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高中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棋王》,頗為震撼。尤其末尾的幾句話,還抄在本子上——不做俗人,哪兒會知道這般樂趣?家破人亡,平了頭每日荷鋤,卻自有真人生在裡面,識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類,就是每日在忙這個。可囿在其中,終於還不太像人。
後來又多次聽說這個鐘阿城有多神,尤其在侯孝賢的電影裡。但記得他寫的《稀有金屬》,說能做侯孝賢編劇的,只有朱天文,在南都看到喬納森寫文章反駁,那吳念真算什麼。
只是阿城另外的書不容易找到,在臺北誠品都有意去找都沒有找到。越是找不到就越想看,終於有機會等來了,買了《脫腔》、《文化不是味精》,雖然有很多刪節。
也看了電影《棋王》和《孩子王》,小說《樹王》也印象頗深。這幾天反覆讀,除了經常出現的重複話題,還是有些啟發,於是再做摘錄。
這兩天總是想起「生之欲死之華」,除了《本命年》,好像他在另一首歌也提到過,也許是印象錯誤,但頭腦中盤旋的是另外一首歌,卻總是想不起來。
一種冠狀病毒造成的非典型肺炎,成為多年來的世界性事件。這其中的一切專業研究,從一開始就被強烈地要求向民眾普及。當我們從普及的範疇有所了解之後,社會性恐慌才會有所克服。普及是有力量的。
人是貪婪的,他會思想所以他貪,動物不貪。人因為會思想,產生價值觀,貪是價值觀的問題。動物佔有資源有限制,沒有像人那麼希望無限地佔有,因為它們沒有思想。動物永遠有一種本能的警覺,相對來說,人沒有這種警覺性,就是因為人貪,地球才會毀滅。
現在這麼多人在宣揚所謂個性,其實知道共性才會知道個性。對共性知道得越多越清楚,個性才會更清楚。人被共性異化的時候,才該宣揚個性,抵制異化。個性是很難的,它是原創性,創造性,不是每個人都能有的。
人的本能是武的,也就是動物性。文是對武,也就是對動物性的約束。相對武化,文化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對資源的掠奪和佔有,是動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為什麼這種掠奪佔取資源的武性絕不能通過生物技術去掉?勞倫斯提示我們,去掉的話,人類也就失去創造性。
惡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常常是本能造成的。比較起來,真善美是教化。上帝不阻止惡,反而常常通過惡,讓人知道善。大到戰亂、權爭、名利,小到家庭、人事,它的紛擾根源都在資源的分配。聰明人會讓每個人都有資源。佛說慈悲,是因為他知道人性中惡的底線,最好都有惡的預反應,然後回頭,看見光明。
中國哲學是直覺性的,西方哲學是邏輯實證的。東方認同自然,人不過是自然的一種生命形式;西方認同人本,與自然對立。東方藝術是狀心之自然流露,所寫所畫,痕跡而已。西方的藝術狀物,所寫所畫,邏輯為本。邏輯實證讓方法成為本體,自然不能明白研究客體的本體,而失去科學的意義。
中國近代唯一的思想家魯迅最後是悲觀的,失望的。魯迅對青年都失去希望,這悲觀真正是冷的。魯迅反對讀中國古書,但他晚年在病中只讀中國古書,他說洋書太重,古書輕,這悲觀是無奈的。魯迅死前寫道,本來要學基督徒的寬恕,但想來想去,決定一個都不寬恕,這悲觀是徹底的。
張愛玲對新中國也是抱有希望的,不過她有一個標準,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思想方式會不會受到侵犯,這個底線不能保持,就走。張愛玲一直到在洛杉磯去世,總是頑強地保持著個人生活方式不被侵犯,這是我最尊敬她的一點。張愛玲和魯迅都是以肉身逃避顯現出他們大於具體的時代。
現代文明,常常會使我們養成一種傲慢,對以前的生活或生產方式不認同,又或者反過來,對以前的生活或生產方式有一種媚。在進步的文明裡,快樂嗎?存在總是有得有失,但,得的是快樂嗎?失的是快樂嗎?文明的進步帶來的快樂中,有不少是因虛榮所致。虛榮會產生壓力,難免終會不快樂了。
雅斯貝爾斯認為公元前六百至前三百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人類的幾大文化模式(古希臘、古中國、古印度)都發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開始超越和突破原始文化,以理智、道德面對世界,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之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古印度之釋伽牟尼,中國之老子、孔子。
莊子開了中國文化的審醜先河,我們長久沉浸其中,已經不自覺了。因為醜形之內,有自然美好之精神,非懂心者,不能辨之。兩千年後,現代主義藝術中,醜怪之形,凸顯出來,用以傳達人內心的異化和動物性的衝動。一個藝術家如果能夠以原始巫為潛動力,又能夠有覺醒傳統的能力,就能夠感性而深刻。
頹廢很怪,只有不自覺的時候才迷人,所以有時雄奇,若蘇東坡、辛棄疾,有時婉約,若王實甫,有時曠直,若李白,有時簡素,若張岱。頹廢是指鬆懈某種狹隘,敏銳的悲觀。頹廢是造成藝術敏感的重要的質之一。風度在於不自覺的時候,頹廢亦是摩仿不來的,摩仿的結果是可笑。
縱深關係,縱深感,對我們人類意味著生死存亡。準確判斷縱深,是我們生存的本能意識。我們所謂的審美意識,無不由本能意識一層層疊加上來,直到審美異化了我們自己。我們身處深廣之境,會因為目之所及能迅速判斷無危險而心生浩嘆,也會因遭遇狹長甬道,不知險從何來而恐懼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