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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韓國人總覺得中國仗勢欺人？
「島民心態」遭遇「天朝情結」：
韓國近代的悲情民族主義是如何形成的？
▲冬奧會韓國女選手摘銀當眾下跪道歉
歷史悲情主義（Historical Sentimentalism）是對歷史上本民族發生的不幸、悲劇和屈辱的一種傷感的非理性的集體記憶。
在塑造民族心理和激發民族精神方面，利用歷史悲情主義進行教育，並非韓國才有，東亞國家多數因為近代史的不幸，或多或少均受這種教育觀念的影響。
關鍵是這種思想一旦成為集體共有的意識，並貫穿決策系統的話，則會對國家的對外關係產生重大效用。
在這種集體情緒中，人們會拘泥於對歷史問題的片面的、選擇性的記憶而不能全面正視過去，對自身的不幸歷史和現在的身份過於敏感，因此也極大的影響到反觀自身和觀察別人的視角，從而構成現實層面的諸多問題的癥結。
能否走出這種情結，影響到民族心理的現代性。
於韓國而言，歷史悲情主義在其對外關係方面表現為任性的道德主義（Petulant Moralism）、受害者情結和極端民族主義。由於中國和韓國歷史上的緊密關係，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直接對中韓關係產生極大的衝擊。
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來自韓國與中國的特殊的歷史關係、地緣政治上的夾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
在現代轉型時期，歷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現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認同上體現出非理性的特徵，其政治層面的體現是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結。
鑑於統一後的朝鮮半島可能會進一步加深這些情緒，而韓國的民族心理的現代轉型還需要中國方面的合理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有意無意介入了韓國現代民族國家心理形成過程，因此，作為最重要的鄰國，中國有必要正視這個問題。
一個民族形成國家的過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挖掘獨立於其他民族的個性特徵，以此辨明身份，加強民族心理認同。而民族心理認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其來源問題。
神話通常構成民族心理的源頭。民族心理的內核一經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認知。在當今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時代，包括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顯然認識到，民族心理作為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對國際關係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由於大多數人（無論中國人或韓國人）對「檀君」朝鮮、萁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高句麗、新羅、百濟、高麗和李氏朝鮮之間的關係不清楚，由此導致韓國官方和學者在敘述歷史上具有很大的選擇性和導向性。韓國官方和學者普遍採信關於「檀君」的神話傳說，作為自己民族的來源。這和中國有歷史明確記載的「箕子朝鮮」的故事不符。韓國的這種選擇性敘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國家形成上的他國因素，凸顯本民族的主體性。關於「檀君」的傳說，韓國駐華大使館的官方網站，直接將其定位韓國民族的來源。其中說道：「韓國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據說，韓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與一位以熊為圖騰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韓國歷史上第一個王國。歷史學家將韓國的這段早期歷史階段稱為『古朝鮮』時代」。2007年2月23日，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宣布，從當年新學期開始將採用新編初中、高中歷史教科書。原教科書的敘述說「《三國遺事》和《東國通鑑》中記載，據稱是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公元前2333年)」，如今將「據稱」二字去掉，成為「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從而將以神話形式記錄的古朝鮮建國變成了正式的歷史。尊檀君是出於彰顯民族精神以團結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年朝鮮反日獨立運動期間開始尊檀君，並以「檀紀某年」紀年。此間，朝鮮民族還把檀君建立國家的10月3日定為開天節，舉行盛大活動祭祀檀君。1961年樸正熙發動政變上臺後，檀君紀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廢除。1990年以前，朝鮮一直主張「檀君神話說」。但七十年代以後韓國經濟騰飛，滋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導致韓國史學界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國史論爭」。新興民族主義者主張檀君為史實，應寫入正史和教科書，如韓國 1990 年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國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鮮」一節，明確斷定「古朝鮮為檀君王儉建立」。直至 21 世紀初，檀君逐漸被直接以韓民族的創始人的身份被寫進教科書。此段歷史說明，韓國塑造民族身份的過程是伴隨著國家獨立、經濟騰飛和歷史的重新書寫的。此間，必然淡化他國影響，以加強民族源頭上的純淨性和獨立性。而真正的有記載的歷史則是來自「箕子朝鮮」。韓國學者雖然承認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箕子，但對於是否存在箕子朝鮮，是存疑的。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漢代的儒家經典中有廣泛記載，是孔子所稱的「殷末三仁」之一。《劍橋中國秦漢史》採信了箕子朝鮮的說法。「中國人和朝鮮半島民族的接觸，按傳統說法開始於周王國建立時（傳統說法為公元前1122年）。那時商王室的一個逃亡的成員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鮮，並將若干中國生活方式的特徵帶到那裡。除了在韓國民族形成源頭的選擇性敘述外，韓國在朝鮮歷史演進過程中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問題上也凸顯其強烈的主觀選擇性。由於高句麗存在的700年歷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遷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國古代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的發源地是在中國吉林集安市，主要歷史也在中國境內，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和貴族墓葬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已於2004年獲得了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但是，由於歷史上，中國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麗和高句麗滅亡 250 年後朝鮮半島的「高麗」王國混同，導致韓國的部分學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證明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但是，無論是從語言還是從政權建立、擴張的歷史記載和現代考古結論而言，都已經證明二者並非繼承關係，即高句麗不是韓國歷史的一部分。儘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第17個學會在漢城歷史博物館還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行為。對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邊疆政權高句麗的歷史歸屬問題，韓國方面一直窮追猛打，不放棄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說法，從2003年一直延續到2008年。2008年2月12日，韓聯社報導說《紐約時報》2月11 日第18 版的廣告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該廣告刊登的是一則以《高句麗(Goguryeo)》為標題的英文廣告，附上了公元412 年高句麗佔領滿洲（中國東北）時的韓半島周邊地圖，並稱「毫無疑問，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應承認這一事實」。此廣告由韓國傳媒宣傳專家徐慶德（34 歲）登載。此消息被中新網、鐵血論壇、天涯論壇、 anti-cnn 等廣泛轉載。廣告中高句麗的面積非常大，包含了整個中國東北、內蒙古東部和河北，令人吃驚。此外，韓國還在高句麗問題上選擇性的不論及唐朝援助新羅將日本逐出朝鮮半島的輝煌戰果（保衛了朝鮮半島獨立國家的存續，長達900餘年），正如下文將涉及的，韓國也極力弱化明朝萬曆年間中國出兵幫助朝鮮成功抗擊日本豐臣秀吉侵略的歷史。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選擇性的敘述不意味著對顯著的歷史記載進行隨意性的改變。但是，韓國可以通過這種選擇性的記憶，弱化他國因素，突出本國主體。中國和朝鮮半島國家間的關係受朝貢體制影響深遠。歷史上的事實是，中國式的朝貢體制在實際影響上有一個不同於西方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特質：中國不謀求佔領、徵服和剝削朝貢國家，相對的維護了周邊弱國的體制完整和經濟獨立。這是由中國源自中原的禮治體系決定的。朝貢體系是中原王朝內在統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滿足道德上的優越感。 中國在王朝最強大統一的時期，選擇了最合適的東亞獨特的國際關係體系，最大限度的維護了整個體系的穩定和和平。這比同時期西方的國際體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當然，這個體系仍然是不平等的。這的確是這個體系的缺陷。但是，我們無法超越歷史的時代局限，要求古人實現當代國際關係體系的主權平等原則。隨著中原王朝的崩潰，朝貢體系解體。但其影響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韓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和對朝貢體系的完全否定。但是，以明朝為例，朝鮮當年對中國的朝貢並非來自一種武力強制，並且，朝鮮在朝貢體系當中，得到了貿易上和國家安全上的最大好處。其本質上和美國對韓國半個世紀以來的保護相似，甚至美國對韓國的幹涉、壓制和駐軍要遠遠壞於明朝對朝鮮李氏王朝的情況。明朝自開國以來，即實行「國無大小」、「推誠以待」、「修禮睦鄰」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對蒙古保持軍事警惕之外，明朝規定了 15 個國家均為中國的友好國家，不實行徵討政策（不徵之國）。在當代韓國的官方歷史敘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當代韓國學者的論述，也是強化韓國歷史上的自救衛國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歷史書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亂的。而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係數千年來即經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響，無視這段歷史是不尊重事實的。朝鮮從與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僅得到了安全，還得到了儒家文化。在韓國還有許多企業支持或創辦各類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學研究院，慄谷研究會等。這些研究院對於推進儒學研究，形成社會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圍起了重要作用，說明傳統儒家思想在韓國經濟發展後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於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韓國儒家書院
雖則李朝和中國在歷史上維持了和平友好往來的關係，但這種關係是存在於朝貢體制之中，李朝朝鮮即便有感激，也為當代韓國的歷史書寫者所不能接受，這便是悲情歷史觀的真實寫照。古代的中朝朝貢關係，不等同於近代西方列強與殖民地之關係。其根本區別在於中國不以滅其國家、佔其領土、掠其資源為目的。這種本質區別被韓國方面刻意忽略。晚清以來韓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這些歷史加強了韓國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結。近代的屈辱歷史成為中國和朝鮮民族的共有的記憶。1876年，日逼迫朝鮮籤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在朝鮮的特權。甲午戰爭中，清朝為履行保護屬國的義務而於侵略朝鮮的日本作戰失敗，並導致日本侵略中國本土。根據1895年的《馬關條約》，第一款明確規定：清朝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決」。中國與朝鮮的傳統關係結束。此後，日本佔據朝鮮，朝鮮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為其最屈辱之歷史階段。1904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日本得控制朝鮮。1905年，日本逼迫朝鮮籤訂《乙巳保護條約》，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在朝鮮設立日本派出的「統監」政權。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繼位。1910年8月《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朝鮮半島，設立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終結。自1919年三一運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朝鮮民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獨立運動。其間，中國給予朝鮮獨立運動以極大的支持。同時，在中國政府幫助下，朝鮮復國運動人士在中國成立 「韓國光復軍」和「朝鮮義勇隊」。1942 年中國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兩支武裝合併為韓國光復軍，交由臨時政府直接統轄。▲1919年朝鮮半島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三一運動」晚清和近代以來的韓國歷史和中國的關係頗多曲折。總的來說是一個脫離傳統歷史、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其中，日本侵略後又實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則對韓國現代民族心理的形成產生了屈辱感的影響。此外，朝鮮半島分裂的狀態也是加深並不斷提醒韓國民族心理中危機和屈辱感等狀態的現實因素。常識判斷，一個國家的國民性和民族氣質的形成是與這個國家的地理環境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的。朝鮮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在半島上完成的。背靠實力強大的大陸中國，隔海與日本列島相望。半島居於兩強之間，其國家之存續必然受到兩強的影響。忽必烈於公元1274年和1281年兩次遠徵日本，均從半島出發，因戰艦之粗劣和颱風的影響失敗。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陸的過程中，均以朝鮮為首先打擊對象。這種半島經驗會給朝鮮民族形成夾縫中生存的受害者情結體驗，並對當代韓國的對外戰略產生重大影響。韓國盛行「三國志」的研究，希望在當代韓中日、韓美中、韓朝中、韓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關係中佔據反客為主的核心地位，即是這種地緣政治的典型思路。本文無法全面展開對一個民族的心理特質的全面分析，在此僅指出一個受地緣政治影響深刻的特質。即韓國人的激烈情緒問題。在抗議政府進口美國牛肉和日本與其「獨島」（日本稱竹島）的民族情緒表達中，韓國人的表現居然上升到自焚和斷指的程度。學者們把韓國的這種激烈的情緒釋放特質叫做「半島性格」。對於同胞的一些激烈之舉，主辦在韓華人內部刊物《北京通訊》的韓國學者慎榮樹先生說：「實在沒有別的辦法，這是韓國人面對危機時的應激反應。尤其是面對大國時，以韓國之弱小，一般的抗議是不會引起重視的。」 在北大歷史系讀博士的李周美小姐說「韓國男人是激烈的，韓國女人也一樣……為了國家，我相信韓國人什麼事都會做出來。」而李元燁先生則將「急性子」命名為「半島性格」。
有的學者認為，韓國既不是大陸也不是島國，她位於二者之間，擔負著橋梁和通路的作用，所以總是受到強大文明的侵入，這是宿命。在這種宿命的關係裡，半島人總是按強大國家的臉色行事，在順從和反抗的不斷往復中培養了既不是「大陸德行」，也不同於「島國德行」的一種「半島德行」。總的說來，這種半島德行，有一些心靈上的封閉性，也有在主張自我的同時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說是「淚水與笑臉」同在。還有對大陸文化的自卑與對島國文化的優越感。韓國的現代文化即是在半島所特有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形成。其典型特徵是吸收東西方三大文明成果。韓國學者認為：「韓國現代文化就是深厚的儒教倫理、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複合互補」。這三者「相互影響、相互聯繫、相互融合，共同構築了富有韓國特色的現代文化模式。」這種吸收外國文明優秀成果的歷史，在半島性格因素的催化下，容易使韓國對本民族的身份認同產生強烈的敏感，甚至是過激的反應。它會使韓國對歷史和文化的敘述由悲情主義轉向英雄主義，相當固執的堅持文明的首創性和獨立性。而中國作為對韓國傳統文化產生最大影響的國家，對於韓國方面的提法和說法，同樣因為近代以來歷史悲情主義因素作用，產生強烈的反應。這是中韓雙方在一系列文化-歷史問題上產生強烈對抗的主要原因。建交以來，中韓雙方在中韓關係和韓國歷史-文化問題上的爭論，本質上屬於韓國身份認同的爭論。此外，在中醫針灸、活字印刷、書法等問題上，也存在爭論。上述可以確認的爭論中，除了領土問題之外，其他問題都屬於所謂「軟權力」的問題。其實質是，由於韓國構建自身民族身份牽涉到中國的文化和歷史認同，因此引起中國方面的強烈關注。由於韓國在其民族認同問題上對歷史的選擇性敘述，導致中國認為其東亞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地位受到衝擊。而韓國方面自認為其行為與中國沒有關係，這就使雙方的觀念衝突成為必然。那麼，韓國民族身份的認同到底和中國有沒有關係呢？或者說，一國的民族身份認同和他國有沒有關係？「身份」是建構主義十分重要的概念。而構建身份恰恰不是某一個行為體在單位層次上單純的自我設定，在很多情況下是社會互動與社會承認的結果。也就是說，身份的認同是具有社會性和系統性的。韓國的身份構建不能單純的以自身的認定為唯一標尺。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和他方意見的正確回應，才是構建身份的必由之路。當然，行為體的觀念認同與身份認同是歷史性的，即它會隨著歷史不同階段行為體對利益追求的類型、目標和程度的變化而重新界定。因此，國家的身份（包括形象和特徵）是隨著國家間互動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國家間相互製造（建造）了國家，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如此，韓國現代國家的締造雖然在 1948年獨立後一直在進行，但是，由於其最大的鄰國中國並沒有參與這一過程（直到1992年），現在韓國是在重新把其新的、舊的身份訴求展示給中國，中國不應該為韓國的不同於中國的歷史觀和文化觀而驚詫甚至發怒。韓國與中國的爭論恰恰反應了中國和韓國的聯繫是如此緊密，以至於在現代民族心理和民族認同的重大核心問題上需要相互的磨合。這裡僅僅只涉及到中韓的雙邊關係。如果放寬視野，東北亞即是一個國際系統。這個國際系統等同於一個國際社會，它應該由一系列的規範支配。國家被從理性目標和制度建設兩個方面得到塑造。而目前的東北亞缺乏一個清晰並且有效的規範系統。僅僅能夠從傳統主權至上的原則中梳理東北亞國家間的關係。換言之，中國和韓國均出於傳統民族國家塑造和形成的階段。這不得不令建構主義者覺得悲觀。主權至上的黎塞留原則源於歐洲近代國際關係，傳統東北亞的國際體系是朝貢體制，根本就不存在主權意識。在近代以來的擊碎過程結束後，主權至上逐漸成為該地區唯一清晰的國際社會規則。而對於東北亞國家而言，目前仍然處於一個對主權至上逐漸吸收、運用和適應的階段。主權至上原則首先表現為主權問題上的剛性，主權爭奪是雙邊關係中最敏感的話題。中國與韓國和朝鮮在長白山天池、延邊等問題上有爭議，在黃海大陸架問題上有爭議。而韓國在獨島（竹島）上與日本的爭議。爭端雙方均持有強烈的剛性原則。此外，主權至上還表現為民族主義情緒的普遍存在。而民族主義情緒則又糾纏了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清算過程。主權至上原則的國際關係結果是追求結構上的均勢狀態。由此論之，構建新的均勢結構是東北亞國家的主要戰略目標。正如前文所述，韓國追求在多個「三國志」式的結構中「兩面下注」的理想狀態。但是，均勢結構如果要穩定有效，就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力量上的基本均衡和價值觀體系的大致一致。所謂「權力的均衡降低訴諸武力的機會；共同的價值觀則減低訴諸武力的欲望」。力量在東北亞並不均衡，同時，鑑於中韓等國在歷史觀和文化觀念上的爭論，東北亞離價值觀體系的大致一致也相去甚遠。
中韓雙邊關係自 1992 年以來經歷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後，開始全面審視對方。因為特殊的東亞國際關係的歷史形態和中國對韓國的歷史影響，雙方處於「清算」過程中。而韓國在歷史問題上是處於發動者的角色，中國對韓國的行為是被動的。韓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還需要中國方面的合理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承擔了韓國現代民族國家心理形成的評判者的角色，中國也捲入了韓國民族心理形成的歷史進程。從中國方面而言，承認和容忍韓國的現代化轉型，也是自身民族心理現代化轉型的必由之路。但中國考慮雙邊關係應該從更大範圍比如東亞和世界的角度出發，這是中國和韓國的真實地位和國家抱負之不同決定的。中國的驚詫，來自長期的和韓國的隔閡，以及長期不在乎中國周邊國家心理變化的歷史性影響。要確立自然的、自在的雙邊關係，雙方必須克服歷史癥結，而不是簡單的建立某種戰略均勢。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是隱藏在民族主義之後的深刻的民族心理問題。如果不從歷史價值觀上逐漸冰釋雙方的糾葛，政治家們忙於建立的東北亞戰略均勢則會失去長期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