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簡稱「SB」。
1973年，邵逸夫（左三）迎接在亞洲影展上獲獎的邵氏演員們。右二是姜大衛、右一是狄龍，他們都憑藉張徹導演的電影得獎。
90後熟悉學校中的邵逸夫教學樓，70後和80後看著TVB劇集長大，恐怕少有人記得「邵氏出品，必屬佳片」這句宣傳語，邵氏電影也是華語電影史冊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就如張徹導演在《張徹回憶錄-影評集》中所說，「邵逸夫在香港的電影史上很重要，香港的電影史可說由他改寫！」
早報記者昨日電話採訪了與邵氏公司頗有淵源的資深香港電影人吳思遠。吳思遠從邵氏的場記、副導演開始做起，直到後來成為獨立製片，也導過電影，連任六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邵逸夫給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太熱愛電影了，我記得當時他在公司裡每天都要看好幾部電影，不管是不是邵氏自己的電影，包括一些好萊塢的片子，這個習慣堅持了好多年。」
吳思遠還說，邵氏公司的影響範圍還不僅僅局限在香港，「邵氏的存在可以說是改寫了整個東南亞的電影歷史。比如臺灣，邵氏出身的李翰祥還沒到臺灣之前，臺灣電影的技術和藝術方面都還比較落後。」邵氏雄霸香港影壇二十餘載，對香港電影產生了極其深邃的影響。在邵氏之前，香港電影以講求藝術內涵的文藝片在市場上佔有主導地位，《孤島天堂》、《清宮秘史》、《流亡之歌》都是香港早期的文藝經典。在邵氏公司一統江湖之後，香港影壇逐漸由文藝主打轉變為商業片成主流的局面。今天的香港電影商業片一直都是最強主打，就是邵氏為香港影壇劃分的全新格局。
「他活了107歲，其中有80多年都在做他的電影和電視事業。他是香港電影的奠基人，他的離開代表了香港電影一個時代的過去。」吳思遠回憶最後一次見到邵逸夫是四五年前和臺灣導演李行一起拜訪了已經年過百歲的邵逸夫。席間，邵逸夫感慨：「如果我再年輕幾歲，一定再拍電影。」
邵氏的成立
20世紀初，電影這個新興科技來到了上海，邵逸夫的父親——以經營顏料發家的富商邵玉軒，授意自己的大兒子邵醉翁進軍電影業。邵醉翁於1925年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它是「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
1927年，天一因為獨斷專行的經營態度，得罪了其他電影界同仁，上海六家電影公司聯合發起抵制天一粗製濫造影片的運動，這就是中國電影史上著名的「六合圍剿」。但是影評人周黎明認為：「天一公司的電影當時之所以受到排擠，是因為當時他們的影片都是針對草民百姓的，宣揚的是傳統道德文化，美學追求也不高。」但另外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天一電影「接地氣」的做法受到廣大老百姓的歡迎，「當時文盲比較多，早期的電影貼近老百姓，才可以有如戲曲在民間的文化啟迪作用。」
天一在上海無法立足後，邵醉翁便派遣三弟邵山客遠赴南洋開展製片業務，六弟邵逸夫負責協助。在另一頭的香港，邵逸夫二哥邵邨人與兒子經營的「邵氏父子公司」則在夾縫中求生，被當時的電影業龍頭電懋公司打擊得無還手之力。1957年，50歲的邵逸夫來到香港，接替邵邨人的位置，全面主持「邵氏父子公司」的製片業務，以抵抗電懋的步步緊逼。
邵逸夫接掌「邵氏父子公司」之後，進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舉措，他首先斥資700萬港元在清水灣興建邵氏片場，先後花重金從電懋等公司挖名角兒，還四處網羅人才，壯大邵氏的內部力量。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從1958年12月4日上映的《妙手回春》開始，「邵氏兄弟」的「SB」標誌正式出現在邵氏電影中。
建立影城是邵氏發展的基礎，同時招攬人才也是當務之急。通過朋友的介紹，邵逸夫認識了鄒文懷並聘用其為宣傳主任。導演演員方面，邵逸夫則相繼聘請了張徹、李翰祥、楚原、井上梅次、林黛等，也培養了姜大衛、狄龍、陳觀泰、劉永等明星。同時邵氏也開始為培養自己的人才而設立學習班。吳思遠回憶道：「我是邵氏公司南國實驗劇團的第六屆畢業生，他們（邵氏）是從第五屆才開始開辦編導科的，之前在香港還沒有過對於編導方面人才的專業培訓，主要都是集中在演員方面，所以我也算是比較早受益的一批人。南國是邵氏辦的，全名是南國實驗劇團，那時候校長叫顧文宗，他是邵氏老演員。他們一方面和無線電視臺一樣培養新人，一方面可以用學生做臨時演員，有些演員像嶽華、鄭佩佩、沈殿霞，都是從這裡出來的。」
和天一時期一樣，邵氏的電影教學也堅持「道德規範」，吳思遠說：「我還記得丁善璽都來上課，他當時到香港來當胡金銓的副導演。那時候教我們編劇的很多，有一個是香港老編劇家吳鐵翼，資格很老，蕭芳芳很多片子都是他寫的，《小小羊兒要回家》這些戲很多都是他寫的，我記得他講的有一句話，是說不管你前面怎麼樣發生事情，怎麼樣曲折，道德結尾一定在那的，好人要有好報。」
「邵氏就像是香港電影界的『少林寺』，太多電影人都是在那裡學到了基本的拳腳功夫。」吳思遠形容，「講了很多這些非常有用的基本技術，對我以後做導演很有幫助。所以我覺得做導演，基本功一定要練得很好，就像一去到少林寺，它不教你武功，先教你基本的扎馬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在基本功掌握的基礎上再去變才可以。絕大多數香港電影人都接受過邵氏的培養，包括後來的嘉禾公司，它的創辦人鄒文懷也是從邵氏出來的，現在很多年輕人，就算他們沒有經歷到邵氏，他們的師父也都是邵氏的徒弟。」
在吳思遠的印象中，當時的邵氏片場從攝影到導演，有輩分的基本都是上海人，「絕大部分勢力都在上海幫裡面……而邵逸夫本人不是講上海話就是講英文。」
邵逸夫是個商人，商人講究精明，不講感情。張曾澤因為國泰拍《路客與刀客》大賣而被邵氏撬至麾下，被邵逸夫奉若上賓，但隨後《紅鬍子》慘敗，邵先生片場再遇他便對其視若無睹。不久張曾澤拍完《吉祥賭坊》，邵逸夫看完喜形於色，請張吃飯極盡熱忱。「這一切並沒有驅散我心頭的陰影，只讓我感覺到怪異，無論是拍戲和對人對事，我仍然是我，可是外來的改變卻讓我好像坐到雲霄飛車上，忽上忽下的叫人摸不著頭腦，這是個什麼地方？」張曾澤回憶說當時他就去意已決。邵氏出身的演員田豐也有如此感受，「導演拍的戲一賣錢，馬上電話就來了，今天到六爺（邵逸夫）家吃飯；三天以後不賣錢了，看見你，轉頭裝看不見。說起來現實，但邵逸夫講過一句話，『我有兩千多員工，我講感情不講死了嘛？』」邵氏的薪水也偏低。吳思遠透露：「我進邵氏才兩百二十塊（港元）薪水，就算升到副導演，四百五十塊，最高是五百，外面七百多塊。但我無所謂，我是很樂意做這一份工作，因為外面沒有機會。」
邵逸夫對於片場的事情喜歡親歷親為。吳思遠說：「我進邵氏一兩個月後，第一次看到邵逸夫，他有個習慣，每天要巡場一次。就不知道幾點鐘，通常是下午。我們打光的時候沒事做，就在門口抽菸，他遠遠地一過來，大家就把它踩掉，假裝做事。」
邵氏出品，必屬佳片
「邵氏出品，必屬佳片」，這是邵氏電影最著名的一句宣傳語。儘管作為商業化的大製片廠，邵氏電影不可能每一部都「必屬佳片」，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裡，邵氏電影確實在各種不同的題材、類型和風格內造就了大量的傳世佳作。據說邵逸夫為保證出品影片的質量，甚至多次將低劣的影片燒掉以免影響邵氏聲譽。
邵氏能有這樣的成績，最重要的功臣自然是李翰祥，李翰祥在邵氏的十幾年間，拍過風月片和清宮戲，但其黃梅調電影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最早李翰祥看到當時的內地影片《天仙配》、《梁祝》等，很感興趣，意識到黃梅調影片大有可為，於是說服邵逸夫開拍《貂蟬》，影片出現後反響強烈，使李翰祥名利雙收。真正轟動全亞洲使李翰祥也由此步入大導演行列的是1959年的《江山美人》和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臺》。前者在亞洲影展獲十項大獎，連演配角的胡金銓都得了獎，影片從細節的藝術處理上已經大大超過《貂蟬》。
在邵氏電影的後期，武俠片幾乎成為邵氏影業最重要的票房保證。1966年先後公映了張徹的首部武俠片《邊城三俠》，以及張徹策劃、編劇，薛群執導的《文素臣》。也是在同年，胡金銓的《大醉俠》橫空出世，影片表現出胡金銓深厚的文化美學功底，可說開創了文人武俠的先河，後來李安的《臥虎藏龍》就是這種風格的延續。但真正的轟動還是在1967年張徹的《獨臂刀》的上映，正值全港大罷工，竟狂收票房過百萬，在臺灣上映亦大受歡迎。影片巧妙借用了金庸《神鵰俠侶》中楊過斷臂的創意，融合張徹的陽剛美學風格，結尾大逆轉的決戰，給人以酣暢淋漓之感。從此武俠片正式成為邵氏和香港電影的主要片種。
此外，楚原的武俠片則擅於改編古龍小說，《流星蝴蝶劍》、《天涯明月刀》和《楚留香》堪稱其中的代表作。劉家良為人稱道的是其硬橋硬馬的真功夫展示，其代表作1978年的《少林三十六房》被好萊塢鬼才昆汀-塔倫蒂諾視為中國武俠片的真正代表。
神怪題材的影片也是邵氏出品的重要內容。雖然這類影片的數量不少，但大多屬於廉價之作，稱得上經典的只有1954年陶秦的《人鬼戀》和1960年李翰祥的《倩女幽魂》。
因為電影，邵逸夫重返內地
邵氏公司在1970年代後期已經逐漸衰落，產量減少，票房上表現也不如意，明顯不敵競爭對手，包括嘉禾、新藝城和承租邵氏兄弟院線的德寶等新興電影公司。
隨著邵逸夫決意削弱電影投資，加大電視城建設，以及「六嫂」方逸華權位的上升，矛盾一觸即發。而邵氏第一功臣鄒文懷也早已不甘終身打工，他暗中拉攏了志同道合的邵氏同事何冠昌、梁風等人，對外則吸納了中國臺灣和泰國的資金，還與邵氏的對頭國泰電影公司談攏了電影海外發行的業務，自組嘉禾影業。
嘉禾成立伊始，鄒文懷為了打響新公司第一炮，挖走了《獨臂刀》的男一號王羽，並聯絡日本公司一起拍攝了《獨臂刀大戰盲俠》。要知道，《獨臂刀》可是邵氏的金字招牌，而且是香港影壇第一部賣過百萬的電影。邵逸夫著實咽不下這口氣，直接與鄒文懷對簿公堂。官司拖了幾年後不了了之，但邵氏與嘉禾的恩怨卻牽扯了數十年。其實，當年希望從好萊塢返回香港發展的李小龍，心中暗許的是財大氣粗的邵氏。即使每部電影片酬2000美元，還得籤長期合同，李小龍只要邵氏將合適的劇本寄去美國，就肯點頭。不想邵逸夫當時並不以李小龍為意，這讓鄒文懷撿了個大便宜。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還曾向邵氏借過電影。據《羊城晚報》2012年的報導，1970年代中期，毛澤東得了白內障，醫生和秘書都希望他減少看書看報看文件。為了轉移他的興趣，身邊的工作人員建議他多看一些電影，少看書報。華國鋒知道毛澤東喜歡看電影，考慮到毛澤東已經看過很多外國電影，就叫文化部分管電影的劉慶棠想辦法弄一些香港影片回來，看看毛澤東喜不喜歡。當時內地和香港沒有文化的交流，劉慶棠帶著華國鋒的條子，坐飛機到廣東，找到時任廣州軍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韋國清。華國鋒的條子上寫著：「劉慶棠分管電影，他要看一些香港的電影，希望韋國清同志幫忙解決。」韋國清不相信是劉慶棠要電影，就試探著問：「是不是你看？你看要華國鋒批示？是毛主席要看吧？」劉慶棠說：「你說是誰看就誰看吧。」韋國清帶著華國鋒的條子，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叫到廣州商量。梁威林的一個朋友是香港的大律師，他是邵逸夫的好朋友。梁威林就通過這位律師向邵氏電影公司借影片。梁威林說，是內地文化部的人要看。邵逸夫當時吃了一驚，以為內地要批判他的電影。他的律師朋友安慰他說：「怕什麼啊，現在尼克森都到了北京，你為什麼不能夠以電影為紐帶，和北京搞好關係呢？」邵逸夫接受了這位律師朋友的建議，同意把影片借給內地。也因為借電影的關係，邵逸夫和內地的關係慢慢升溫。之後邵逸夫到上海等地秘密參觀，當時劉慶棠以文化部的名義親自打報告，向中央請示要請邵逸夫回來，中央很快就批了下來。這已經是1976年春的事情。改革開放以後，邵逸夫回內地辦學校，幾乎遍及每個省，這一切，都與毛澤東先前看他們邵氏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不無關係。
1980年代，邵氏公司淡出香港電影製片，但並不代表就此退出了娛樂圈，邵逸夫逐漸將工作的重心轉移到電視業方面。不過偶爾，他還是會投資拍攝一些電影，如吳天明導演的《變臉》、杜琪峯導演的《十萬火急》、王晶的《我的野蠻同學》等。2003年時，邵氏公司與中國星合作投資11億港元興建「香港電影城」。SB的招牌也在近幾年的《我愛香港》《Laughing Gor之潛罪犯》中重現光芒。但這些只與方逸華有關，與退隱多年的邵逸夫已經沒什麼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