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作為成功的電影
沒有湯姆·霍珀執導的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前些天的奧斯卡頒獎禮恐怕就要被李安專美了。畢竟在以明星，尤其是女明星為本的奧斯卡現場，當紅的安妮·海瑟薇，在那屆星味頹靡的典禮上，實在是殺傷力強大。放到中國內地也一樣，不少觀眾看《悲慘世界》，一少半是奔著音樂劇，一多半是奔著安妮·海瑟薇和休·傑克曼去的。在他們眼裡，「明星-音樂劇-雨果」才是正確的選項次序。當然在導演那裡，這一次序應該是：音樂劇-明星-雨果。
「小清新」和文化人看電影時據說都哭過。這首先是導演湯姆·霍珀的功勞。把一部著名舞臺劇搬上銀幕，敘事空間、表現手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具體技術環節上的問題，註定會層出不窮。演員的表演展示，也由舞臺上的聲音和形體，不可避免地要擴展到面部特寫……像這樣一部由音樂劇名著改編的電影，在立項之始、尚未確定導演之際，通常便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而舞臺劇改電影肯定是要遭罵的——
首先，重場戲之間的常規過渡肯定壓縮，熟悉的觀眾會不適應，覺得侷促。這跟京劇《借東風》或是話劇《屈原》拍成電影後給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其次，有觀眾挑剔演員嗓子不夠好，又總給個大腦袋特寫。嗓子不好就對了——因為都是卡拉OK水準的電影明星在唱。估計是考慮拍電影，舞臺劇演員沒電影演員在鏡頭前自如的緣故。而明星出演，如果不給大腦袋特寫，怕是不會接拍的。藝術和錢景的因素都有。唯因如此，也才會構成些全球性談資。
以《國王的演講》導演身份，執導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湯姆·霍珀是冒了風險的。最後把片子拍到能賺人眼淚、能拿奧斯卡，還能進入到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流時尚話題，從世俗層面講，是個不小的成功。
話說回來，因為「嗓子不好」，成功了的《悲慘世界》在「音樂劇電影」這個具體分支裡地位還有些尷尬。一方面，它在影像方面做得非常時鮮；另一方面，它在演員的氣質吻合和音樂質素方面都有一些錯位。就年齡和外形而言，拉塞爾·克洛顯然比休·傑克曼更適合演冉·阿讓，其他演員，包括安妮·海瑟薇，大多數情況下，讓人感覺到他們是在演發生在英國的故事，而不是法國的傳奇（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英國另一位導演喬·懷特去年對《安娜·卡列尼娜》的改編上）。作為音樂劇，演員對《悲慘世界》的唱段演繹，實在談不上多麼動聽，有些地方還不如把唱詞說出來舒服。這些遺憾，又很容易對電影產生「為票房而急就和拼湊」的感覺。
《悲慘世界》：
作為成功的文學名著
在今天，無論是觀眾還是導演，大家在看待這部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時，雨果及其原作都是繞不過的。但無論如何，雨果肯定又都不是觀眾買票、投資商注資的第一選項。商業與文學一旦衝突，被犧牲的一方，顯然是不會說話的原著，和已故作者。
看湯姆·霍珀音樂劇電影《悲慘世界》的觀眾，有不少據稱哭了。好事，因為哭過，個別人可能還會去找雨果的小說原著來看。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把名著當名著待見，也日益拒絕為名著精神繼承人提供生長空間的年代，在這個背景下，任何能將大眾注意力引向文明精華的時尚熱鬧，都具有了渡船的功能。不過，凡名著被改編，又都會面臨被後世人做減法的尷尬。怎樣在重讀名著以及讀解「名著被改編」這一行為的過程中，把後人自作聰明刪減掉的珍寶恢復原貌，這是我們重新直面原作時必須認真去做的。
在幾乎所有的英美舞臺和影視改編版本中，《悲慘世界》不過是冉·阿讓逃亡、撫養孤女的故事。芳汀、沙威和珂賽特以及其他人等，均是為了構成、鋪排這個故事而展開。其實呢，如果不是為了闡述自己的世界觀，雨果不一定非要花那麼大筆墨去演繹冉·阿讓的行跡的。大作家的價值不是去講一個精彩的故事，而在於通過精彩的故事，去更精彩地呈現生活的滋味，並在這些五味俱全中揭示不同類型的人，他們作為「人」的困惑，他們彼此的衝突與宿命。
小說不需要表現寓意和訓誡，即使是作為「人道主義名著」的《悲慘世界》，它所表現的也不是個人如何融入大時代、融入上帝之光，而是：一個認真活著的人，怎麼使用好他自己的生命，怎樣把他遭受過的不幸，儘量在他人的生命中抹去。誰都不是救世主，誰都可以發出自身有限的「聖人」之光。每個罪犯的身上都有一個冉·阿讓；每個正直的、有原則的人內心深處，都潛伏著一個沙威；德納蒂的貪念，它是我們每天都能遇見的——在他人和自己身上，有時還是同時……而所有這些，雨果並沒有像導演湯姆·霍珀那樣自信地指著大家的鼻子，對我們進行灌輸。雨果只是講了一個人的改變，他改變後的承擔，以及這承擔的艱辛、兇險和微不足道。好的文學家，從來都是強調一下後者的，而宣傳家們，卻習慣於把微不足道升格為「主義」——即便是市場和資本家的宣傳家。
文藝與文藝是有鴻溝的
我的一個老同學曾對我說，她覺得電影在現代生活中，有教堂的功能。她說的當然未必涵蓋了全部，但至少一部分是。一部分電影人、文化人、傳媒人都在各自的領域中，嘗試著扮演班主任或牧師的角色。但我要說，高品質的文學從來不允許如此。中國封建時代曾高揚的「載道文學」，其實是很低端的文學型態。載道的文學固然比不載道的更具意義，也更遠離空虛和無聊，但它依然只能拿來作為文學的底線。文學為心靈與智慧的豐富性而存在，它謝絕變成簡單的一元或二元的宣講工具。導演、編劇和評論家們所講述的那些意義，在雨果的小說原著裡都有，但雨果卻不是為了講述它們，才去寫《悲慘世界》！精英文藝與流行文藝的巨大鴻溝就在於這裡。
如果沒有雨果和他的小說原著，世界上所有版本的《悲慘世界》，可能都是一個感人至深、各具特長的原創藝術品。
如果沒有那部最傳遞原著神韻的、讓-保羅·李塞諾1958年執導的電影版《悲慘世界》，以及那部最具創造性的、克洛德·勒魯什1995年執導的現代社會版《新悲慘世界》，所有其他觀眾席上為形形色色芳汀、珂賽特飆出的眼淚，或許都是動人的，而不會視作膚淺、廉價或罐頭。
如果沒有卞福儒主教，沒有德納蒂夫婦，沒有艾潘妮，也許所有的冉·阿讓和芳汀，就能在舞臺或銀幕上享受觀眾與評論家們的專美了。
如果……
但是——沒有那麼多「如果」。（徐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