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璐去拍美劇了。
七月初她先在法國和西班牙轉了一圈，看望朋友、看展、找美食，然後飛往洛杉磯參與美劇《Winslow》的拍攝。拍戲期間她的微博保持著兩天一更的頻率，有辦公室裡的小狗，外景現場的兒童畫，晨跑時路邊的野花。她的分享不過分精緻，往往極簡單、極瑣碎、也極愉快。黃璐好像就是有這樣的本事，把每天的生活都過得讓人羨慕。
如果沒有六月末的那次交談，我可能很難看懂這個四川姑娘的本色。那些她在銀幕上塑造的角色極盡鮮活，但多數與她本人相差甚遠。作為演員的黃璐似乎有著超強的共情能力，她懂得那些角色是如何活過，讓她們借她的眼睛哭泣。但當攝像機關上，黃璐只是黃璐。
採訪發生在六月末，北京還沒完全熱起來。聊到一半，空調的溫度變得凍人，我起身去屋外拿遙控器，回來的時候就聽見黃璐在跟朋友打電話。「酒店裡肯定又貴又不好吃，你等我採訪完搜一下。」她跟朋友約了飯，正惦記著等會兒吃什麼。
「我特別拒絕在商場和酒店裡的餐廳吃，我喜歡那種路邊攤，前一陣子回四川把路邊的小館子吃了個遍，缽缽雞、冰粉、甜水麵……現在就是從一個店門口路過，瞟一眼我就知道這個店好不好吃，那種事先有一個前臺結帳的不會太好吃，最好吃的是菜單都沒有的。」黃璐此刻脫了鞋，盤腿坐在椅子上，眼裡放著光跟我細數她挑飯館兒的門道。
黃璐愛吃到什麼地步呢？出國參加電影節或者拍戲，為了解饞，她會在旅行箱裡放一包火鍋底料，就放在她的禮服旁邊。回家的時候再裝點兒當地的調味料和食材，吃到了特別合口味的美食還得偷師學一手。
除了熟悉的味道，她還會帶上熟悉的人，「我去很多電影節都會帶我爸去，他同時是我的攝影、保鏢、司機，他擠在一堆塊頭很大的外國記者中，有時候還跟人家交流，那場景挺像個喜劇片兒的。」條件好一點的地方，黃璐會租個民宿然後把家人都帶上，白天她拍戲家人們就出門逛，下午她收工回來一家人就坐在一塊兒吃晚飯，說說白天遇到的有趣的見聞。「我爸就說我們是吉普賽家族，老是搬來搬去的。」
比起酒店，黃璐總是更愛住民宿，最近一次是在日本的下北澤。房東讓媽媽來接她，日本老太太一句英語都不會說，騎著一個自行車在車站等她，然後兩個人一路雞同鴨講穿街過巷到了家。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不管是到了哪裡，她好像總能夠快速地融入當地人的生活。在西班牙的小屋裡，她跟素未謀面的飛行員房東共處一室，「就感覺我們好像很熟悉一樣，我在那兒練瑜伽，他在那兒學俄文。後來我們還成了好朋友，他就介紹他的西班牙朋友給我認識。」走的時候，她特意把自己帶著解讒的川味麵條送給了房東。
黃璐的大多數旅行都是在工作中進行的，就像這次的美劇，劇組每天拍攝時間非常固定，她就像個普通的上班族一樣擁有自己的周末和閒暇。出海捕魚，找當地的餐廳，亦或者是去湖邊遛狗散步，日子總歸是要有滋有味。
這個行業裡的多數人都不像黃璐這般自在，演員坐在車裡坐在飛機裡，被運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過著連軸轉的劇組生活，頗有幾分不知人間幾何的疲憊感。而面前的黃璐則完全不同，她在這樣的工作中尋找到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節奏，邊工作邊旅行邊陪伴家人，得到了無限的趣味。
時至今日，每次有拐賣婦女的社會新聞，用的配圖還是《盲山》的照片。這些年斷斷續續還有人到黃璐的微博裡留言：「到那種地方拍戲會不會很危險啊？」「剛看完《盲山》心裡很難受，看到你過得好我就放心了。」
一路以來，黃璐似乎演了不少在社會底層掙扎的女性角色，《中國姑娘》、《三伏天》、《一隻黃鳥》、《推拿》，這些角色在生活中陷入困頓，在愛情裡求而不得。觀眾看完之後，心裡難免有些陰鬱，但需要出戲的往往是觀眾，她從未深陷過。
黃璐似乎擁有了足夠的力量，將她從任何故事中拽出來。有時候明明拍的是很悲的戲，她也能在片場嘻嘻哈哈，導演都忍不住走過去叮囑她：「你的情緒準備一下。」但等到攝像機一開導演就不再擔心了，她擁有迅速走入人物的能力。「就是把自己投入進去，她是什麼表情，我就是什麼表情，你讓我再演一遍一模一樣的我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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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大衣、皮裙 ERDOS
襯衫 MASSIMO D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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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之子于歸》的導演楊弋樞說，鬆弛是黃璐最大的特點。黃璐承認，這其中有天賦的成分。她一向能把角色和生活分得很開，拿抽菸這事兒來說，在電影裡她能自如地吞雲吐霧像個老手。但是在生活裡她一點兒煙味兒都不能聞，「要是有人在電梯裡抽菸我能跟他打一架那種，但是在電影裡就什麼都可以。」
然而除了天賦以外，這種自在和鬆弛也是隨著時間的累積逐漸產生的，「一開始拍《盲山》的時候，也覺得每一條都要繃得特別緊，在劇組裡就要營造那種氛圍。大概畢業兩年以後，演《中國姑娘》的時候也需要詮釋一個生存環境比較慘的人物，但就算是劇組的生活條件特別好，我發現自己也能很快地入戲了，從那個時候開始覺得原來戲裡戲外完全分開也是可以的。」
對於很多演員來說，拍戲追求的是那種「不瘋魔不成活」的狀態，但黃璐並不認可，「我並不推崇出不了戲的這種狀態，以專業程度來說，你要很快接另一部戲，你還出不了戲的話，對下一部戲是不公平的。」
前幾天黃璐回了一趟成都，跟姨媽吃吃喝喝聊聊天，姨媽就問她：「你說你不當演員能做啥呢？你當醫生？」「那我得給人家打錯針」「銀行櫃員？」「不行，我對錢不敏感容易算錯。」黃璐一想，我還真是只能做演員。
她從沒想過一定要做個藝術家，上上綜藝也未嘗不可，拍拍偶像劇她都不排斥。「像最近的《春夜》《WWW》那種韓劇，還有像《最後的朋友》那樣的日劇，這些劇都很有社會意義，然後又很好看。」只要是「能給人安慰找到意義的，自己也相信」的作品，她都可以嘗試。
可惜的是，隨著國內影視劇的類型化、模式化生產日趨成熟，某種類型的IP影視作品取得成功之後，同類型的作品就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層出不窮。她想要嘗試的，真正有社會意義的作品很少出現。「你得真的按照你的想法，去拍你想要拍的東西，可能一開始稍微難一點，最後會有好的結果。我覺得那種特別投機的東西都很難長久，除非是你想糊弄過去，賺點快錢。」出道十多年，參演的幾十部電影，鮮少能夠上映，但她並不著急。
幸運的是，這一路以來很多優秀的獨立電影製作團隊找到了她。《盲山》入圍坎城，她去參加電影節時意外認識了一位來自斯裡蘭卡的導演，出演了他執導的《兩個世界之間》；演了美國導演Jordan Schiele的一個短片，所以被邀請演了他的長片《三伏天》，同在這個短片攝製組的謝駿毅拍《對面的女孩殺過來》，自然也就想到了她；荷蘭導演David看過她的《盲山》，想拍一部反映都市寂寥感的電影《雲的模樣》同樣也想起了她。就這樣，命運像是多米諾骨牌一般推著黃璐跟獨立電影結下不解之緣。
前幾年黃璐看到了韓國電影《熔爐》引發的廣泛討論，甚至還促進了對相關法律的修改，心中也有所動容，慶幸自己拍了《盲山》。她無意為此做任何規劃，但回頭看發現自己每一次的選擇似乎都是對的，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幸福。「我覺得我現在選擇的路，是一條舒服的也適合我的路，但一般人可能也走不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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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 MASSIMO DUTTI
「那現在就沒有什麼讓你羨慕的人了嗎？」黃璐認真思索起這個問題，「同齡人的話，可能真的沒有了，因為他們看起來沒有我快樂。如果非要說的話可能是像法國的伊莎貝爾那樣的女演員吧，六七十歲了也可以演那種很有個性的角色。」
能讓黃璐羨慕的人，可能是未來的黃璐。
圖片來源：SPOTLIGHT聚光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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