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夢為何會在1982年投拍了《投奔怒海》這部經典電影?丨香港往事

夏夢，金庸眼中的小龍女，原香港左翼國語電影公司的臺柱，與石慧、陳思思並稱「長城三公主」。聞說當年金庸為了接近夏夢，已經寫武俠小說成名的他，屈就到電影公司當小編劇，1957年還為女神量身定做劇本《絕代佳人》，獲得中國文化部優秀影片榮譽獎。記者後來問起這段綺麗的往事，文化界的老朋友都支吾以對，只有倪匡最老實，說：「是追過夏夢。」

這段情愫以「襄王有意，神女無夢」告終，但我們今天不是說這件事，而是來說說一直在左翼愛國電影公司的夏夢女士，竟然在1982年拍了一部充滿了政治隱喻的電影《投奔怒海》，這段歷史說起來還是蠻有趣的，或許今人讀來還蠻有以史為鑑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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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夢，原名楊濛，1933年出生於上海，1947年隨父母遷居香港，1950年籤約長城電影公司，成為職業演員。長城電影公司是由中共左翼陣營經營的，後來與另外三間左派電影公司合併成銀都機構，直接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在香港的國企了。

因此夏夢與金庸的背景還是蠻相似的，都是民國時期逃到香港的小資產階級愛國進步青年，一直對新中國懷有好感，1957年4月，為了響應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文化部搞了個優秀影片頒獎大會，由夏夢主演的《絕代佳人》（金庸編劇）獲得榮譽獎，因此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接見，當時全體藝術工作者濟濟一堂的氣氛相當好，大家都充滿了希望。

探出頭來的是小平同志，當時好年輕

當然還有恩來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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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長，幾個月後政治氣氛急轉直下，由「雙百方針」變成「引蛇出洞」，而且大陸的電影製片公司完成公私合營改造，再舉辦的電影百花獎就沒有讓香港的左翼電影公司參與了。

雖然隱隱覺得大陸的風向轉變，但是天真的夏夢也沒有想太多，香港左翼陣營還是受廖承志的港澳工作小組領導，他們辦電影公司是要「用影片團結華僑，宣傳愛國主義」。夏夢尊稱廖承志為「廖公」，她初入電影公司的時候就常聽人說，廖公對拍攝的題材沒有限制，「題材無限寬廣，縱橫千萬裡，上下五千年」。「廖公的話給我們很大的啟示，成了我們編戲的總方針」夏夢後來回憶道。

回憶文革之前，我之所以能以17年的短促時間，拍出四十部電影，除去當時的同行——編、導、演的共同努力與幫助外，廖公的指示起決定性的作用。它擴大了我的眼界和思路。大家心胸開闊了，廣開戲路，就不成問題了。

如果沒有廖公的指示，尤其是在當時，內地在搞文藝革命，而香港方面又對我們採取了嚴格限制的政策，我們是不可能把這些多種多樣的影片搞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廖公的「縱橫千萬裡，上下五千年」的指示，使得我們香港的進步電影事業有了極大的發展，我們的銀幕呈現出一片五彩繽紛的景象。

夏夢電影劇照《絕代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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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極左思潮還是無可奈何的波及香港，廖承志曾經三令五申地要求香港左派機構隱蔽精幹、保存力量、長期堅持、合法生存，不準在香港發動文革，結果1966年12月就被小將們打倒、奪權。1967年2月，還專門成立了「廖承志專案組」，「要把廖承志的事管起來」。1967年5月，香港左派工會便借著新浦崗塑膠花工廠的工人罷工，搞起「六七暴動」來了。（詳情見另一篇推送文章「金庸歷險記」）

由於局勢一片混亂，左派電影機構的領導畏手畏腳，拍不出片子來，因此電影公司蒙受極大的損失，夏夢的精神也大受打擊，她想不到自己所鍾愛的」愛國進步事業「會變成這樣。

在那段倒行逆施的日子裡，我個人精神受到極大的打擊。我不能不暫時離開長城，甚至離開了整個影視圈，我決心在電影的製作方針還沒有回到正確軌道以前，即沒有回到廖公確定的方針之前，無論如何都不能重回電影界。我寧可改行去做成衣業來維持生活。

1967年拍完《迎春花》後，還未等電影公映，夏夢便舉家移民加拿大，她冇眼睇香港左派製造的亂局，也不想參與其中。兩年後，局勢穩定才返港，並與丈夫林葆誠經營製衣廠。

夏夢美貌與志氣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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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仁堂事變」捉拿四人幫開始撥亂反正，兩年的「兩個凡是」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國內的氣氛一路向好，大家都似乎看到了希望。

1979年1月30日，廖承志宴請夏夢與林葆誠夫婦，席間希望夏夢能重返電影界，並邀請她出席全國的文代會。

廖公應該是向她承諾了仍是「縱橫千萬裡，上下五千年」的不限拍攝題材，並提供一切協助，夏夢才會創辦了青鳥影業公司，並親自擔任總監製，重返了她闊別十幾年的電影舞臺的。

青鳥公司的開山之作，夏夢找來了新浪潮的活躍人物許鞍華，她當時在香港電影圈嶄露頭角，夏夢覺得她是很有想法的女導演。

許鞍華剛好做完《胡越的故事》，對亂局中的越南很感興趣，香港正備受越南船民的困擾，自從1975年西貢淪陷後，越南難民就不斷乘船來港，許鞍華決定做一個越南船民的故事，於是把書面的資料交給了編劇邱剛健。

後來許鞍華一再強調此片是關於人性的電影，沒有政治隱喻，而邱先生也說自己沒有經歷政治動蕩，劇本完全是在書房中寫出來的。

不過恐怕此言非真。

當時香港回歸問題剛剛浮出水面，大多數香港市民都對大陸和大陸的制度充滿了陌生和恐懼感，這種恐懼就好像當初南越對北越的恐懼，完全不同意識形態的兩批人硬要統一，結果就是北越對南越人民的大清洗，有100萬-250萬越南公民被送入勞改營，約16萬5000名犯人死亡，還有10萬-20萬的越南公民被處決，另據R.J.Rummel 估計，被趕到「新經濟區」從事艱苦勞動的越南公民中，約有五萬人死於苦役。

這些恐懼意識都投射到《投奔怒海》的創作中去，有趣的是，劇本中組成越南的元素，恰恰是他們那一代對文革動蕩的集體回憶。夏夢看過劇本，非常滿意，電影裡那個曾經留學法國，坐過南越牢房，幫助北越革命成功的老幹部，最終發現自己還有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不能對老同志心狠手辣，終於被更激進的小將們打倒送去勞改，恰似她敬重的廖公在文革的經歷，也是她這一整代愛國愛黨人士永恆的傷口。

夏夢請金庸先生為電影改名，劇本的英文名是「boat people」，金庸先生大筆一揮，取名「投奔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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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怒海》是關於越南的故事，但在海南島取景拍攝，當時大陸的風氣也是開放，對這樣一部充滿政治隱喻的電影，沒怎麼審批，就準許劇組來大陸拍攝（可能也與廖公鼎力相助有關）。

1982年電影製作完成，因為大陸背景，臺灣禁止它映，後來內地也發現不妥，亦沒讓它上映。

於是這部完全由香港左派愛國電影公司製作的電影，只能在香港上映，結果好評如潮，衝出國際，成為香港電影史上排名第二的最佳電影。沈旭輝教授甚至說，若以國際視野而論，它排第一，因為這部影片，就算在現在觀看，也完全沒有過時的感覺。

當然了，只要威權主義存在一天，它就不會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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