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五十年前的五月，一陣劇烈的暴風颳過法國的大街小巷、校園工廠。這場被稱作「五月風暴」的群眾運動以其自發性、突發性與爆發性，震驚了整個世界。
在法國《解放報》紀念這場運動的頭條版面上，赫然印著中國影片《嘉年華》的宣傳版。這實在是一個動人的巧合。
2018年5月，五月風暴五十周年，這陣暴風的餘燼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對電影來說又意味著什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場運動帶給我們的精神財富？
在商榷這一問題之前，或許我們應該簡要地回顧一下五月風暴的歷史。
歷史：民眾的覺醒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可以說是世界史上的多事之秋。美蘇間的緊張局勢仍在持續，第三世界國家逐漸出現變革的徵兆。在共產主義世界，個人生活政治化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在資本主義陣營中，人們逐漸開始懷疑所謂「民主」與「自由」的真實性。
5月4日，警察準備進入索邦大學
在法國，工人與學生的處境日益惡劣。法國工人拿著歐洲市場中第二低的工資，卻有著最長的工作時間；學生的人數自1960年來增長了近兩倍，教育設施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升級。大量學生難於畢業，畢業之後也沒有出路。
在這樣焦慮的處境中，學生與工人們累積的情緒終於爆發。5月初，數百名學生在索邦大學抗議，學生與警察的衝突引發了兩萬人的遊行。5月10日，規模更大的五萬人遊行爆發在巴黎的街頭。人們圍起自由區，以自制的街壘與警方的催淚彈展開攻防戰。
規模更大的反抗仍在繼續，千萬工人組織罷工，大量生產系統癱瘓，戴高樂政權幾無支持者。起初，政府企圖通過包括提高工人工資標準等條款的「格勒奈爾協議」使工人復工，但卻沒有如願。
終於，在唱白臉失敗之後，戴高樂唱起了黑臉。他通過任用專擅鎮壓學運的雷蒙·馬塞蘭對付學生，聯合工會對付工人。在官方的重壓之下，工廠逐漸復工，警方也在6月16日奪回了學生的反抗陣地索邦大學。
五月風暴中的法國街頭
雖然五月風暴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它卻對整個法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近而言，它間接地影響到了法國人民在1969年對戴高樂政治改革的公投否決；長遠來看，它促進了民眾精神世界的覺醒。
電影：藝術的應援
毋庸置疑，五月風暴也為法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人們面對強權的勇氣、爭取權益的政治激情、普通民眾先於知識分子的自發性……五月風暴也啟發了大量的藝術家，孕育了各種不同形式的藝術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法國電影不僅受到了這場運動的影響，甚至主動地參與到了這場運動之中。
五月風暴中的（左起）讓·魯什、戈達爾、特呂弗、路易·馬勒、波蘭斯基
二十世紀60年代，甚至可以說是政治批判電影的時代。
第三世界的導演開始為更廣泛的受眾拍攝政治電影。古巴的革命電影，阿根廷的第三電影和智利的新電影等等，都為影史帶來了無比寶貴的影像財富。
古巴革命電影《低度開發的回憶》
在西方，越南問題、消費主義、新殖民主義使人們開始質疑權威，1965年的黑人權利運動和同一時期的婦女解放運動也匯入了抗議的湧流。通過對上述題材的高度關照，五月風暴裹挾著法國電影文化席捲而來，雖說是意料之外，但也屬情理之中。
在五月風暴期間，那些人們熟悉的名字——戈達爾、特呂弗、阿倫·雷乃、布列松、夏布洛爾等人聯合數百位電影工作者參與了遊行，抗議政府對法國電影資料館館長朗格盧瓦的免職。戈達爾與特呂弗甚至帶領示威影人阻止了當年坎城電影節的舉辦。
而五月風暴時期的法國電影則頗具政治現代主義意味，這與戲劇家布萊希特的影響密不可分。他認為藝術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性，提倡間離效果，認為觀眾應與作品保持一定距離，才能更好地理解深刻影響這一藝術作品生產的現實世界。
戈達爾及其吉加-維爾託夫電影小組拍攝的「電影-傳單」、《英國之聲》及《東風》等作品，不僅在內容上高度關照政治內容，還在形式上達成了對資本主義的電影批判。這些影片反敘事的特性迫使觀眾與電影的幻象相間離，冷靜地思考影片表達的政治與社會問題。
《英國之聲》
反思：今日的中國
那麼，當我們紀念「五月風暴」五十周年，當我們召喚這場運動的精神時，我們在召喚什麼呢？六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批判電影，又能為今日中國電影創作帶來什麼呢？
首先，要勇於發聲。
這或許是五月風暴教會我們的最簡單的道理。1968年5月，群眾高度的自發性令知識分子感到震驚，精神上的「先富帶動後富」在這次運動中似乎不復存在。電影作為某種程度上的群眾藝術，理應承擔一部分的社會責任。
近年來，華語電影以其獨到的社會關照與日益增強的批判性逐漸贏回了人們的認可。《嘉年華》從少女性侵案切入，為觀眾赤裸地展現出一個社會的剖面；去年大熱的紀錄片《二十二》關照著慰安婦這一幾乎被遺忘的群體；近日上映的《米花之味》則探討了少數民族留守兒童的處境。
繼續探索社會題材的處女地，替失語人群發聲，是華語電影前進的方向之一。
其次，要「振聾發聵」。
誠如上文所述，六十年代的政治發聲，不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的內部批判，而是多層次、多維度的社會問題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也為五月風暴的當代轉世提供了合理性：當冷戰焦慮已然成為幽靈的今日，我們仍舊可以在處理其他社會問題時繼承這場運動的精神。
「振聾發聵」，意味著對社會問題的探討不能僅限於表面。納粹的宣傳片或許是最為赤裸的「政治電影」，但高度狹隘的視角註定了這些政宣片有限的影史價值與社會影響力。
與之相反，在戈達爾的《一加一》中，五月風暴就被放在多維度的社會議題中加以探討。在他錯綜複雜的影像中，我們還看到了黑豹黨、女性解放、技術與傳媒……
同樣地，在文晏導演的佳作《嘉年華》中，女性議題並沒有被孤立地處理，而是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坐標系中探討。
在結尾處那個精妙的場景中，尚未得救的小米收聽著錄音機中小文得救的新聞——女性的解放或許僅限於某個特定的階級。
最後，要「形神兼備」。
通過前兩個章節的對照，我們可以發現，五月風暴的精神高度地內在於法國同時期的政治現代主義作品之中。電影之「形」如何對應社會關照之「神」，是電影工作者需要思索的問題。
當然，如今華語電影市場與社會語境很難孕育「電影-傳單」這樣高度先鋒性的電影形式。但我們必須承認，近年的中國電影確實在「形神兼備」這一點上，有值得嘉許的探索。
在馮小剛導演探討官僚體制的《我不是潘金蓮》中，別出心裁的圓形畫幅從電影形式的維度探討著中國官場的遮蔽與顯形、圓融與正義。
而在婁燁的《推拿》中，我們看到影片小心翼翼地避免出現盲人的視點鏡頭，在演職員字幕時的聲畫同步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盲人的「無障礙觀影」……
在「五月風暴」五十周年之際，學生遊行的吶喊聲似乎仍舊在耳邊迴蕩。時至今日，這場運動及其催生的藝術作品，仍舊為我們提供著無數思考的路徑。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日趨複雜的社會問題不斷顯現，而我們應該保有詰問的勇氣。
曾經，戈達爾向中國觀眾放映過他探討毛主義的影片《中國姑娘》，卻發現臺下都是費解的神情。當我們審視、批判、探討中國的社會議題時，我們或許仍舊需要自己的影人、自己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