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思是人必須盡力去調查和理解這個世界，不能總是巴結討好，可惜的是朋克和很多事物一樣，到最後也不過是討好了這個世界而已，沒有改變它。」
薇薇安·威斯特伍德出現在「氣候革命」活動現場
即便是7月，陰雨的倫敦早晨也還是會有絲絲涼意。北部的卡姆登（Camden）是城裡著名的嬉皮文化聚集地，大門緊閉的酒館門前，只剩些還來不及清理的酒瓶、菸蒂，甚至還有踩得稀爛的面具，提醒人們周末狂歡夜的熱鬧剛落幕不久。而道中央，新鮮又平價的櫻桃、草莓、桃李等瓜果已經拉開了架勢。因為算是城裡絕對的平民街區，所以露天的餐館和咖啡館遠不及邦德街那樣講究高檔，可絲毫不影響那些習慣在周末出門享用一頓紮實又豐盛的英式早午餐的人們——有溫馨的一家老小，美麗嬰孩的頭上還箍著白色的蕾絲緞帶；也有滿臉穿釘打洞的朋克青年，一手握著咖啡杯，一手火速地翻著周末報紙，和身旁扣緊了純色Polo衫領口第一顆扣子的男士也並沒有不同。
薇薇安·威斯特伍徳靜悄悄地出現在舊街中心的綠地上，顯然這個被她形容為倫敦城裡最熟悉和喜愛的地方確實使她舒適和愜意，威斯特伍徳招牌式樣的塗鴉T恤搭配在一件暗橙色的針織開衫裡面，輕便的平底鞋，淡金色短髮剪得極短，全身最亮眼的部分差不多就是那對並不對稱的長襪，寶藍色的一隻上面寫著「Climate」（氣候），而深紫色的那隻則印著「Revolution」（革命），演講的主題就如此這般給穿在了身上。
雖然薇薇安·威斯特伍徳演講的開始和結束都顯得有點過分隨意，但20分鐘的講話內容卻重大而縝密。遠到全球經濟系統運作之瘋狂狡詐和殘酷，近及流離失所的蜜蜂、殺蟲劑破壞的水源，顯然薇薇安是那種能夠給講話賦予某種嚴肅意味的人。即便不再有橙黃色的耀眼頭髮，整張臉只行雲流水般勾出幾筆淺淡的紅色眼線，但傳說中的凌厲女王氣勢仍舊，眼角眉梢無處不在。聚集在薇薇安跟前的人群越來越龐大，有三五成群的藝術學校學生，也有推著嬰兒車的年輕主婦，甚至是挎著周末菜籃的老婦，其中不乏熟悉臉孔，城裡著名的創作歌手黛菲，還有前衛女藝術家翠西·艾敏等等。
顯然比演講本身更令人期待的是，薇薇安帶領著近百人的單車隊伍，環繞著卡門登街區，騎行了整整一個小時。從朋克時代走過的人必然極懂得革命的意義，參與騎行的人們把「Climate Revolution」（氣候革命）的標語系在身上，箍在頭上，甚至塗鴉在自己的臉上，每逢路過加油站和洗車場，薇薇安就帶著大家吹起口哨舉起抗議的手勢，雀躍歡呼，直到終點，人群遲遲不願意散去。
薇薇安自己卻滿臉認真地對每一個來與她合影道別的人抱怨：「速度實在太慢了，難道你們不覺得麼？」1941年，薇薇安·威斯特伍德出生在丁特威斯特爾村，父親在冰淇淋工廠的機械車間工作。童年的薇薇安已顯出過人天資，被父母送去了哈羅藝術學校，但僅一年之後薇薇安便主動退出，自覺於工人階級家庭的女兒是不太適合藝術學校這樣的地方。後來，她結了婚，很快生了第一個兒子，卻又很快結束了這段太過年輕時期的婚姻。
至今談起自己的事業，薇薇安仍舊會格外強調第二任丈夫麥爾考姆·麥克拉文——一位藝術學校的畢業生，英國著名搖滾樂隊「性槍手」的組建者和經紀人——的影響：「好像生活有很多很多扇門，他能夠把它們全部都打開，更重要的他是有某種政治觀點的人，是某種使我願意與之看齊的政治眼光。」
麥克拉文和薇薇安的第一家店鋪開在倫敦國王大道，取名「搖滾」（LetItRock），專門出售那些街頭少年們喜愛穿著的服裝。隨後麥克拉文與她好幾次更改了這家店鋪的名字，從主打情色甚至別出心裁地製作起橡膠服飾的「Sex」（性），到更加強調重搖滾氣質的「Seditionaries」，薇薇安漸漸展露了自己的設計天賦，創造與叛逆一直是她設計表意的中心，撕口子或挖洞的T恤、拉鏈、性口號、金屬掛鏈等，大膽而決絕地否定了法國傳統高級時裝的權威，同時用自己的天賦賦予每一個穿上這些「奇異衣裝」的人們某種高貴的感受——「我有權利這麼穿，因為我是另一個星球的王子。」
「那時候我是因為感覺到自己在設計的角度方面如此聰明靈活，就想如果不好好經營真的是非常愚蠢。並且我覺得，做設計對於我自己的人生而言也是很有意義的，我可以因此而多了解一些我所生活的世界。譬如我真的想看看，只用自己的天賦獲得商業意義的成功，而不被這個商業機器所裹挾，是不是可能。那我既然擁有天賦，就該去有所嘗試。堅持至今的就是，從沒有任何人告訴我該去做什麼，我唯一的標準，我的準則就是做那些我自己喜歡的東西。事實上我心裡的好設計是有標準的，那就是需要一些我的人格在其中。」薇薇安告訴本刊。
「不幸的是，好像大眾也挺喜歡這些的。」薇薇安頓了一頓，又補了一句。她目光遠眺，神情變得似乎在談論一件於己不相干的事情了。
薇薇安與大家一起騎行
三聯生活周刊：你用自己的天賦，特立獨行，贏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如今你不滿意於此？
薇薇安：不，絕對不。事實上尤其是眼前的整個世界，滿眼的空氣汙染，大氣惡化，人類身處在越發脆弱的生態環境中，透支著未來。我常常在想如何能使自己的公司更加適應如今的世界，如何不要加劇這種處境的危險。比如太多的產品常常使我感到不堪負累，通常是你有一個非常中心的設計，之後又有形形色色的衍生品來對這個中心設計提供支撐。但是問題常常是反而那個最中心產品，設計的核心，沒有被充分認可。如今我更希望擁有高質量的設計，而不是大量產品，這個地球上已經有足夠的產品了。事實上我曾經想提供大量的價廉服裝給年輕人選擇，但現在我真的不希望有那麼多的產品，所以如今我的想法是要減小公司規模，將最核心的設計和理念加強，這是與眾不同的事情，但是我真的願意這樣去做。
三聯生活周刊：提到設計，你的作品，尤其那些發布在時裝周上的系列作品，通常有非常魅惑的情節和幻境，你究竟是如何完成設計的調研階段的？
薇薇安：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很多年輕人想要成為設計師，他們有這樣那樣閃光的想法，但是他們的麻煩是，這些主意很快就用光了。我想我從來也沒有用光主意，這大概是因為我對於過去如此地感興趣。20世紀流行的全部理念在於，不要去關心過去，你要忘掉過去，因為你自己足夠精彩，不需要任何束縛，你自己可以完成任何事情。但是實際並不是這樣，因為你割斷了你的文化傳統，人是無法離開文化傳統而成為人的。我愛那些傳統的繪畫，因為它們能讓我一窺幾百年前人們生活的瞬間，甚至是那些巖洞壁畫，也能告訴我們人類的祖先是如何在這個地球上建立起他們的生活，對於我來說這是激動人心的，甚至讓我迫不及待要去模仿去記錄這些動人的時刻，因為生怕這些瞬間被遺忘。我想，這是我能夠持之以恆創作的源泉。
我想我對這個時代的判斷可能比較消極，我覺得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徹底沒有文化的時代，我們有流行文化但是流行文化只是一種消費，通常而言，它只是靠吸取垃圾的「養分」存在。我正在讀的一本書是俄國著名芭蕾舞大師的傳記，魯道夫·紐瑞耶夫，他使得古典芭蕾舞文化獲得了重生，但不是我們想像裡那種不倫不類的方式，比如更流行的音樂。他熱愛古典音樂和古典文化，醉心其中，將那些支離破碎的芭蕾舞傳統回歸了它的體系，他的創新就是對古典文化的回歸。我想我們都需要傳統和文化。我也覺得設計動人的根本是，它是具有信息含量的，能成為那些更深遠廣義的文化的線索，使得人們能真正發現那些具有存在感的事物，因此設計是很有趣的。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用「氣候革命」這個稱呼？
薇薇安：這只是我們給所做的事情找的一個名字而已。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很多事情發生，比如那些在反覆利用甚至抵制塑膠袋的人們，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不自覺地在進行革命，他們轉換了自己的思維方式。我覺得，越早贏得這場戰爭，我們越發生活得安全。
三聯生活周刊：如今環保主義者已經很多，但你覺得你可以發出怎樣不同的聲音？
薇薇安：當我要做點什麼的時候，我首先關心的是我應該跟年輕人說點什麼，你知道已經不是朋克時代，如今我們的信息是在改變的，所以我希望告訴人們，他們已經完全地被那些宣傳洗腦了，而我想要強調的就是文化的價值。宣傳的特點是片刻不停地打擾和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所以如今的我們好像都失去了焦點，並且我們的認知也不再與那些美好的事物相連，我們不再用文化，而是比如星座命運這一類更為簡單愚蠢的事情定義自己。
三聯生活周刊：你怎麼看待曾經的朋克革命？
薇薇安：我對於朋克的興趣已經停止了。事實上當我認識到朋克的本質不過是另一種商業包裝形式的時候，這種疏遠就發生了。比如那些昂貴的髮型飾品，或者只是為了多印刷幾頁雜誌內容，之後再想方設法地把更多的垃圾賣出去，我的意思是人必須盡力去調查和理解這個世界，不能總是巴結討好，朋克和很多事物一樣，到最後也不過是討好了這個世界而已，沒有改變它。所以，我並沒有覺得朋克可以走那麼遠，很多時候，它不過是政治的小曲。但是朋克在七八十年代確實幫到一些年輕人，他們理解了這個世界上的規則很多時候是謊言。
三聯生活周刊：如今這場新的革命是為了什麼，如今你眼裡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薇薇安：如今這個世界很瘋狂，我們的經濟系統、政治系統全部處在極端的瘋狂中，但最瘋狂的一面在於人們如何孤立地去看待這個世界。比如瘋狂地使用殺蟲劑，蜜蜂沒有了不值得關心，水源汙染了也沒有大的問題，無論如何口袋裡先賺到了一些錢。但事情永遠不是孤立的，你去毒化的這個地球，就你的呼吸就足以將你本身毒害，但是人們驚人地以孤立的眼光看待事物，在荒誕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拼命追逐虛假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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