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得益於海頓，交響曲這種形式才成為了一個作曲家最宏偉、最原始和最大膽的樂思可以寄託的載體。海頓早期的交響曲更像是組曲，就是從這種歷史體裁中，交響曲才逐漸發展了起來。海頓的《第二十二交響曲》，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哲學家」——雖然沒有人知道它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就是這種創作手法的典型例子。在海頓那個時代，沒有人想到過用一個高貴的慢板樂章作為一部交響曲的開頭，也沒有人嘗試過像這部交響曲開頭那樣非同一般的音響效果：一首由兩支圓號和兩支英國管吹出的眾讚歌，與它相對應的是弦樂群連續不斷的音型。所有這些大膽的創新都給了這個樂章以一種陌生的、意料之外的美妙感。這種冒險的精神在這部交響曲其他三個樂章中得到了延續，它是這樣一部作品：你會感到交響曲的風格擴大到一種公眾集會的範圍，表現了一個作曲家最深刻的思想。
貝多芬《第三「英雄」交響曲》第一樂章
這是一部將交響曲的長度、結構和意義推進到一個新的程度的作品。據說最初貝多芬是為了向拿破崙的成就致敬而創作的，但是當拿破崙自立為王時，貝多芬感到非常憤怒，他撕去了原本的獻詞。如今，交響曲的扉頁上寫著「紀念一位偉人」。
這部交響曲是進入「英雄」世界的一張至關重要的門票。貝多芬的前兩部交響曲充滿了海頓的精神，但在《第三交響曲》中，他關於交響曲這種形式到底可以做到什麼程度的想法，往前跳躍了大大的一步。這部交響曲每一個樂章的活力，無論是速度、力量還是十足的長度，都達到了一種新的規模——第一樂章仿佛一篇宏大的、洋洋灑灑的散文，有著勢不可擋的音樂動力，第二樂章是葬禮進行曲的典範之作，第三樂章以一首瘋狂的諧謔曲取代了原本具有宮廷感的小步舞曲，第四樂章則是一首史詩般的變奏曲集。客觀地說，《英雄交響曲》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完全成熟的貝多芬，那個將會繼續創作一系列不可思議的交響曲的作曲家，最後以《第九「合唱」進行曲》告終。
柴科夫斯基《第六「悲愴」交響曲》第一樂章
這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後一部交響曲。這部交響曲通過它不同尋常的結構和鼓舞人心的張力，表現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和富有戲劇性的描述。第一樂章感覺像一首幻想曲，幾乎可以自成一部獨立的作品。第二樂章是一首歡快的舞曲，有著相對比較輕快的情感溫度，但是交響曲的最後兩個樂章充分體現了柴科夫斯基總體規劃的能力。第三樂章一開始時像一首諧謔曲，但後來變得越來越瘋狂，直到聽上去像是一個狂暴的軍隊入侵。隨後就是絕妙的終曲，慢板樂章，在此，柴科夫斯基特有的「憂鬱」商標逐漸變成了悲情的絕望釋放。
馬勒《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
在馬勒創作這部交響曲的時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不長了。人們普遍認為這個終樂章的性格，二十五分鐘的慢板，是關於對死亡的接受和知曉其不可避免性。也許這只是這個樂章表達的一部分內容，此外它還訴說了更加令人痛苦的心酸往事。這是馬勒對他死去的女兒的輓歌。當年，在馬勒創作聲樂套曲《亡兒之歌》時，他的妻子阿爾瑪就認為這是對自己女兒的一種「預言」。幾年後，阿爾瑪被證明是正確的，他們果然失去了一個女兒，馬勒陷入了深深的愧疚。
在《第九交響曲》的終樂章中，音樂在綿長的、寬廣的弦樂線條中哀悼，最低的巴松管與最高的長笛形成了完全空洞的對比性音樂，表現了馬勒失去女兒後情感上的空虛。在交響曲總譜的最後一頁，明顯引用了來自《亡兒之歌》中一首講述孩子升到天堂的歌曲旋律，大大加強了這部作品與他失去孩子之間的聯繫。在交響曲的末尾，音樂逐漸歸為靜謐，但卻讓人感受到一種決心，體現出作曲家已然接納了這個結果。
蕭士塔高維奇《第七「列寧格勒」交響曲》（1941）蕭士塔高維奇《第七「列寧格勒」交響曲》第一樂章
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七交響曲》在戰爭時期的演出情形可能是所有交響曲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了。在列寧格勒被納粹德國圍困的時期，作曲家先是逃出城，和莫斯科大劇院樂團一起在空襲警報中完成了《第七交響曲》的首演。五個月後，樂譜被裝入戰鬥機，飛行員冒著被擊落的風險將它投入列寧格勒。此時餓殍滿城的列寧格勒已經湊不齊一支完整的樂隊，首次排練時只來了二十個人，骨瘦如柴的指揮甚至揮不動指揮棒。僅經過一次十五分鐘的排練後，《第七交響曲》在列寧格勒大劇場首演了，飢餓的人們從四處聚攏進來，在德軍的隆隆炮聲中，樂團完美地完成了演出。
*本文原載自英國《衛報》2011年11月3日，作者為英國指揮家 Mark Elder。中文翻譯轉載自《音樂愛好者》2013年第9期，譯者：金鈴；轉自田藝苗的田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