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文作者鍾瀟、梁麗幗、王子鹹、殷超、朱翔宇、孫璇，目前均供職於太平人壽戰略部；本文原題《成熟壽險市場產品演變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驅動我國壽險市場近30年發展的三大因素是政策、渠道、產品，其中產品作為商業鏈條的原點對促進行業發展的作用最為顯著，隨著我國壽險市場的逐漸邁向成熟，客戶趨於理性、需求更加多元，未來產品形態將如何演變？
為此，本文特意梳理了美國、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六個發達市場壽險產品演變歷史，以及詳細對比了當前國內與發達市場產品差異，試圖提煉總結出產品演變的驅動因素、並結合我國經營現狀給到未來發展啟示。
透過梳理發現，政府政策（含社保制度）、宏觀經濟（利率/GDP）、人口結構是影響產品體系發展演變的三大核心要素。政策刺激通常直接帶動某類產品快速爆發，宏觀經濟環境會直接作用於理財產品，人口結構是推動產品發生演變的最底層因素，將決定產品的長期發展趨勢。
中國當前人口老齡化提速、宏觀經濟降速換擋，我們認為未來保險在發揮社會保障、擔當金融支柱有更廣闊的前景：
1.老齡化提速倒逼商業保險發揮更大社會保障作用，政策釋能推動行業持續成長。老齡化導致社保持續承壓，國家亟需商業保險發揮更大保障功能，參考發達市場經驗，政策大力支持是養老、醫療產品快速爆發的直接原因。
為此，我們認為下一步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提高商業養老險、健康險稅收優惠力度、補貼力度，刺激民眾購買；二是放開社保購買商保的產品範圍、試點範圍，大規模推進，快速提升產品覆蓋率。
2.宏觀經濟降速換擋，保險提升金融支柱擔當正當其時。當前在我國金融業的總資產中保險佔比僅5%，遠不及發達國家和地區；隨著宏觀經濟降速換擋，保險更應承接市場理財需求，更大發揮市場穩定器功能。
參考發達市場經驗，當健康險發展進入成熟期，且股市穩健增長或利率處於下行趨勢時，投資型保險產品大有可為。我們認為可以針對北、上、廣等健康險飽和，金融市場發達地區開放利率變動型、變額型等複雜產品，有利於滿足客戶理財需求，但需要對渠道進行嚴格管理，嚴防銷售誤導。
3.對標國際市場、補足產品空白，切實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中國壽險市場產品經歷近30年發展，產品種類從簡單走向多元，產品屬性從保障到偏理財再到回歸保障，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備的產品體系，但相較於發達市場，我國產品體系還有很大的豐富空間。
參考發達市場經驗，我們認為一方面要在產品種類上補足空白，比如增加變額產品、長護險、失能險等；另一方面在產品形態上可以更加靈活，比如增加健康險產品津貼類補償、增加更多細分產品供客戶自由組合等。
中國臺灣
政策主導保險產品演變，其後是社會發展階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中國臺灣產品分類與大陸類似，傳統壽險佔主導。中國臺灣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對中國臺灣產品定義了兩種分類模式，一是按照保障形式分為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年金保險，這與大陸銀保監的劃分類似。同時，中國臺灣根據保險是否具有投資性質，將保險分為傳統型保險和投資型保險。當前中國臺灣市場以人壽保險為主，市場份額約80%，年金保險和健康保險各佔據10%左右的市場份額，其產品結構自2014年開始便維持穩定。從投資屬性看，近年來中國臺灣投資型保險佔比有所增加，當前份額為36%。
圖1：中國臺灣壽險產品結構
數據來源：中國臺灣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在中國臺灣壽險產品演變的過程中，政策因素扮演最主要的因素，而政策的背後是社會發展階段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隨著老齡化的加深，中國臺灣推出全民健保計劃來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全面的社保導致中國臺灣商業健康險的定位以補充為主，重疾保障病種少，醫療險以津貼為主。進入2000年後，面臨利率顯著下行，民眾的理財需求被激發，中國臺灣在政策上發展金控集團並制定養老年金稅優計劃，通過商業保險解決的民眾長期理財需求的問題。
階段一
生存保險主導（1960-1970年中期）
中國臺灣主要產品為短期生存險和長期兩全險，主要原因是60年代中國臺灣仍處於農業社會，保險觀念淡薄但民眾仍有儲蓄需求。隨著60年代末監管引導發展長期業務以及工業化進程帶來的意外事故增加（GDP中工業佔比迅速提升至40%），同時恰逢石油危機物價暴漲，保險的保障屬性逐漸引發重視，中國臺灣壽險業也從日本引進了保額較高的生死兩全險。
階段二
分紅保險崛起（1970年中-1990年）
當時市場利率較高（最高達16%），壽險預定利率較低，財政部要求預定利率低於8%的產品分配紅利，中國臺灣進入強制分紅時代。同時高利率伴隨高通脹，壽險公司根據人們的長期通脹心理將產品設計為保額分紅方式。屆時增額強制分紅養老保險（以兩全形態為主）和增額強制分紅終身壽險成為主流。
階段三
健康險大幅發展（1990-2000年）
隨著市場開放，中國臺灣壽險市場已處於完全競爭狀態。中國臺灣壽險業引入國外的生前給付理念，重疾險和重大疾病分紅終身壽險開始熱賣。同時老齡化加重（約10%）導致的政府推行全民健保計劃，醫保覆蓋率大幅提升至96%，民眾保險意識被激發，長期醫療險開始盛行。屆時中國臺灣投保率由27%迅速上升至109%，健康險佔比提升至10%以上。
階段四
投資型保單迅速擴張（2000年至今）
中國臺灣市場利率持續走低（5%下降至1%），壽險業開始推出投資型保單，強調保障及投資的雙重功能，包括變額壽險、變額萬能壽險、變額年金、投資連結保險等。金融危機後消費者心態趨向保守，保本保息需求強烈，利率變動型年金受到歡迎。中國臺灣壽險業開發短期儲蓄險及高預定利率外幣保單以應對長期利率變動風險，投資型產品佔比逐漸提升至當前的36%。
中國香港
非投連險佔長期業務88%，經濟發展是推動產品演變的主要因素
中國香港保險市場主要業務分為一般業務和長期業務，從保費結構看，長期業務是其主流趨勢。中國香港長期業務大致分為投資連結險和非投資連結險，非投資連結險下設終身、儲蓄和定期三大類。總體上看，非投連險的規模佔據長期業務個人壽險的88.5%。
表1：2018年中國香港地區總保費構成（單位：億港元）
圖2：2018年長期壽險業務保費結構（註：藍色係為非投連萬能類）
數據來源：中國香港保險監管局
經濟發展是推動中國香港壽險市場產品發展的主要因素。隨著中國香港經濟結構轉型，居民收入和儲蓄增多，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對保險的需求不斷增加，中國香港保險產品體系從專注於一般保險業務的偏財險類產品體系轉變為純壽險產品為主的產品體系。具體來看，中國香港壽險市場產品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
階段一
緩慢發展期，壽險業務並非主要業務（20世紀70年代前）
這一時期中國香港保險的發展與時代背景關係密切。比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香港是遠東地區的輕紡工業中心，隨著經濟的轉型，火險業務開始蓬勃發展，意外險特別是汽車險和勞工保險也開始發展。
階段二
轉型發展期，人壽業務快速增長（20世紀70年代中期-1997年）
此時中國香港經濟開始起飛，製造業比重大大提升（70年代超30%；80年代超20%），中產階級崛起，居民儲蓄增多，人壽保險理念在社會上逐漸得到認同，人壽保險業務超過一般保險業務。這一時期，中國香港作為遠東及亞太區經濟金融中心，外匯不受管制，公司利得稅低，大量跨國保險公司進入中國香港壽險市場，市場競爭加劇。這一時期的人壽保險險種主要有三類：儲蓄型人壽保險、一籃子綜合保險（壽險、危疾、意外保障）以及保障和投資相結合的保險。
階段三
迅速發展期，投資相連保險興起（1997年-2007年）
主要原因是這一時期銀行業開始轉型，加上2000年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強積金計劃，大量資金湧入市場。此外，中國香港人看重投資和儲蓄，這些因素均助推了投連險的發展。2000年至2007年，中國香港非投資相連個人人壽業務保單從65.79億增加至203.14億港元，八年間增加2.09倍；投資相連個人人壽業務保單保費則從44.16億增加至600.4億港元，八年間增加12.46倍。
階段四
穩健發展期，以非投連險為主（2008年至今）
金融危機後，保險公司的焦點轉移到提供回報較少的儲蓄保險和基本保障的壽險保單，投連萬能險種的佔比逐漸下降，非投連萬能險種佔比逐漸增加（2018年佔比達88.5%）。從需求端看，中國香港政府雖推行強積金計劃，但是佔比較少（員工和僱主每月各繳納員工月薪的5%），社會保障不足；加上中國香港社會老齡化程度較高（2019年達17.5%），人均壽命長（2019年中國香港的平均壽命為全球最高,達84.7歲），儲蓄意願強烈，這些因素都導致了中國香港居民願意通過購買商業保險進行儲蓄和保障（終身壽險在非投連險中佔比最高），從而推動了商業保險的長期穩健發展。
新加坡
壽險產品演變主要受公積金制度影響，非投資連結型終身產品和儲蓄產品佔據主流
新加坡市場以個人壽險為主，個人壽險產品中，非投資連結型的終身產品和儲蓄產品佔據了主流。
新加坡產品分類與中國類似。按照是否具有投資屬性，可分為投資連結型和非投資連接型。近年來非投連業務佔比介於76%~82%，投連業務新單佔比介於18%~24%，業務結構較為穩定。按照保障形態，又分為終身險、儲蓄保險、定期保險、其他(主要包含健康和意外險)等。其中，終身壽和儲蓄保險合計佔比超過70%。由於政府公積金制度提供了比較完善的養老保障，個人年金保險銷售較少，2019年個人年金險新單保費佔比不足1%。
圖3：新加坡個人壽險市場按照投資屬性和繳費方式分類佔比
圖4：新加坡個人壽險市場各類產品新單保費佔比（2005-2019）
圖5：新加坡個人壽險市場各類產品新單件數佔比（2005-2019）
數據來源：新加坡金融監管局（MAS）
新加坡壽險市場產品演變主要受公積金制度的影響。1955年政府推出公積金制度前，壽險作用通常被認為是儲蓄；在公積金強制儲蓄推出後，儲蓄型產品佔比下降，同時80年代後公積金制度拓展至醫療和家庭保障，此時終身壽產品「插空」演變為主力。隨著社會在2000後步入老齡社會及醫療費用上漲，公積金個人帳戶放開，可購買商業醫療險、定期壽以及養老儲蓄類產品，刺激民眾購買商業健康險和定期壽，此階段保障類產品件數爆發（約佔60%）。
階段一
以儲蓄保險為主（1960年以前）
60年代以前，新加坡民眾普遍認為人壽保險是養老的一種手段，忽視壽險在財務保障中的作用，所以兩全儲蓄保單受到民眾的歡迎。
階段二
終身壽發力，與儲蓄保險並駕齊驅（1960-1990年）
1955年以後，新加坡開始推行強制性的中央公積金存款制度（CPF)，導致居民儲蓄需求降低。CPF最初是一種簡單的養老儲蓄和住房保障制度，僱主和僱員都向中央公積金繳費，繳費費率從1963年13%的達到1984年50%的最高水平，此後穩定在35%~40%。在高額的強制儲蓄下，儲蓄保險優勢削弱，終身壽和儲蓄保險的保費佔比相當，各佔45%左右。
80年代開始，公積金制度拓展至醫療、家庭保障等領域，成為一項綜合保障制度。80年代推出了醫療儲蓄戶、健保計劃，以解決居民醫療支出問題；90年代開始，推出家庭保障及家屬保障計劃，用於防範死亡或失能引發的債務風險。居民保障較為充足。
階段三
投連險快速增長，醫療險與定期壽件數爆發（2000-2007年）
受益於股指走高，投資連結型產品大受歡迎。投連險保費貢獻在金融危機前夕的2007年達到70%，件數佔比也超過30%。2000年以後，新加坡個人公積金帳戶可以用於購買醫療險、定期壽以及養老儲蓄類產品，促使定期壽和商業醫療險爆發。公積金參與者一共有四個帳戶，部分可以支付保險費用。此外，新加坡政府從2016年開始，強制要求每一家保險公司必須向消費者提供簡單、便宜的定期壽險產品，來促進行業正當競爭，減低價格，引更多人參保。
階段四
回歸以終身壽與儲蓄險為主導的時代（2008年以後）
這一階段，投連險降溫，保費貢獻穩定在20%左右，定期壽和醫療險的件數佔比仍然最高（超過60%），成為新加坡居民的標配。傳統壽險、儲蓄保險回歸市場主流，合計達到70%份額。
日本
醫療和養老需求產品佔主導，社會結構變化及老齡化是產品演變主要推動因素
日本壽險產品按照保障範圍分類，醫療和養老需求的產品佔主導。主要分類如下：生存及死亡保障（側重儲蓄及死者家屬保障），包括終身壽、定期壽、養老保險（兩全保險）；養老保障，包括定額年金、變額年金；醫療需求，包括醫療險、癌症險、特定疾病保險、長期護理險；其他，包括變額保險（相當於投連）、失能保險、兒童保險等。
圖6：日本人身險產品類型數量佔比
數據來源：LIAJ
社會結構變化及其導致的人口老齡化是日本產品體系演變的主要推動因素。從50年代至今，日本商業人身保險從以生死兩全保險為主，向以健康險為主過渡。80年代之前，日本社會結構較為年輕，勞動力人口增多，人們對死亡保障和遺屬生存保障的產品需求更大。而在8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結構改變，老齡化日趨嚴重，導致醫療費用增加、醫療保障和護理需求上升，保險公司相繼推出醫療保險、護理保險等產品。而政府也在社會需求下增加老年人健康保險、長期保障保險等社會保險，並於2012年在稅收上給與商業健康險優惠，健康險逐步成為主流。
階段一
以養老險（兩全）產品為主（1965年之前）
65年之前，日本經濟在二戰後剛剛恢復，勞動力人口開始穩步上升，當時日本人偏愛儲蓄，喜歡可以既得到生存金又得到死亡金的兩全保險，因此普通的生死兩全產品佔絕大多數。
階段二
附加定期兩全產品快速增長（1965年-1980年）
在此階段，日本經濟快速增長，並於70年代出現一代嬰兒潮。當時日本人口結構較為年輕，主要以勞動力為主，工薪階層成為主要的客戶，作為家庭支柱需要在其死亡或傷殘時保障家屬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所以死亡保障需求旺盛。附加定期生死兩全保險能提供高額死亡保障，死亡保險金額按照相當於滿期保險金額的倍數，可定為2倍型、5倍型、10倍型等，而且有生存金，保費還低於普通的兩全產品，符合客戶的購買需求因為迅速崛起。
階段三
定期壽和終身壽成為主力（1980年-2000年）
從80年代開始日本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生育率逐步下降，小家庭和獨身主義者開始增加，老年人口開始增多並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應老年人的需求醫療險、護理險等健康險開始出現。而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導致個人收入增長緩慢，老年人群「保費更低、死亡保障更多」的需求不斷增加，滿足日益增多的中老年客戶保險需求成為人身險產品拓展的主要方向，定期壽和終身壽成為主力險種。
階段四
健康險佔主導（2000年之後）
2000年之後隨著深度老齡化，醫療費用持續攀升，醫療保障需求不斷升溫。此外，醫療技術不斷升級，使得日本人的壽命壽命大大延長（日本為世界最長壽的國家之一），而且可以更早的檢查出癌症並進行治療。日本壽險客戶對保險的需求逐步從保障生死及家屬的權益，轉變為養老費用和醫療費用的需求，因此刺激了年金險和健康險的發展。由於持續低利率，並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資本市場低迷，日本年金險發展一直不及預期，而健康險卻在稅收優惠制度/政府醫療基金負擔過重、高市場需求下持續發展，並成為各家保險公司主流產品。
美國
團體險、年金險佔比高，經濟發展情況以及消費者需求變化是產品演變主要推動力
美國壽險產品以年金險為主，同時團體保險佔比高。美國壽險產品主要分為年金險、意外與健康險以及壽險三種，三種產品佔比較為穩定。其中年金險產品新單保費佔比最高，2019年接近50%，是壽險市場的絕對主力產品。健康險和壽險保費相當，平分另外50%的新單份額。美國的團險市場非常發達，2019年團體保險佔總新單達到42.1%。
表2：近三年美國人壽保險產品新單保費佔比
商業保險的發達使得保險市場的最主要驅動因素是經濟發展情況以及消費者需求的變化。美國的保險體系的一大特色是以商業保險而非社會保障為主。戰爭、經濟危機等種種外部因素對不同階段的美國經濟都有重要影響，經濟的發展一方面會傳導到政策端，推動政策針對的市場的保險發展；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會傳導到股票、債券等金融市場，也會讓保險的相對競爭力發生改變。
階段一
人壽保險產品為主（1935年前）
美國壽險市場最初的產品形態只有人壽保險，分為定期壽險和終身壽險兩種。此時美國壽險公司也以相互保險形式而非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為主，購買壽險的保單持有人也是公司所有人，可以通過購買壽險享受保單紅利。
階段二
健康險與年金險發展（1935-1980年）
經歷了1929-1933資本主義大蕭條，美國失業人數劇增，經濟停滯，高昂的醫療成本促使美國在1935年通過了《社會保障法》，聯邦政府開始提供養老、健康保險。同時，商業健康保險也第一次登上歷史舞臺，與社保同時快速發展。
這一階段的美國資本市場經歷了數十年的繁榮，投資品種更加豐富，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壽險產品的競爭力出現下降，相對於同樣具有投資性質但收益偏低的終身壽險，投資者在這一階段開始更多購買更便宜的定期壽險。與此同時，保險公司為了提升競爭力推出了具有長期儲蓄性質的養老年金產品，年金險從50年代開始獲得了迅速發展。1974年，美國政府開始實施401k、IRA稅收遞延政策,這一政策進一步刺激年金險爆發。
階段三
壽險、年金險產品創新（1980-2000年）
70年代末，美國市場利率空前高漲，股市上漲、失業率下降、個人財富迅速積累，消費者開始從尋求保障到尋求財富增值。年金險的投資儲蓄屬性受到了銀行、房地產等資產的嚴重衝擊。保險公司為了應對競爭創新性地推出了萬能壽險產品。
萬能壽相當於定期壽險+萬能帳戶，既可以抵禦風險，又可以實現增值。除了萬能壽，保險公司還推出了變額壽、變額年金，客戶可以獲得資本市場投資收益，並且有保底收益。另一方面，80年代美國對個人養老金帳戶（IRAs）提供稅收優惠，從而使得投資年金比直接投資其他金融工具具有價格優勢，養老年金在這一階段獲得快速成長。
階段四
市場進入穩定狀態（2000年至今）
經歷2001年網際網路泡沫以及2008年次貸危機，美國利率進入長時間的下行通道，利率敏感性產品如變額年金、變額壽險以及萬能壽險受到衝擊。保險公司開始轉向提供養老年金產品。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更為嚴格，保險產品創新受限，市場進入穩定狀態。
澳大利亞
高福利社會，商業健康險覆蓋率54%，政策導向是產品演變主要因素
澳大利亞人身險產品分為壽險與健康險兩大類，壽險與健康險分別由專業公司經營，同時接受不同監管。壽險包含人壽保險、傷殘保險、收入保障保險、重大疾病保險和年金五種，健康險主要指醫療險。截止2020年6月壽險市場總保費245億澳元；截止2019年底全國商業健康險覆蓋率約為54%。
圖7：澳大利亞壽險淨保費收入（每季，百萬澳元）
圖8：澳大利亞商業健康險覆蓋率
數據來源：APRA
澳大利亞人是典型的高福利國家，其商業險發展很大程度依賴於政策導向，政府的強制僱主繳納企業年金、鼓勵個人繳納個人年金刺激了年金極大發展，企業年金覆蓋率超90%、個人年金參與率約50%；同時政府對商業醫療險大幅補貼帶動全員參保率約54%。參考其社保體系的演變及主要扶持政策頒布時間，可以將人身險產品發展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簡易人身險產品為主（50年代前）
澳大利亞早期的壽險機構以互助協會形式存在，比如AMP集團在1849年以互助協會開始營業，在此階段，國內壽險企業佔據了市場絕對份額，前7家險企市佔率為90%，同時壽險產品主要沿襲了英國早期簡易人身險產品。
第二階段
年金逐步替代傳統產品成為主力（1950-1970年）
二戰後，經濟騰飛（GDP年增速約5%）疊加人口的增長（人口翻倍至1300萬），使得澳大利亞壽險市場成為投資藍海，大量外企壽險湧入，其間壽險公司總數由1950年22個增長至1970年48個，外資公司達到了35個。同時在1960年代政府開始推動養老年金計劃，極大提升了民眾養老意識，初入澳大利亞的外資險企不僅從事保險業務，也開始涉足金融領域（財務管理、養老規劃），為了應對外資湧入帶來的競爭，本地險企也開始大力開發年金業務。
第三階段
保障與投資分離成為趨勢，投連產品興起（1970-1990年）
為了提升養老年金產品的競爭力，壽險公司開始開發投資連接型產品，以抵抗其他金融機構、銀行等提供的同類產品。風險保障與投資收益分離的產品成為趨勢，這使得險企相較於之前更加重視短期收益，也讓險企面對風險更加脆弱，在1987年股市崩盤時，為了維持短期收益穩定性，險企不得不選擇注入資本或推遲股利分配等。
第四階段
投連產品演變為主流、高端商業健康險爆發（1990-至今）
一方面，政府強制僱主繳納企業年金疊加稅收扶持個人繳納養老年金，共同刺激了澳大利亞年金市場發展。
在隨著人口老齡化提升的情況下，其65歲以上老年人第一支柱養老金替代率由1986年超50%下降至2010年僅25%左右，極大降低了老年生活水平。因此，政府1992年推出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強制僱主為僱員繳納，同時給予僱主優惠政策。職業年金的引入極大提升了群眾養老意識，同時為了鼓勵個人繳納年金形成第三支柱，政府不僅給予稅收優惠（15%的稅點），還特意針對低收入人群實施個人+政府共同繳費制度，極大提升了民眾參保率，當前約50%的僱員繳納了個人職業年金。
職業年金和個人年金造就了年金市場廣闊發展空間，同時也加劇了金融機構間的競爭，金融機構則通過兼併重組來提升競爭力，大量銀行開始進入壽險領域，壽險公司數量由頂峰時期的58個下降至當前僅28個，銀行系險企資產佔比也快速攀升至2000年44%，銀行基於綜合銷售優勢，更偏好銷售投資連接型產品，期間非投資型連接業務頂峰佔比超1/3。
圖9：澳大利亞壽險業務分布
另一方面，政策強力支持與全民醫保體系下的醫療低效能共同催生了高端商業醫療險。
澳大利亞實行全民醫保，但公立醫院的免費治療效率極低，往往貽誤治療時機，同時醫保也明確規定一些費用不在報銷範圍內，比如牙科，眼光，理療，脊椎按摩等費用，另外還規定在公立醫院就診的病人無權選擇醫生和病房，也不能享受優先入住權。
為了使醫療保障體系更全面、更高效，政府連續在1997-2001年頒布多項政策刺激民眾購買私人醫療保險，包括稅收優惠、保費補貼等。在政府刺激和高質量醫療服務需求的驅使下，超54%的澳大利亞居民同時購買了私人醫療保險，購買私人醫療保險的客戶可以採用自費身份去公立醫院就醫，且可選擇醫生和享有優先住院權，政府負責75%費用，險企負責剩餘；客戶還可以直接去私人醫療機構就診，費用由險企與個人商定的比例承擔。同時，除了院內救治外，私人醫療保險還提供醫保不能覆蓋的醫療服務，如救護車、牙科、眼科、理療等。
經驗及啟示
國際經驗表明，政府政策（含社保制度）、宏觀經濟（利率/GDP）、人口結構三大要素影響壽險產品體系演變。政策刺激通常直接帶動單產品快速爆發，宏觀經濟環境會直接作用於理財產品，人口結構將決定產品長期發展趨勢。
1.政策刺激帶動產品快速爆發：政府強制規定、大幅稅收優惠、放開社保購買是帶動產品階段爆發的直接因素，比如中國臺灣監管90年代強制產品分紅使得分紅產品一舉成為主力；美國70年代對養老年金輔以稅收優惠（401K）拉動年金佔比超50%；澳大利亞90年代直接補貼30%引導居民購買商業健康險，促使商業健康險覆蓋率超50%；新加坡2000年放開社保金，可用於購買健康險、終身壽等產品，促進健康險和定期壽的件數佔比從不足10%提升至超50%。
2.宏觀經濟環境直接作用於理財產品：保險作為金融支柱之一，不僅承擔了保障功能，還兼顧理財屬性，在宏觀經濟環境驟變時，保險為了提升行業競爭力，產品也會相應調整。比如美國、澳大利亞在80年代經濟回升、股市上漲，大量推出投資連接型產品，以抗衡其他金融機構產品；中國臺灣2000年以後市場利率從5%下降至1%疊加2008年金融危機洗禮，利率變動型年金受到熱捧。
3.人口結構決定了產品長期發展趨勢：人口結構是推動產品發生演變的最底層因素，同時大多數時候政策的推出都存有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含義。比如日本80年代之前，年輕人較多，人們對死亡保障和遺屬生存保障的產品需求更大；而在80年代之後，老齡化日趨嚴重（9.1%），醫療保險、護理保險等產品演變為主力。再比如，中國臺灣在1998年（9%）推全民醫保、新加坡2000年（8.5%）放開社保帳戶購買醫療險、儲蓄產品，澳大利亞1992年（11.3%）強制僱主購買企業年金、稅收優惠個人年金，無疑不都是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醫療和養老問題。
參考國際市場經驗，同時結合中國市場現狀，我們認為：
老齡化提速倒逼商業保險發揮更大社會保障作用，政策釋能推動行業持續成長。
權威機構在2008年預測中國2020年65歲人口佔比約11.7%，然而2019年數據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12.6%，老齡化進程明顯提速。
縱觀發達國家和地區經驗，為緩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政府一方面會進行社保體系改革，比如中國臺灣從1995年開始強制實施全民健保計劃、澳大利亞90年代開始引入第二支柱企業年金，強制僱主為僱員繳納。另一方面會出臺相應政策鼓勵商業保險發展，比如新加坡2000年放開社保金可用於購買健康險壽等產品，促進健康險和定期壽的件數佔比從不足10%提升至超50%，澳大利亞90年代直接補貼30%引導居民購買商業健康險，快速拉動商業健康險覆蓋率超50%。
近年，我國也在不斷嘗試推出新政支持商業養老、健康險發展，比如2017年開始試點醫保帳戶購買商業保險，2018年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廈門市）和蘇州工業園區三地開啟稅延養老試點，但是效果尚不明顯，保費規模可以忽略不計。反觀發達市場，強有力的政策是支撐養老、醫療產品快速爆發的直接原因。為此，我們認為下一步需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提高商業養老險、健康險稅收優惠力度、補貼力度，刺激民眾購買；二是放開社保購買商保的產品範圍、試點範圍，大規模推進，快速提升產品覆蓋率。
宏觀經濟降速換擋，保險提升金融支柱擔當正當其時。
當前在我國金融業的總資產中，銀行佔比約90%，保險佔比約5%，證券基金信託佔比約5%，整個金融產業主要依賴銀行第一支柱，發展極不均衡。反觀發達國家和地區，保險業佔比較高，日本約20%，美國約40%，保險資金的長期性、確定性為金融市場注入了穩定性。隨著宏觀經濟降速換擋，保險更應肩負起金融業第二支柱的重任，發揮市場穩定器功能，提升行業在金融市場的影響力。
參考發達市場經驗，當健康險發展進入成熟期，且股市穩健增長或利率處於下行趨勢時，投資型保險產品大有可為。比如美國、澳大利亞在80年代經濟回升、股市上漲時，大量推出投資連接型產品，以抗衡其他金融機構產品；中國中國臺灣2000年以後市場利率從5%下降至1%，疊加2008年金融危機洗禮，利率變動型年金受到熱捧。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從高增速換擋至中高增速、長期利率緩慢震蕩下行（10年期國債利率近20年由5%下降至3%），整體金融市場投資回報可觀，通過提供投資型保險產品，有助於幫助客戶通過專業機構投資者享受資本市場的增值，還能協助保險公司轉移利率風險。此外，民眾再經歷了股市大起大落、P2P大規模倒閉、銀行理財產品打破剛兌，更能理解金融產品的本質，風險與收益並存，這也為投資型產品提供了認知基礎。
根據我們此前《中國代理人渠道轉型趨勢》報告發現，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發達地區，其健康險較為飽和、金融市場成熟，我們認為可以針對該地區開放利率變動型、變額型等複雜產品，滿足客戶理財需求。同時還需對渠道做嚴格把控（如北京地區持有B證的代理人），嚴防銷售誤導。
對標國際市場、補足產品空白，切實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
中國壽險市場產品從90年代傳統簡易兩全到20世紀分紅(519087)、投連、萬能（年金、兩全為主）興起，再到21世紀回歸保障健康險爆發，產品種類從簡單走向多元，產品屬性從保障到偏理財再到回歸保障，逐漸形成了相對完備的產品體系。但相較於發達市場，我國產品體系還有很大的豐富空間，比如針對65歲上老人及慢病人群的產品較少；健康險以一次性給付的重疾產品為主，醫療險報銷居多、津貼類較少，護理產品幾乎處於空白；年金產品基本是兜底給付、複雜類年金缺失。
隨著經濟持續發展和人均收入不斷提升，帶動壽險深度向發達市場逐漸靠攏，根據麥肯錫統計，當壽險深度大於5%時市場主要由需求端主導，也即是客戶需求決定了產品供給，未來產品需要有更豐富的形態才能滿足客戶多元化需求。
參考發達市場經驗，我們認為一方面要在產品種類上補足空白，比如美國、澳大利亞、中國中國臺灣市場有多樣化的年金產品，像利率變動型年金、指數型年金、變額年金等，客戶可借力險企專業投資抵禦市場風險；再比如日本護理險、失能險產品發達，保障功能凸顯。另一方面在產品形態上可以更加靈活，比如中國中國臺灣醫療險普遍包含健康管理服務，客戶通過提升健康狀況可獲得更高檔次的津貼額度；比如日本癌症、醫療險多以津貼為主，更好的保障客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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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董雲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