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ud est laudatio，aliud historia［讚美是一回事，歷史是另一回事］。研究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史學者最好記住這一區別。它是萊奧納爾多 · 布魯尼提出的。當米蘭的一位人文主義者指責布魯尼對佛羅倫斯的美麗和宏偉的讚美詞太誇張時，他提出了這種區別為自己辯護。amplificatio［誇張］是一種合理的修飾手法。出於明顯的原因，藝術贊助是特別適合於這種修辭練習的題目。甚至我們自己的感謝信和「科林斯語」［Collinses，來訪客人回去後給主人寫的致謝信——譯註］，也難得像警察的調查報告一樣準確。這些不斷變化的讚頌和奉承的形式本身構成了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但它們不是本文關心的。本文的目標是historia［歷史］，而非laudatio［讚美］——我得趕緊說明，這並不是為了「揭穿」一個輝煌燦爛的傳說，而是為了以我們想要的方式來看過去，即從人的方面而非神話的方面來看過去。
這種需要在早期梅迪奇家族的史話中比在別的任何地方表現得更為緊迫。通過無數的肖像和敘述，我們似乎已對他們非常了解，然而，他們作為凡人的一面卻躲避著我們。自從這個家族的後代在歐洲諸皇室中的地位顯赫之後，各種慣用的讚美之言便向他們聯翩而來，但這些卻沒能保留住他們的本來面目，那些詆毀謾罵的陳詞濫調也沒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一步步地摸索，退回到原始的材料，並盡力把他們看成在各種事件的壓力下行動的凡人。有時在與他們以前的行為創造的形象抗爭，有時又向這種形象屈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他們當作藝術贊助人來看待。
《牛津英語詞典》對贊助人［patron］下的定義是：「提供具有影響力的支持以促進某人、某項事業、某種藝術……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業用語中指某位常客。」在梅迪奇家族自己創立的，並由懷舊之情的宣傳輿論所加強了的形象中，這些意思融合成一種仁慈博愛的視像。這毫不奇怪，因為在梅迪奇家族沒有正式官銜的那一百年中，贊助確實是梅迪奇家族政治中的一個主要手段。從他們的通信記錄中可以看出，人們總是指望他們「提供具有影響力的支持以促進某人的利益」，而他們也很少拒絕為那些可能被爭取到他們陣營裡來的人排憂解難。誰也不會覺得自己太低微，沒資格請求他們出面斡旋。當貝諾佐 · 戈佐利的學徒，因為偷竊修道院的三套舊鋪蓋而惹上麻煩時，這位畫家向洛倫佐求助，洛倫佐使這件事得到順利解決。為了報答梅迪奇家族，人們得在無數的同業公會和市政委員會中為他們家的利益投票。我們看到，金匠琴尼尼之子在寫給洛倫佐的一封信中，謙卑地向洛倫佐道歉，因為羊毛技藝行會［arte della lana］中有一次投票違反了他的贊助人的意願。行會中有些支持洛倫佐的理事出城了，儘管他懇求與會者不要把Patronum artis Laurentium［行會贊助人洛倫佐］當成敵人，但卻沒有奏效。Patronum artis當然是指行會的贊助人，因為這位寫信者從人的方面和公共機構方面想問題。洛倫佐竟然就這樣為「art」［雙關語，行會或藝術］事業提供支持——這種支持曾打動後世的許多代人——這很可能會使他被世人冷眼相看。的確，他是否能夠很容易地用自己的語言來表達這種支持，是值得懷疑的。他們對學術研究和對繆斯們的支持很容易被人理解，而且，梅迪奇家族對這些事業的慷慨贊助不斷受到讚揚。但關鍵正在於，當時人們並不認為繆斯九姐妹把她們的監護延伸到了建築師、雕刻家和畫家身上。對「art」有意識的贊助——這是瓦薩裡歌頌過的——在沒有「art」觀念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的。這種重點是如何轉變的仍然有待於研究，我們可以用科西莫、皮耶羅和洛倫佐 · 德 · 梅迪奇所提供的三種不同類型的贊助來例證這種轉變。進行這種解釋所用的材料是大家熟悉的，它們是由羅斯科、喬瓦尼 · 蓋伊［Giovanni Gaye］、A. 馮 · 羅伊蒙特［A.von Reumont］和尤金 · 明茨［Eugène Muentz］等先驅們收集的。最後，馬丁 · 瓦克納格爾在他的論十五世紀佛羅倫斯藝術環境的書中以一典範性的方法對這些材料做出了概論。本文在許多地方只不過進一步探查了他的材料，並擴展了他的涉及面，看看這些材料能在多大程度上引出某種解釋。
梅迪奇家族最初以贊助人的角色出現時，他們的活動仍然完全可以歸入古老的社團宗教生活的傳統。1418年年末，聖洛倫佐教堂的主持及教士會請求這位signoria［閣下］允許拆除一些舊房子，因為他們想擴大教堂。其方案顯然是教堂主持制定的，錢則要教區中較富裕的成員負擔。他們當中的八個負責這座建築，每人負責一間禮拜堂。當然，這些禮拜堂將分配給每個家庭做喪事之用，並為他們的死者做彌撒。我們看到正是在這種時候，喬瓦尼 · 比奇 · 德 · 梅迪奇［Giovanni Bicci de』Medici］這位教區中的首富，在承擔了一座小教堂的建築之外，還出資建了聖器收藏室。對藝術史來說，這是一個極為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座聖器室的設計委託給了布魯內萊斯基（圖1）。喬瓦尼死時聖器室已經上供。看來，他的兒子洛倫佐繼續對這一工程提供了支持，以榮耀他本人的保護聖徒［聖洛倫佐教堂和洛倫佐 · 德 · 梅迪奇同名，故言——譯註］
編者按：上段文字中的「洛倫佐」，指「老洛倫佐」（Lorenzo the Elder，1395—1440），而非「豪華者洛倫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1449—1492）。
圖1 布魯內萊斯基，聖洛倫佐教堂的聖器收藏室，
1418—1428年，佛羅倫斯
喬瓦尼的長子科西莫也是在一項類似的社區事業中首次以贊助人的身份出現。這項事業就是為佛羅倫斯諸行會的各位保護聖徒建雕像。1419年，這項巨大的社區工程的進展使得富有的銀行家行會覺得應該採取行動了。他們申請修建原先指派給麵包師行會的神龕。麵包師們資金不足，銀行家們獲準了這項工程之後，便委派了一個由已卸任的執法官組成的委員會，由他們去訂製一尊銀行家的保護神徵稅員聖馬太［St. Matthew the publican］的雕像。這個四人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便是科西莫 · 德 · 梅迪奇，因此，他也參與了把這件工作委派給吉貝爾蒂（圖2）的決定。這次的費用同樣是由集體負擔，有趣的是，科西莫小心翼翼地通過他出資的數目表明，他既意識到自己富裕超人，又意識到他應該避免炫耀財富。別人出二弗洛林，他就出四弗洛林。在另一份單子上，別人出十六弗洛林，他則出二十。
圖2 吉貝爾蒂，《聖馬太》，
1419—1422年，佛羅倫斯，聖彌額爾教堂
梅迪奇兄弟在早期還贊助了另一筆虔誠的基金，這次贊助的記錄偶然地留存了下來。吉貝爾蒂在l427年的稅收申報單中說，他已經受到科西莫和洛倫佐委託，為許阿鏗託斯［Hyacinthus］、涅墨西斯［Nemesius］和普羅託斯［Protus］等殉難者建一座神龕。這件訂製品在任何方面都沒有出現梅迪奇家族的徽志或徽章，這在他們的訂製品中是極少見的。不過，瓦薩裡說，神龕上有一句銘文。
也許就在這期間，科西莫在他的家鄉穆傑洛［Mugello］任地方治安官，並設法使聖弗朗西斯科 · 阿爾博斯科［San Francesco al Bosco］的聖弗朗西斯科教堂得到修復（圖3）。這座教堂的設計是相當傳統的，它具有吸引力正是因為它那鄉間的簡樸性。不過，只是在科西莫從流放地回來之後，他的虔誠捐獻的數額才大起來。
圖3 米切洛佐，聖弗朗西斯科教堂，
穆傑洛，約1427年
對這一發展最生動和最令人信服的敘述，是韋斯帕夏諾關於他敬愛的贊助人的優美回憶錄。韋斯帕夏諾有機會結識科西莫，儘管他的回憶顯然具有對一位「常客」的感激色彩，但是只要使用慎重，他的敘述仍然可以用作一篇原始材料。在他描述他十三歲那年發生的一件事時，這種慎重尤其必要。下面這段話是每一位科西莫傳記作者都援引的段落：
科西莫開始照料他的城市的世俗事物，他有義務為這些事情操勞忙碌，就像大多數管轄國家並希望超越他人的人一樣。但他意識到，假如要上帝寬恕他並讓他保留對那些世俗財富的擁有，他就得把思想轉向虔誠的事業，因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要不然這些財富就不會長久。就此而論，他好像認為自己有些錢，我不知道他的錢是從哪得來的，這錢來得並不乾淨。他急於要卸下肩上的這一重負，於是便和教皇尤金尼斯四世陛下［Holiness Pope Eugenius IV］商議。教皇告訴他……花一萬弗洛林用於建築。韋斯帕夏諾就這樣引出了那筆基金的故事，或者說，重建聖馬可修道院的故事。這種贖罪方法當然是符合傳統的，但是韋斯帕夏諾的敘述可能也不過是對這故事的一種重建。特別是他提到的那些「希望超越他人的人」，這可能是他擅自加上的。在政治家中，只有一位比科西莫更得韋斯帕夏諾的喜歡，這人就是帕拉 · 斯特羅齊［Palla Strozzi］，他是位較早的學術贊助人，後來被科西莫驅逐流放了。韋斯帕夏諾無疑會覺得，科西莫內心為他的政治報復行為而不安。科西莫的敵對者可能都會樂意認為，他那些虔誠的贊助資金表現了他對某些特定罪行的內疚。我們不能排除這一動機，但是，這不太可能是主要動機。對於一個虔誠者，一個像科西莫那樣已經證明了自己是虔誠者的人來說，惱人的罪孽可能不是任何一項特定的罪行，而是自己的生活模式。他那些財富在譴責他。要做銀行家，就必然要違反放高利貸的戒律，不管他採取了什麼樣的技術手段來違背。我們從艾裡斯 · 奧裡戈［Iris Origo］如此清晰地整理出來的弗朗切斯科 · 達蒂尼［Francesco Datini］的書信中得知，銀行業招致了多麼強烈的宗教反感和社會反感。擺脫高利貸恥辱的唯一方法就是尋求「把它全部歸還給窮人」，正如多梅尼科 · 迪 · 坎比奧［Domenico di Cambio］在一封給這位普拉託商人的信中所說的。
有證據表明，這正是科西莫試圖去做的。在一封尚未發表的寫給他兒子皮耶羅的弔唁信中，寫信者援引了科西莫常常開玩笑說的一句話：「只要對我耐心點，主啊，我將把一切都歸還給你。」這句話一定是他的欠債人來請求寬恕一段債期時，他常常聽到的一句話。我們還從韋斯帕夏諾那裡知道，他覺得自己是上帝的債務人，而且，也許完全是字義上的債務人。這可能解釋了他為什麼注重在各種基金上花的那些確切數目的錢，這點我們在韋斯帕夏諾的書中可以看到，梅迪奇家族也盡力讓公眾記住這些數目。大家知道，洛倫佐 · 德 · 梅迪奇在備忘錄［memorial］中對他的兒子們寫道：
我發現我們在1434年至1471年間花了一大筆錢。正如那個時期的帳本所載，它顯示了一筆令人難以置信的錢，總數達663，755弗洛林，這是花在建築、慈善事業和納稅上的，不包括別的花費。我不會對此提出抱怨。雖然許多人希望他們的錢包裡能有哪怕是那筆錢中的一部分，但我認為它給城邦帶來了榮譽，這錢看來花得對，我感到非常滿意。這筆錢主要是科西莫在世時花費的。這個帳本會不會是在和最高債主［上帝］清帳呢？這筆錢和藝術贊助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洛倫佐把建築和慈善事業，甚至和納稅——也就是說，任何不能使主人直接獲益的事——一同列出的做法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要弄清這些數目是困難的。韋斯帕夏諾好像更準確些，但他也一定是從某種單方面宣稱中得到他的那些大概數目，加上據說科西莫花在虔誠基金上的數目，總數達193，900弗洛林。根據一種推算，梅迪奇家族當時的財富大約超過200，000弗洛林，韋斯帕夏諾的確說道，科西莫曾後悔沒有早點開始這項活動。他還記述說，科西莫責罵建聖洛倫佐教堂的工匠，說他們花在這上面的錢少於花在大教堂［the Badia］上的錢。甚至科西莫的宮殿也被韋斯帕夏諾說成是他盡力花錢的一部分，因為這些錢都花在了城邦的經濟之中。
這些經濟的和道德的論證只不過強調了科西莫在行動時所屈從的種種壓力。我們有幸獲得一篇原典，它是專門為回答科西莫的敵人而作的。這些敵人沒有立刻對這些虔誠的募捐感到滿足。最後一位受惠於科西莫慷慨資助的人，菲耶索萊修道院主持，維羅納的蒂莫泰奧 · 馬費伊［Timoteo Maffei of Verona］寫了一篇拉丁文的對話短文，題為《駁對科西莫 · 德 · 梅迪奇的慷慨進行誣衊的人》。
這位誣衊者站在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立場上，認為像科西莫這樣的慷慨是種過度的大方，而任何過度的行為都是邪惡的。
這一論證很容易被駁斥。科西莫在修道院和教堂中都是用神性的美德［Divine excellence］來作為他慷慨的模式。在他的宮殿中，他想到了那些適合於佛羅倫斯城邦的事情。的確，假如他不是這麼花錢如水，他就會顯得對城邦缺乏感激。現在這位誣衊者提出了一種慣用的抱怨，這種抱怨我們在其他反梅迪奇家族的原典中也可以看到。科西莫資助的所有教會項目上展示的梅迪奇家族紋章，具有更多的渴望榮耀的味道，而不是敬神的味道，蒂莫泰奧自己不是常常反對這種世俗的抱負嗎？這一指責被有保留地承認，但是，蒂莫泰奧求助於道德神學的種種區別：愛榮耀只在四種條件下成為道德罪，而科西莫沒有觸犯其中任何一條。他喜歡暗中行善。即使他在資助的建築物上安上了自己的徽章，以便後人能在祈禱中記住他，以便見到這些建築的人受到鼓舞而去模仿他，這些動機有什麼錯嗎？難道愷撒不是受到畫裡的亞歷山大的掠奪物的激發而創造出偉大業績的嗎？難道西庇阿［Scipio］和菲比烏斯［Fabius］不是受到過祖先遺像的激勵嗎？現在的人們資助了那些奉獻給上帝的教堂，那些為基督僕人們建的修道院以及畫成和雕成的形象的人，他們為什麼不應該力求讓後代為他們祈禱呢？我們不是被叮囑要行善不要張揚嗎？讓他的誣衊者住嘴吧！
但是，這位反駁科西莫的人還有一支暗箭，而這箭是打算傷人的：
「你剛才這麼連篇累牘地讚揚科西莫的話只會妨礙他在後人中的聲望。」根據哲學家們所說，藝術意味著對各種理智的理論性了解，不過慷慨［Magnificence］（據詞源的意義）是「創造大批東西」。因此，後人將在手工勞動者中，也就是說，在卑下的工匠中尋找慷慨的人。蒂莫泰奧對敵手的論證之精妙表示敬意，但他能夠反駁它。人們應該尋找道德動機，因為是德行促使科西莫去建設的。而且，一句便當的西塞羅引言證明：慷慨是一種心理傾向。富人到處有，但他們太愛財，不願花錢。科西莫貪財的目的只在於能把它們花掉。但是，這一道德論證沒有被誣衊者接受。慷慨是一種奇特的美德，因為只有富人才能行使。蒂莫泰奧不能承認這點，只有行使慷慨才算是財富的禮物。德行是靈魂固有的，窮人也可以具有它。這篇結論性的論證後面緊接著一篇慣用的讚美。這篇論證結尾部分的軟弱使我們看到，在一個基督教準則（科西莫完全分享這些準則）的世界裡，科西莫的道德立場是不安的。如果連他的精神指導者都只能這樣做，那麼，他在孤寂的書房中又能靠自己悟出什麼呢？
但是從某個方面說，這篇對話的有趣之處既在於它所刪略的論證，也在於它所引用的論證。對話中沒有提到藝術或藝術家，相反，科西莫本人被視為他的建築的「製造者」［maker］——對他的工匠們毫無感激。紋章或梅迪奇家族的palle［聖爵蓋］［palle是梅迪奇家族紋章中的一個符號，由一個大圈和圈裡的許多小圓組成。由於「梅迪奇」在義大利語中是「醫生」的意思，所以有人把這些小圓解釋成「梅迪奇」開的藥——譯註］似乎是他的籤名，他想通過這一籤名為後世所銘記。（圖4）這一論證中所包含的也許比我們願意承認的要多。從科西莫資助的建築中可以覺察出他的某種精神：他的含蓄和清醒，他的嚴肅和克制，這種感覺並不是憑空幻想。對十五世紀的人來說，這一定是很顯然的，藝術作品屬於捐款人所有。藏於烏菲齊宮的菲利波 · 利皮的《聖母的加冕》中，有一位天使指著一位下跪的僧人，畫面上寫著iste perfecit opus［畫為此人製作］的字樣。人們曾經認為，這是作者的自畫像，但現在人們相信，這是意指捐助者。當然，這種情況在科西莫本人在世時就已經在緩緩地改變。我們知道，菲利波 · 維拉尼［Filippo Villani］、阿爾貝蒂等人當時正在宣傳繪畫的「自由」地位。但是，藝術史家對這些問題的觀察很容易被他知道的很少幾篇被引來引去的原典所歪曲。和早期文藝復興產生的大量文字材料相比，提及藝術的材料少得令人驚訝。人們翻閱了許多人文主義者的書信，可能會看不到信中提到他在Piazza［廣場］上肯定常常遇到的那些藝術家中的任何一位，而這些藝術家在我們描繪當時的圖畫中卻顯得如此巨大。我只知道有一位人文主義作者提到了兩位受科西莫恩惠的藝術家。安東尼奧 · 貝尼韋尼［Antonio Benivieni］在他的《頌詞》［Encomium］中寫道：科西莫「把榮譽和無數報償給予多納太羅和德西代裡奧［Desiderio］這兩位高度知名的雕刻家」。
圖4 菲耶索萊修道院的涼廊，15世紀中期
儘管韋斯帕夏諾和許多藝術家同屬於一個階級，但連他也很少有機會提到建築家、雕刻家或畫家的名字。他提到過尼科洛 · 尼科利，說他是位藝術專家，是布魯內萊斯基、多納太羅、盧卡 · 德拉 · 羅比亞和吉貝爾蒂的好朋友。韋斯帕夏諾以同樣的詞句讚揚了科西莫的廣泛興趣：
他在和畫家或雕刻家打交道時，對此所知甚多，他家裡藏有一些出自著名大師之手的作品。他對雕刻極內行，非常寵愛雕刻家和一切有德才的藝術家。他是多納太羅的好朋友，也是所有畫家和雕刻家的朋友。在他的時代雕刻藝術無人問津。為了防止多納太羅遭此命運，科西莫委託他製作聖洛倫佐教堂的一些銅雕布道壇以及聖器收藏室的一些門，並且讓他的銀行每周給他一筆錢，足夠他和他的四個徒弟們用，他就這樣養活他。由於多納太羅的衣著是科西莫所不喜歡的，所以科西莫給了他一件帶兜帽的紅外套和一件穿在外套裡的襯服，把他裝扮一新。在一個節日的早晨，他把這些衣服送給他，讓他穿上。他穿了一兩次，然後把它們扔在一旁，再也不穿了，因為這些衣服對他來說太花哨了。科西莫對任何有某種virtù［特長］的人總是這麼慷慨，因為他愛這些人。再說建築：他對建築非常熟悉，這從他所建的許多建築中可以看出，因為沒有什麼東西是在沒請教他的意見和判斷的情況下建成的。好幾位要承建某座建築的人都去徵求他的意見。
通過瓦薩裡的眼睛來看十五世紀義大利的現代藝術史學者，在讀完這段文字後產生了一些疑問：為什麼韋斯帕夏諾只提了多納太羅從事的和教會有關的任務［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s］，而沒有提及我們所知道的那兩尊曾經聳立在梅迪奇宮殿的大銅像《大衛》［David］和《猶滴》［Judith］（圖5）？難道是科西莫本人不願讓它們太引人注目嗎？訂製等身大的銅像來裝飾私人宮殿當然會招來追慕虛榮的嫌疑。《猶滴》上面展示的一行被歸於科西莫之子皮耶羅所寫的拉丁詩句看來的確是為了預示這種反應。這行詩句解釋說，銅像的意義是為了反抗驕奢［Luxuria］這一罪孽的：
Regna cadunt luxu，
surgunt virtutibus urges
Caesa vides humili colla superba manu
［帝國在驕奢中衰亡，城邦靠美德興旺，
看那傲慢的頭顱，被卑微的手斬斷］
圖5 多納太羅，《猶滴》，約1456—1457年，
佛羅倫斯，巴傑洛國家博物館
韋斯帕夏諾對這些雕像隻字不提，這使藝術史學者困惑不解，但更使藝術史學者困惑的是，他沒有提到建築家米切洛佐［Michelozzo］，而我們已經知道，他是科西莫的心腹。據說他還陪他的主人度過流浪時期，而主人也曾更偏愛他的宮殿設計圖，而不是布魯內萊斯基的，因為他的設計不那麼炫耀（圖6）。韋斯帕夏諾在詳述科西莫的建築工程時，大談那些詐騙的承包人和那些過分自信的承包人，但他沒有提到任何建築師的名字。這種忽略絕非僅有韋斯帕夏諾一人，安東尼奧 · 阿韋利諾 · 菲拉雷特［Antonio Averlino Filarete］對此同樣緘默不語。那些形形色色的人文主義詩人也一樣，儘管他們的讚詞中列出了科西莫捐款修建的各種建築。
圖6 米切洛佐，裡卡迪 · 美迪奇宮，
佛羅倫斯，約1440年
顯然沒有人質疑過這一點，即這些建築的功勞，甚至發明它們的功勞，得歸功於科西莫。但是，對史料的研究也許提示了另一個原因：科西莫對這些事情的介入，他對虔誠事業的捐獻最初是一種即興的和零碎的事情，比馬基雅韋利或瓦薩裡的記述使人想到的更即興，更零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