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15日清晨，時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禮次郎乘坐的列車抵達大阪站，隨即轉乘阪神特別列車繼續他的旅程，目的地是兩年前剛剛建成的西宮市甲子園棒球場。
此刻的若槻內閣剛成立半年，正面臨著國內外的諸多難題。關東大地震後，日本國內尚處於恢復重建階段，伴隨貧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是方興未艾的左翼運動。一年前，以防範日本國內共產主義左翼運動為主要目標的《治安維持法》剛頒布施行。一個月前，以廣州為根據地的國民政府正式誓師北伐，日本當局則還未拿定主意如何應對。儘管如此，若槻首相仍堅持親赴甲子園，由此不難看出這場運動大會在日本社會的特殊地位與巨大影響。
上午十點，若槻首相出現在甲子園球場的特別席上，親眼目睹宏偉的球場與座無虛席的看臺，不由感嘆：「真是了不得啊！」
代表比賽主辦方——《朝日新聞》的專務下村用麥克風在場內廣播道：「我國內閣總理大臣親臨球場著實難能可貴，這為本屆大會更添一層光彩。」
隨後，若槻禮次郎的祝詞也通過麥克風傳到場內數萬名觀眾的耳中：「剛健的精神存在於健康的體魄之中，國民體育之進步乃國家向上之要素。諸君通過公平競賽，促使國民體育進步，實為無比幸福之事。祝願諸君之健鬥！」
烈日下，若槻禮次郎看得聚精會神。《朝日新聞》的記者問他：「您看得懂棒球嗎？」
若槻答：「雖然看不太懂，但見識到了勇猛的氣勢。」
記者又問：「閣僚中有人打棒球嗎？」
若槻答：「諸位都不太在行，只有幣原略曉一二。」
當時幣原喜重朗在若槻內閣任外務大臣，他對棒球的認知多半始於他的高中母校——舊制第三高等中學（三高）。在京都地區，三高算是數一數二的精英高中，可與東京的第一高等中學（一高）相提並論。而三高的棒球部同樣歷史悠久，實力甚至不遜色於一高，自1904年後，一高、三高之間的棒球對決便漸成傳統。至1948年，雙方前前後後共打了三十八次比賽，三高勝十九場、負十八場、平一場，實力可見一斑。幣原喜重朗在校期間對棒球感興趣或有所了解，自是在情理之中。實際上，在當時的日本，精英學校大多看重棒球運動，甚至將其視為磨練學生精神力的最佳方式而大力推廣。
時任總理若槻禮次郎在甲子園觀賽
首相若槻禮次郎的籤名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學生棒球興起之時，正是甲午戰爭落幕之際，近代日本正迎來第一波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思潮的高峰。武勇、團結、堅毅、紀律等精神特質，不僅成為日本軍政當局皆努力推行的意識形態口號，亦成為日本棒球運動精神至上主義、勝利至上主義特徵的歷史淵源。換言之，球場上的勝敗似乎就是民族國家競爭優劣的縮影。而日本化的棒球運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武士道修煉」成為日本帝國二十世紀的「新國粹」。而在甲子園的賽場上，若槻正是以此角度來評價棒球比賽。
甲子園球場上的「大連商業高中」
若槻到訪的這一天，是「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即「夏季甲子園大會」的第二個比賽日，球場上對陣的雙方分別是大阪代表浪華商業高中和所謂「滿洲」代表大連商業高中。若槻入場時，比賽正進行到第四局上半，大連在第一回先下兩分，正以二比零領先。
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先後將臺灣、朝鮮納為自己的殖民地，又將中國東北視為「理所當然」的勢力範圍。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將臺灣割讓於日本；1904年日俄戰爭後，俄國在東北的利益由日本接手，建立「關東州」日本租借區；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籤訂，朝鮮被日本吞併。伴隨戰火硝煙的瀰漫，數十萬日本人從「內地」（日本本土）移住「外地」（臺灣、滿洲、朝鮮、南洋諸島），多數懷揣著闖蕩新天地的壯志。
在大連、青島、奉天等地，都有眾多日本人聚居，漸漸也就有了日本人學校，而大連商業高中便是這樣的學校。以該校為例，其參賽選手全部是日本人。當時日本人在大連興辦的學校分為官立、公立、私立三種，男女分學。大連商業是一所私立男校，作為東洋協會（現拓殖大學）的分校，學生多數是南滿鐵道職工的孩子。對大連的日籍高中生來說，一千三百公裡之外的甲子園雖然遙遠，但並非遙不可及。他們的球隊不僅是「滿洲的王者」，在甲子園也連續兩年打進前四。
在1926年8月15日的這場比賽中，大連商業最終以三比二戰勝浪華商業，闖進大會第二輪。這是大連商業連續第四屆、總計第五次作為所謂「滿洲代表」參加「全國大會」。當時冠以「滿洲」之名的土地面積將近日本列島的三倍，且也不局限於地理意義上的「滿洲」，而是將其含義擴展為整個中國東北、華北有日本人聚居的區域。不過，最初參加預選比賽的學校只有三所：大連商業、青島中學、奉天商業。之後，又新添了兩所同樣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學校：天津商業高中與南滿工業中學，都曾打進過甲子園。川西玲子是目前日本國內最全面描述所謂「外地」學生棒球史的研究者，乃父便曾經是天津商業高中棒球隊的投手，也曾代表「滿洲」在甲子園出賽過。
川西玲子：《戦前外地の高校野球：臺灣朝鮮満州に花開いた球児たちの夢》, 彩流社，2014年
1939年代表所謂「滿洲地區」參加甲子園的天津商業，主力投手便是川西玲子的父親
日本首相在甲子園觀賞的這場比賽，其中一支是來自中國東北地區即所謂「滿洲」的球隊。無論是有意安排，還是純屬巧合，其象徵意義都不容忽視。顯而易見，在甲子園大會的語境中，作為殖民地或被視為勢力範圍的學校球隊皆可被納入大日本帝國的「全國」範圍內，進而換取當局的背書乃至支持。
《朝日新聞》對大連商業比賽的詳細報導
當代體育的概念起源於十九世紀，又似乎與現代化有著或明或暗的勾連。明治維新後，「體育」概念被引入日本，被視為學校教育的重要一環。在帝國主義的語境中，體育之目的在於強健體魄與磨礪意志——這既是為了個體能獻身於富國強兵的最高宗旨，也是一種國家維新開化的個體隱喻。
在棒球剛被引入日本時，就被打上「文明開化」的標籤，以至於最先在青年學生中流行。當棒球被成功「日本化」後，這項來自美國的舶來運動又被賦予了傳承所謂「日本精神」的功用，並被賦予民族主義的象徵意義。1896年，日本第一高等學校棒球隊連續三場比賽擊敗了橫濱的外僑球隊，當時的校長就曾表示：「今日的勝利不只是我校的勝利，更是我國的勝利。」
而當日本面對朝鮮、中國臺灣這樣的殖民地，抑或中國東北這樣強佔的地區時，「棒球」又成了現代化與所謂日本精神的象徵，既可以維繫當地日本移民與本土之間文化情感的聯繫，又可以將之外化為某種帝國的對外象徵。英國在印巴等殖民地推廣板球運動時，也有與之類似的過程：通過有意識地在殖民地普及板球運動，將之變為改善殖民地與宗主國間關係的「紐帶」，進而發揮文化整合的作用。在日本的例子中，棒球則是現代化與所謂「日本精神」的象徵，一方面可以教導殖民地民眾「知禮守序」，另一方面則可藉此強化日本武士道傳統的忠勇犧牲精神，發揮「同化」效果。
朝鮮、中國東北華北、中國臺灣地區學校球隊夏季甲子園出賽情況統計
在甲子園博物館的校名牆上仍保留著所謂「外地」高校的出賽記錄（作者攝）
不過，學生棒球在前述三地的發展過程仍存有不少差異，日本統治當局的態度也各有不同。在中國東北地區，參與棒球運動的學校皆為日本人學校，球隊成員幾乎都是日本人，因此並不會出現不同族裔之間的競爭或衝突。相較而言，在朝鮮以及中國臺灣地區，殖民當局所面臨的情況則更複雜。
殖民地棒球還是民族棒球？
早在1916年3月，《朝日新聞》朝鮮版便曾計劃舉辦朝鮮地區棒球大會，將其作為全國大會的預賽。結果，卻被朝鮮總督府臨時喊停。負責殖民地朝鮮教育行政事務的總督府學務局發出了「暫緩使用學校名稱參加競技運動」的指示，認為「過渡時期的朝鮮不適合開展學生棒球競技運動」。當時負責全國大會運營的《朝日新聞》記者中尾濟分析過該決策深層次的理由，他指出：「先不說棒球，只要是會引發日本人（內地人）和朝鮮人之間爭奪勝負的事，從統治的角度來考量，多少都會招來不好的麻煩。學務局當時的考量大致如此。而通過棒球來促進族群融合為時過早，因此有如此結局。」換言之，總督府擔心體育競技反而會引發朝鮮人的對抗心理。
三年後，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三一運動」席捲朝鮮。之後，日本當局對朝政策開始從「武斷統治」轉向所謂「文化統治」。1921年7月，第七屆全國中等學校優勝棒球大會朝鮮大會終於得以舉行。不過，較之日本內地，朝鮮大會的比賽有了不少特別的規定，例如「禁止拍手以外的加油方式，僅限使用正式的應援歌曲」。而總督府對比賽的態度則是「既不反對也不鼓勵」。這一年釜山商中學獲得朝鮮大會優勝並赴日參加「全國大會」。不過，參賽球隊裡大部分也都是日本人。這個情況到了1923年，開始有所改變。學生棒球也隨之開始從「殖民地棒球」轉向「民族棒球」。
那年第一次出場的徽文高普成了那一屆的黑馬。球隊教練樸錫胤小學畢業後，赴日本留學，曾在幣原喜重朗的母校——三高當過投手。自東京大學畢業後，返回朝鮮，就職於京城私立名校——徽文高普，併兼職棒球隊教練。1923年的朝鮮大會共有八校參加，徽文高普棒球隊全員均為朝鮮人，其餘七校棒球隊則幾乎都是日本人，徽文高普擊敗仁川商和龍山中進入決賽，並在決賽中以十比一的大比分擊敗了前年的冠軍京城商。《朝日新聞》曾如此報導：「徽文高普在萬餘人的狂熱同胞的簇擁之下，高舉優勝大旗在京城市內散步。」參加全國大會時，樸錫胤亦表示：「不論勝負，都要在內地百萬觀眾面前充分展現朝鮮青年的男兒風採。」
小野容照：《帝國日本と朝鮮野球: 憧憬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隘路》，中央公論新社，2017
1923年8月徽文高普棒球隊在甲子園的合影
巧合的是，在隨後舉行的全國大會上，徽文高普在第一輪就碰上了代表「滿洲」的大連商業。儘管大連商業的隊員幾乎全是日本人，但球場上依舊有應援團唱中文應援曲，而旅居關西的朝鮮人則用朝鮮語回應，場面火爆。徽文高普雖擊敗了大連商業，但在此輪惜敗於京都立命館中學。《朝日新聞》稱讚其「健鬥」、「善戰」，「切望今後益當磨鍊技藝，明年再返大會一雪今日之恨」。
然而，之後數年的徽文高普卻一蹶不振，再無1923年的活躍表現。1924年，朝鮮部分學校興起新一輪罷課抗爭運動，徽文高普亦包括在內。徽文高普有四五十名學生因此遭處分乃至警察逮捕，其中大部分都是棒球隊的主力。至1928年，朝鮮全國各式各樣的罷課運動多達四百零四起，總督府稱其為三一獨立運動以來「民族主義思想廣泛傳播」的結果。
1924年的朝鮮大會，雖然徽文高普根本就未報名參加，但還是有另一支朝鮮人組成的學校球隊——培才高等普通學校——順利殺入了決賽，對戰日本人為主的傳統強隊京城中學。決賽時，大批軍警現場戒備，戰至第八局京城中學六比四領先兩分，但培才卻在第九局出人意料地宣布放棄比賽，京城中學奪冠。賽後，各方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為「培才因不公平裁判宣布比賽棄權並退場。」
之後數年間，主要由朝鮮人組成的學校球隊越來越多。至1929年時，參加朝鮮大會的二十四支球隊中，朝鮮人球隊已有五支。同年秋天，光州爆發了中學生抗日鬥爭，運動很快又波及京城，光州普高、徽文高普、培材高普這些朝鮮當地的棒球名校都積極響應。最終，朝鮮全境共有一百九十四所學校約六萬學生參與運動，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二人遭日本當局檢舉。
「沐浴皇化」的「理番工具」
相較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中國臺灣地區學校球隊參與「甲子園」的歷史反而較晚。雖然臺灣棒球協會早在1915年便已成立，但當時的參與者同樣都是日本人，也只是將棒球視為日本人獨有的消遣。在相當長一時間內，棒球運動給了在臺日本人展現所謂「民族優越感」的機會。
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在臺灣總督府支持下臺灣體育協會才得以成立，而其宗旨則是通過推廣體育運動來促進所謂「內臺親善」。棒球作為當時日本國內最流行、也最「日本化」的運動項目，自然被視為在各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皇民化政策」的最佳手段。猶如當時日本輿論呼籲的那樣：「隨著臺灣教育令的發布，成立了不少中等高校和專門學校，實為令人高興之事。這些新設學校必應重視體育運動……有必要鼓勵這些學生們去從事運動。與其不厭其煩地高喊『同化』，不如不知不覺中向他們灌輸身為日本人該有的精神……讓他們成立棒球隊、網球隊，內地人和本島人都加入這些團體，一起在太陽之下、大地之上從事運動，豈不是很愉快、很有趣且有益的事情嗎？」
1921年，臺灣島內出現了第一支完全由原住少數民族組成的棒球隊——高砂棒球隊（後改稱「能高團」），而在背後給予支持、贊助的是日本殖民當局官員和商界人士。當時支持成立球隊的花蓮廳長江口三郎就說過：「教『生番』打球確實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情。但『生番』也是人，況且也沐化皇恩、接受教育」、「我是為了要來矯正他們與生俱來的兇暴血統……讓世人知道，對『生番』的教化已有了實際成效」。在這種語境中，棒球被視為統治者的文化，象徵著皇民化的成功。
1925年後，來自中國臺灣地區的球隊，開始出現在甲子園大會的棒球舞臺上。來自臺灣的高中球隊能去參加甲子園大會，這個過程就自然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亦被視為臺灣真正成為「大日本帝國」版圖一部分的明證。因為在此之前，從朝鮮半島到中國東北都有日本人球隊參加過甲子園大賽，獨缺臺灣。不過，正如朝鮮、中國東北的情況一樣，最初參與臺灣學生棒球者幾乎也都是當地日本人。直到1931年來自臺灣南部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的出現，才改變了這個局面。
《朝日新聞》對嘉義農林賽況的報導
1931年，來自臺灣南部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成為當年夏季甲子園大會的最大黑馬，一舉奪得亞軍。這一年夏天，第十七屆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會的決賽組合，是當年的春季大會亞軍中京商（愛知縣）對戰來自臺灣地區的嘉義農林。嘉義農林的隊伍由漢族、日本人和高山族「三民族混成」，並在臺灣地區大會打破日本人學校隊伍的長年壟斷，奪得冠軍。嘉義農林初次亮相甲子園就一路過關斬將，表現堪稱驚豔，雖然是日本海外殖民地代表，打到決賽時反而有大量日本民眾「路轉粉」，為嘉農真心誠意地搖旗吶喊。決賽中，兩隊力戰，最終中京商四比零勝出奪冠。但屈居亞軍的嘉義農林仍然贏得日本主流社會認可，留下「天下嘉農」的美譽。此役是臺灣地區作為海外殖民地參與日本甲子園大會所取得的最好成績，也大大刺激了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
嘉農棒球隊的隊員：福島又男（日本人）、蘇正生（漢族）、羅保農（高山族）
常被後人忽視的是，就在嘉農棒球隊在甲子園大放異彩僅僅一年之前，剛爆發了震驚世人的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對日本殖民當局刺激甚大，也使其對長久以來「理番」政策的效果產生了動搖。在此背景下，嘉農棒球隊在甲子園的異軍突起，則成了殖民政策宣傳的最佳工具。由於陣中成員由日本人、臺灣漢人與少數民族等三個族群組成，因此其成就被視作所謂的「三民族合作」。日本官方視之為帝國版圖內「民族融合」的最佳典型與「內臺融合」的例證，並將其作為「皇民化」道路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大肆宣傳。以日本當局統御臺灣期間所採取的同化政策而言，嘉農無疑是殖民統治的「成果典範」。因為積極推廣棒球運動能刺激原住民孩童在學校的出席率，同時也能在球場上普及「日本精神與價值觀」，殖民當局甚至將棒球運動視為「理番」的重要手段，所謂「野球已經成為今日理番的重要一環」。
武士道的甲子園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升級後，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對甲子園的異化進一步加劇。
1938年夏季甲子園大會開幕式上，來自靜岡縣掛川中學的投手村松代表全體選手宣誓
自1925年後，甲子園大會邁入黃金期。雖然昭和初年的日本正經歷內外動蕩的腥風血雨，但甲子園球場上的熱鬥卻在繼續上演。即便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甲子園大會依舊一切如常，唯一的變化似乎只是文部省在次年接管了大會的主辦權。然而，此時的甲子園已經不再是學生競技的「道場」，而是成了戰時日本的「軍訓場」；「武士道」、「為國效忠」也成了比賽的主題詞。1938年夏季甲子園大會的開幕式上，來自靜岡縣掛川中學的投手村松代表全體選手宣誓，喊出了貫徹「武士道精神」的口號。六年後，這位甲子園少年作為日軍的一員，殞命於太平洋戰場。
1940年成為日本統治下的朝鮮、中國東北、臺灣地區代表參加甲子園大會的最後一年。1941年7月太平洋戰爭前夕，因軍事演習，日本全國實行大規模交通管制，選手無法前往比賽場地，夏季甲子園也化為泡影。次年的甲子園大會變成了所謂「大日本學徒體育振興大會」的一部分：不奏校歌，改奏軍樂；棒球制服上的校名禁用羅馬字，改用漢字；棒球少年們齊刷刷穿上軍服、扛起步槍，在甲子園球場裡來回奔跑，投手則改扔手榴彈模來擬各種戰鬥場景。
1941年至1945年，成為甲子園百年歷史上唯一的空白期。1941年文部省成立體育局，中止甲子園大會是首任局長小笠原道生上任不到半年時下達的一道行政命令。小笠原本人高中時曾作為選手參加過1915年、1916年的第一、二屆全國中等學校棒球大會，那是甲子園球場還未建成的時代。他認為，主張以教化目的開展棒球運動，強調甲子園大會的「武士道」精神，是在咖啡廳、舞廳、電影院、麻將館遭到封禁的大環境下，為體育爭取最後的生存空間所能做的唯一努力。哪怕借軍隊之威，也要在戰爭之中把體育活動保留下來。1943年，他給朝日新聞社出版的《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史》寄稿，寫道：「我比任何人都更感到惋惜。甲子園大會的精神將會由新的大會代代繼承下去。」
伴隨著賽事的中斷，大量學生球員被徵召送上前線。1943年後，由於兵源不足，日本當局開始徵召學生入伍，即所謂「生徒出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甲子園黃金時代的明星球員都相繼被徵入伍，派往中國及南方戰場，最終喪命異鄉。其中，不僅包括楠本保、中田武雄、松井榮造等人，還有在日本職業棒球界大放異彩、
被譽為「日本戰前最偉大的投手」的
澤村榮治。澤村
曾作為日本隊投手迎戰過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訪日聯隊，高超的球技讓包括貝比·魯斯在內的美國球星刮目相看。1944年，他同樣被陸軍徵召入伍並派往菲律賓。同年12月2日，他搭乘的運兵船被美軍艦艇擊沉，死時年僅二十七歲。
在衝繩戰役期間，大量十四歲到十七歲的中學生被動員起來，以「志願」名義組織成「鐵血勤皇隊」等民兵組織，投入與美軍的作戰之中。整個衝繩縣的中學生，戰死者有兩千餘人，僅曾經的春甲冠軍隊衝繩水產就有六十六名師生參戰身亡。
戰後的日本職棒聯盟為紀念澤村榮治，設立了「澤村賞」，頒發給每年的聯盟最佳投手
橫山秀夫的小說《沒有出口的海》中，主角就是一位甲子園的優勝投手，但在戰爭爆發後被迫成為一名自殺特攻武器「回天魚雷」的操作員，2006年，曾被改編為同名電影
時間回撥到1926年，對棒球一竅不通的首相若槻禮次郎在兩個月後的10月22日又出現在新建成的東京明治神宮球場，陪同當時的皇太子——即將在同年12月成為昭和天皇的裕仁——出席了落成典禮，在場的還包括皇太子的弟弟秩父宮。兩天後，東京六大學棒球秋季聯賽首次在神宮球場開打。
也是在這一年，駐紮奉天、負責南滿鐵路防衛的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中隊長東宮鐵男開始思考徹底解決所謂「滿蒙問題」的「良策」。兩年後，他與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一同策劃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後，東宮鐵男成了偽滿洲國的軍政顧問，開始組織實施所謂「滿蒙開拓移民」，計劃的移民規模超過百萬人。
在1958年舉行的第四十屆夏季甲子園大會上，來自德島縣的王牌投手板東英二不僅協助球隊奪下了冠軍，更在此次大會上創下總共奪取八十三個三振的空前記錄。整整十八年前，這位甲子園少年出生於黑龍江虎林市，他的父母正是滿蒙開拓移民。而在那一年的甲子園大會上，板東英二也因此被觀眾和輿論喚為「滿洲引揚者」——來自滿洲的歸國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