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軍歌是怎樣變遷的
從「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到「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軍歌歌詞的變化軌跡，也是大時代變遷的縮影，記錄了包括軍歌歌詞作者公木在內，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
本刊記者/楊敏
2008年，財訊傳媒集團常務副總裁楊浪花七百塊錢在潘家園淘得數冊歌本，其中一個歌本名為《大眾歌集》，1949年由北平書店出版。歌本的主人叫張川忱，封面上仍有他用毛筆工工整整寫下的名字。楊浪喜好歷史收藏，十餘年來流連於潘家園、報國寺等舊貨市場，常常能在一堆破舊物什中有驚人發現。曾經參過軍的楊浪對於軍歌有著特殊的記憶與情感，他發現這本《大眾歌集》中的第一首歌——《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原型為創作於1939年的《八路軍進行曲》，1988年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其歌詞與現在廣為傳唱的內容有所不同。而事實上，這個1949年版本的歌詞也並非是真正的原作。
那些「飄揚的旗幟」
2010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歌詞創作者公木的百年誕辰紀念。公木本名張松如，曾任吉林大學副校長，是著名詩人、學者。公木曾參與修訂《東方紅》歌詞，創作電影《橋》《白毛女》《英雄兒女》的主題歌歌詞，並先後出版詩集《十裡鹽灣》《中華人民共和國頌歌》等。
今年6月，公木夫人吳翔在赴公木家鄉河北辛集市參加紀念活動之前，先行來到北京，與公木的學生們相聚。她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提供了公木創作於1939年的《八路軍進行曲》歌詞，以及公木1960年代在吉林大學工作期間的一份《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歌詞手稿，同一首歌，但歌詞相異，吳翔提供的這兩份歌詞均對改動的地方作了標識。
改動最多的一句歌詞，是1939年原始歌詞版本裡「自由的旗幟高高飄揚」一句，在楊浪收藏的1949年的版本中變成「全中國人民徹底解放」；在1964年拍攝的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中，攻入上海的解放軍戰士脫口唱出的是「勝利的旗幟高高飄揚」,現在人們熟知的軍歌版本則為「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
而在楊浪收藏的1949年版本中，歌詞最後一句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民族解放」，但如今的歌詞是「向最後的勝利，向全國的解放」。
修改歌詞乃形勢所需
對於軍歌歌詞何時被修改，又因何被修改？十多年來一直從事軍樂史研究、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李詩原認為，「這些屬於國家高級機密。」十多年前，李詩原便去總政檔案館搜尋史料，但所獲甚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採訪期間曾與解放軍檔案館聯絡，但被告知1950年以後的軍事檔案還未解密，需請示中央軍委批覆之後才能查閱。
「解放戰爭時期，實際上各地部隊都在修改這首歌的歌詞，不一樣的版本很多。」作為公木的夫人，吳翔對於軍歌歌詞的變化比常人更為敏感，「那都是國家形勢的需要。」
隨著局勢的急劇變化，軍歌的歌詞也與時俱進。譬如楊浪所藏的軍歌版本與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軍歌版本就大不一樣。前者據楊浪分析，應該是1949年2月解放軍進入北平時，群眾組織歌詠活動時所用，而後者為1949年5月解放軍進攻上海時所唱。這兩個版本的共同點是，都將抗日的號召改為「討蔣」的檄文。
至於「勝利的旗幟高高飄揚」如何改編成「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吳翔回憶：「應該是有了毛澤東思想之後，歌詞就立刻變成了『毛澤東的旗幟』。」這一說法得到了李詩原的認同：「1945年毛澤東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確立之後，這首歌的歌詞就變成了『毛澤東的旗幟』。」
不過，「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什麼時候成為統一傳唱的版本，記者至今仍未找到公開史料可以考證。
自由創作的軍歌
1938年的延安，燃燒著自由與民主的聖火，有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的生氣勃勃的精神」，這種精神被斯諾寫進《紅星照耀中國》。
也是在這一年，公木來到延安，進入毛澤東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四個月後，他被調到抗大政治部宣傳科任時事政策教育幹事。
抗戰中的延安，歌聲嘹亮，此起彼伏。正如《延安頌》裡寫的那樣——「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唱歌，早已不是單純的娛樂，而被寄寓了熱切的革命理想和戰鬥豪情。毛澤東曾在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時規定：「各級政治機關負責徵集並編制表現各種群眾情緒的革命歌謠。」
據高昌《公木傳》記述，1939年1月，公木結識了作曲家鄭律成。鄭律成有心與公木合作，寫一組大合唱的歌。一個星期之內，公木一口氣完成了《八路軍進行曲》《快樂的八路軍》《八路軍與新四軍》等八首歌曲的寫作。公木每寫完一首，鄭律成就拿去編曲。10月，《八路軍大合唱》的全部編曲始告完成。
1939年冬天，《八路軍大合唱》由鄭律成親自指揮，在中央大禮堂進行專場演奏。很快，這些剛勁嘹亮的歌曲在戰士中流傳開來，尤其是《八路軍進行曲》，鏗鏘有力，氣勢恢宏，深得戰士青睞。
《八路軍進行曲》不僅在各抗日根據地唱得響亮，甚至在抗戰後期連國民黨的部隊也愛唱。國民黨陸軍上將孫立人是著名的抗日將領，1997年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纂的《紀念孫立人文集》中寫道：「他也特別喜歡『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這支進行曲，並讓軍中教唱。到後來聽說這支歌成了《解放軍進行曲》，才不唱了。」由此可見《八路軍進行曲》在軍隊中的影響力。
「當時沒有人給他們派任務，他們都是自發的創作。」吳翔說。
在延安自由的思想氛圍裡，公木的詩人才情如電光石火般熱情迸發。
「失足者」公木
《八路軍大合唱》的創作完成之後，公木被派往新成立的抗大三分校宣傳科。後在軍直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邀請下擔任軍直文藝室主任。
1942年4月底，公木接到中央辦公廳發來的一份粉紅色的用油光紙油印的「請柬」，邀請他參加5月2日下午在楊家嶺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令他自豪的是，他是唯一一名在編的部隊文藝工作者。也就在這次座談會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最後合影至今仍懸掛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舊址，毛澤東後面的第三個人便是瘦瘦的年輕的公木，微低著頭，眼裡閃著光芒。他如何能想到半年後，他竟率先成為魯藝搶救運動中的「失足者」。
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那年10月，公木調往魯藝任教。此時，反自由主義運動已在魯藝的校園瀰漫開來。公木的詩歌《大圍牆》《小圍牆》因為有「諷刺首長之嫌」，被定為「反動文章」的代表作。曾由他主編的《部隊文藝》《蒺藜》牆報，以及由他參與組建的文藝團體——鷹社，被作為特務集團挖了出來。魯藝反奸反特首戰告捷。
之所以取名「鷹社」，在高昌的《公木傳》裡記述，是因為陝甘寧邊區23 個縣的地圖像一隻昂首東翔的雄鷹，關中分區是它伸向八百裡秦川的一隻利爪，整個邊區被稱為「鷹形地帶」，也寓意著部隊的新文藝創作像雄鷹一樣展翅高飛。但批評者質問他們：「德國法西斯的黨徽標誌中就是鷹，你們為什麼叫鷹社？」
隨後，公木在北師大讀書期間因參加學生運動，兩次被捕入獄的經歷被重新提了出來：為什麼那麼多革命同志都死在監獄裡，你能活著出來？
時隔三十多年，1979年的一天，據公木的學生王小妮回憶，公木在課堂上對著臺下年輕的面孔講到延安，他突然哭了，泣不成聲。沒有人知道原因。
建國後的公木，一次又一次地被捲入各種政治運動。他戲稱自己為「老運動員」。
1958年4月，擔任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所長的公木遠赴匈牙利、羅馬尼亞宣傳中國的「雙百方針」，介紹中國文藝戰線「反右鬥爭」的情況。但他突然接到讓他緊急回國的通知。「一下飛機他就感覺不對，來機場接他的，只有一個司機，沒有辦公室的人。」公木夫人吳翔回憶。等回到了中國作家協會，只見滿牆都是揭發和批判公木的大字報。
被劃為右派的公木再一次陷入寫檢查、寫交代材料的困境之中。
1963年5月，公木被摘去「右派」帽子，在此之前，他已調任吉林大學中文系工作。高昌的《公木傳》中提到，後來有人曾問公木還寫不寫詩，公木說：寫詩是要有一定的心情的，現在沒有這種心情。
1966年文革開始後，公木再次遭遇批判，被關押在吉林大學數學樓的一間教室。每天除了打掃文科二樓的走廊，領取大字報紙、印刷紙、油墨，還要摘錄《毛主席語錄》、報紙社論並寫學習心得體會，動不動就會被掛上大牌子、用黑墨水塗臉拉出去遊鬥。
1981年，公木在《公木詩選》的後記中寫道：「自1958年以後，便再不曾真正寫過詩。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迷惘與失誤，符合真情的實感無由表達；而說真話只有自語或耳語。即或『情動於中而行於言』，也多半用些隱晦的語言。好在寫來只供自讀，頂多送給一兩個摯友看看，更往往是左囑咐右叮嚀：『看過交火君』。」
自由創作的美好年代，在公木的生命裡漸漸褪去了它的光芒。
「我還是更喜歡原來的詞」
「音樂作品被修改，這在共和國音樂史上很常見。」2009年，楊浪在《中國青年報》撰文《關於<歌唱祖國>作者的一段隱衷》，文中提到，1968年9月，江青在釣魚臺會見《歌唱祖國》的詞曲作者王莘，江青告訴他，田漢是叛徒，她想對由他創作的《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進行修改。而根據楊浪的考證，《歌唱祖國》的原始詞作者應該是鮑昌，但如果當時署鮑昌的名字，也許最後會影響《歌唱祖國》這首歌曲的傳播，因為鮑昌在反右運動的一開始便被打倒。楊浪認為，由於創作者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遭遇批鬥，其作品也被打入冷宮，如果某音樂作品影響太大，面臨的就是「改詞」。
文革時期，江青發動群眾對實際上是代軍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進行修改(1965年，原《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這件事情在2007年吉林大學出版的《向前向前向前：追憶軍歌誕生懷念公木鄭律成》文集中，一位名叫喬邁的老作家有所提及。當時吉林省革委會在省委黨校專門成立了修改軍歌的工作小組，認為現行軍歌歌詞雖然寫了「向太陽」「毛澤東的旗幟」，但是沒有提「黨的領導」。喬邁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公木作為摘帽右派也參與其中，但從始至終，都坐在最後一排，不說一句話。「最後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公木夫人吳翔說。
據軍科院的軍史專家李維民回憶，文革之後有一段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沒有詞作者的署名，但印象中只是很短的一段時間。
江青命人修改軍歌歌詞，以及公木的署名被抹去，這些是否與公木受衝擊有著某種關聯呢？
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李詩原並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早在解放戰爭時期，這首歌已經成為人民解放軍最重要的標識之一。李詩原認為，軍歌詞作者個人的命運當時已經無力影響到軍歌的變遷。而對於公木署名被抹掉一說，李詩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1980年代之前，中國的軍樂向來都不重視歌詞作者，後來之所以恢復公木的署名，一是因為他確是作者，二是因為歌曲需要署名。而在《公木傳》中，特地記述了老作家朱子奇在1978年給公木郵寄《解放軍報》的故事。書中說，那一期的《解放軍報》刊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並重新標有公木的名字。
軍歌1949年版本的收藏者楊浪，雖然曾提出過創作者命運與歌曲變化的邏輯關聯，但他也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歌詞之變與公木本人沒有直接關係，因為「這首歌的影響太大了」。
1988年7月25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籤署命令，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正式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軍歌最終的歌詞與公木最初的創作相去甚遠。對於後來多個版本的歌詞，公木曾向夫人吳翔表示：「相比之下，我還是更喜歡原來的詞，但改詞是國家需要，我服從就是。」
1998年，公木去世，他的墓碑上甚至沒有生卒年月，但工整地鐫刻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原始歌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