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內參導讀：電視劇《紅高粱》收官了。《人民日報》一篇文章寫道，90後和00後對這部劇給予了特別多的關注，原因是什麼？今天傳媒內參帶你走進專家眼中的《紅高粱》。
文/劉水發
來源：傳媒內參（轉載請標明出處）
11月17日，電視劇《紅高粱》收官，山東衛視、北京衛視、浙江衛視、東方衛視收視率達到驚人的5.50%，網絡點擊率、突破30億次。
11月27日，由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中國廣播電視協會製片工作委員會、山東廣播電視臺主辦，山東衛視傳媒、東陽市花兒影視協辦的電視劇《紅高粱》專家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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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廣播電視臺總編輯呂芃表示，電視劇《紅高粱》最終與小說《紅高粱》、電影《紅高粱》並肩而立，成為《紅高粱》傳播史上的第三座大山。能做到這些，讓出品方的山東衛視「如釋重負」。
對於電視劇版《紅高粱》，原著作者莫言表示，11月6日去美國，赴美期間，海外華人對電視劇版《紅高粱》的喜愛，更是讓他感受到《紅高粱》的巨大魅力。
莫言表示，電視劇版《紅高粱》弘揚了愛國主義的精神，是符合愛國主義主旋律的電視劇；充分展現了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中正面的部分，其故事的講述，曲折、豐富、豐滿，堪稱精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是塑造出一群形形色色的豐滿和比較豐滿、個性十分鮮明的人物。以一部作品來說，有這四點就足以站得住腳。
電視劇《紅高粱》總編劇趙冬苓表示，「既然接受了劇本，還是比較有野心的。」
編劇的野心是，希望能寫出30年代清明上河圖的感覺，當時社會各個方面、各個階層的人物在那個時代怎麼生活；當外敵入侵的時候，怎麼把各個社會，各個人物身上的東西都給激發出來。
電視劇《紅高粱》導演鄭曉龍則認為，任何一個作品細節很重要，包括邏輯的合理、人物的合理、情節的合理，故事的合理。大情節都是可以虛構的，但是一定要讓細節把虛構的情節變得真實。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李準認為：我們看待文學、包括電影名著、經典名著的改編，到了21世紀眼界應該放得更開闊一些。作為一個根據經典名著改編的作品，《紅高粱》在藝術轉化上是相當成功的，可以打到90分。
中國作協全委、影視文學委員會副主任範詠戈作出了自己的評價。他總結《紅高粱》，認為其真實還原了高密、還原了年代，作品主題提煉很見功底，人物給當下的影評提供了一系列的新人形象，具有濃鬱的地域色彩，演員的表演和製作也是很出色的。
「小說和電影是一個浪漫主義的故事，電視劇《紅高粱》把它變成了一個現實主義傳奇，它的傳奇性還在，把它變成了現實主義傳奇。」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閻晶明做了如上分析。
《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發表了他的看法，電視劇《紅高粱》讓其很受觸動的一點，就是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國家危亡的時候，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委曲求全，要幫助日本人，從中漁利，為了使自己過好，就不顧民族利益。這個的表現是深刻的。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尹鴻則闡述了這次改編經典的意義，從文化傳播上來講，應該是非常建設性的選擇，讓社會有更多的人願意通過更通俗的媒介，了解文學經典。電視劇從改編本身來講，完成了兩個轉折——
首先是媒介的轉折。小說、電影，然後又有了電視劇。電視劇這種家庭觀看的藝術樣態對戲劇性要求非常高，對人物關係的粘合性非常高，所有這些構成電視劇想要表達的社會氛圍和時代氛圍，一定程度上，還原了社會的多面性和多樣性。
第二個轉換就是時代的轉換。同樣一個文本，兩個不同的時代，我們分析比較，省略了什麼，改變了什麼，強化了什麼。
中國傳媒大學教務處主任、博士生導師張育華從電視劇的對白角度進行切入，認為該劇對白幾乎沒有硬傷。
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評論員李躍森也做了總結性的評價，認為劇版《紅高粱》的創作團隊沒有想辦法超越小說和電影，而是另闢蹊徑在廣度上做文章，而不是在深度做文章。「所以我們看到了電視劇是一部比電影更加豐滿、更加豐富、更加有趣味的作品。」
山東省作協副主席李掖平則表示，這部劇無論是國民劣根性的大膽批判上，還是對原著所具有的民間野性，就是血性、激情、自由自在坦蕩無畏的生命形態這些共性刻畫上，做的非常好。
「趙冬苓讓九兒糾結在自己的生存都受到最大威脅的情況下，不得已做出了很多帶有某種陰暗和險惡的事情，但是最後關頭趙冬苓總是用仁慈讓她們自己完成救贖，把人性的高貴在危險邊處打撈出來。趙冬苓從精氣神上還原了莫言老師原著的靈魂，自由自在的生命形態，雄強勇武的激情和血性。」李掖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