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去工作週遊世界,當代「精神遊牧民族」的異想天地

2010年夏天，劉子超以記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爾果斯，他在霍爾果斯眺望哈薩克斯坦一側的天山。當時，劉子超對中亞的了解全都源自書本，他無法想像這些地名背後具體的樣子。對於他來說，中亞是一張標滿問號的地圖。

這激起了劉子超對中亞的嚮往。2011年，劉子超第一次抵達烏茲別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幹。他被塔什幹的景象震驚了：中亞就像一個時間博物館，當地的景象仿佛停留在二十年前；中亞群族的多樣性也出乎他的意料。

這種震撼激發著劉子超的創作欲。在2016年之後，劉子超曾多次前往中亞，他幾乎走遍了中亞所有能去的地方。2019年，劉子超從霍爾果斯入境回國，他回到啟程的地方，使得他的中亞之行形成一個迴環。當他回望身後的天山，充滿問號的中亞地圖也明晰了起來，他的人生也漸漸有了答案。

在劉子超漫遊中亞的這段時間裡，他所從事的媒體行業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傳統媒體不再是吃香的行業。在劉子超本科畢業剛進入媒體行業時，他經歷過傳統媒體的黃金時代，那時整個報業集團一年能盈利四五個億。2016年下滑的行業趨勢使得許多記者選擇轉行。劉子超也選擇了辭職。就像他在中亞看到的遊牧民族一樣，他開始了自己的「遊牧」生活——即成為自由職業者，用自己的方式旅行，日復一日的寫作。

 

劉子超在《失落的衛星》裡提到的地點。

剛開始「遊牧」時的那段迷茫心態，和經歷過媒體業從輝煌到暗淡的失落經歷，讓劉子超與中亞年輕人迷茫的心靈得到某種共鳴。在蘇聯解體後，過去的輝煌已不再，中亞像一顆失落的衛星，在全球化的邊緣和大國夾縫中校正著自己的軌道。劉子超的人生境遇，使他特別能體會這種迷茫的失重狀態。在探索中亞的過程中，他也在探尋著自己。他嘗試去發現中亞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通過他們的故事來理解這片土地。這也使得他的《失落的衛星》，在氣質上與以前的《午夜降臨前抵達》和《沿著季風的方向》有所不同，精彩的人物刻畫成了此書的重心，以至於有評論誇他為「中國的何偉」。

在《失落的衛星》裡，劉子超寫了許多被不同方式「困」在中亞的小人物。他們有「滯留」在中亞的俄羅斯人，有想渴望出國留學逃離這一切的中亞年輕人，有在中亞辛勤工作的中國人，還有在中亞的朝鮮人。中亞複雜的群族認同，特殊的地緣環境，以及處在被全球化遺忘的角落，使得這些心靈都共享著某種共同的生活狀態。劉子超認為，好的旅行文學就是要呈現當地的人心。這本書還有著更重要的意義——以往異域經驗大多是由西方人的視角書寫——如今，我們也有了從中國人的視角出發的旅行文學，從自身的角度觀察和反思這個世界。

採寫 | 徐悅東

劉子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職於《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著有《午夜降臨前抵達》《沿著季風的方向》，曾獲「書店文學獎·年度旅行寫作獎」。另譯有《驚異之城》《流動的盛宴》和《漫長的告別》等。2019年，《烏茲別克斯坦：尋找中亞的失落之心》被譯成英文，獲評「全球真實故事獎」特別關注作品。

全球化有意無意地「放棄」了中亞

新京報：你曾說過，2011年的首次中亞之行給你帶來很大震撼，為什麼？2016年再去的時候，感覺變化大嗎？

劉子超：2011年我去烏茲別克斯坦的時候，感覺蘇聯解體就像發生在昨天——街上的汽車還是蘇聯時代的拉達，人們的穿著打扮和城市的建築風格，好像還停留在20年前。從一個不斷發生巨變的國度，來到一個相對停滯的地方，看到很多似曾相識的東西，那種感覺非常震撼。

還有一點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中亞人的長相特別豐富——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羅斯人、高加索人、朝鮮人和韃靼人的長相都有。我驚訝於中亞地區民族的多樣性，原先並沒想到中亞的群族如此混雜豐富。

《失落的衛星》，劉子超著，新經典文化|文匯出版社，2020年7月。

與中國相比，中亞這些年的變化並不算大，而且各國發展速度也不平均。哈薩克斯坦一直是現代化比較快的國家，其他幾個國家相對緩慢。烏茲別克斯坦前兩年換了總統，之後發展得也比較快。

中國在中亞有很多工程。烏茲別克斯坦提出過一個想法，他們想修建從烏茲別克斯坦出發經吉爾吉斯斯坦到喀什的鐵路（中吉烏鐵路）。這條鐵路要貫穿天山山脈，施工難度很大。但是一旦通車，烏茲別克斯坦到中國的路程能縮短1400公裡，一天之內能抵達太平洋，中亞離全球化又能靠近幾步。

新京報：說到全球化，你在書裡寫到，在中亞，蘇聯的遺產正在無可奈何地被磨損，漸漸淪為廢墟，這廢墟並非全球化衝擊的結果，而是全球化有意無意地放棄了整個中亞。這個觀點很有意思。因為一般來說，第三世界國家受全球化衝擊的影響更大。你能大概闡釋一下這個觀點嗎？對比東南亞和南亞，你覺得這個現象特殊嗎？

劉子超：中國和東南亞已經處於全球化的生產鏈條中，但中亞並沒有。它主要還是依賴出口礦產資源和棉花等原材料——這些資源也大都是可替代的。烏茲別克斯坦有一家雪佛蘭工廠，這也許是中亞唯一一個與國際資本有關的加工型工廠。

在消費領域，直到這兩年烏茲別克斯坦才開了第一家肯德基。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直到現在都沒有這種全球化的連鎖店。可能對於這些企業來說，中亞的市場太小了。而且，中亞的普遍消費能力也達不到開店的標準。因此，這些品牌都沒有考慮打入當地市場。

浩罕小巷內的賣饢少年。劉子超攝

浩罕，穿著傳統長袍的婦女。劉子超攝

新京報：這就像一處未開墾的處女地。但是，在網際網路時代來臨之後，按理說「世界是平的」，信息全球化應該也影響了中亞吧？他們的年輕一代在文化和信息上能夠與世界接軌嗎？

劉子超：中亞是多面的，跟世界接軌的年輕人也不少，但在文化上，中亞年輕人更多接觸的是俄羅斯的流行文化。比如說，一些夜店歌曲在莫斯科火了之後，第二個月就會傳到中亞。

新京報：中亞距離新疆很近，新疆會受中亞流行文化的影響嗎？中國的流行文化對中亞有影響嗎？像在東南亞很火的宮鬥劇，他們會看嗎？

劉子超：我去新疆時發現，烏魯木齊夜店也會放一些俄羅斯的流行音樂，這可能是從中亞傳過來的。

比如《Papito Chocolata》，這首歌是一名羅馬尼亞歌手唱的西班牙語歌，莫名流行於整個中亞，後來在新疆也火起來了。在中國的音樂播放平臺上，這首歌的評論大多是維語的評論。在中亞，中國的流行文化影響力比較弱，反而看韓劇的還多一些。中亞與我們在地理距離上很近，心理距離上還是比較遠。

 

塔什幹，賣饢的攤主。劉子超攝

媒體行業的下滑，導致對中亞人的迷茫感同身受

新京報：你的書名是《失落的衛星》，為何會起這個名字？你在書裡寫到，在蘇聯解體後，中亞像一顆失落的衛星，迷失了方向，在全球化的邊緣與大國的夾縫中校正自己的軌道。而你迷戀這種掙扎、尋覓的失重狀態，這種迷戀又轉化為理解歷史潮流的渴望。為何會迷戀這種狀態？

劉子超：其實最初想叫《愛的衛星》，來自Lou Reed的一首歌。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裡經常冒出這首歌的曲調來。「失落的衛星」是從「愛的衛星」演變過來的。一方面是因為「衛星國」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因為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斯普特尼克一號是在哈薩克斯坦發射的。此外，衛星有一個特點——它的軌道總是被周圍更大的行星所左右。

在歷史上，中亞給人的感覺就很像一顆衛星。中亞一直處在各大文明體的中間地帶。在唐朝時，中亞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國的中間地帶。後來，中亞是沙俄和英國的中間地帶。「9·11」事件之後，中亞是中、美、俄的中間地帶。中亞的命運始終被身邊的大國影響。

卡拉卡爾帕克少年。劉子超攝

蘇聯解體是地緣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我們最近常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到人的身上就是一座山，那麼蘇聯解體對中亞人來說本身就是一座山的崩塌。中亞各國開始探索自己的命運，在失重墜落中拼命想抓住什麼，找到一個方向。就像我在書裡寫到的那位吉爾吉斯作家所說：「他們這代吉爾吉斯人，就是在廢墟上尋找可以依靠的東西。」

寫書的時候，我一方面覺得這種狀態很有時代感和文學性，另一方面似乎它也契合了我當時的心境。在那幾年，我所在的媒體行業也是分崩離析。記得我剛當記者那會兒，報業集團每年能盈利四五個億，可到了2016年整個行業開始下滑，之後紛紛倒閉。很多同事離開了媒體行業，開始新的人生探索，我也辭職當了一名自由作家。當時那種迷茫跟中亞人面對蘇聯解體時的情形相似。我想寫中亞的這種狀態，因為我自己也處在這種狀態中，感同身受。

新京報：中亞的年輕人會懷念蘇聯那段時光嗎？

劉子超：年輕人很少懷念蘇聯，因為在他們出生時，蘇聯已經不存在了。經歷過蘇聯時代的老人，還是挺懷念蘇聯的。因為在蘇聯，中亞屬於邊疆地區，會有很多政策傾斜。假如考試考得好，就能去莫斯科發展，還能被當成平等的公民對待。現在，這些中亞人再去俄羅斯打工，只能算「二等公民」了。

現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有學英語的，有學中文的，有的想去美國，有的想來中國，都不行的話再看能不能去俄羅斯找一份比較好的工作。若還是不行，那就只能留在中亞，看看能不能進政府單位。這是很多人的人生選擇的順序。

遊牧天山的吉爾吉斯人。劉子超攝

「困住」的狀態是一種被迫滯留

新京報：你在書裡寫了很多在失落的衛星裡被「困住」的人物，比如說那個困守在鹹海的「鹹海王」，滯留在吉爾吉斯斯坦的俄羅斯人，還有那個被困在杜尚別的男孩「幸運」。除了這兩個明顯的例子，還有很多人物也給讀者呈現出一種生活、地域和政治「困住」的感覺。這是你在中亞觀察到的年輕人的普遍生活狀態嗎？

劉子超：「困住」是被迫滯留在一種自己不喜歡的生活狀態裡，又沒有辦法去改變，心有餘而力不足。比如，生活在伊塞克湖地區的俄羅斯人，人數本來就少，也不會說吉爾吉斯語或哈薩克語。他們看不起當地人，覺得當地人粗魯、沒文化、只會喝酒。可當地人也同樣看不起他們。在蘇聯時代，可能還有點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但蘇聯解體後，這些國家都在「去俄化」。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把書寫文字也改成了拉丁字母。這些滯留在中亞的俄羅斯人想離開，但又能去哪兒呢？

 

伊塞克湖，軍事療養院食堂。劉子超攝

真正的俄羅斯人是看不起這些在中亞的俄羅斯族的。以他們的教育程度，去俄羅斯工作也沒有任何優勢，只能做做服務員這種比較辛苦的職業。他們不喜歡中亞的環境，但是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因此給我一種被困住的感覺。像「幸運」這樣的男孩，當我遇見他的時候，他在學漢語，想來中國留學。現在，他已經在中國留學了。他代表了那些想走出去的中亞年輕人。

「鹹海王」是在鹹海工作的中國人。中國人做生意很能吃苦，去這種艱苦地方的中國人還有很多。除了中亞，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到處都有這樣辛勞工作的中國人。「鹹海王」也沒有覺得自己很特殊，他只是覺得，生活把他帶到那裡。他一開始在新疆，後來就順理成章地被派到鹹海。這是他們的職業路徑。要搜集那種蟲卵，只能在鹽度比較高的湖裡，而這些湖大都位於比較偏遠的地方。

新京報：這很像是一個隱喻，他們來到一片文化不同的異域，很容易產生孤獨感。

劉子超：他讓我想到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之心》。在康拉德的時代，很多英國人在異文化的環境裡工作。現在，這個開拓的角色變成了中國人。

鹹海，採集蟲卵的工人。劉子超攝

新京報：你在書裡有個觀察，說在哈薩克斯坦，年輕一代相較於成長於蘇聯的長輩們反而更加保守和傳統。這個現象普遍存在嗎？據你的觀察，這是為什麼呢？

劉子超：蘇聯解體後的信仰真空，導致中亞國家開始重新擁抱伊斯蘭教。這些年輕人的父輩在蘇聯時代成長，很多人是無神論者。到年輕一代，政府在國家層面上推崇伊斯蘭教，建造清真寺。土耳其和沙特也會給他們捐款修繕清真寺，派遣宗教老師。所以，很多中亞年輕人反而比他們的父輩更虔誠和保守。

當然，不是全部年輕人都是這樣的。我剛剛說到那些想出國的年輕人就不是這類人。想出國的年輕人相對而言處於中產階層，而更保守的年輕人一般生活在相對偏遠的小城市和農村裡。

布哈拉，刺繡的女人。劉子超攝

中亞的群族衝突與被建構出來的族群認同

新京報：你剛剛說到中亞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你在書裡也很關注群族認同問題。比如說，你提到在哈薩克斯坦的朝鮮人，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的帕米爾人，還有各個國家的民族英雄和真實歷史。你如何看待他們的民族建構問題？你為何會特別關注中亞邊緣群族的認同？

劉子超：首先，這些民族的名稱有些是在1920年代才出現的。當時，蘇聯將西方的民族國家理論套在中亞這片還處於前現代的土地上。最明顯的例子是，在1924年以前，蘇聯人把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都稱為吉爾吉斯人。之後，他們決定繼續細分，才把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稱為哈薩克人，把山區的遊牧民族稱為吉爾吉斯人。

在撒馬爾罕、布哈拉這樣的地方，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多信仰雜居之地。人們一般只會用突厥人、波斯人來互相區分，或者用所信仰的伊斯蘭教的不同派別來互相區分，要不就是用撒馬爾罕人、布哈拉人這樣的地理概念來區分。不會有人說，「我是烏茲別克人」，「我是塔吉克人」。現在基於民族國家的身份認同，是近一百年來才慢慢被建構起來的。

 

希瓦，集市裡的小販。劉子超攝

蘇聯解體後，每個國家都要加強自己的民族認同。這就要從建構自己的民族神話、民族英雄和民族歷史開始，所謂建國「三件套」。這就造成了很多的麻煩和衝突，甚至與史實不符的地方。

現在這些國家之間，不時爆發族群間的摩擦衝突，邊境線互相纏繞，像一筆糊塗帳，還有飛地散落其間。這一點，當你在中亞旅行時，會感覺特別明顯。於是我就順理成章地想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狀況，就發現這是同被建構出來的族群認同和邊境線的劃分有關的。

新京報：你覺得中亞之行，對你理解歷史的潮流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劉子超：這本書寫了蘇聯解體後，中亞國家像失落的衛星一樣的尋覓狀態。未來這個地區會是什麼樣子，我在書裡有過觀察和思考。我覺得中國在中亞的意義會越來越重要，會改變這裡的引力。如今，這個進程只是剛剛開始。

瓦罕山谷，蘭加爾的瓦罕女孩。劉子超攝

旅行作為一種方法，要呈現一個地方的人心

新京報：從《午夜降臨前抵達》到《沿著季風的方向》，再到《失落的衛星》，有評論說你的《失落的衛星》擺脫了之前的遊記風，對這個文體的把控更加駕輕就熟。我覺得這本書的特點就是對人物的敘述描寫部分會更多、更深入。你怎麼看待這本書和此前作品的差異？

劉子超：在這本書裡，我會有意識地去找人。許多看似偶然的相遇，實際上背後付出了艱辛。就像你在溪水裡釣魚，魚咬鉤是隨機的，但也跟你在哪裡下杆有關係。

我漸漸把旅行變成了一種方法，讓人物浮現出來，旅行反而退到後面。我想寫的是這些人的生存經驗，呈現一個地方的人心。要了解歷史，你可以在家裡看書，而人心只有去了那裡才能捕捉。如果旅行文學不能與人相遇，那就是失敗的。在前兩本書中，會有更多即興的成分，隨機去發現和捕捉。這本書雖然也有很多即興，但有時為了找到人，也真是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布哈拉，老城內的居民。劉子超攝

新京報：有的旅行文學更專注於過去，有的更關注現實；有的更關注風景，有的更關注人物。在《失落的衛星》裡，你似乎更關注當下的人物，一窺當地的社會風土。這使得這本書有點人類學田野調查的色彩，也讓這本書更具有「社會性」和「公共性」，而你以前的書的「私人性」會多一點。你怎麼看待旅行文學中的「私人性」和「公共性」問題？

劉子超：這要看作家的風格。我不能說「私人性」不好而「公共性」好。對我來說，在這本書裡面，「公共性」的部分比較重要，是因為這些人的故事太有歷史感和現實感了。如果不突出「公共性」，這些人物就被浪費了。

新京報：以前有評論說你會「掉書袋」，知識的堆砌較多。但是，在這本書裡，我覺得「掉書袋」（比如有關那個地方的歷史和文學）的地方比以前少了。這是因為大家對中亞的知識相對歐洲等地方較少嗎？還是你改變了策略，更關注當地日常生活的縫隙和邊緣族群的生活？ 

劉子超：以前寫東西可能會有一點炫耀的成分，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變得更平和了。我看了很多書和資料，它們幫助我去理解中亞，但我不想用一種顯眼的方式把它們抖落出來。羅新老師看完這本書後，說我應該多加點注釋。因為他能看出來，有些地方來我引了哪些材料，用了哪些典故。

我後來沒有加這些注釋。一方面是因為這樣太學術了，容易破壞行文的節奏。另一方面，我認為看不出來並不影響大家的理解。如果有的讀者閱讀量比較大，在書裡發現了什麼，會心一笑就可以了。我在書後列的書單也不長，選的都是一些好讀的書，像巴託爾德寫的非常晦澀的書就沒被列進去。

 

阿拉木圖，綠色大巴扎。劉子超攝

要找到有故事的人，每天感官都要處在打開狀態

新京報：這本書裡前半部分的敘述較多，而後半部分的資料性較多，這是你刻意安排的嗎？

劉子超：其實很多時候，我要根據手中的材料來決定怎麼寫。在前半部分，在吉爾吉斯斯坦等國時，我遇到很多有趣的人，而這些國家的歷史本身也沒什麼好寫的。烏茲別克斯坦的歷史遺產就比較豐富了，可以講述的也更多，因此寫烏茲別克斯坦時就會偏重一點歷史。

新京報：除了房東、嚮導之外，你是怎麼找到這些有故事的人的？

劉子超：首先，內心要有強烈的願望。在去中亞之前我就決定，找人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找人上。我是一個人去旅行的，感官每天都處在打開狀態，就像一個放大鏡或者接收器，帶著這種敏感度去觀察身邊的人，看哪些人可能有意思。

其次，我作為一個外國人去到中亞，中亞人也會對我有好奇，特別是當你出現在景點之外的地方時。你可以想像一下，假如你住在北京的老小區，這小區從來沒有過外國人，有天突然來了個外國人在裡面晃蕩，你作為居民是不是也會好奇？這時發生交談的機率是很大的。 

 

苦盞，錫爾河畔。劉子超攝

當然，我也要做判斷，找到能和我做有效交流的人。比如，服務員為我端來一杯咖啡，我們會寒暄一下。從這個簡單的交流中，我會做出大致判斷。我可能會留下她的聯繫方式，以便日後約出來再聊。我也會用當地的社交軟體來找人。比如在杜尚別，我就用「陪你轉轉」這個app找到了三個人，他們都挺有意思的，但我最後只寫了其中一個人。

在這本書裡，我大概只寫了十分之一我接觸過的人。因為很多人在聊過之後，我發現很難進行有效交流。我要找的也並不僅僅是有故事的人，這個人的故事還要能反映出這個國家的一些側面。這也要看運氣。

與當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搜索不出來的

新京報：在各種旅行資訊、歷史資料等都高度發達，交通也十分便利的時代，你覺得旅行文學給讀者所帶來的獨特性是什麼？

劉子超：我們現在去哪裡都特別容易，資訊也變得發達。但是實際上，我們對那些地方的認知並沒有因此變得容易。在古代，旅行比較困難，去一個地方可能要花半年準備。玄奘去印度是發了誓的，因為很可能走不到，還把命搭進去。所以，古人雖然沒有如今的資訊，但他們的求知慾比現代人更強烈。

過去的旅行文學中，很大一部分是寫的事實，是考察記錄，是文獻資料，是情報。現在的旅行文學就不是這樣，因為資訊是很容易在網上搜到的，搜不到的是你與當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一個地方的人心。

 

通往鹹海的道路。劉子超攝

新京報：你說過去只有西方作家才有權利寫別的地方的經驗，他們往往帶著某種西方視角來書寫，你會帶著中國視角去寫其他地方的經驗嗎？根據你的理解，這種中國視角是一種什麼樣的視角？或者應該是一種怎麼樣的視角？ 

劉子超：我肯定會帶著中國的視角，這就是我去旅行和寫作的目的。如果說中國日後會成為一個全球性國家，那它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應該身體力行地對世界進行觀察和反思吧？沒有這些觀察和反思形成的厚重積累，怎麼能成為一個全球性國家呢？

對我來說，中國視角肯定不是民粹的視角、義和團的視角，而是我們作為中國人，在這片土地出生長大、接受教育（包括學校教育，更包括自我教育）的過程中形成的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它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底，也有西方文化的浸潤。我希望它是開放的、寬容的、人道的、有共情的，就像歷史上經過幾百年的融合，中國文化終於將佛教文化內化後的那種煥然一新。

做「當代遊牧民族」，要學會「斷舍離」

新京報：你在書裡說自己是當代的「遊牧民族」，請問該怎麼理解這個意象？

劉子超：我覺得有固定職業的人就像農耕民族，朝九晚五，旱澇保收，比較穩定，但不自由。而我這幾年的生活方式更像是遊牧民族，自由但沒有保障，自食其力，冷暖自知。為了靠寫作活下來，我做過「斷舍離」，放棄了很多東西。遊牧民族也是如此，他們總在移動，因此不可能帶著很多東西，只能帶那些最重要的上路。他們的移動不是漫無目的地遊蕩，而是有方向的，從夏牧場到冬牧場，我的旅行也漸漸變得有目的性。與古代遊牧民族不同的是，我多了一個手機和一臺筆記本電腦，還能與世界保持連接，所以我開玩笑說自己是「當代遊牧民族」。

 

荒涼的鹹海邊。劉子超攝

新京報：在你進入「失重的狀態」之前，就已經規劃好要寫旅行文學了嗎？

劉子超：2016年，我決定當自由作家，之前只寫過一本書。那本書是一種自發性的寫作，並不是有意規劃的。但到這本《失落的衛星》時，我就開始比較有自覺了。一開始就規劃好要寫這本書，然後，帶著寫書的想法去中亞旅行。

新京報：有評論說你是「中國的何偉」，你怎麼看待這個稱號？

劉子超：我覺得大家這麼說，肯定是對我的讚揚，但最好別讓何偉知道……其實，我們這一代記者或記者出身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過何偉的影響。何偉的共情能力、觀察力令人欽佩。他寫一個地方時，總是寫當地的普通人，細緻入微地觀察他們。這一點我認同而且欣賞。

這個稱號可能作為宣傳的噱頭蠻好的，但我自己不會這麼說。成為「中國的何偉」很好，但我也想成為中國的奈保爾、海明威或者布魯斯·查特文。

新京報：你做記者的經歷對你的寫作方式有什麼樣的影響？

劉子超：我當了將近10年記者，有很多方法和思考問題的方式跟純寫小說出身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許多年，關注人物的命運，通過人物來打量時代，這些方法論對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海明威說，想當作家的話，當幾年記者挺好的。我就是聽了這話後才當記者的。

 

帕米爾高原，布倫庫裡。劉子超攝

新京報：你有想過用其他媒介來呈現你的旅行嗎，比如拍vlog、紀錄片或旅行節目之類？

劉子超：旅行文學是「單打獨鬥」的藝術，紀錄片則需要一個團隊。我對哪種方式並沒有執念，只要是精緻的表達，我都喜歡。比如做西蒙·裡夫那樣的節目，我也挺有興趣的。

作者 | 徐悅東

編輯 | 徐偉 羅東

校對 | 付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