繼統;南北不分,和衷和共。」
頌曰:「水清終有竭,倒戈逢八月。海內竟無王,半兇還半吉。」
展現出「半兇半吉」之象,明清之際的金聖歎讀到此書時,批註道:「此象雖有元首出現,而一時未易平治,亦一亂也。」指出庚子年可能存在不祥的徵兆。
而明代萬民英所作的《三命通會》,在論及幹支生死屬性時說:「庚金生於巳而死於子」,提出庚金髮展到「子」的狀態趨於衰落,這就是所謂的「金沉水底」。
形成於清代的讖書《地母經》,更是從農事的角度直言「庚子」將有大災,其雲「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春夏水淹流,秋冬頻饑渴。」描繪了農桑荒廢、餓殍遍野的悲慘景象。
凡此種種,都成為「庚子大坎」之類說法的歷史淵源。
除了以上幾種「庚子多災」的預言,我們也能看到「庚子無災」的說法。
比如,清乾隆年間,就有一本《吳醫匯講》的書,文中認為,疫病「每發於陽年」(指幹支中帶有甲丙戊庚壬、子寅辰午申戌的年份),但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戊辰、戊戌這六年除外。
所以,關於庚子年多災多難的說法也不能一概而論。
但這些說法實際上都體現了我國傳統社會民眾的認識,所預言的災荒、兵禍是當時最為恐懼的景象,而預言的廣泛傳播,能反映出百姓渴望掌握可能發生災禍的信息,以期及時躲避求生的心態。
對古代統治者來說,這也是一種警醒、警示,可以敦促他們及時關注民生,安撫百姓。
那麼,「庚子」蘊藏了哪些集體記憶?
1840年,那場打開中國國門的鴉片戰爭,就是發生在清道光庚子年。
清政府在這場戰爭中戰敗,籤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1900年清光緒庚子年,八國聯軍發起侵華戰爭,在北京犯下了種種燒殺搶掠的滔天罪行。
而9.8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更是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
1960年庚子年更是如此,中國遭遇了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饑荒,很多人在這場災難中餓死。
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實行公元紀年,幹支紀年從此徹底退出了官方話語體系,因此,在提及「三年困難時期」裡的1960年時,並未使用「庚子」之類的表述。
但在近代以來各種形式的歷史敘述當中,「庚子」成為1900年前後一系列事件的總稱,與「國難」「賠款」等名詞連稱並舉。
尤其在我國當代中學、大學的歷史教育教學當中,深刻影響中國歷史進程,並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的重大事件中,大都發生在庚子年,這無疑強化了與「庚子」相關的沉痛歷史記憶。
以上種種,都促使我國民眾對「庚子」形成符號化的聯想,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關於「庚子年」的集體記憶。
2020庚子年又不太平,新冠疫情、南方洪澇災害侵襲,讓「庚子」與「災難」再次相遇,自然激發了大家關於庚子年的傷痛記憶。
在追溯之下,1840、1900、1960等年的歷史記憶又被發掘出來,「庚子多災」之說重新被提起,這實際上是某種不安和焦慮情緒的集中反映。
那我們該如何理性認識「庚子預言」?
首先, 「庚子」作為幹支紀年之一,隨著歷史的發展也被賦予了相關的種種民間傳說和習俗。
當代國人對於「庚子」及「庚子年」有著雙重印象,一方面是民間社會根據我國傳統幹支、五行理論從而推斷出「庚子大坎」的說法;
另一方面則是受到近代歷史教育後產生的屈辱歷史記憶。
加之「子」為十二地支之魁,「子鼠」更是民間熟知的十二生肖之首,象徵新一輪更替的開始,因此這一年發生的事件似乎更容易引人關注。
而「庚子有災」的討論,甚至由於2008年(戊子年)出現南方雪災、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從而衍生出「鼠年多災」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人們的精神焦慮、不安和混亂。從客觀上來講,由「庚子」引發的一系列討論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蘊,我們對此應該持有理性的認識。
就傳統社會的「庚子預言」來看,它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憂患意識,而這種憂患意識又促使人們保持清醒和理性,能夠不畏艱難、自強不息、勇往直前。
而各種自然災害的存在、發展、消退也都是某種客觀規律的反映。
遭遇這些困苦和磨難,我們所能做的唯有勇於面對,積極應對,有效防範,奮力抗擊。
當我們積極應對,生活總會回到正軌。
願所有的苦難都會過去,願所有的平安喜樂都紛至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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