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韓國被稱作亞洲四小龍，一躍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地區。
要說香港從一個普通的漁村發展成國際化大都市的過程還是挺有意思的。
從1841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讓到1951年，香港也就是一個自由貿易港，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但也就比漁村強點。
香港當時更像一個軍港，港口旁邊是給軍港做補給的漁村，和商貿關係並不大。
那時候的香港經濟別說北京上海，就連廣州都比不上。
原因很簡單，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是完全開放的，外國的人員、貨物包括資金都可以暢通無阻的進入中國內地，有什麼必要繞道英國人控制的香港，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多一道手續嘛。
1951年，韓戰爆發，西方國家開始全面對華禁運，和西方的經濟聯繫被全面切斷。這時候的香港自然更加沒戲了，既然中國對西方的經濟支持沒啥期待，那麼西方的窗口香港自然只能打醬油了。
當時中國和西方切斷經濟聯繫我們覺得也沒啥大不了的。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物資、資金和技術，這是韓戰帶來的「紅利」。
香港的轉機來自於中蘇關係破裂。
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以後，蘇聯撤走全部援助和專家，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已經變成了不可能的操作。
當時的中國，經濟和科技正在從無到有在快速發展，工業化也按照第一個五年計劃在156個蘇聯援助項目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如火如荼的進行著。
156個項目是中國一五計劃(1953年-1957年)期間，當時蘇聯對新中國工業領域的156個援助項目。這些項目分布全國，但主體是放在北方，尤其是東北及西北地區。
為獲得繼續發展所需的技術和資金，中國在這個節點上自然而然的轉向了西方。
轉向的標誌性事件就是70年代初著名的「四三方案」。
啥是「四三方案」呢？這名字來自當時計劃用外匯43億美元大規模引進西方的26套大型技術設備。
大家熟悉的上海石化，燕山石化，齊魯石化，武漢鋼鐵，南京鋼鐵都是那時候引進的。
從「四三方案」開始，中國和西方的經濟聯繫開始重建，這種聯繫由小及大，最終演變成了後面的改革開放。
當年主持「四三方案」的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雖然經濟聯繫逐步建立，對西方開放的框架也定了，但實際操作問題還是挺大的，我們和西方互不熟悉對方的規則，政策法律上中國直接獲得來自西方的人員、技術、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這時候迫切的需要一個中間人，這個中間人需要熟悉大陸，也需要熟悉西方。
這時候，香港崛起的條件已經完全具備了。
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接近冰凍的50年代，大陸和香港也保持著穩定的經貿人員往來，彼此是有信任的，畢竟一奶同胞。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在英國治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以後，對西方的法律，文化和貿易規則都很熟悉。
這些優勢讓香港成為大陸和西方經貿往來的最重要中轉站。
中轉站功能帶來的巨大轉口貿易量使得香港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地區最大的交通樞紐和自由貿易港。
看一下GDP曲線，香港經濟正是從70年代末開始起飛的。
香港GDP變化（億美元）
同樣的，香港還充當了大陸和中國臺灣的聯繫紐帶，直到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和中國臺灣之間的經貿往來，多數都是需要轉道香港的。
很多人講了香港發展的各種理由，比如二戰後西方開始技術革命，世界發達工業國開始從勞動密集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香港的廉價勞動力填補了西方轉型的空白，快速實現工業化富裕起來等等。
要是單純比勞動力便宜，當時東亞廉價可替代的勞動力市場很多，香港並沒啥必然的優勢。
而且仔細看看香港的GDP增長曲線，根本看不出他們說的這些理由，香港工業化是50-60年代就開始發生的事兒，可直到70年代末大陸開始搞對外開放，香港GDP才開始同步起飛。
伴隨天量轉口貿易建立起來還有金融中心，鬼子們都看到了中國開放的巨大機會，來自西方龐大的資金要借道香港流入中國大陸，他們需要一個在西方法律體系下便捷的交易中心，香港的金融業也同步崛起了。
可以看出，香港經濟的騰飛得益於大陸的改革開放。
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中國大陸的開放是一個漸進而又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作為出入中國大陸的窗口獲得了巨大的紅利。
開放之初，國際資本進出大陸不那麼容易，對開放程度也報以觀望和遲疑態度，資金人員技術從香港進出成為最佳替代選擇。
因為香港的免稅港優勢和大陸旺盛的需求，直到2004年之前，香港的葵青貨櫃碼頭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貨櫃碼頭。
這時候的香港用「錢漫腳面」描述一點都不為過，國際物流中心，金融，保險和各種服務業都無比繁榮。
香港人用英語迎接全球投資，用粵語在大陸尋找商機，錢賺的不要不要的。
當時的香港人和大陸人比多有錢可能很多年紀小的朋友想像不到。
很多香港的卡車司機，出租司機，環衛工人90年中期在香港每個月賺1萬多港幣，這點錢在香港連中等都不算。
到了深圳，那是妥妥的高收入人群，深圳人當時也就賺幾百塊一個月。
這些人跑來深圳包個年輕姑娘做二奶，在香港上班，來深圳花錢。
著名的二奶村下沙村光香港人就住了4000人，類似的村子還有好多，比如皇崗村、沙嘴村、水圍村、黃貝嶺村等等。
最近一部片子《過春天》也提到了這個事兒，電影裡的佩佩16歲去找工作，做水客帶Phone6過關。
這款手機在2014年發布，可以推算佩佩是1998年出生。
這個年份暗示的是佩佩媽的過往，她是一個香港人包的二奶。
二奶在那時候多數是長得不錯，沒啥文化，又不願吃苦的姑娘。
在當時二奶被視為一個職業，收入很高而且非常輕鬆。一周男的過來一次，二奶陪著逛街睡覺，平日睡到中午，做做指甲，打打麻將，一個月能拿幾千上萬塊。這是那個時代背景下二奶的真實生活，片子裡Jo罵佩佩：「你和你媽都是雞」，由頭就是從這裡來的。
後面大陸經濟水平提高了，兩邊差距越來越小，很多香港人自己都生活困頓，哪還有錢包二奶，很多拋下二奶就不在回來了，佩佩媽就是其中一個。
可以說，拋棄這批二奶的是中國快速發展的時代浪潮，現在的香港人也同樣面臨同樣的窘境。
很多人都在奇怪為什麼香港人對大陸人這麼敵視，現在隨便上網搜搜就會發現類似下面的信息---《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等等。
要知道包二奶的年代中國比現在落後的多，兩邊吃瓜群眾的關係都要好的多，從來沒撕的這麼厲害。
其實香港人恨大陸人的根源，壓根不是什麼政治問題，而是經濟。
要知道回歸前香港人一點不恨大陸人，態度友好的不得了，而且很多香港人本來就是大陸人偷渡過去的，他們當時的心態只是不太看得起大陸人，就像我們看印度人、非洲人一樣，覺得這是一幫窮鬼，畢竟我們工資只有幾百的時候，人家賺的是上萬的工資，連卡車司機清潔工人也能來大陸包個年輕漂亮的二奶，那時的香港人可謂優越感滿滿。
過了二十年以後，香港人平均工資還是上萬，沒咋增長，可我們一二線城市好多人已經和他們賺的差不多了。
以前的大陸土包子居然能跑到香港隨便就能出手買幾個我們香港人都買不起的奢侈品包包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二十年從稱呼的變化也能看出一點端倪。
以前香港人叫大陸人「大陸燦」，類似鄉下人的意思。
現在反過來了，香港人被大陸人叫「港燦」。
從一個普通清潔工人、貨車司機隨便回到深圳就能包個年輕漂亮的二奶享受生活到現在去深圳漂亮女人看都不多看他一眼，還要被叫港燦，心理落差有多大可想而知，心裡能爽麼？
你強大富裕了，有的港人不爽了，其他沒辦法，敵視你總可以吧。
說起來很多發達地區的土著也都是這樣，他們認為之前享有的優勢都是與生俱來的，好處都想要，損失則是一點都不行，實際上是喪失了競爭力的本能反應，以前上海的KDS，北京的正宗滷煮維護者排外也差不多一樣的道理。
由於回歸以後香港人開始遇到經濟困境，後面很多香港人把香港的經濟衰落歸結於回歸後特區政府無力。
其實這玩意只是歷史的進程罷了。
人總是健忘的，香港之所以能充當大陸的買辦，本質上是因為當時東西方直接交流不暢。這是暫時問題不是永久問題，隨著內地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大陸和西方國家以及臺灣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也越來越容易，為啥還跑到香港讓二道販子過一手呢？
這個問題一旦解決，香港自然就難了。
只不過解決這個問題花的時間長了點，幾乎一代香港人都因此受益，所以讓這代人覺得好像這種紅利都是天經地義。
紅利過去還想過以前的生活自然需要轉型。
不過留給香港的轉型選擇並不太多，因為整個香港已經被地產綁架了。
70年代開始，大財團和地產商在香港崛起，開始操縱土地供應。
他們先頒布了一個規則，城市裡大量用地被定義為郊野公園用地，也就是說這些土地不能用來開發，只能做綠地閒置。
這些土地佔到了香港土地的70%以上。
在這個規則下，只要有官員想改革增加土地供應，房地商圈養的環保組織就會被放出來咬人，通過「民意」逼迫他們減少供應。
每個買了房的香港人，也會為自己的既得利益搖旗吶喊。
香港的土地供應量自然是急劇壓縮，從以前的每年大約10公頃土地供應壓縮到現在10多年才有大約10公頃土地用於新建住宅。
急劇減少的供應使得香港地價飛漲，樓價自然也是飛漲。
這種狀況下最慘的自然是年輕人，目前香港八所大學錄取率18%，畢業生月入中位數約1.1萬，夠買0.7平方英尺典型中產樓盤太古城（1平米=10.76平方英尺）。租金/月收入中位數約35%，「三面下床」一間屋租金起步五千。
可以說，香港樓價對普通人的壓榨率已經達到極致，以前有個很火的電視劇《創世紀》有一個經典鏡頭就講到過這個。
居高不下的地價和房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要命的。
除了少數高精尖和金融企業，幾乎沒啥企業能承受如此高昂的用地成本。
人工工資也水漲船高，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產業自然就完蛋了。
高昂的地價和薪資水平決定了香港想要煥發第二春只能在對土地和人力成本不敏感的高利潤行業中尋覓，所有的低端產業都沒戲。
問題在於，香港背後的大陸是個更廣闊的市場，人力成本還比香港低，如果一個產業可以搬家，那搬到大陸就是了，用地人工成本都便宜的多，市場也在那邊，香港不過是個700萬人口的市場而已。
而且高昂的人力成本決定了，如果一個產業在香港大量吸納勞動力，那必定會背上沉重的人力成本負擔，完全沒啥競爭力。
高薪的行業類似金融，保險又吸納不了那麼多就業。
這兩個因素決定了越來越多的企業遷往中國大陸，隨著地價越來越貴，香港的產業也越來越空心化。
現在的香港，除了少數超級富豪和一部分中產，剩下的都是大批貧民。
李超人這些富豪在房地產賺的盆滿缽滿，很多普通香港市民卻連小房子都住不起，成為籠民。
TVB有部《一百萬人的故事》就是拍這批人，要知道香港也才700萬人，居然有100萬人是籠民。
要說香港也是有過轉型的窗口的。
1997年，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上任伊始，就希望帶領香港擺脫對單一行業尤其是地產業的依賴。
他雄心勃勃的提出了「八萬五計劃」，每年提供不少於85000個廉價住宅單位，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家庭有自置居所，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
同時提出在商貿，旅遊，工業，科技上增加投入，興建科學園，為香港未來打下基礎。
不過香港人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三年後，當巨量廉價公屋被推向市場房價開始下跌的時候，50萬有產中產上街，抗議香港房價下跌，拉著橫幅要董建華滾蛋。
「民意」洶湧，有房子的人抵制房價下跌，沒房子的沒聲音。
八萬五計劃夭折，轉型到其他產業負擔不了高昂的地租成本，董建華無奈，只能把施政重點轉向了高科技業。
這一次他提出了矽港計劃和數碼港計劃，計劃投資100億港元發展半導體產業打造東方矽谷。
開始的合作方是臺灣的張汝京。
這時候「民意」又發揮作用了，全港媒體都在連篇累牘的質疑臺灣人來香港炒地皮，即便後來張汝京承諾只租不買，香港人依然不依不饒，把張汝京趕出了香港。
花了兩年連塊建廠的地都沒批下來，張汝京選擇去了上海。
上海政府雙手歡迎，前五年免稅，後五年稅收減半，土地幾乎是免租金使用。上海建起了這個中國最大，世界第四的晶片製造廠。
不過李超人的兒子李澤楷倒是靠著一紙「數碼港」規劃成功遊說香港政府獲得了大片土地，連招標都不用做。
最後李澤楷並沒有在高科技上投入一分錢，這個所謂高科技中心最後被小超人做成了一個地產項目，賺的盆滿缽滿。
看出來香港「民意」多牛了吧，每次都是挖個坑自己跳。
最搞笑的是，現在香港輿論喜歡批判現在香港不景氣是因為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上面諸多例子已經告訴我們香港民意有多「呵呵」了。
況且之前的香港繁榮和民意也沒啥關係，只不過是借了大陸特定歷史時期的東風。
港英政府又何嘗在意過什麼民意，那時候港督是高貴的英女皇派的，香港人一毛錢選舉權都沒有。公務員體系裡香港人排在印度人之後，妥妥的三等公民。以前為爭取自身權利，反對殖民壓迫，香港人也在60年代上過街，結果被英國派來的印度軍警開槍教做人。
現在的香港普通人對自己的生活不滿意，又不知道是為啥，經常被一些表面文章蠱惑，一說就是抗議，一鬧就是上街，個個覺得自己牛逼閃閃。
他們總是把矛頭指向背鍋的大陸，香港真正的主人們，地產巨子，金融大鱷則在背後偷偷數錢偷著樂。
在輿論煽動下，香港人不但對大陸懷有極大牴觸，對內地遊客也是橫挑鼻子豎挑眼。
典型的就是地鐵不能吃東西的事兒，內地遊客地鐵吃東西，會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演變成遊客和香港人對罵，最後歸咎於遊客素質問題和社會公德問題大討論。當西方遊客在香港地鐵吃東西，同車香港人卻一片沉默，說到底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的優越感在作怪。
目前的香港想要有所改變需要打破地產對香港的綁架，但這個問題幾乎無解。
改變這個心態可能需要等香港經濟明顯跌落到中國沿海城市之下才行，這時候才能打破他們心中的優越感。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加深，所有的資本流動和貨物貿易都不需要借道香港，這個700萬人口的城市也變得越來越不重要。
香港再富裕也就700萬人市場，大陸隨便一個港口，背後都是一個乃至幾個省的人口，市場決定了資本和貨物的方向。
方向的改變讓這些年的香港經濟下滑速度快的觸目驚心。
從GDP的角度，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長率僅僅是0.5%，同一時間深圳增長率是7.6%，上海增長率是5.7%，北京增長率是6.4%，廣州增長率是7.5%。
從產業的角度，連香港最有優勢的國際物流業都在持續下滑。
2018年香港港口貨物吞吐量較2017年下跌8.2%，與第七的廣州港、第八的青島港差距已經很小了。
既然市場在中國大陸，國際物流直接去上海分揀，然後分散到深圳，天津，廣州，寧波，青島不好嘛，幹嘛還來香港。
結果也是顯而易見，從2004年丟了全球最大貨櫃港口的寶座之後，香港的排名一路下滑，去年是前七位中唯一一個同比下跌的城市。
上海港增速倒是越來越快，吞吐量越來越大，到現在已連續9年是全球第一貨櫃港了。
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時代漸漸遠去，香港被地產綁架的趨勢卻有增無減。
香港前10大富豪，6個房地產，1個博彩，1個金融，1個電子，1個電商。
其中前六除去一個博彩，幾乎全部是房地產。
香港前十大富豪
極不友好的高房價榨乾了年輕人，少數地產富豪賺的盆滿缽滿。
用房地產榨乾普通居民的血汗以後，香港的地產富豪又把觸角伸向了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供水，供電，供氣，港口，通訊，零售幾乎全部被大地產商壟斷。
一個普通香港人的一生有多悲催呢？
住著李嘉城長江實業蓋的房子繳納超級地租，一大半收入先被貢獻給房貸，電費繳給李嘉誠的港燈，煤氣繳給李兆基的中華煤氣，電話網絡是李嘉誠和記黃埔的，電視網絡是他兒子李澤楷電訊盈科的，下樓賣菜的百佳和屈臣氏也屬於李家。
可以說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經被他們包圍，不斷從你身上抽血。
我們前面說過，因為高昂的地租成本，只有高科技才可能作為轉型方向。
可香港是一個高校眾多卻沒有科研的地方。
以前有個統計，香港全島2016年的科研投入是2.43億美元，同年華為一家公司的研發投入是900億RMB。
全島科研投入比不上華為的五十分之一。
人類社會多數問題的根源都是經濟問題，從經濟視角看問題，會容易的多，香港問題也是一樣。
整個香港經濟全部依靠貿易和金融，所有的貿易和金融又過於依賴大陸，大陸開放加深一步，香港便少掉一塊蛋糕。
優勢不斷失去，找不到新的出路，香港人不絕望也不行啊。
正因為經濟下滑帶來的絕望，所以你才看到各種完全沒道理的奇葩事件不斷發生，之前是佔中，最近是修例。
隨著中國大陸的進一步開放，留給香港的時間和能轉型的方向越來越少了。
沒有新的方向也就罷了，以前的優勢產業也在不斷下滑。
看看香港的港口業務就知道，隨著大陸逐步開放，香港的港口業務輝煌不在，逐年下滑。
可以設想，以後當大陸沿海都是自貿區的時候，香港的港口地位會更尷尬。
以前我一直覺得香港搞旅遊業不錯，旅遊業也是近年來香港少有的景氣行業。可因為香港人對陸客的敵視和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越來越多的大陸人不願意再去香港。
香港最後的契機可能在人民幣國際化，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抓緊離岸結算中心這個稻草，否則當RMB國際化完成以後，香港再無機會。當RMB完全放開和國際接軌以後，誰還會去香港上市，自然而然的大家都會選上海、深圳。
難道未來像澳門一樣開放色情和博彩，才是香港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