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柏楊以這句話開始了演講。
1984年秋天，愛荷華大學的一間俱樂部裡，坐了大約一百名聽眾，三分之二是黃皮膚，三分之一是白人。
此時的柏楊已經64歲，他身材高大，鬢角花白，在生活中，他性格爽朗，煙不離手。他是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項目邀請的作家。在臺灣，他以一名高產、犀利的雜文作家和通俗歷史學家而聞名。他也是位著名的囚犯，1968—1977年的將近10年的時間，他被關押在臺灣島東南海域上的一座被鐵絲網包圍的孤島上，夏日的夜晚魚腥氣和孤寂四處瀰漫。
講臺上的柏楊正處於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他64年的歲月，充滿了驚恐與苦澀，他的命運，像是20世紀中國的縮影，人們在歷史的戲劇性跌宕中，苦苦掙扎、不斷幻滅，從不放棄最後的希望。
他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與混亂中展開的。他不知道自己確切出生的日期，甚至對1920年也不能太肯定。
他本名郭衣洞，他的父親身跨晚清與民國的兩個時代，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型小官吏，曾做過河南省開封市下的一名縣長。他的成年伴隨著一場場戰爭和其引發的社會動蕩——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他的家庭未能給他在亂世之中創造任何庇護。父親57歲時死於當時官場流行的吸毒，他的繼母給予他的只有辱罵與冷漠。
他在流浪式的生活中變成青年。他從開封到武漢，從重慶到蘭州，從北平到東北，並最終在29歲那年，和大批難民隨國民黨政府一起遷往臺灣。期間，他因偽造文憑而驚慌失措，為救國大義激動難耐，看到了他的國家的山河壯麗和現實政治的潰爛，在逃亡路上的殘兵們斷腿上不斷滴下的鮮血……他還有過一樁被迫的婚姻和兩名女兒，此後的四十年中，他們無緣相見。他是個懵懂的文藝愛好者，是張恨水和魯迅的愛好者，有成為一個作家的衝動，卻從未想過能夠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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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與兒子郭本城
他的生活一直到1960年才開始有了起色。之前的十年，在被哀兵、衰敗、擁擠、各地方言、陰謀論包圍的臺北，他坐過牢、失過業，經過失敗的婚姻。他也開始嘗試寫作，他早期的諷刺小說有兩篇刊登在《自由中國》的文藝版上，他的編輯聶華苓說它們「瀟灑潑辣……有魯迅之風」，但他仍只是一名冷門作家。
到了1960年，他有了新家庭，並開始第一次使用「柏楊」的筆名在報紙上撰寫專欄。這個名字來自橫貫臺灣的公路中一個叫「古柏楊」的村落。
之後的8年，他第一次體驗到成功的喜悅。他是個活躍的青年作家和出版人，短小的雜文是他引人稱道的文體。1960年代的臺灣，籠罩在恐怖與沉悶之中，心灰意冷的蔣介石相信輿論不一致也是他丟掉中國的原因之一，文人的筆甚至比軍人的槍更可怕。1960年，他將《自由中國》的創辦人雷震投入獄中，後者一直在向國民黨的合法性做出質疑與挑戰。
很難說柏楊對政治與意識形態充滿敏感。19歲時他在武漢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宣誓加入國民黨，像是一個流浪少年對歸屬感的渴望。對領袖的效忠，是某種質樸的民族主義的流露。1950年代加入蔣經國創辦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似乎也是某種生存技巧，這穩定的工作讓他有時間嘗試小說的創作。在內心深處，他仍是個聰明、好衝動、感情充沛的青年，就像聶華苓所說的「語必驚人，嬉笑怒罵之中，一針見血，逗人大笑，卻叫人無奈」。
雷震與《自由中國》的遭遇，或許加劇了柏楊心中的政治與社會意識。他開始更加自覺的將文字視作針砭時弊的武器。專制引發嘲諷，他在1960年代寫作的大量雜文，像是那個肅殺年代的辛辣調味劑，他的無賴少年式的幽默變成了利器。他諷刺警察局的道貌岸然，在牆壁上所貼「作之師，作之君，作之親」的標語，將他們稱作「三作牌」；他嘲弄蔣介石的「以德治國」的政治理念；他也感慨社會風氣的虛偽……他沒有直接挑戰政治權威，卻從生活的稜鏡中看到一個扭曲的社會，或許蘊涵著更深層的悲劇，他開始將漫長的中國傳統文化比作「醬缸」——它封閉、腐爛，能夠汙染一切美好的東西。
很多人在這些文章中得到了某種情感的抒解，像是在沉悶的屋內忽然吹進的風。柏楊也享受到個人成功與美滿的家庭，儘管他也不清楚這走鋼絲的行為，到底能持續多久。
這一切到了1968年嘎然而止。柏楊3月入獄了，當局對他長期積累的不滿在一幅漫畫上找到了突破口。他1月2日為連載大力水手漫畫翻譯配文時，他沒將原文的Fellows譯為「夥伴們」，而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句稱謂是那個年代的標誌，蔣介石父子經常以此作為演講開頭，這信手拈來的用法和那幅漫畫的主題構成了一個引人聯想的圖景——父子兩人流浪到一個小島，島上只有他們父子兩人，卻開始競選總統。審察機關相信，這正是在影射蔣總統父子。它換來了十年的牢獄之災。他的個人成功、幸福家庭，一下子都消散了。
在獄中，他用研究中國歷史來打發寂寞時光，寫成了厚厚的《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
1977年4月1日重獲自由後。他未加猶豫的就重操就業，而且似乎用拼命工作來召回逝去的光陰。他還找到了愛情的溫暖，一位叫張香華的女詩人成為了他第四任妻子。1980年代到來了，臺灣進入了解凍年代，他可以出國旅行，並著手一項更為龐大的計劃，他要將《資治通鑑》翻譯成現代漢語，還有加上他自己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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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與妻子張香華
儘管自知公開演講的能力從來不佳，但柏楊還是發現愛荷華的這次更不成功。結束後，沒人上來要求籤名，甚至連禮貌的掌聲也沒有，在椅子一陣移動聲之後，聽眾紛紛散去。
一年前，他在臺中的東海大學做過一次同樣題目的演講，內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觀眾眾多，大禮堂裡坐滿了人。但是在演講後，主辦後答應給他的錄音帶卻是一片空白，似乎無意留下那些內容。
在美國的這次不成功的演講後一個星期，柏楊收到了錄音帶。「感謝邀請單位沒有把錄音帶銷毀」，他後來回憶說，「否則的話，未必再有一次講出機會。」
這次演講在一年後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冊子——《醜陋的中國人》。它旋及變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颶風，橫掃整個華人世界。
是柏楊的死訊讓我再次翻開它。
2008年4月29日的傍晚六點，我正在香港半山區的一家四川餐廳。酒紅色的方桌擺放了墨色碗碟、纖細的竹筷靜立在旁，牆上掛有京劇臉譜，武生的黑色長髯順白牆而下。我歪著頭望著窗外，順石階而下，是繁華的中環，一個老年尼姑正緩緩移步，黃色袈裟拖到水泥地面，她的脖子始終呈九十度角彎曲，讓人覺得她該有多年沒見過天空了吧。報攤上的《壹周刊》的封面仍是陳冠希豔照的餘波，但全城的新熱點已是3天後的奧運火炬傳遞。
經過了一個月顛簸不定、驚奇連連的22個國家的傳遞之後，火炬終於來到中國境內。儘管火炬傳遞早已充斥了各種對抗和不愉快，卻意外地將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緊緊聯結到一起——中國人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積累下的羞辱與憤怒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表達途徑，是他們——那些西方人——擔心我們的強大，一心要破壞我們的崛起。在中國境內的火炬傳遞，註定隆重而安全，它將再次證明中國的統一性與中國人的團結性——真誠、卻可能短暫的熱情將淹沒所有的質疑，不同的聲音可能被視作某種背叛。
如果他仍活著、頭腦清醒、仍保持著20年前的敏銳，他將怎樣看待此情此景？朋友打電話來告知柏楊死訊時，我先是意外——似乎這早已是另一個時代的故事了，像是彩色屏中插播的黑白廣告，然後冒出了這樣的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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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柏楊與作家諶容
我已忘記了到底買過幾本不同版本的《醜陋的中國人》，手邊的這本繁體豎排版來自於臺灣的林白出版社。翻起它，既是故地重遊，更是一次新發現。
我記得最初讀到柏楊的印象。那是1992年的秋天了，我在首都師大附中的一間朝南的教室裡，讀他薄薄的雜文集《西窗隨筆》。我記得他描繪的是餐廳裡、與醫院的生活場景，我被他的行文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他把等座位的人寫成像等待餵食的鱷魚，說病人被一撥又一撥的探病者折磨得心力交瘁，他還故意用了很多不恰當的「之乎者也」的助詞。
我大致理解他要表明的意思——中國人吵鬧、不潔、缺乏秩序、沒有見義勇為的勇氣、自私……這是他的所有雜文裡不斷的、幾乎強迫症式重複的主題。我對於他的判斷不置可否，這一切與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如此截然不同——中國不是地大物博，人民不是勤勞勇敢嗎？
柏楊是隨著一小群臺灣知識分子進入我的視野的。他們中最閃耀的是李敖。在書中，他年輕、才華橫溢、每個女朋友都很漂亮，對權威的反抗更淋漓盡致。以李敖為坐標，向上推到雷震、殷海光，向下則到龍應臺。這些年齡不同、性格各異的人在同一時間進入我的視野。我對於他們的主張不置可否，他們的命題我難以理解，但是我隱隱的感到他們類似的氣質——他們總在質疑與批判，或許還有一種自命的悲壯感。這些都對一個16歲的少年來說，構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這一小群人當中，柏楊的角色有點模糊，儘管他和雷震、李敖一樣做過牢。我懷疑是他那些太過滑稽的文風消解了其嚴肅性，他身上沒有一點精英知識分子的氣息。我還太年輕。既不了解這些人為何如此焦灼與憤慨，更對他們所批評的專制政府、中國文化，感覺模糊。不過，一個鮮明的印象卻自此留下——中國的過去實在沒什麼值得稱道的，它像個大醬缸。
這股熱情一陣風式的過去了。90年代的中國一頭扎進了金錢、技術、消費文化帶來的新世界，年輕人的偶像換成了企業家與娛樂明星。高速增長的經濟以帶來了繁榮景象，中國人的自信心因為物質的積累迅速膨脹。一股強大的反智風潮也開始興起，知識分子在社會中地位迅速邊緣化。而政治權力也不像昔日那樣無處不在，人們在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消費領域。
在這樣自足中，誰還會有興趣重提《醜陋的中國人》。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們，似乎都失語了，即使李敖2005年中國行，它所帶來的旋風式的效應，更多像是個明星人物，而非思想上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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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陋的中國人》早期版本
嚴格來說，《醜陋的中國人》甚至算不上一本書。它的一半內容是一些講演、文章、談話，它們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重複的，是愛荷華的那次演講某種補充；後一半則是讀者對此反饋。
除去結構的鬆散，它的內容也談不上新意。通過一大堆例證，他談到了中國人的髒、亂、吵、內鬥、不誠實、心胸狹窄、自我膨脹，他相正是這些國民特性，是中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陷入屈辱的原因，而它的來源則是僵死的中國文化——它曾經大河滔滔，但隨著歲月，而逐漸停滯、僵化，變成了死水潭，變成了發臭的醬缸，不僅浸在其中的中國人變得醜陋，而且外來的新事物，也立刻被腐蝕。
類似的論述在20世紀的中國屢見不鮮。梁啓超1904年遊歷美國時，發現這裡的中國人的確像是個骯髒、渙散、落後的群體；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的講演不忘提及的中國人隨意吐痰的陋習，仿佛它也能關乎國家的未來；還有五四一代思想家們圍繞著中國傳統所展開的激烈得近乎虛無的探討，其中最引人入勝的魯迅則發出了悲涼的長嘯，創造出阿Q這樣的民族寓言。
柏楊是這股中斷潮流的繼續，他並未為其加入新的維度。即使對他自己來說，《醜陋的中國人》也談不上新意，其中的表達在他六十年代的雜文中，即有了全部的展現。或許在十年牢獄中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加劇了他對歷史的悲觀。
他的語言形式也沒有太多可稱道的。不加修飾的口語，使得這些文章直接，卻也過分粗糙。與大部分作家不同，柏楊從未接受過像樣的教育與訓練。一本《作文描寫辭典》才是他的寫作啟蒙老師。多年後，他仍記得「人物篇」、「風景篇」這些分類，他在那種文摘式的文章裡，學習遣詞造句。他流浪漢式的複雜社會經驗，則令這些語言更增添了市井氣息。它經常引人發笑，卻也經常拖沓、隨性、缺乏層次感。
他的歷史哲學則也顯得過分單一。中國歷史的豐富性、啟程轉合，還有種種暗流，都被他簡化成某種「本質主義」，用以來證明今天的困境。
不過，這一切都不會妨礙《醜陋的中國人》的成功。它有一個大膽、富有爭議、過目不忘的書名，它創造的一個便於流傳的比喻「醬缸」，就如一個讀者所說的，它像魯迅的「阿Q」或李宗吾的「厚黑學」一樣，為理解中國提供了某種的捷徑；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的出現恰逢其時。
在《醜陋的中國人》正式出版的1985年，臺灣與中國大陸，正處於某種相似的時刻。臺灣的威權體制開始鬆動，經過七十年代的經濟奇蹟之後，一股文化熱潮到來了，藝術家、作家、導演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來表達之前被壓抑的情感與思想，對於中國的身份認同也開始被質疑；而在大陸，當看到外部世界後，發覺自己不管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如此匱乏，冷靜下來的人們也對自己釀造的悲劇既震驚又困惑。至於那些海外華人，曾經如此期待中國政府的強大，給自己的孤立身份帶來某種支持，卻發現自己從未如願，總是要面臨國家政治的悲劇、歷史的負擔給人帶來的壓迫。
《醜陋的中國人》觸發了一種集體性的情緒——為何中國人在進行各種嘗試之後，仍處於如此可悲的狀況。那些一百前的憂慮，如今仍然困擾著如今的人們。在某種意義上，八十年代的大陸與臺灣，充滿著五四年代的自我反省意識，儘管有時它不免滑向極端、流於膚淺。
但這種誠實的態度，卻可能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但就像柏楊自己在序言裡所說，醬缸國的病人有諱疾忌醫的傳統，他會拼命抵賴疾病的存在。柏楊的論斷，既讓很多讀者深感不安，也激怒了海峽兩岸的政府。1987年，中國大陸發起了對《醜陋的中國人》的批判，並禁止其公開的發行，這種憤怒卻暗示了這本書受到了多麼狂野的歡迎，不到兩年，大陸已出版了六個不同版本，都是盜版。而在臺灣，它的命運好不了多少。
不過，一切正在好轉。1987年，柏楊在香港見到了幾乎四十年未見的兩個女兒，一年後，他又回到了故鄉。他和女兒們一張合影讓人感慨歲月的蹉跎。長女冬冬已是個典型的農村婦女的模樣，兩個女兒曾因「蔣匪餘孽」的父親，而遭受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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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柏楊回河南老家探親，左邊為長女郭素萍
九十年代是另一個世界。臺灣進入了轉型的喧鬧與困境，一種「臺灣奇蹟」所帶來的「世紀末的華麗」。在這個年代，知識分子不用再擔心雷震、李敖、柏楊與江南的命運，他們想說什麼就什麼，卻發現不管說什麼，人們都不再感興趣，迅速興起的消費與娛樂空間，擠壓了嚴肅思考的空間。而且「臺灣奇蹟」也正在麻醉人們的神經，社會陷入了一種新的自足。中國則像個放大版的「臺灣奇蹟」，整個社會衝入了淘金潮之中，人們沒時間憂慮中國的命運。
這種趨勢在新世紀到來時更加顯著了。臺灣人選舉出了自己的總統，實現了幾代人的奮鬥，卻發現它與最初期待的大為不同。而在中國，全世界的媒體，如今都在談論「中國奇蹟」。它不斷推出各種大型國家工程——將中國人送上太空，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壩，還舉辦了一場歷史上最昂貴的奧運會。柏楊在1984年秋天的演講中所提及的香港，也順利回歸，而且它一點也沒有崩潰的跡象。現在世界擔心的中國是否會太強大。
但是與這繁榮相對應的卻是另一種景象。如果你看到這些年中國遭遇的一連串事件，你會發現中國人仍像是柏楊筆下的「醜陋的中國人」。中國遊客比從前富裕了，他們帶著吵鬧和不潔走過全世界；人們仍對批評過度敏感，在這個信息開放年代，卻仍舊強烈的不容異己；走遍中國的大城小鎮，你碰到千篇一律的醜陋建築和神情不安、內心焦慮的人群……中國境外旅遊的遊客，給全球帶來的令人瞠目結舌的新景觀，他們隨地吐痰、公共場合嗓門大、不守秩序、衛生習慣不佳，使他們贏得了「醜陋的中國遊客」的名聲。
柏楊批判大半生的「醬缸」，卻獲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復興國學」的名義，那些歷史傳統中的權術、虛偽、對人際關係的沉溺、自我麻痺又再次獲得了新的動力。一個鍍了金的「醬缸」，更容易被人接受。
1993年3月，柏楊最終完成了72冊的白話資治通鑑的最後一本。這個史詩般的工程，消耗了他整整10年，他通俗歷史學家的身份，上升到新高度。除去1996年出版的口述回憶錄，柏楊幾乎再未寫過什麼。他仍偶爾出席一些研討會，但很大程度，他已成為一個歷史人物，像是個某個時代、某種思潮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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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全集》
在某種意義上，他仍保持著年輕時代的衝動勁。2008年初，他因陳水扁的言論，而氣得住了院。在病床上，他面頰凹陷，滿頭銀髮。我很想知道，倘若他能看到北京奧運會的舉辦，看到陳水扁家族醜聞的爆發，該做何感。想必是悲喜交加、矛盾重重吧。
因為中國的落後，他批評中國的國民性，而國民性的塑造則又緣由中國歷史。這是柏楊的邏輯。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政治人物似乎都在類似的邏輯掙扎。個人屈辱，國家的軟弱，民族心理，歷史，相互糾纏在一起。但很有可能，你發現其中並沒有嚴格的邏輯關係。
我重讀了《醜陋的中國人》，他的回憶錄，還有三冊的大陸版的《中國通史》。不知是出於對於一個剛剛逝去的老人的本能性的善意，還是我更能理解人生的複雜性，它們都讓我增加了對柏楊的尊敬。
他不是個敏感與深刻的作家，也不是能探索歷史複雜性與動力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單純、誠實與旺盛的生命力，卻讓人嘆為觀止。他是個流浪兒，經過商，賣過礦場的坑木，辦過報紙，當過小學、中學、大學教師，他昔日最大夢想，就是有一枚金戒指和一頂鋼盔。他在種種變動中，他卻仍舊逆流而上。在整整十年的牢獄生涯之後，他仍能大聲的說出「醜陋的中國人」。在私下裡，他仍是個隨時起身打抱不平的人，他像個勞工一樣在書桌前工作，飽受視力退化的困擾，只期望能將失去的時間搶奪回來。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以後，身不由己。」他在回憶錄裡這樣感慨。那麼在他一生就像是一個身不由己、卻頑強的尋找自己軌跡的石子。誰能想到，這個曾費盡心機的編造假文憑的年輕人，到了晚年時被稱作「中國的伏爾泰」。這或許也是生活在種種悲劇與陰影之中的中國人身上，最光輝燦爛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