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七個畢業生》(1985)、《捉鬼小靈精》(1987)、《城市英雄》(1993)、《永遠的蝙蝠俠》(1995)和《狙擊電話亭》(2002)這樣的電影大獲成功的，是觀眾而不是評論家。
八十歲的喬·舒馬赫於上周一逝世之後，安德魯·戈德曼在去年八月對導演進行的一次坦率而漫長的採訪成為了社交媒體上最受歡迎的文章之一。
喬·舒馬赫
「拍了一部影評人不喜歡的電影票房卻好得出奇是什麼感覺？」戈德曼問道。「這可能是發生在你身上的最棒的事情，」舒馬赫說。「因為它提醒了你，你是在為誰拍的電影。如果你只想為影評人拍電影，他們到頭來還是會噴你的。」
舒馬赫1939年出生在紐約，四十年代一直獨自在城市裡遊蕩，或是在他公寓後面的電影院裡消磨無數個小時。父親在他四歲時去世了，而母親每周工作六天。
大衛·裡恩的《遠大前程》(1946) 「在我7歲的時候對我產生了非凡的影響，」舒馬赫1999年接受亞歷克斯·西蒙的採訪時說。「我看著一個孤獨的孩子在墓地裡遊蕩，他的父親離世已經三年了，突然之間，那個犯人從墓碑後面跳了出來。多麼震撼的時刻！這也是一個有著遠大前程的窮孩子的故事，他受邀進入富人和頹廢者的世界，而那正是我想要去的地方，並以最快的速度到達了那裡。」
《遠大前程》（1946）
舒馬赫告訴戈德曼，他九歲開始喝酒，十歲開始吸菸，十一歲開始和男人「廝混」。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開始頻繁地拍攝——一天拍好幾次，但在學習了設計和時裝之後，他找到了為紐約最好的一些百貨公司做櫥窗裝飾的工作，比如第五大道上的亨利·本德爾百貨公司。
「我們讓人體模型擺出自殺的狀態，」他1993年時對《獨立報》的希拉·約翰斯頓說, 「但我喜歡的部分在於，我得到了一塊窗戶一樣大小的防碎玻璃，把它立在一塊真正的玻璃後面，然後打碎這塊玻璃，這樣從街上看起來，整個商店就像被人闖入過。我讓所有的人體模型都蜷縮在角落裡。這很有趣。」
喬·舒馬赫
舒馬赫與著名時裝設計師哈爾斯頓一起工作和開派對，並在1970年戒掉毒癮，這讓他獲得了第一份服裝設計的工作。「在他開始執導筒之前，僅他參與過的電影就構成了一部令人敬畏的電影史，」格倫·肯尼在《決定者》（Decider）網站上寫道。
「1972年，弗蘭克·佩裡改編自瓊·迪丹同名小說的《順其自然》是他作為服裝設計師的出道之作，他設計了一套別致的「絕望之穿著」，安東尼·博金斯和塔斯黛·韋爾德在片中飾演兩個身處墮落洛杉磯的行走廣告牌。」舒馬赫還與伍迪·艾倫合作過《傻瓜大鬧科學城》(1973)，他一直認為伍迪·艾倫是給了他做導演的勇氣的導師。
《傻瓜大鬧科學城》
以做導演為目標，他開始寫劇本，不管是巧合還是有意為之，他的第一批劇本要麼根植於黑人文化，要麼涉及了黑人文化。《樂壇風雲》(1976)是一部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哈萊姆區為背景的歌舞片，靈感來自至上女聲組合。
而喜劇片《洗車場》(1976)由富蘭克林·阿賈伊、比爾·杜克、喬治·卡林和指針姐妹合唱團主演，理察·普賴爾也出演了一個小配角。1978年，舒馬赫為西德尼·呂邁特改編了百老匯音樂劇《新綠野仙蹤》。普賴爾再次出演，而這個改編版《綠野仙蹤》的主角是黛安娜·羅斯和麥可·傑克遜。
《綠野仙蹤》（1978）
舒馬赫執導的第一部長片是《縮水老婆》(1981)，這部喜劇在託德·海因斯的《安然無恙》(1995)中得到了致敬。莉莉·湯姆林扮演一位住在郊區的家庭主婦，由於持續接觸著一定量的日常家用化學品，她的身體不斷縮小，變得只有芭比娃娃那麼大。
《縮水老婆》
事實證明，技術上的挑戰是十分艱難的。「我對自己做過的任何事都不覺得尷尬，」舒馬赫1993年接受《紐約時報》記者伯納德·溫勞布的採訪時說。「我開始做導演之後，就只有兩個選擇：離開這一行或者做得更好。曾經有人對我說，我不敢相信你拍了《計程汽車》[1983]。
但我只能說，我需要這份工作。我不可能坐在家裡空想著，「呃，我是應該和勞倫斯·特勞德一起拍《計程汽車》，還是和梅麗爾、羅伯特一起拍《走出非洲》呢？生活不是這樣的。」
1985年終於出現了突破。如果說舒馬赫有一項舉世公認的才能，那就是選角。《七個畢業生》誕生於約翰·休斯同年上映的《早餐俱樂部》之前，演員陣容包括艾米利奧·艾斯特維茲、黛米·摩爾、羅伯·勞、安德魯·麥卡錫、梅爾·溫寧漢姆、賈德·尼爾森和艾麗·西蒂，他們是一群從喬治敦大學畢業後不知道該何去何從的關係密切的朋友。
《七個畢業生》
瑪麗·麥克納馬拉在《洛杉磯時報》上撰文稱，「《七個畢業生》對美國文化的影響再怎麼誇張都不過分。它不僅呈現了一個畢業後的『布萊德黨』（譯者註：Brat Pack，為一幫年輕演員的暱稱，他們常常一同出現在美國八十年代的青春成長電影中，以《七個畢業生》和《早餐俱樂部》為代表作）式青春演員陣容，而且把『成長』一詞標到了二十歲出頭，並一直持續到現在。」
舒馬赫在《捉鬼小靈精》(1987)中啟用了並不知名的基弗·薩瑟蘭，當時他並不知道後者是唐納德·薩瑟蘭的兒子。
《捉鬼小靈精》
《衛報》的彼得·布拉德肖評論道，《捉鬼小靈精》是「一部精彩的黑色諷刺喜劇，講述了年輕時的噩夢，是對彼得·潘故事的吸血鬼式改編——它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最棒的兒童英雄主義電影之一，可以與史匹柏的《E.T.外星人》或理察·唐納的《七寶奇謀》相提並論。」
「（《捉鬼小靈精》）或許沒有發明吸血鬼一樣酷的概念, 」《綜藝》的歐文·格萊伯曼寫道, 「但是，舒馬赫用一種堪稱奢華的音樂錄影帶式特質推動了影片的發展，他是第一個將其可視化的人——這早於《吸血鬼獵人巴菲》，也早於《暮光之城》，更開創了把怪物當嬉皮士的傳奇。」
在《別闖陰陽界》(1990)中，薩瑟蘭和朱莉亞·羅伯茨——同年的《風月俏佳人》讓她成為了超級巨星——扮演兩名在生與死之間試探的醫學生。
《別闖陰陽界》
2020年的此時，也就是在川普執政三年半的時候，回頭讀一讀卡羅爾·克洛弗在1993年《城市英雄》上映時為《視與聽》寫的封面故事很有意思。「我認為，有一種類似『普通白人男性』意識的東西正在形成，」她寫道。
比爾·柯林頓，第一個嬰兒潮時期出生的總統，剛剛宣誓就職。麥可·道格拉斯在片中飾演一名離異失業的國防工程師，在一個炎熱的夏日，他遇上了堵車，於是步行穿越洛杉磯去參加女兒的生日聚會。
我們隨後了解到，「自衛」（D-Fens，車牌上寫著這個名字）除了遭遇工作和家庭的失敗，他還被各種團體——拉美裔、黑人、富有的白人——宣稱為自己地盤的社區拒之門外。
「一個人究竟能如何從默認的類別中劃分出另外的利益集團呢？」克洛弗問道。「就像其他利益集團一樣：通過聲明遭受的壓迫。就身份而言，受害者地位是最重要的。『普通白人男性』的聲明是破產，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精神上的。」
《城市英雄》
《城市英雄》是舒馬赫25部作品中最具爭議性的一部——因為，雖然《蝙蝠俠與羅賓》(1997)引起了更多的爭議，但每個看過這部電影以及參與這部電影的人，包括舒馬赫本人，都認為這是一部糟糕的失敗之作。
舒馬赫從蒂姆·伯頓手中接手了這個系列，《永遠的蝙蝠俠》(1995)大受歡迎，「這部電影可能並未被公認為大銀幕超英電影的風向標，」《紐約時報》的傑森·貝利寫道。「但它可能是對舒馬赫風格最簡潔的概括：龐大而花哨、多彩而時尚、快樂且毫無歉意的大眾取悅之作。」
《永遠的蝙蝠俠》
《紐約時報》的戴夫·伊茲科夫冷冷地指出了舒馬赫在電影中「大膽的著裝選擇」，「比如《捉鬼小靈精》中年輕吸血鬼的朋克搖滾裝，引領了時尚潮流；而其他的，比如《蝙蝠俠與羅賓》中蝙蝠裝上清晰可見的乳頭，則不是這樣。」
2017年，《Vice》的記者諾爾·蘭瑟姆採訪舒馬赫時問及了那些乳頭。「在我們生活的這個複雜的世界裡，舊鉛筆上的橡皮擦大小的兩塊橡皮，這些小疙瘩，都能成為一個問題，」舒馬赫嘆息道。「這會出現在我的墓碑上的，我知道。」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舒馬赫改編自約翰·格裡森姆小說的兩部作品《委託人》(1994)和《殺戮時刻》(1996)獲得了較好的成績，後者中的主演馬修·麥康納在得知舒馬赫去世的消息後，向《綜藝》雜誌發送了一份聲明：「如果不是喬·舒馬赫在當時對我給予了信任，我的職業生涯就不會達到現在這樣的位置。」
《殺戮時刻》
其他曾與舒馬赫合作過的演員也同樣心存感激。科林·法瑞爾曾出演過《老虎連》(2000)和《狙擊電話亭》——彼得·布拉德肖稱後者是一部「駭人的、喧囂的希區柯克式微型驚悚片」，場景幾乎全部發生在「一個倒扣的棺材大小的空間」。
《狙擊電話亭》
2003年，法瑞爾在接受《獨立報》記者萊斯利·費爾佩林的採訪時表示，他「從喬身上學到了很多關於正直的東西，以及如何做一個正派的人，明白了所有裝飾都是無關緊要的。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他經歷過那些，做過那些事，買件T恤，把它撕成碎片，又重新縫起來。他從第一天起就非常照顧我，我知道，如果我遇到麻煩，我可以通過電話聯繫到他。」
彼得·索布辛斯基在網站RogerEbert.com上寫道，「（舒馬赫）最後嘗試的大片是人們期待已久的安德魯·勞埃德·韋伯的《歌劇魅影》(2004)銀幕版，但他的心似乎根本不在其中——除了明妮·德裡弗以名伶的姿態奉獻了歡快華麗的配角演出之外，這部電影是一部徹頭徹尾的爛片，如果它沒有如此無聊，可能會成為當時的《貓》。」
《歌劇魅影》(2004)
但對於德裡弗來說，「喬·舒馬赫是我合作過的最有趣、最時髦、最搞笑的導演，」她在推特上寫道，「一位女演員曾在我耳邊抱怨；我是多麼地過分（我的確是）。喬幾乎沒有從《紐約時報》後面抬起頭，只說了一句，『哦，親愛的，沒有人想花錢去看規矩之中的表演。』」
評論家兼作家馬克·哈裡斯也在推特上發表了評論。多年來，影評人「嘲笑喬爾·舒馬赫，部分是出自恐同症，」他寫道。「是誰讓這個服裝設計師、櫥窗設計師，認為他可以執導電影？我一直很欽佩他，因為他對此毫不在乎，相信自己的眼界，而且樂在其中。」
喬·舒馬赫
最後引用一句舒馬赫說的話，我們再一次轉向安德魯·戈德曼的精彩採訪：「我常常在電影學校說的是，拍電影並不全是吹喇叭和戴墨鏡。每次拍攝都是苦差事。幸運的是，沒有什麼比這讓我更願意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