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重疊伏擊戰，大家耳熟能詳、津津樂道的是劉伯承元帥一反作戰常規，在1937年10月下旬指揮八路軍第129師386旅在山西省平定縣七亙村連續兩次伏擊日軍第20師團的精彩戰例。其實，早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林彪元帥就曾經指揮過一次同樣令人拍案叫絕的類似戰例。1934年9月1日至3日，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在紅九軍團和獨立第二十四師配合下，在溫坊（現名文坊，屬福建省連城縣）接連打了兩仗，全殲國民黨軍第3師第8旅兩個多團和第9師先頭團共4500餘人，給當時的國民黨東路軍蔣鼎文部的李延年縱隊以沉重打擊，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但日後由於種種原因，這一戰鬥被人們「忽略」了，甚至很多文獻中連他的名字都被刻意迴避了，比如：
「溫坊戰鬥是中國工農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艱難時期裡取得的一次勝利，意義非同尋常。朱德元帥當年親自指揮戰鬥，果斷及時地作出了戰鬥部署。紅一軍團選擇松毛嶺作為指揮位置，並且先於國民黨軍隊展開部署，這就掌控了打贏溫坊戰鬥的先機之利。」——《溫坊戰鬥聚積長徵精神》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與三日，紅軍在福建西部進行的溫坊戰鬥,是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打得比較好的一次戰鬥。這次戰鬥的勝利是朱德摒棄了博古和李德的關於陣地戰、堡壘戰的錯誤指示，採用運動戰而取得的。」——《朱德與溫坊戰鬥》
「『溫坊戰鬥』是1934年9月初，在朱德、聶榮臻等指揮下，……」——《鄧小平與溫坊戰鬥》
「1934年8月至9月的松毛嶺戰役，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在東線戰場為抗擊國民黨軍"六路進攻"而進行的唯一、也是最後一次戰役。這次戰役在黨內"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攻十分嚴酷的情況下，在朱德直接指揮下取得了勝利，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敵人在東線的進攻，為中央紅軍長徵的準備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第一階段的溫坊戰鬥，抵制了"左"傾錯誤的單純防禦路線和『短促突擊』戰術，大膽實施在運動中打擊敵人，取得了第五次反『圍剿』難得的一次勝利，受到遵義會議的肯定。」——《第五次反「圍剿」松毛嶺戰役述評》
但是真實的歷史是什麼樣的呢？
一、背景
1933年3月下旬，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以慘敗收場。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南昌行營，親自部署和指揮對中央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經過數月準備，自1933年9月25日開始，國民黨軍集中10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直接用於進攻的兵力達50萬人。整個國民党進剿部隊分為北、東、南、西四路，其中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的第1、2、3路軍共33個師又3個旅擔任主攻，而陳誠擔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旅，則是主攻中的主力，計劃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由南城、南豐、臨川一線向蘇區的北大門——廣昌方向推進，尋求與紅軍主力決戰。
經過前四次的失敗，國民黨軍學精明了，變得十分謹慎，儘管優勢巨大也決不輕易冒進。他們採納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的建議，利用紅軍缺乏重武器的劣勢，運用「堡壘戰術」（另一說此戰術是張輝瓚的第18師52旅旅長戴嶽出的主意，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教訓寫了一本《對於剿匪清鄉的一點貢獻》意見書，何應欽還親自作序），步步為營，各部交替掩護前進，逐步蠶食蘇區。
但他們的對手，一向神出鬼沒的紅軍卻似乎「變蠢」了，原因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1932年春共產國際給中共派來了一個德國人——李德。這個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啃過幾年黑麵包的德國人本來在上海工作，卻鬼使神差遇到了老熟人博古，當時的博古剛剛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可他不懂軍事啊，見到李德幾乎就是「如魚得水」的感覺，兩人一拍即合，想在中國幹一番大事業。他們先後輾轉來到蘇區後，李德在1933年9月開始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名義上是顧問，但是有共產國際和博古撐腰，實際上成了紅軍的「太上皇」，幾乎一切軍事上的決策都要經過他決策或同意。
而當時朱德雖然名義上是中革軍委主席，但軍事指揮權早已旁落博古、李德之手。同樣是德國人，李德不顧紅軍的兵力和武器裝備與對手相差巨大的客觀實際，照搬蘇軍的條條框框，命令紅軍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採用「以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戰術，與兵力和火力佔據絕對優勢的敵人拼消耗，紅軍「躲」在用裝土的麻袋、草包和木料建成的「永久性工事」中，忍受敵人飛機大炮的狂轟濫炸，「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和空中轟炸下堅持」，傷亡慘重。
1933年9月28日國民黨軍佔領黎川，至11月，紅軍在中央蘇區外圍的硝石、資溪橋、滸灣、雲蓋山、大雄關等戰鬥中接連失利。1934年3月中旬，紅一、三軍團在南豐地區作戰，紅三軍團進攻三溪圩、三坑失利，在紅一軍團掩護下才撤出戰鬥，傷亡2000多人。4月中旬，紅一、三、九軍團和紅五軍團2個師與進攻廣昌的國民黨軍11個師決戰，打了18天防禦戰，紅軍主力傷亡5500餘人，而本來就比紅軍強大的國民黨軍隊，藉助碉堡和飛機大炮，僅傷亡2400餘人，還不及紅軍的一半，廣昌失守。氣得彭德懷大罵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疼」。他在《自述》中痛苦地回憶到：「從上午8、9時開始至下午4時許，所謂的永久工事被轟平了，激戰一天，我軍突擊幾次均未成功，傷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謂永久工事裡擔任守備的營，全部壯烈犧牲，一個也未出來……」
此前屢戰屢敗，被蔣介石罵得灰頭土臉的陳誠這次終於找到了打勝仗的感覺。
8月初，陳誠指揮國民黨第三、第五縱隊共9個師，在北線由廣昌一線向石城方向發起進攻。中革軍委命令彭德懷率領三軍團和五軍團34師在高虎腦、半橋、萬年亭一線到驛前大約15公裡的縱深地帶，構築5道防禦陣地進行堅守。經過兩天激戰，國軍主攻部隊第89師傷亡慘重，在88師掩護下撤出戰鬥。紅軍雖然重創敵89師，但自身卻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部隊傷亡1600餘人，僅團以下幹部就傷亡400餘人!
經過廣昌、三溪圩、太陽嶂、石城等多次戰鬥，紅軍的有生力量受到極大的損失。每次戰役總是死傷二、三千，三軍團在很短的時期內全軍團有戰鬥經驗的老連長竟完全傷亡！這樣的消耗對於補給能力大大弱於敵軍的紅軍來說是災難性的。
眼見蘇區的形勢越來越危急，朱德再也忍不住了。他找到博古和李德，要求去負責東線方面的作戰，此時的博古和李德早已是焦頭爛額，李德甚至開始稱病，見朱德主動來請戰正是求之不得，立刻答應下來。
此時在東線的是中央紅軍主力——林彪、聶榮瑧的一軍團和羅炳輝、蔡樹藩的九軍團，以及獨立第24師。當面敵軍是國民黨東路軍蔣鼎文部，其中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李延年縱隊轄第3師、第9師、第36師、第83師，共4個師19個團，裝備精良，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到五次圍剿中有一個插曲，蔣鼎文本來在第五次圍剿開始時屬於北路軍，任第2路軍總指揮。而圍剿剛開始時的東路軍——駐福建省的國民黨軍第19路軍，於11月20日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領導下發動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急命蔣鼎文率所部連同大後方調動的部隊共11個師入閩，鎮壓19路軍。
福建事變發生後，毛主席曾提議紅軍主力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朱德、周恩來也曾向博古、李德建議紅軍三、五軍團側擊國民黨軍入閩部隊，而中革軍委卻拒絕了他們的合理建議，竟然聲稱「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還不是人民的，而且還不是革命的」，繼續命令紅軍進攻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甚至將紅軍主力一軍團由東線調到西線的永豐地區，幾乎是坐觀十九路軍孤軍作戰，從而使紅軍浪費了打破「圍剿」的最有利時機。朱德後來在自傳中回憶：「當蔡廷鍇暴動的時候，應該全力是攻打閩浙贛邊，……可以使福建至少支持壯年。結果僅以一個七軍團去打，力量太小，當然沒有牽製得著。李德當了軍委顧問，一切我們都沒法反對他。……在五次反『圍剿』中最大的關鍵就在這裡，實在太可惜了。」
蔣鼎文不愧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之一，軍事、政治手段並用，在戴笠等人的策反配合下，不到1個月時間就打敗了19路軍，佔領了福建全境，搞垮了福建人民政府。事成之後，蔣介石便將入閩部隊改編為東路軍，蔣鼎文擔任總司令，衛立煌任前敵總指揮，協同北路軍、南路軍，於1934年1月下旬重新開始了對中央蘇區的進攻，麾下兵力達16個師又一個旅，另加2個補充團。蔣鼎文在對19路軍作戰獲勝後十分驕狂，在某種意義上也為其日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二、戰鬥的謀劃和經過
彭德懷、林彪等紅軍將領早就對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不滿，多次向中革軍委提出自己的意見。早在1934年2月10日，林彪和聶榮臻聯名致電中革軍委，建議紅軍採取運動戰消滅敵人，「在運動戰預期戰場上的最重要陣地，須先敵一日或半日或數小時構築臨時的工事，以佔先機之利。」但2月12日所謂的「朱德回電」否定了林、聶的建議：「提議防區之間要相距一日行程，我們是不同意的，因為照例不是離開自己堡壘幾十裡，而是要補築工事。」實際上這顯然是博古、李德的「軍事思想」，因為朱德、周恩來也多次向他們提出不同意見，也均未被採納。
在1934年4、5月間廣昌、建寧相繼失守後，林彪更加迫切地向中革軍委提出「誘敵深入」，製造運動戰戰機的要求。
5月20日，林彪、聶榮臻致電朱德：「敵佔廣昌、建寧以後，戰爭已轉到新的形勢，因敵開始深入基本蘇區，其每次前進的距離當更短……很少有大的運動戰給我們打的可能。因此再次建議，軍委如沒有新的情報，敵人沒有新的動向，則仍應採取運動戰，集中主力，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6月9日林彪又同聶榮臻致電朱德、周恩來：「目前敵已入我基本蘇區，近來每次前進距離較其過去在邊區為短，較在白區則更短，在組織短距離的前進中，我軍突擊敵人，因地域甚窄，容不下大的部隊進入戰鬥，同時因戰鬥發生系突然，戰鬥經過時間極短，等大部隊趕到後，戰鬥已結束。因此，建議紅軍第一軍團東移……」。
雖然林彪一再建議尋機打運動戰，但紅一軍團得到的中革軍委命令，依舊是東奔西走，疲於奔命地四處「抗擊」、「突擊」——於「古龍崗、江口一帶地區，抗擊國民黨軍北路軍」、在「南坑、蔡江以北抗擊敵人」、到「黃陂、東韶、吳村抗擊國民黨軍第四十三師、第九十七師、第八師」、在「新安、赤水間抗擊國民黨軍羅卓英部第五縱隊」……
7月13日林彪再一次同聶榮臻致電朱德、周恩來，建議將主力後移，引敵冒進：「我軍與敵過於逼近，極有利於敵採取以堡壘與火力掩護的方法推進，在此情況下，我們意見，我軍應以求得殲滅敵之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須將部隊後移，保持與敵十五裡左右地域集結……待發現敵進攻時再出動主力殲滅敵人。」
這次得到的指令仍舊是「抗擊」——「抗擊向永安進攻的李延年縱隊，並掩護紅軍第九軍團安全轉運資材。」於是，紅一軍團於8月25日秘密開進至蘇區東部閩西的曹坊地域，準備「抗擊」敵東路軍李延年縱隊。
國民黨東路軍經調整後，北部的湯恩伯第十縱隊88師（孫元良）在北路軍周渾元的第8縱隊配合下，於5月16日攻佔建寧，「戰略價值，不亞廣昌」。而南部的李延年第四縱隊6月佔領連城、朋口後，更是加緊了由東路進攻蘇區的步伐，目標是攻佔中央蘇區東大門——松毛嶺，繼而「進取長汀，再與南路軍協同攻取瑞金」（《國民革命戰史》第四卷）。
朱德從八月初起開始密切注視著這股敵軍，8月3日、5日、8日、11日和16日，朱德多次電令紅一軍團、紅九軍團向李縱隊推進的方向集中，伺機給以打擊。但李延年還是比較慎重的，他發現紅軍主力的動向後，又採取築壘推進戰術，使紅軍一時難以找到戰機。
8月26日朱德再次電令林、聶：「一軍團欠15師(已調往北線增援)會同24師，在朋口以西地域抗擊李縱隊，並以九軍團為預備隊。」
很長時間以來，李德和博古所下的作戰命令都是以朱德的名義下發，瑣碎、刻板，「連迫擊炮放在地圖某曲線上都規定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史》），嚴重束縛了前線將領的主觀能動性和部隊行動，並且絲毫不容相抗。但這一次卻不同，僅提供了寬泛的作戰地域。林、聶接令後真可謂喜出望外，這一仗終於可以由他們自己來設計了。
林彪選擇戰場的目光一向毒辣，這一次他盯住了地圖上一個叫溫坊的名字上。
溫坊是蘇區東大門——松毛嶺的前哨，是李延年進攻長汀的必經之地，離朋口15公裡，沿途谷地兩側是連綿的高山，可以埋伏大部隊，是一個打伏擊的好戰場。
為敵人選好墓地後，林、聶又在誘敵上做起了文章。
他們首先頂著中革軍委的壓力，指示紅一軍團以一部兵力偽裝成整個軍團「西撤」，退入蘇區幾十裡，以迷惑對方。國軍都知道，林彪的一軍團戰鬥力最強，也最讓他們發怵，他這一「撤」果然使李縱隊突出陣容，放膽向連城、朋口一線大踏步推進，「威逼長汀」——握緊的拳頭分開了。
但敵人此時還是由拳變掌，李延年並不是白給的，他的人馬雖然位置突出，但一到朋口又立即修築起工事，而且三、四個師沒有拉開太大的距離，並不好打。
如何使敵人的掌變成分開的五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記載，林、聶又下出了一著妙棋：他們讓獨立二十四師偽裝成地方部隊，至豬鬃嶺、肖坊、橋下一線構築工事，作據守的假象，並「休息整理」，接敵後即撤出防禦陣地「潰逃」，誘使敵人進一步「前進」。同時令主力，一、九軍團4個師秘密東進，於29日前進入八前亭、上莒溪、南山、大田屋、鄧坊一帶隱蔽集結，佔領攻擊陣地。
國軍第3師師長李玉堂被林彪的疑兵之計所迷惑，以為長汀以東已經沒有紅軍主力，只有地方小股「赤匪」搗亂，為了搶功，命第8旅旅長許永相快速推進，佔領溫坊，做為以後進攻松毛嶺的前哨陣地。
8月31日中午13時，許永相率第8旅三個團約4000餘人進入溫坊，但他做夢也沒想到，紅軍在四周已經布下了天羅地網。
朱德於8月31日24時向林、聶發出急電：「敵李縱隊於明一號起向溫坊中屋村築碉前進……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主力應以溫坊中屋村間實行突擊李縱隊的任務。」未等敵人將工事構築完畢，紅軍於當日夜便以絕對優勢兵力對尚在夢鄉之中的敵軍發起突然進攻，至9月1日凌晨不到三個小時便基本全殲敵人，因作為預備隊，負責打援、截擊任務的紅九軍團個別部隊「沒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斷敵人的退路」(見朱德《堡壘主義下的遭遇戰》)，致使許永相帶著一個營趁夜暗逃脫。
9月1日，朱德接到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發來的溫坊初戰結果的報告。報告中說：「溫坊之敵於今早二時即解決，但約有一營左右逃脫，一軍團俘虜約一千六百左右，輕重機槍約在三四十挺以上，迫（擊）炮數門，步槍彈藥數目現尚無法統計，苦戰一年，此役頗可補充，……因夜間戰鬥我軍傷亡不大」。楊得志的紅一團「整個戰鬥過程中，只消耗子彈400發，主要靠刺刀、手榴彈解決戰鬥，自己只負傷三人。」（楊得志《憶三岬嶂、溫坊戰鬥》）朱德為初戰告捷感到欣慰，同時回電提醒林彪：天明後敵機「有向我現在陣地及中屋村東西大道轟炸的可能，我一、九軍團及二十四師現在地域過於突出，目標亦大，各部隊應分別轉移隱蔽。」
接下來更精彩的一幕發生了。
林彪用兵「又刁又狠」，長於奔襲和伏擊，所帶部隊戰鬥力又極強。交戰多年，國軍吃他的苦頭最多。尤其是第四次反圍剿中開創了大兵團伏擊戰的典範，在黃陂、草臺崗連續吃掉國軍近三個整師，其中就包括陳誠起家的11師，光師長就活捉了兩個，當時的11師31旅旅長黃維是負傷後坐著擔架僥倖逃出了包圍圈，5個團長被擊斃4個……因此林彪被蔣介石稱作「戰爭魔鬼」，他在給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挫敗，悽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並懸賞十萬大洋緝拿林彪的首級。第五次圍剿前在廬山創辦軍官訓練團曾讓幕僚們下大力研究他的戰術特點，在撫州補充訓練的11師新任師長黃維還喊出了「復仇雪恥」的口號。
第一次溫坊戰鬥後，按照「戰勝不復」的軍事常理，作為弱小的一方，在一個地方得了便宜會立即轉移。但這次林彪並沒有聽令「轉移」，他料定李延年不會甘心失敗，而且溫坊是敵軍前進的必經之地，敵軍還會再派部隊向溫坊反撲。因此命令部隊利用有利地形就近隱蔽起來，決定出其不意，在溫坊再打一仗。朱德同意了林、聶的意見，於9月2日8時指示一、九軍團「準備遭遇和消滅李三師來援部隊。」
果然，由於我軍很快解決戰鬥，李延年仍沒有弄清紅軍的兵力虛實。9月3日晨，敵第3師和第9師抽調3個團再次向溫坊撲來，意圖報復。凌晨2時，朱德在確悉此情報後給林、聶發出急電「應在溫坊陣地前，給敵以短促突擊，以消滅其先頭部隊。」上午九時，第9師第50團作為先頭部隊又一次進入溫坊，距大部隊有一定的距離，紅軍抓住戰機，突然發起進攻，至下午四時全殲該敵，其它敵人聞風喪膽，狼狽而逃。等到敵人大隊援兵再次趕來時，紅軍早已從容撤出戰鬥。
兩次溫坊戰鬥，全殲敵人一個旅和一個團，共計4500多人，其中斃、傷2000多人，俘虜2400多人，繳獲槍枝1600餘支，自動步槍和輕重機槍100多挺，追擊炮6門，炮彈341發，子彈44萬餘發。而我軍總共只傷亡600餘人，繳獲大量裝備物資，特別是其中還有11擔西藥，這對於缺醫少藥、物質匱乏的紅軍來說，真猶如雪中送炭，有多少紅軍將士的生命得以挽救!所以林彪、聶榮臻在給中革軍委的電報中透出一種喜悅之情：「苦戰一年，此役頗可補充。」
三、後續
蔣介石在接到戰報後暴怒，甚至下令槍斃了逃回的第8旅旅長、他的浙江老鄉許永相，並將第3師師長李玉堂由中將降為上校，「戴罪立功」。派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於9月中旬飛抵龍巖，協助蔣鼎文重新部署進攻松毛嶺。以宋希濂的36師為主攻，李默庵的第10師、劉戡的第83師等5個師協同進攻。此外，還從南京調來兩個最好的炮兵團，各有德國造的山炮36門，又唯恐炮兵難以摧毀紅軍的陣地工事，還從南昌派來幾十架德制「黑寡婦」轟炸機助戰。
9月9日，紅一軍團奉命增援興國戰場，撤離溫坊。
紅九軍團和紅二十四師共10000餘兵力守衛松毛嶺一線。1934年9月24日上午7時，松毛嶺保衛戰打響，戰至29日，終因敵強我弱，彈盡援絕，紅軍撤離陣地，松毛嶺全線失守。
松毛嶺保衛戰打得空前慘烈，成為紅軍長徵前在福建的最後一戰，在這座山嶺上，近萬名紅軍將士用自己的生命為中央紅軍實施戰略大轉移贏得了寶貴的集結和轉移時間。《長汀縣誌》記載：「死亡枕藉，屍遍山野，戰事之劇，空前未有。」上杭縣91歲的老紅軍林攀階(當時被派往紅二十四師政治部做宣傳和保衛工作)回憶：「那場戰鬥打得實在太慘了，不願意去想，一想就要哭，……有的一個連就活下一兩個人，像我這樣能活下來的，真是萬幸。」「敵軍發瘋一般一撥接一撥往上衝，打過來的子彈像下暴雨一樣，從我們的頭頂掃過來。半天不到，嶺上的樹都被打斷了，山嶺甚至被密集的炮彈「削」去了一層。山上到處是屍體，血把土都染紅了，太慘烈了……」說到這裡，他說不下去了。
9月30日上午，紅九軍團在中復村「觀壽公祠」堂前舉行告別群眾大會。30日下午3時，紅九軍團兵分兩路從福建長汀中復村出發，經長汀、瑞金踏上了二萬五千裡徵途，是長徵中行軍路程最遠的部隊。中復村有一座古樸的廊橋，當地人把這座橋叫「紅軍橋」。七十多年前，村裡的年輕人就是在橋頭報名參加紅軍，而後跟隨著部隊開始漫長的徵途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此再沒能回到故鄉。1934年底，從長汀、寧化等地，有21000名左右閩西籍紅軍戰士踏上長徵之路。當紅軍長徵勝利抵達陝北時，閩西籍紅軍戰士總人數只剩下3000餘人，18000餘名閩西子弟兵犧牲在長徵途中。僅血戰湘江一役，主要由閩西子弟兵組成的紅34師最後只剩下140餘人，近5000名閩西兒女血灑湘江。
四、意義
溫坊戰鬥的勝利再一次有力證明了，弱小一方要想戰勝強大的對手，必須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鄧小平在擔任《紅星報》主編時，在1934年9月10日出版的《紅星報》上撰寫過一篇通訊《溫坊戰鬥的勝利》，「三天兩仗消滅敵人一旅擊潰八團 是夜間戰鬥和短促突擊的光榮模範」，「這是紅軍歷史上永不磨滅的一頁」。
在《聶榮臻軍事文選》中有這樣的回憶：「紅一軍團艱苦轉戰，打了不少消耗戰。至9月初，林、聶斷然改變「短促突擊」的戰術，採取運動戰，才在溫坊打了一個勝仗。林、聶認為，那種一步一頂牛的堡壘對堡壘，敵人每次運動只前進二三裡，這樣，敵人整個體系是聯在一起的，自然失去了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機會；如果紅軍主力並不接近他們，而是離得較遠，他們是會前進比較遠的距離的，自然會造成某一局部脫離其整體，就為紅軍提供了打運動戰的條件。 溫坊戰鬥的勝利，就是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取得的。」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
「所有軍團首長在擴大會上舉出許多戰役的例子都是犯著這個錯誤。他們說：『在這個戰役中得到的軍委命令，在出發以前，已經明知是勞而無功，但是只有服從命令。』即在退出蘇區以前不久之東方戰線上打擊李延年縱隊之溫坊戰鬥是極大的勝利，但是這個勝利的獲得，正是由於一軍團首長不照軍委命令——死守溫坊來打擊敵人，而是自覺地進行機動，從溫坊退進蘇區二十裡路（可是他們恐軍委的責備而兩天兩晚睡不著覺），才能使敵人大膽前進，遠離堡壘，而給以打擊。至於後一時期只在分兵抵禦，除了七軍團之抗日先遣隊北上外，其他在敵人翼側後方的活動，完全沒有。……因為分兵抵禦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許多戰役不能得到應有的勝利。就是溫坊戰鬥以後，敵人的兩個師迅速的增援――繼續冒險前進，(但)因為我們的其他軍團沒有集中，不曾取得繼續的可能的勝利。……至於各軍團，尤其是一、三軍團的首長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議和電報，以及每個戰役的「戰鬥詳報」，提出他們的作戰意見，可惜完全沒有被採納。」
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溫坊戰鬥是林、聶頂著巨大的壓力指揮的一次極為難能可貴的成功戰例，同時也無可辯駁地證明，林彪所寫的《論短促突擊》與李德的「短促突擊」有著本質的區別。日後那些只看名稱不顧實際內容的人，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污衊。林、聶在致中革軍委不下十數次的建議電中反覆申明如何用運動戰消滅敵人，以擺脫被動挨打的困境。除前面提到了一些電報之外，還有很多電報也都透露出同樣的思想：
「我第一防線與第二防線應相距一天至少三十五裡以上路程，以便萬一我第一防線失守後，敵向我第二防線進攻時我以第二防線阻敵，而以主力在第一、二防線之間，以運動戰側擊或夾擊和尾擊敵人。」
「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敵，則應誘敵和放敵大踏步前進，以便我主力在敵運動中消滅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該地有敵前進時，則應以一部兵力進行運動防禦戰，滯敵前進。如無把握固守工事，則不應到處做工事，以免做好後反被敵人利用。」
但中革軍委根本聽不進去，只是一股腦地回電告誡他們堅決服從軍委的命令。溫坊戰鬥的勝利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他們的錯誤。
溫坊戰鬥的意義甚至延續到了解放戰爭。
本來林彪就非常有主見，有了這次成功經驗，林彪就更有了不盲目服從命令的「毛病」，並且也能夠「縱容」他的部下隨機應變——只要他是從大局出發，只要他能打勝仗。例如解放戰爭的東北戰場上，鍾偉在靠山屯三次違抗命令，但最後大獲全勝，戰後林彪非但沒有責怪他，反而通令全軍進行嘉獎，並在48年初將鍾偉由2縱5師師長直升為第12縱隊司令員，這在整個四野系統中，是唯一的一個。再比如韓先楚，無論是新開嶺力排眾議殲滅25師，還是越級建議一舉解放海南島，都說明他也是一個喜歡「抗上」的主兒。但是他們之所以能「為所欲為」，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既會打仗，又知人善任的總司令。秋季攻勢打威遠堡，韓先楚和老上級羅舜初爭執不下，「官司」打到林彪那裡，林彪一句「按先楚案實施戰鬥」，終結了一切爭議，而戰鬥結果也證明了他們的正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任一軍團作戰科長的陳士榘，按照林、聶的部署擬定了溫坊之戰的作戰計劃，戰鬥的勝利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啟發了日後萊蕪戰役的構想。在他的回憶錄《翻天覆地三年間》中，回憶萊蕪戰役時寫道：「我們考慮方案(萊蕪戰役)時已吸取了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由中線隱蔽轉移到東線，突然襲擊溫坊消滅敵人李延年第三師第九旅的經驗：
1934年，我接受一軍團首長之命，隱蔽到東線，秘密偵察了解和研究了敵人的行動特徵，分析了情況，擬出了部隊行動和作戰部署方案，報軍團首長批准後下達命令。隨之，部隊主力隱蔽轉移到東線，待敵人行動後，突然包圍襲擊，採取『黑虎掏心戰法」，不顧外圍敵人尚未解決，直插敵人的指揮部和通訊樞紐，強行攻擊殲敵之。這使四周佔領陣地的敵人全部失掉指揮和聯繫，只好各自為戰爭但因互不了解戰況，無法配合，最後被我攻擊部隊各個殲滅。它成為粉碎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捎火敵人一個整旅的有名戰例。可是由於當時總的戰略上有了錯誤，雖然消滅了敵人一個旅，並不能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這次萊蕪戰役大體情況和那一次相似，但範圍、兵力要大些。」
甚至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遼西會戰的斬首打法。
溫坊戰鬥從獨斷謀劃到示形誘敵，再到一反常規、連續打擊，顯示出極為高超的指揮藝術。可惜的是，這樣一次精彩的勝利無法改變整個蘇區戰略上的嚴重被動局面，一個月後，紅軍就被迫踏上了長徵的漫漫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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