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寫戰爭中的人性光芒——抗美援朝文學作品回顧

　　1952年4月1日，中國文學藝術家代表團與朝鮮文學藝術家同盟副委員長李泰俊在平壤文化宣傳省的大樓前合影。

　　1952年4月20日，與巴金一起深入砂川河前沿陣地的黃谷柳，給巴金（中）與志願軍577團漣川反擊戰孤膽英雄徐申（左）和65軍宣傳幹事王奐拍下這張珍貴的合影。

　　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黃谷柳拍下同行戰友在平壤文化宣傳省大樓前合影，左起：李蕤、逯斐、巴金、葛洛、王希堅。

 　　1951年3月5日，黃谷柳奉命抵達北京，8日中午到文化部戲劇音樂科見李超、孫慎等人，漫談北京戲劇活動概況，並為眾人拍照：前排左4是張光年，後排右1是《救亡進行曲》的作曲家孫慎。

　　1951年，首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歸國後，黃谷柳給同行戰友們拍合影留念。前排左二是女作家白朗。（攝影：黃谷柳，以上圖片均由黃茵提供）

　　一 

　　魏巍的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1951）是抗美援朝文學中產生過最大影響的作品之一。魏巍在文中開宗明義：「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戰士，我感到他們是最可愛的人。也許還有人心裡隱隱約約地說：你說的就是那些『兵』嗎？他們看來是很平凡、很簡單的哩，既看不出他們有什麼高深的知識，又看不出他們有什麼豐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說，這是由於他跟我們的戰士接觸太少，還沒有了解我們的戰士：他們的品質是那樣的純潔和高尚，他們的意志是那樣的堅韌和剛強，他們的氣質是那樣的淳樸和謙遜，他們的胸懷是那樣的美麗和寬廣！」此後，巴金、路翎、楊朔等著名作家和無數文學寫作者都創作出大量反映志願軍戰士們戰爭生活的作品。時至新世紀，王樹增寫下紀實文學《遠東：韓戰》（後改名《韓戰》）時，他也從「士兵」的起點重新出發：「士兵，戰爭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數量的人，他們成為我寫作《韓戰》的唯一動因。」是的，就是這些普通平凡的士兵，成為了抗美援朝文學中無可爭議的主角，是抗美援朝文學整體景觀中最醒目的形象。

　　中國作家們在書寫這些士兵時，投入了心血與情感，也以自己的實踐為中國戰爭文學譜寫了新的旋律。最初，作家為響應當時戰爭實際的需要，創作了大量謳歌志願軍戰士英勇事跡的作品，雖然從後世文學史的眼光觀之，這些作品大多都會隨時代流轉而湮沒，但它們的價值不止於此，它們畢竟是那個時代有力的戰歌，也在戰火中實際鼓舞著戰士們的心靈。同時，中國的傑出作家們也很快就捕捉到了新的旋律。路翎的《戰士的心》（1953）細緻動人地刻畫了一個稚嫩戰士在戰火中迅速成長的心靈歷程。巴金的《團圓》（1961）以女文工團員王芳的身世，牽動父輩跌宕起伏的革命歷程，頗具革命傳奇的色彩。魏巍的長篇小說《東方》雖然因小說中大量插入概念性的筆觸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成就，但整部作品以士兵郭祥的成長經歷以線索，對韓戰波瀾壯闊的過程做了全景性的描寫，具有史詩的規模。王樹增的紀實文學《韓戰》中記敘了幾十位具體戰士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同時，王樹增在一些地方突破了以往抗美援朝文學戰歌和頌歌模式，通過對戰士的書寫，而寫出了此前少有的悲愴的旋律。在敘及砥平裡之戰時，作者以簡潔平實的語言寫道：「5日下午，中國軍隊停止了攻擊。對砥平裡攻擊的停止是在中國基層軍官的堅決要求下決定的。在中國軍隊的戰史中，下級指揮員在戰鬥中向上級指揮員提出『不打』的要求，砥平裡屬罕見一例。」「戰士的傷亡實在是太大了，已經不能再這樣傷亡下去了。」而在作品末尾處的一個甚至不知道名字的小戰士的經歷，尤為令人動容：

　　前線，一名中國軍隊的小戰士奉命往前沿陣地送一個命令。這張寫著命令的字條被折好揣在他的上衣裡。通往前沿的炮火不知為什麼在今天變得異樣的猛烈，小戰士奔跑著，躲避著，不時地從這個彈坑跳到另一個彈坑，敵人射來的炮彈追著他，掀起的泥土幾次把他埋起來。他不想死，儘管這條路上已經有那麼多的中國士兵死去了，他只想儘快完成任務。他幾次去摸他的前胸，那張命令還在。就要接近陣地的時候，小戰士被炸倒了，醒來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一隻腳齊著腳腕斷了，斷腳就在不遠的地方，還穿著膠鞋。小戰士臉色蒼白地躺了一會兒，開始往陣地上爬，他一隻手用力，另一隻手抱著自己的那隻斷腳，他想等爬到了自己的陣地腳就能接上了。小戰上爬上陣地的時候已是黃昏，他看見天邊有一輪很紅很紅的夕陽。昏迷前他把那張命令從胸前掏了出來。 

　　命令：今晚二十二時正式停戰。屆時不準射出一槍一炮。 

　　指揮員拿著命令看了看表：二十時整。 

　　離韓戰正式停戰僅僅還有兩個小時。 

　　指揮員把小戰士抱起來，大聲喊：「來三個人把他背下去!不準讓他死了!拿著他的這隻腳!」 

　　有時和平是需要戰爭來保衛的，可是在戰爭中，即使一個達成和平的信息，也需要士兵的鮮血來傳遞。這段對一個小戰士的文學記敘，以比任何歷史的論說都更觸動人心的方式，詮釋著戰爭的殘酷和無奈。

《東方》

《誰是最可愛的人》

《韓戰》

　　二 

　　在抗美援朝文學中，志願軍高級將領形象同樣在不少作品中得以呈現且引人注目。巴金《團圓》中的軍政治部主任王東，面對還一無所知、未曾相認的親生女兒王芳，展示出的克制的慈愛令人動容，更因小說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而家喻戶曉。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是抗美援朝文學中最醒目的將領形象。巴金的紀實文學《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1952）是當時非常著名的文章，文中對彭德懷同志的讚頌一時膾炙人口：「他不願意別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為一個偉大的和平戰士。全世界的母親都感謝他，因為他救了朝鮮的母親和孩子。全中國的人民都願意到他面前說一句感謝的話，因為他保護著祖國的母親和孩子們的和平生活。」文中彭總的形象神採奕奕，有「逼人的目光」，「一身簡單的軍服，一張樸實的工人的臉，他站在我們面前顯得很高大和年輕」。魏巍在《東方》中對彭德懷的形象也下足了功夫，在敘及出兵朝鮮決策過程中的彭總的思考與行止時，可以看得出來是切實描摹了《彭德懷自述》中的敘述，很多細節都符合若契；在敘及朝鮮戰鬥過程時，作者以小說家的筆法進行了升華：「彭總聽到最後一句，感到興趣了，他微微一笑」，「他像一個老漁翁，沉著而又堅忍地坐在波濤洶湧的江岸上」，使彭總的智慧堅定躍然紙上。50多年之後，國人的心態可以更加從容地接受那段歷史了。王樹增在《韓戰》中較為真實客觀地展現了包括彭德懷在內的諸多志願軍將領的群像。其中38軍軍長梁興初，因第一次戰役打得不理想而被彭總訓斥後而展現的倔強性格，令人印象深刻。高級將領面臨的艱難也在作品中被真實展現，在敘及60軍180師在第五次戰役中陷入重圍時，「在第60軍的軍部裡，一種大禍臨頭的氣氛在沉默中瀰漫著。幾天幾夜沒有睡覺的軍長韋傑感到神經已經快要繃斷了。」作品寫至此處，彭德懷的形象尤其令人震動：「幾分鐘後，洪學智的吉普車衝進茫茫大雨中。山高路險，河水暴漲，害怕空襲不能開燈的吉普車在黑暗中走走停停，深夜時分，洪學智終於到達了空寺洞。山洞裡，只穿著一條短褲，赤裸上身的彭德懷一個人在蠟燭光下來回踱步。看見渾身溼透的洪學智，彭德懷用最低沉的聲音說：『出事了。』」

　　我們今天在閱讀了各種歷史研究的成果後，當然可以明了一個事實：當年志願軍的統帥和將領們絕不可能是從容不迫的。他們率領著缺乏後勤保障的軍隊，深入異國與當時世界上擁有最強軍備的軍隊對抗。在陌生的環境下，他們僅憑手中最簡陋的偵察手段獲得的一點信息，卻必須要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作出決策。將軍一言，千萬戰士就要為之赴死，可以說當時的每一道軍令都是在極度的焦灼中下達的，這種精神壓力對無論多麼堅強的人都是巨大的折磨。文學中的統帥與將領們的形象得以更真實地展現時，他們事實上獲得了讀者更深層次的敬佩，這也標誌著文學對這場戰爭的認識更加成熟，這種成熟是歲月帶來的。

巴金《團圓》

路翎《窪地上的「戰役」》

　　三 

　　在書寫韓戰時，如何認識交戰各方的國家與民族，是抗美援朝文學無法迴避的問題，這也關乎對戰爭意義的言說。面對這一問題，抗美援朝文學中作家們的基本立場，毫無疑問地還是傾情書寫中朝兩國軍民同仇敵愾、反抗侵略。在此基礎上，為了突出敵人的醜惡，作家們大量採用醜化甚至漫畫化的方式描寫美軍，此種案例在抗美援朝文學中俯首皆是，「蒼白的，垂著松塌塌的腮幫，閃著兇惡的眼光，長著長毛的手，紫紅的嘴唇，是他們殺了我們的人，是他們喝了我們的血」，看見他就「像突然看見一條罪惡的毒蛇一樣」（劉白羽《安玉姬》） ，「兩個眼綠瑩瑩地，露出惡狼一般的兇光」（魏巍《東方》）。

　　在這一文學進程中，路翎卻顯得格外醒目。在《戰士的心》中，他有一段書寫小戰士張福林與一個美國士兵狹路相逢、你死我活的瞬間：

　　在照明彈的亮光下，張福林一瞬間看見了這個瘦長的、十八九歲的美國兵的一對充滿恐怖的眼睛。這美國兵戰慄了一下，就像是僵了一樣，不能動彈了。由於這突然的情況，張福林一瞬間也怔住了。這是很短暫的時間，雙方都沒有動作。這個美國兵的恐怖，緊張的眼光沒有離開張福林的迫人的、靜止的槍口，卻不覺地移動著右腳向後退，顯然是，他雖然明白逃跑就是死亡，卻不得不逃跑了。而張福林所注視的，卻不是敵人的槍口——他注視著敵人恐怖的眼睛;他一瞬間仿佛又聽見了班長的嚴厲的喊聲，這個支持了他。他肯定他已經戰勝了敵人。美國兵一動彈，他就開槍了。於是這個敵人發出了一聲絕望的嚎叫旋轉著身子倒下去了。「誰叫你到朝鮮來的!」張福林想，跳過這個美國兵向前跑去。 

　　在這裡，美國士兵並非醜惡的妖魔，而不過是一個像張福林一樣稚氣未脫的小夥子，在兩人忽然遭遇的生死相搏的時刻，雙方都一時不知所措。「文學是人學」，這是多么正常的人的反應。而在打死這個美國士兵後，張福林並沒有殺死「鬼子」的勝利感覺，而是以一句「誰叫你來朝鮮的」傳遞出一絲無奈。正是在這樣的細節上，路翎不是在寫「鬼」，而是在寫「人」，他展現了對戰爭中的人性的探索與思考，這在當時的語境下是難能可貴的。

　　也正是在寫「人」的問題上的深入思考，使路翎在描寫中朝軍民情誼時也一定程度上做了更深入、更動人的情感書寫。小說《窪地上的「戰役」》（1953）書寫志願軍小戰士王應洪與朝鮮姑娘金聖姬之間朦朧的愛情萌芽，作品以王應洪壯烈犧牲後，班長將沾著王應洪鮮血的手帕送還金聖姬而結束，在壯烈激昂的抗美援朝文學主流中，留下了難得的悽惋動人的旋律。小說《初雪》（1953）中沒有犧牲、鮮血、仇恨，猶以細膩的心理刻畫打動人心。小說描寫志願軍汽車連奉命運送朝鮮婦女和孩子撤離戰區，18歲的副駕駛王德貴「奉命」在駕駛室副座裡抱孩子，他剛開始時覺得這是 「婆婆媽媽的事不是男人幹的」，但迫於命令只能很笨拙地「像捧著一盆熱水似的捧著孩子」，可在此過程中，他總感到一個朝鮮姑娘笑吟吟地看著他，他分不清這是嘲笑還是關切。「車一停下來婦女們就跳下車來跑到前面打開車門，一看，原來他在那裡給孩子餵水呢;那個頭上包著花格子毛巾的濃眉毛的姑娘，站在人們後面一聲不響地偷看著他。」「又傳出了那個用花格子毛巾包著頭的姑娘的笑聲，雖然笑得很輕，王德貴仍然一下子就聽出來了。『又笑我麼?』他想。」這是一絲微妙的、稍縱即逝的青春情愫，路翎卻細膩地將之書寫出來，讓這段在戰火裡中朝軍民共同行進的旅途變得富有溫暖的人性光芒。也正是在這個情感的和人性的維度上，路翎重新溶鑄了韓戰中的國族書寫，從而使他的作品具有突出的文學史意義。

　　在戰爭和政治意義上，韓戰已經停戰67年，但中國文學對「抗美援朝」歷程的敘述和書寫，從未停止也必將永遠持續。人們站在新的歷史情境下，對這段歷史必將有新的言說和思考。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抗美援朝文學未曾辜負自己的使命，但在逝者如斯的歷史河流中，也正有開拓和深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