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五十年前，在阿爾·帕西諾的演員生涯開始之際,馬龍·白蘭度給了他兩條建議：不要打官司，也不要搬到洛杉磯。
七十四歲的阿爾·帕西諾避開了法律糾紛，但沒有免俗的搬去了比佛利山莊，他在那裡挑選了一處住所並且一住就是十多年，與他孩子們的母親（女演員比佛莉·德安姬羅）共同撫養已經年方十三歲的雙胞胎：安東和奧利維亞。帕西諾並沒有結婚，他還有一個二十四歲的女兒朱莉·瑪麗，是一位有抱負的作家、電影製作人。每隔半小時左右，在帕西諾常年休憩的住宅旁，就有一輛敞篷旅遊巴士沿著寬闊、整齊的大道緩緩經過，上面載滿了伸長脖子看熱鬧、隨時準備拍照的遊客。綠色帆布遮擋在長長的鐵籬笆條上，將這個地方與街道隔離開並隱蔽起來；低垂的印度月桂樹從上而下的封住了任何能看見的生物。
但旅遊巴士還是會在這裡停下來，導遊不停講解，遊客伸長脖子尋找演員或他孩子們的蹤影。在我和帕西諾相處的第二天，我在他家門前下車時碰巧遇到了一輛旅遊巴士。導遊俯下身問，「昨天你也在這裡，」他說，「你認識阿爾?」我點了點頭。瞬間，我頭頂上方相機快門一陣狂響。而與此同時，帕西諾躺在房子後面一片寬闊草坪的盡頭的一張躺椅上，正在用手機處理事務。旁邊有一個隔著籬笆的遊泳池，更遠處是他所謂的「地堡」，一間暗褐色的外屋，有時他會去那裡研究他的角色。帕西諾像平時一樣穿著黑色夾克、襯衫、休閒褲和鞋子，灰色的領帶松松的掛在胸前。他把這些熨燙平整的衣服分門別類的掛在架在客廳隔斷壁龕的衣櫥裡，旁邊是他不常使用的槓鈴和摺疊著的跑步機。這所舒適的房子以對外觀的滿不在乎而聞名：沒有繪畫，沒有名牌家具或俗豔的裝飾。從帕西諾的房子就可以清楚的看出來他只關心絕對的、內部的精神層面的事物。
作為一名演員，帕西諾一直願意去做任何他應該做的事情，只為了找到靈光一現的「那一刻」；他相信他的直覺，他在任何靈感來臨時都會演技爆發。表演對他來說，與其說是一個職業倒不如說是命中注定。「這是我應該做的，」他告訴我，「這是我生活的齒輪，通過表演，一切都突然變得融會貫通，我會通過這種途徑來了解我自己。」
帕西諾為他那個時代貢獻了一些最令人難忘的形象豐富多彩的作品：《教父》三部曲(1972—1990)中變身黑手黨成員的大學男孩麥可·柯裡昂；《衝突》(1973年)中的告密警察弗蘭克·賽爾皮科；《疤面煞星》(1983)中的古巴毒梟託尼·蒙大拿；《勾心鬥角》(1983年)中倒黴的小偷蒂奇；《熱天午後》(1975)中的準銀行劫匪桑尼·沃茲尼克；《至尊神探》(1990)中最大的黑幫首腦「大孩子」卡普裡切；《拜金一族》(1992年)中會說話的推銷員瑞奇·羅馬；《天使在美國》(2003)中的託尼·庫什納；以及HBO（家庭影院）版本的深櫃律師羅伊·科恩——一百多個角色被他搬上大屏幕或舞臺。近年來,他描繪了一些傑出而怪異的熒幕形象，其中典型的如在巴瑞·萊文森的HBO電影《死亡醫生》中的安樂死活動家傑克·凱沃爾吉安, 以及在大衛·馬梅的HBO電影中與搖滾樂偶像同名的「菲爾·斯佩克特」。
帕西諾很遺憾他在過去十年的許多好萊塢電影(《火線特功》《無人之子》《88分鐘》《傑克與吉爾》)只是迫於生計完成的任務。「如果你沒有積極主動性，那麼你必須自省一下了——這些東西中的意義在哪呢?」他說，「我不想對我的藝術作品抱著『這只是一份工作』的感覺」。
由於他千人千面的演繹天份，帕西諾經常被拿來與另一個樂於求實探索的天才——白蘭度相比。帕西諾十三歲時在學校參加改編自《家庭甜蜜兇殺案》的劇目演出，當他在舞臺上的角色應該生病時，他就用作嘔來體現，那時他對表演就已經擁有很強的認知能力了。「有人走過來對我母親說，『這是下一個白蘭度。』我說，『白蘭度是誰?』」帕西諾回憶說。但白蘭度和帕西諾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隨著時間的推移，白蘭度開始封閉，對表演也逐漸意興闌珊，他失去了他的天賦；帕西諾歷經一切，卻仍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表演。「我相信我能做得更好，因此我仍在堅持。」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我，「有一天我對你說，『約翰，我這個角色太成功了，』我希望你能勇敢、莊嚴地向我頭上拋來一個花圈，然後非常安靜地、同情地槍斃了我。」
帕西諾有三部新電影於2014年上映：巴裡·萊文森的《低入塵埃》,他扮演一個已經失去了魔力的老演員；大衛·戈登·格林的《破碎之角》，一部關於一個古怪的小鎮鎖匠的電影；以及丹·福格曼的《丹尼·柯林斯》，是一個溫暖的治癒系寓言故事，講述一個華而不實的明星想扭轉藝術現狀和奢華的生活狀態。在七十四歲的時候，帕西諾有時會問自己，「我應該什麼時候退下來享受餘生呢?」 但是，又有兩個新電影已經箭在弦上了（馬丁·斯科塞斯的《愛爾蘭人》，關於據說是殺了吉米·霍法的那個人的故事；以及布萊恩·德·帕爾瑪的關於喬帕特諾的紀實電影），另外還有2015年百老匯大衛·馬梅的戲劇《中國娃娃》，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會很快的。
帕西諾的大多數房子已經轉到他的孩子們名下了。他們的小窩像是帕西諾家族的營帳，擺滿了玩具：一個彈球機，鼓裝備，電吉他，娃娃，一堆遊戲，球，球拍和遊泳裝備塞進籃子裡靠在牆邊。一張矮桌上堆放著正在搭建的樂高玩具，一個拳擊吊袋不協調地掛旁邊屋外院子裡的燒烤架旁。拳擊吊袋是帕西諾的兒子用的，當我問帕西諾他是否也用，他說，「像奧斯卡·王爾德一樣,每當我有鍛鍊的想法時，我就躺下直到它消失。」帕西諾的周末通常都用來陪伴他的雙胞胎，因為「他們的媽媽知道我是一個逃避家務活的人。」
他讓我在客廳沙發上，看他自編自導自演並作為主要投資人的文獻片《王爾德莎樂美》，這部戲將於當月上演。這部電影見證了帕西諾長達八年努力成為奧斯卡·王爾德的嘗試，包括載入史冊的2006年在洛杉磯上演的王爾德的悲劇，他扮演希律王與飾演莎樂美的傑西卡·查斯坦茵搭檔。(《王爾德莎樂美》與同名電影同步上映。)帕西諾1989年在倫敦第一次看到《莎樂美，他當時沒有意識到這是王爾德寫的。「這是誰寫的?我想認識這個人，」他回憶道，「我感覺到一種吸引，這是一個志趣相投的人。我認為這是一種惡作劇，一種顛覆。」
與《尋找理察》（1996年拍攝，帕西諾關於莎士比亞《理察三世》的電影）相似，電影《王爾德莎樂美》是一種戲劇性的拼接——從史實到表演再到採訪再表現出來。帕西諾是在船上大聲催促的指揮者；他是好色的希律王，一直在覬覦他美麗的養女莎樂美；他是追問湯姆斯·託帕德、託尼·庫什納、戈爾·維達爾和波諾關於王爾德的採訪者；他是提供「Wildeana」花邊新聞的教授；他是帶著阿拉伯頭巾和駱駝跋涉穿越沙漠的人類學家。有時，帕西諾甚至突然又成為夾克口袋裡插著康乃馨和柔軟手帕的王爾德本人。
帕西諾對王爾德的熱情有一部分源於對擁有作者那樣的智慧和口才的渴望。「當我的現狀面臨挑戰時，我會膽怯。「他說，「王爾德的大腦是很夠用的。「帕西諾所受的正規教育在十年級就結束了，他努力了很多年去彌補知識的不足。在帕西諾的事業早期，當他在Israel Horovitz（1968）的戲劇《The indian Wants The Bronx》中有了突破性的演出後，他出現在「梅爾夫·格裡芬秀」中，面對數百萬電視觀眾時，他好像被定住了。「他做不到，」Horovitz回憶道，「他覺得自己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對自己出現在這裡感到丟臉，他不是他飾演的角色——他只是AL。」帕西諾對表演的投入，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對他的不自信的對抗。從他拿到一個腳本開始工作，他說就像拿到了一個許可證。「我可以交談，我能說話，我有話要說，」他解釋道，「不需要受過大學教育。所有你羞於談論和難於理解的事情都可以在劇中表演出來。偉大作品中的語言可以幫你釋放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