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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圈最大的商業社群』
文丨郭力昕 來源丨青年電影手冊
臺灣著名製片人 李烈
臺灣電影人為何那麼反感行政幹預電影？反感商業侵蝕文化？來看看臺北電影節發生了什麼。
臺灣著名製片人李烈於11月23日辭去臺北電影節主席，兩天後，她在facebook上貼出辭職經過：
與柯市長、倪局長口頭請辭，並且花了一個小時闡述我的想法之後的第二天，我到北影辦公室，跟同事們說明我之所以選擇離開的原因。
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拋棄你們。」
是的，我沒有不戰而降，我也不是放棄對抗；相反的，這是在這段時間以來，北影事事被牽制，動彈不得的狀況下，經過深思後而下的決定。
北影主席的頭銜絕不是個光環，當初答應接這個位子，是真心希望可以做些什麼。
像北影這樣一個有17年歷史的影展，一個在國際上已有些許名聲的影展，我對它的期望，絕對是超乎「地方性影展」的範疇的。
有那麼多的臺灣電影，透過北影被看見：《海角七號》、《九降風》、《不能沒有你》、《乘著光影旅行》、《沉沒之島》、《金城小子》、《築巢人》⋯如果沒有這個平臺，他們很可能就淹沒在茫茫的商業市場大海中，不知去向。
北影做的，是文化。
可是當文化局要棄文化而選擇商業，當17年來從來沒有人幹涉或下指導棋的型態要被改變，「主席」這個頭銜，便成為一個綁手綁腳的緊箍咒，因此，我選擇放棄這個讓人施展不開的身份。
接下來的我，只是個臺灣電影工作者、臺北市市民、納稅人，我有我的權利去監督在位者如何使用他的權利。
我還在，並且會行使我的公民權，做更嚴格的監督。
北影的孩子們，你們不孤單，臺灣電影人會是你們的後盾，但是請你們要更爭氣，就如我那天說的，你們要更好，我也相信你們會更好！
▽
就跟李烈的名字裡的那個「烈」一樣，她真的是非常剛烈，寧為玉碎不為完全。
郭力昕先生授權發布，原文刊登於臺灣《報導者》。
誰扼殺了臺灣電影？
文/郭力昕
近日李烈辭去臺北電影節主席職務，並表示北市府文化局幹預北影節的獨立運作空間，擦槍走火地引發了幾位諮詢委員的集體聲明與退席，以及紀錄片工會、和稍後擴大至更多電影人對臺北市文化局的集體聲明與指責。這些聲音終於讓文化局長倪重華道歉，表示不再幹預北影節的事務，而全權交由新任主席李屏賓及其所組成的工作團隊獨立運作。但聽其言得觀其行，北影節會有怎樣的走向，還須要觀察。
臺北電影節被視為臺灣本土電影人之獨立創作的最主要鼓勵機制與展示平臺，17年來堅守的多元電影文化的定位，可以被一位信奉商業邏輯與電影工業技術面向的局長試圖只手改變，是引發電影文化圈集體反彈的原因。然而，倪局長個人對電影文化的看法與作法，或者其行政風格，是讓臺灣的獨立電影文化面臨風險的原因嗎？我認為不是。倪重華只是結果，是臺灣電影文化累積了至少三十餘年的聲譽、但至今仍完全不被這個國家重視的比較明顯粗魯的另一個例子而已。
臺灣著名電影攝影師李屏賓接任臺北電影節主席一職 （圖：佳映娛樂）
稍微檢視臺灣其他的影展，或整體電影生態，也許能有個比較清楚的圖像。先看另一個重要的獨立電影文化創作展演平臺、也是臺灣三大影展之一的「臺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TIDF）。這個從文建會到文化部贊助的影展，多年來提供臺灣紀錄片創作者與觀眾重要的交流平臺、養分與國際視野。龍應臺任部長時，一度決定增加預算，並將雙年展改為年度影展，使其成為華人世界的最重要紀錄片展演平臺，並吸引更多國際紀錄片創作好手來臺參展、競賽。在華人世界裡，由於臺灣擁有言論自由的獨特條件，讓TIDF成為華人獨立紀錄片的大展示場，原本是個很好的想法；但隨著龍應臺的離職，這個有價值的電影文化政策，隨即人去政息。文化部的接任者與主事者顯然並不在乎、或者並不理解紀錄片可以帶來的兩岸政治影響力，即使2014年的影展辦得有聲有色，票房可圈可點，文化部依舊將TIDF縮回原先的規模與狀態。
臺灣著名作家 龍應臺
再看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金馬獎」與「金馬國際影展」。2013年，此機制隆重慶祝了走過半個世紀的金馬獎。它的相關活動，從過去相對比較商業、主流取向的傳統中，不斷脫胎換骨：無論國際觀摩影展，或者尤其金馬獎的評選方向，在兼顧大眾口味與維持其作為華人電影最重要之競技平臺的同時，愈加努力的賦予金馬獎鼓勵藝術創作的取向。這個走向，相當清楚的反映在近年來以及今年的得獎名單裡。從《刺客聶隱娘》、《醉‧生夢死》、《山河故人》到《路邊野餐》與《大同》，都是堅持藝術創作，不想取悅商業市場和觀眾的作品。這個精神，必須要肯定金馬獎主事者給予影展策展團隊與競賽評審團獨立自主的作業空間。相對於金馬獎，北影節的行政幹預就顯得格外荒唐了
令人納悶的是，一個能在主流電影中鼓勵專業與藝術創作高度的競賽機制，何以同時又能夠允許、忍受每年被各方批評的那令人倒胃的頒獎典禮。金馬50的頒獎典禮，算是歷年來最不失莊重的一次演出了；但50一過，設計典禮的概念，重回那一套臺灣劣質電視裡的文化：過度冗長的節目（讓被「綁架」在鏡頭前不好意思離場的嘉賓枯坐4個半小時）；多年不變、無聊當有趣的主持人或頒獎者臺詞；多年不變、「馬雷蒙舞蹈團」水平或趣味的笨拙歌舞表演。它總是想像著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形式與排場，卻永遠只能做成令人尷尬、歹戲拖棚的滑稽版本，然後拼命以「公主抱」或李康生之類的趣味來挽救一點收視率。現場來賓或看直播的觀眾，為了想知道獎項結果，不得不一再忍耐，典禮的製作者卻年復一年樂此不疲的生產這種節目。何以金馬影展或金馬獎評審，和此獎的頒獎典禮水平，有這麼大的落差？那麼，表徵臺灣電影文化水平的，到底該是前者還是後者？
第50屆臺灣電影金馬獎
金馬影展／金馬獎，和它的頒獎典禮，像是一個隱喻，映照著臺灣電影的兩個似乎完全沒有交集、互不影響的文化生態。雖然世界各地的影展觀眾，與看好萊塢或本國商業電影的觀眾，大抵都是人數比例懸殊的兩種客層。但是，以臺灣這樣大小影展無數，多年來培養了這麼多嚴肅電影人口、與不同世代眾多具有創作才華之電影人的國家，加上臺灣的教育普及程度，和地方小所能產生的文化相互滲透速度，卻竟而依然絲毫無法實質地改變臺灣絕大多數消費者非好萊塢商業大片不看的觀影口味、與本土電影創作之艱難產制環境，這樣的例子仍屬稀少，若非絕無僅有。
臺灣最大宗的電影觀眾只能擁抱好萊塢大片，不見得是因為臺灣人天生崇拜好萊塢或缺乏多元觀影能力，而是有著制度上的原因，我稍後再談。當然，立刻可以想見的，是臺灣藍綠統治集團長期親美的立場，和長期對著美國大眾文化自我殖民的結果，讓例如每年國內媒體把奧斯卡頒獎典禮與得獎名單，當成臺灣應該普天同慶的重大事件處理（譬如，典禮隔天幾份主要「質報」的頭版、要聞版和影劇版，動輒五六個全版報導），比美國的媒體還興奮，是使臺灣電影大眾的口味被牢牢死鎖在好萊塢大片的一個根深原因。而無論如何，由於臺灣社會大眾對電影的普遍認知只能是這樣，因此各種對電影文化的無知與粗暴態度，就不難理解了。
回到臺北電影節事件作為一個例子。倪局長以自己的認知幹預電影文化方向，未必故意濫權，決心讓電影服務政治、商業目的，而可能是過度自信於他對電影文化的有限視野。那麼，問題與責任也許更應該是柯文哲市長的：柯文哲對文化的認識，是在怎樣的水平裡？或者更重要的，他在不在乎文化？面對北影節的集體聲明與抗議事件，柯文哲只說了一句：局長自己要負責做好與人溝通的事。我們的首都市長對（電影）文化的走向，有沒有任何主張或看法？還是，一個靠民粹與選票而非傳統政治勢力當選的政治人物，只要雷厲風行的推動市政建設，持續得到媒體和市民的支持，則文化的無知與否、或該如何發展，就可以根本無需在他關切的視線之內？傳聞倪局長的任命，並非柯市長的選擇，而是來自民進黨的「推薦」。果若如此，則多少左證了我們的政治人物或政黨，確實只在乎政治交換與「業績」，不在乎文化的。
臺北市長柯文哲
另一個例子，是近日在《自由時報》「星期專論」專欄上，資深新聞工作者盧世祥（從《灣生回家》金馬獎扛龜說起——2015.12.06）一文的論點。盧世祥以去年魏德聖導演的《KANO》在金馬獎全數落馬，今年的臺灣紀錄片《灣生回家》又敗給中國的獨立紀錄片《大同》，而對這個最受注目的華語電影獎遽下「有中國卻沒了臺灣」、「鄙視臺灣、以中國為中心」之類的批評。全文依其一以貫之的政治論調，可以沒有一句關於這三部電影本身作為藝術創作的任何分析，就得出「金馬獎只是文化界尚未落實轉型正義的一例」這樣的結論。電影對盧世祥只是政治符號，甚至可以粗暴到以得獎的是中國電影還是臺灣電影，來臧否金馬獎的價值與意義。何以一位資深媒體人，可以對電影的談論傲慢粗疏至此？極可能因為他根本不認為電影是文化，因此誰都可以用這種踐踏電影的語言發表謬論而無需負責。
紀錄片《大同》海報
如果說臺灣從政府到民間對電影文化見怪不怪的粗鄙態度，源於我們的政府不在乎電影、不理解電影的文化力量、缺乏治本的電影文化政策，可能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相關部門都不能接受。然而，臺灣的各級政府，是怎麼關切電影、或理解電影之文化力量的呢？扶持本土電影的政策，除了輔導金，還有什麼作法？先看政府對電影作為文化力量的理解方式。從中央到幾個主要城市的地方政府，都編列預算鼓勵創作、引入資源；但他們大抵只能著眼於是否能鼓勵國際大導演來臺灣拍片，以能在全球放映的影片裡，露出一些臺灣場景，同時希望有些電影攝製經驗的技術轉移。在補助國內的電影創作企畫案時，也只會要求具商業賣相的劇本裡，要有一定比例的地區景物以「營銷城市」。
但是，國際電影工業團隊的技術很難直接轉移，分秒燒錢的電影大投資製作，恐怕也沒有這個額外的時間／預算同時提供技術培訓，且不論臺灣電影的主要特色一向不在大資金的電影工業產制。而在影片中讓臺灣或各地城市景觀被看見，更只是停留在一種觀光局式的營銷臺灣概念。多幾部國際電影裡讓外國觀眾看見臺北101、日月潭或墾丁，是為了抹消過去西方電影裡偶爾開個「質量很差的雨傘是Made in Taiwan」這個負面形象，還是認為看見臺北101，能讓國外觀眾對臺灣整體或特定城市增加敬意？
《醉‧生夢死》橫掃臺北電影節6項大獎（圖：新浪娛樂）
臺灣因為電影而受到國際矚目、敬佩，不是這種觀光宣傳片的邏輯，而是因為臺灣這個奇妙的、幾乎被人遺忘的小島，竟能培養出侯孝賢、楊德昌，或者並不出生成長於臺灣、但學習並創作於此且稱自己為臺灣導演的蔡明亮、趙德胤等這些電影人。他們的電影作品不僅在國外的影展發亮，更在國外的電視頻道裡進入人們的家庭，讓別人不能不思考，能培養出這麼多厲害導演的島嶼，不可能只有天災人禍、只會在國會打群架、只能替蘋果計算機／好萊塢動畫代工，或者只值得過境時玩個兩天的另一座亞熱帶島嶼。不客氣的說，光是侯孝賢電影替臺灣累積的文化形象輸出，恐怕抵得過文化部門加上外交部門許多花錢費勁卻無功的徒勞。
悲哀的是，今日臺灣早已有更多在藝術、技術或眼界上超越侯孝賢的不同世代導演，但他們面臨更艱難的處境。即使是侯孝賢，在1980年代末挾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效應、回臺灣獲得票房大捷的《悲情城市》，也已經很難將這種票房效果複製在今年得到坎城最佳導演獎的《刺客聶隱娘》了，儘管前者的政治題材也許對當時好奇的國內觀眾具有吸引力。當然，侯孝賢並不需要特別在乎票房，他可以靠著自己過去的努力所累積的聲望與資源，專注於電影藝術的純粹追求，十年磨一劍。但是環顧臺灣，還有誰能擁有「十年一劍」這極度奢侈的拍電影方式呢？
電影《悲情城市》劇照
侯導在金馬頒獎典禮受領「年度臺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座時，對年輕導演們說，電影已經進入數字時代了，拍片的材料成本降低很多，大家別再猶豫，趕快用力多拍吧。但是找到資金、拍完了的電影，要往哪兒放映呢？臺灣的電影院線，被美商公司佔據了七、八成的放映空間；戲院售票的真實收入，又是一個靠著黑道撐腰的絕不公開的黑洞，讓即使賣座的國片也拿不到真正應得的收入。一個拍了電影卻上不了院線，或者為了排上稍好之檔期條件、必須在創作理想與現實之間拉扯的有創作企圖的導演，最後只能不斷拍出既不真正商業（因為不想妥協）、又不能讓藝術或政治話語真正到位的打了折扣的作品，以試圖取悅發行映演條件，但仍可能一兩周內或更快的被戲院冷酷下檔。一個缺乏穩定放映空間與透明票房帳目的電影人，如何繼續燃燒他的創作熱情，維繫其電影生命？
一言以蔽之，臺灣的政府，從來沒有、也不敢有治本的電影文化政策。臺灣電影的治本政策，不能只有電影輔導金，「銀幕配額」才是關鍵問題。也就是，政府應該在1983年首訂的《電影法》中，對電影映演業者明確設定國片的放映比例。這是傳播學者馮建三多年來在他的研究與評論文字中，反覆強調的呼籲，但是政府充耳不聞。馮建三為文指出，中央政府不但不制訂國片放映比例，且在2001年民進黨執政初次修訂電影法時，偷偷削弱此精神，把原來條文中「應有國產影片映演比率」的條文，改為「得考慮」設定國片映演比率。而在2014年文化部再修電影法時，乾脆把「設定國片映演比率」這其實也從未執行過的八個字整個刪除！這就是我們認為最有擔當、有文化視野的龍應臺前部長的作為。她究竟受到來自誰的、怎樣的壓力，非得把這關鍵的精神徹底扼殺呢？
馮建三強調，當韓國國片在20餘年前的電影票房低至16%（雖仍比臺灣高很多）時，電影人結合社會力量向政府施壓，而韓國政府在壓力下從善如流，於1994年起制訂韓國片的銀幕配額制度，規定一年裡戲院要有四成時間（大約140幾天）必須映演韓國電影，並嚴格執行。這個銀幕配額制度的制訂，執行了13年之久，讓本國電影票房立刻翻倍且一路上升，壯大了韓國電影面對好萊塢電影的競爭力，且由電影而影響電視劇的水平，造成今日席捲全球的韓流。臺灣電影圈的人才比韓國少嗎？且不說早年，即使在當臺灣新電影出現時，未聞韓國有什麼不得了的電影產制，但是當他們的電影文化政策明確出檯後，很快的就把臺灣電影產業甩得老遠。
韓國電影人「光頭運動」
臺灣政府不但沒有決心與勇氣如此作為，連2013年龍應臺曾提出戲院繳交票房5%營業稅、專款回饋作為電影基金收入，提議一出，既得利益者群起反對，結合立法院的幫腔者，文化部立刻收回提議不再出聲。另一方面，根據媒體報導，今年九月份臺北西門町「豪華數字影城」的執行長蔡政宏，因為公布了實際票房數字，妨礙了同業長期掩蓋真實票房所得的巨額利益，而被人引來黑道將蔡執行長毆打至左眼幾近失明。儘管今年五月立法院已通過電影法修正案，要求全臺票房透明化並建置計算機票房統計系統，但是目前看來，我們的電影映演生態，仍是由戲院既得利益者與黑道合作把持的局面。
臺灣的電影生態，大抵仍維繫於一種美商壟斷、黑道治理、無政府狀態下的叢林法則與循環剝削邏輯。馮建三教授對本國電影必須實施「銀幕配額」的研究分析與諤諤之詞，藍綠政府固然無人理會，電影人似乎也不積極思考其重要性，因此大家無法團結在關鍵問題上展開有效行動。如果我們只能在枝節問題上發個聲明或抗議一下，政治權利集團是不屑理會的，電影人最後只能落得回到各自的處境中，繼續臣服、妥協、辛苦求存於既有的嚴重剝削生態。為什麼我們不能團結起來，強力要求治理臺灣電影文化的應該是中央政府，不是黑道、戲院老闆、或美商公司？
如果「銀幕配額」的法規能重新寫回電影法，並且嚴格執行，讓臺灣電影的集體創作力勃發，讓這麼多前僕後繼的電影人有合理的映演機會與空間，讓臺灣電影在國際上不必30年後仍只能靠侯孝賢十年點亮一次臺灣之光，難道不是很美好的局面？同時，這樣有利於電影人和臺灣電影觀眾之集體文化自信與自豪的結果，難道不能轉換成「選票」意義？美商公司有選票嗎，黑道和戲院老闆究竟握有多少選票，讓政府能怕成這樣？一個怯懦無能於帶領臺灣文化向前走的政府或政黨，藍綠、統獨或政黨輪替，究竟又有什麼用呢？
郭力昕：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媒體與傳播系博士，現任教於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著作包括《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再寫攝影》、《真實的叩問：紀錄片的政治與去政治》等。近年的評論文字與學術書寫集中於攝影與紀錄片的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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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7日，臺灣紀錄片工會聲明
勿以政治思維霸凌文化活動
紀錄片工會針對北影事件聲明與聯署
去年（2014）七月才剛接下臺北電影節主席的李烈，日前發表了請辭聲明，這件事不只佔據了媒體的影視版面，也成為電影圈最令人關注的事件。
隨著媒體報導以及李烈在臉書上最新說明所提到的「文化局要棄文化而選擇商業」，臺北市文化局與北影團隊的分歧點已然清晰，這不單單關乎影展的定位與獨特性，更反應出北市文化局對於文化的漠視與糟蹋。
已舉辦十七年的臺北電影節，一直以來，都以鼓勵具藝術創作與獨立精神的電影為其特色，在長年耕耘下，已是國際影人認識臺灣電影的重要窗口，更是國內影人公認的臺灣電影重要殿堂；令多數人印象深刻的是，臺北電影獎連續五屆百萬首獎皆由紀錄片獲得，2014年由調查禽流感事件的《不能戳的秘密2》獲獎時，李惠仁導演甚至在臺上高喊：「農委會，我來了！」
這正說明了一個綜合性影展所標榜的，對多元電影文化的重視和呵護，而非一昧擁抱市場或迎合觀眾，在臺灣電影於商業戲院映演管道被極度壓縮時，是像北影這樣的電影節努力撐出了一點空間，讓紀錄片、動畫、短片、獨立電影有被看見的機會，讓創作者還能在其中相濡以沫，互相鼓勵前行，這也正是李烈在聲明中所述：「北影做的，是文化。」
如今，北影這十七年的累積與成績，在文化局長倪重華「空泛的期許方向」介入下，影展主席、總監、諮詢委員皆相繼離職，已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在倪重華上任前後，從遴選爭議到Live House政策跳票，再從文化資產保存到電影節事件，其幹預多於尊重，開發大於保存的思維，在接二連三的爭議中，都令文化人與相關團體失望唾棄，在在都已成為他不適任的最佳實例。
事實上，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官方出錢老大心態，不顧質量，不重專業，將影展與文化活動視為煙火點綴案例的多不可數，北影事件延燒至今，可視為最好的借鏡，不僅反映了人民對官僚的嫌惡，更激發出電影人的團結與抵抗精神。
最後，作為捍衛者與支持者，紀錄片工會在此嚴正呼籲，並發起聯署聲援行動：勿以政治思維霸凌文化活動，影展不是市府擦脂抹粉的彩妝品，更不是可被交換的附屬籌碼，請還給臺北電影節一個專業自主的獨立空間！
發起人：臺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聯署人，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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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張艾嘉都先後擔任過臺北電影節主席
12月1日，侯孝賢、張艾嘉等178位電影人聯名發表聲明，要求倪重華道歉。聲明如下：
回歸電影專業，重返文化正軌
北影節爭議電影人聯合聲明
自臺北電影節主席李烈發表辭職聲明後，北影爭議越演越烈，先後有諮詢委員總辭，紀錄片工會、電影導演們與上千名民眾也力挺參與聲援，譴責政治思維霸凌文化活動，影展不該是市府擦脂抹粉的彩妝品，要求還給臺北電影節專業自主的獨立空間！
其眾多爭議，在北市文化局倪重華的徹底否認與敷衍道歉下，不見解決事情的誠意，僅任憑傷害不斷擴大，踐踏著由無數電影人努力下，已舉辦了17個年頭的北影節所累積的信譽與成就；其自毀文化的思維，不禁讓人懷疑倪重華作為「文化」局長是否適任？以及為何應以文化優先的局處，在各議題上，卻都是產業、商業、政治服務的思維掛帥？
當北影之火越燒越烈，電影人也越來越憤怒，因此決定團結發表此聯合聲明。我們強烈要求臺北市文化局長倪重華與及電影節所屬科股正式道歉，並公開說明爭議始末；同時報告電影節諮詢委員會議情形，以及臺北電影節之預算進度，並在「回歸專業價值、回歸自主體制、回歸電影文化、回歸多元監督」的四個原則下，承諾下列事項：
一、回歸專業價值：臺北電影節之預算經費，雖來自臺北市文化局所屬之臺北市文化基金會，但臺北電影節的發展有其肯定獨立創作之歷史沿革，作為一個專業的電影節策劃執行團隊，其專業性應受尊重，不應受官方幹涉要求或配合市政宣傳作為活動重點。
二、回歸自主體制：臺北電影節的策劃執行有其獨立運作之必要，絕非附屬於官方之宣傳工具，須確保電影節主席、總監、策展人、執行團隊擁有策畫節目及活動的自主權，亦不得任意整並組織，致使電影節之策劃執行遭受位階矮化或目的性幹擾，影響活動發展的自主空間。
三、回歸電影文化：影展應為耕耘電影文化而努力，在臺北電影節多年的運行下，其獨特性與國際知名度已然確立，經營多年之臺北電影獎及國際新導演競賽（前身為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等活動主軸，應予以肯定，並維持臺北電影節的屬性與獨立精神。
四、回歸多元監督：重整臺北電影節既有的上屬單位組織架構，明確訂定尊重專業之制度公約，並儘速推動諮詢委員會繼續運作，給予影展全面且多元化的意見與監督。
傲慢的官僚態度與出錢即老大的官方心態是謀殺文化的兇手，此爭議是北影節即屆成年之齡（18年）的重大考驗。作為北影節的關心者與呵護者，我們將以公民力量持繼支持與監督，並呼籲北市文化局應重返文化正軌，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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