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熙先生在1982文末概括了潮陽話和北京話變形重疊式的基本原理——順向變聲、逆向變韻，並提出「是不是所有漢語方言的共性，這還有待於事實的驗證」。後輩學人的研究表明，順向重疊變聲、逆向重疊變韻的規律不僅對漢語方言重疊式描寫具有普遍指導意義，對漢語史相關問題的研究也有重要啟發。
閩方言、粵方言、客家方言中都存在單音節動詞或形容詞通過變形重疊構造新詞的現象，其構詞原理表現為「順向重疊變聲、逆向重疊變韻」。
鄭懿德（1983）描寫福州話單音節動詞的重疊形式：DD1重疊式基式（D）在前，後一音節（D1）聲母變l-，如pieu（猋）→pie lieu，kuŋ（滾）→ku luŋ（前字要按規則變韻、變調）；CD重疊式基式在後，前一音節（C）韻母變-i（無標記）或-iŋ（基式帶鼻音尾時，衍生音節韻母有-i和-iŋ兩個變體），如ma（賣）→mi ma，kiaŋ（行）→kiŋ kiaŋ。這兩類重疊式都符合順向變聲、逆向變韻的規律。
陳亞川、鄭懿德（1990）考察福州話單雙音節形容詞重疊式的音變類型，結論是：福州話形容詞有不變形重疊式和變形重疊式，類型多樣；變形重疊中既有重疊式某一部分保持基式聲韻調不變的情況，也存在所有重疊音節都發生音變、構成無向變形重疊的情況；包含完整基式音節的變形重疊式的構造規則體現為順向變聲、逆向變韻和（或）變調。
鄧玉榮（1995）描寫廣西藤縣粵方言的形容詞變形重疊式，藤縣話單音節形容詞變形重疊的規則也體現為順向變聲（變h-，如ʃo（傻）→ʃo ho（tʃɛŋ）、mai（歪）→mai hai（tʃɛŋ），詞尾tʃɛŋ表示「……的樣子」）、逆向變韻（變-ɐŋ，如ʃo（傻）→ʃɐŋ ʃo，tɐn（鈍）→tɐŋ tɐn）。變聲重疊時基式排斥h聲母、變韻重疊時基式排斥ɐŋ韻母（基式為ɐŋ韻母的形容詞在變形重疊時適用另外的規則，其變式音節要變為非ɐŋ韻母，比如丟掉鼻音韻尾等），因此這兩類語音構詞都可以看作約束性變形重疊。
項夢冰（1998）考察福建連城客家話的動詞重疊式，連城話單音動詞變形重疊的規則同樣是順向變聲（變l-，如ȵiu（與「撅」同音）→ȵiu liu，tshi（「腳在地上磨蹭」義）→tshi li）、逆向變韻（變-i，如sai（洗）→si sai，iu（搖）→i iu），並且這兩類語音構詞也都是約束性變形重疊：變聲重疊時基式排斥l聲母、變韻重疊時基式排斥i韻母。
朱先生提出的變形重疊理論對漢語史研究亦有重要啟發，相關代表性成果如孫景濤先生關於古漢語重疊構詞的研究（孫景濤1998、2008），江藍生先生關於元雜劇四字格狀態形容詞的研究（江藍生2008）。
孫景濤（2008）基於文獻材料、古音研究成果、方言旁證和現代音系學的響度層級理論、區別特徵理論等對古漢語重疊構詞進行研究，將古漢語的重疊構詞分為四種類型：順向重疊、逆向重疊、裂變重疊和完全重疊。
順向重疊的形式特點是基式在前、重疊部分在後，兩個音節韻母相同，第二音節聲母以流音居多，如：指小重疊「蜉蝣」（*bə̀w lə̀w，古音構擬據蒲立本，下同）、「螟蛉」（*máŋj ráŋj），摹態重疊「滄浪」（*tsháŋ ráŋ）、「從容」（*tshàŋɥ làŋɥ）「逍遙」（*sàw làw）。
逆向重疊的形式特點是基式在後、重疊部分在前，兩個音節聲母相同，韻母呈現出[−圓唇]/[+圓唇]或其他類型的無標記/有標記的對立，如：「輾轉」（*trànʔ trwànʔ）、「繾綣」（*khjànʔ khwànʔ）、「踟躕」（*dràj dràɥ）、「斯須」（*sàj sàɥ）、「契闊」（*khját khwát）前後韻母相應位置呈非圓唇與圓唇的特徵對立，「次且」（*tsə̀j tsàɤ）、「參差」（*tshrə̀m tshrà:l）前後韻母呈ə與a的對立，「忼慨」（*kháŋ khə́ls）、「磅礴」（*báŋ bák）、「唐棣」（*dáŋ də́kjs）前一音節（衍生形式）為固定韻母*-aŋ。
孫景濤（2008）利用響度順序原則和漢語「一音一義」原則對古漢語重疊構詞的形成機制進行解釋：順向重疊後一音節變流音聲母，是為了抬高兩音節間的響度音谷，以達到模糊音峰界限、使兩個音節聽起來近似一個音節的效果；逆向重疊前一音節的韻母發生變化，則與古漢語的後重格式有關，輕音節韻母相對更容易發生音變，並且音變結果在某項區別特徵上呈現無標記值。
江藍生（2008）分析了《元曲選》中四字格擬聲擬態詞（如「吸留忽剌、赤溜出律、滴羞跌屑」等）的變音重疊構詞模式。該研究以孫景濤（1998）古漢語單音節詞變形重疊為雙音節詞的思路為前提，認為這些雙音節的變形重疊式可再進一步發生變形重疊，得到三音節、四音節形式。如：
「蹀」順向變聲重疊得到「蹀躞」，到元代「蹀躞」再經逆向變韻重疊形成四字格「滴羞蹀躞」，「蹀躞」的圓唇化變體「篤速」又可變形重疊得到「滴羞篤速」等。
「團」順向變聲重疊得到「團圞/團欒」，「團」在金、元時期通過順向變聲、逆向變韻產生三音節重疊式「剔團欒」。元雜劇中「剔留禿欒、剔留禿魯」等形式應為「團欒」逆向變韻重疊（本應得到「剔留團欒」，但文獻中沒有找到「剔留團欒」）之後弱化的結果。
「轂」順向變聲重疊得到「轂轆」（名詞），作動詞時寫作「骨碌」。元代「骨碌」再經逆向變韻重疊形成「急留骨碌、急留古魯」。
「刷」分音得到「疏剌」（即孫景濤先生講的裂變重疊型構詞），「疏剌」在元雜劇中有不完全重疊式「疏剌剌」和逆向變韻重疊式「失留疏剌、吸留疏剌」。
「叭」分音得到「不剌」，元曲中有不完全重疊式「不剌剌」和逆向變韻重疊式「必留不剌、必力不剌」。
江藍生先生對「順向變聲、逆向變韻」規律的解釋是為使重疊式保持基式聲韻調的大框架不改變，只是將原基式抻長了。並指出，多次變形重疊是為了滿足增強詞彙描狀性的需要而採用的強化手段。
不難看出，以上論及的古漢語變形重疊式很多可在朱先生文中找到相對應的方言重疊式類型：雙音節重疊式「蜉蝣、滄浪、轂轆」等對應於朱先生文中的BJ4，「輾轉、繾綣、參差」等類似於BJ3（只是變式韻母要求不同），三音節重疊式「剔團欒」對應於潮陽話CH2（前變韻、後變聲，一次重疊形成），四音節重疊式「滴羞蹀躞、失留疏剌」等對應於BJ2（先順向變聲、再逆向變韻，經兩次重疊形成）。漢語史的研究表明，朱先生將北京話BJ2重疊式解釋為多次變形重疊是有道理的，這樣的分析能夠把共時、歷史、方言貫通起來。
江藍生先生指出，變形重疊理論對漢語史研究特別是詞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可以在詞義訓釋中突破以往訓詁學理論和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方便快捷地找到決定變形重疊詞語義的語素，有效防止詞義訓釋中的望文生義，解釋以往解釋不了的一些疑難詞語，糾正以往的訓釋錯誤等（江藍生2008）。反過來，通過漢語史的研究，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共時分析中多次變形的不同階段以及方言變形重疊的各種類型在歷史文獻中的呈現。本文梳理了兩代學人合力打通「普—方—古」變形重疊構詞研究、並在理論探討上逐漸深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