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文學家族很多，但在同時代中一家幾口人都堪稱一時翹楚的，只有曹門三傑，曹操、曹丕、曹植和三蘇，蘇洵、蘇軾和蘇轍。
在關於三國的傳說中，最悽婉的無過於曹植和甄宓之間遙遙相望的愛情，《洛神賦》的洛陽紙貴，整個就掩埋了曹丕的光彩。而七步詩的骨肉相殘的苦況，又更加深了世人對於曹丕的偏見。《大軍師司馬懿》也難逃這樣的俗套。
不過，感情戲的俗套，卻並不能掩蓋這部劇令人驚訝的深邃和精妙，我一度驚呼它已經到達了哲學劇的高度。
曹操的選擇
這部戲的華彩樂章，顯然就是曹丕+司馬懿和曹植+楊修的奪嫡之戰。在中國可悲的影視劇中，奪嫡永遠是以無窮無盡的、然而讓眾多文學青年樂此不彼的陰謀論的陳腔濫調上演的。
這部戲自然也少不了陰謀：楊修重重設計，司馬懿艱難破解。價值觀自不必說，遠勝於那些津津樂道的誰陰謀誰得勝的卑劣，更難能可貴的是司馬懿永遠以光明正大，以正人心、明大義來對抗陰謀。「不爭勝負，只求對錯」，是司馬懿在這場奪嫡戰中的不二法門。
但是，令人十分困惑的問題在於：司馬懿的確總是猜對了曹操的心思，而為什麼曹操總是鄙薄曹丕而偏愛曹植。從人性論的角度上講，曹操身為人父，偏愛小兒，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曹操僅僅是一個凡俗的父親，哪裡成就得了他「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一統江山大事業？
關鍵的答案，在於曹操探視闖了司馬門被監禁了的曹植時候說的心裡話。他說：「比才華更重要的，是你的仁德，這是為父缺少的東西。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曹操為什麼會缺乏仁德？或者說，他自己建立仁德不就可以了，為什麼要一個懦弱的曹植來建立仁德？在三國的環境下，要重新建立一個統一的帝國，最重要的是實力，而不是道德體系，因此，曹操所更加倚重的東西，就是權謀。他的挾天子以令天下諸侯，招賢令，都是去仁德，而就實力。
但是，曹操百年之後，這在實力建立起來的國家，到底是什麼？它的合法性從哪裡來？只有曹植用他的仁德來建立一個新的、具有政治正義性的國家，取弱漢而代之，才是對的。那麼，曹操的功業，才能為後世所認同。
曹操早就可以取漢而代，但是為什麼他死守著最後一步沒有跨越？沒有一個以仁德為政治基礎建立起來的國家基礎，曹操就是篡漢的新王莽，他在歷史上就沒有功業，只有罪孽。
因而，從根本的政治語境上來講，曹操要通過曹植，來復古一個漢時代的仁德政治；而司馬懿要通過曹丕，來新建一個全新時代的實力政治。
曹丕並沒有曹操的歷史大智慧，但是在權謀上，他卻更像曹操。崇尚實力，輕視仁德。這場奪嫡之戰的本質，司馬懿和曹丕對抗的並不是楊修和曹植，而是曹操自己。而從根本上來講，這其實是迄今為止在中外學術界都辯論不已的古今之爭。
曹操和曹植的落敗，其實說白了，是舊時代，以仁德為正義來源的秩序觀，敗給了新時代，以國家富強、實力至上的秩序觀。曹操明白，司馬懿也明白。但是，司馬懿用了「對錯」，堵住了曹操企圖用權謀來建立仁德的方法。
曹操的歷史眼光遠遠高於司馬懿，他被釘在了篡漢的恥辱柱上，一生的功業變成了毀滅舊時代，為後人所誤解、唾罵。
古今之爭
好了，一個非常弔詭的邏輯出來了。司馬懿用了光明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毀滅仁德的方法論；而曹操卻試圖用權謀，來恢復仁德的世界觀。這是幾個意思？
在文藝復興以前，西方選擇君主的方法其實和中國是一樣的，講的是開明君主。最著名的文獻，是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的《居魯士的教育》，滿篇滿紙都是令人厭倦的仁義道德，作為人君，應該如何樹立良善的價值觀，懷柔追遠。
然而可怕的事情來了，文藝復興的先聲，義大利的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是獻給佛羅倫斯的君主的，告誡他要以權謀來統治國家，否認開明君主的政治倫理。而且，他還掀開了色諾芬的面紗，告訴讀者，色諾芬其實用了曲筆的方式，埋藏了許多權謀的方法，實質上是教育當時的君主，要以權謀作為統治的方法，而不是真正去實踐所為的哲學王理念。
如何教育君主的爭論成為了分裂現代和古代的分水嶺。古代的君主教育，要建立的是一套以「仁德」作為根本倫理的國家合法性來源。這種秩序觀的本質，是君主要仁政愛民，有貴族精神，把整個統治階層，都變成一個高貴的種族，作為垂範國家的榜樣。因此，構築一個平和、有序、各安天命的秩序。
但是現代的君主教育，卻要的是通過「駕馭民眾」，甚至是煽動民眾，讓民眾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從而在民眾中獲得支持，富國強兵，建立一個全民政治的國家。它的秩序觀是平等，是民主，是有能力、有實力者居之。
這就是曹操和司馬懿的不同：曹操要的是古代的君主，而司馬懿要的是現代的君主。你覺得這像開玩笑是吧？
古今之爭到現在仍然是一個學術界的主流話題，在中國也不例外。從孔子到大清，整個統治秩序都是建立在合法性來源於是否施行仁政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上的。君主不仁，民間起義，改朝換代的革命就是合法的。
到了現代，所有的國家最終都採取了民主制。民主制的根本是什麼？選舉。選舉的本質是什麼？是馭民之術，誰能夠利用權謀，獲得更多的公眾支持，誰就能夠成功地進行統治。而統治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是富國強兵，是「公共福祉」。
評判古代君主優劣的標準是是否有德行，具有怎樣的美德。評判現代君主的標準是是否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屹立於民族之林。
因此，古今之爭的本質爭的是：人的德行更加重要，還是人的自由更加重要？古代人認為，一個人的美德和節制，遠遠重要於富足和自由；而現代人認為，一個人的成功與自我，高於一切。
君主的教育反應的就是整體社會乃至歷史的看法。曹操要維護舊世界，不惜以權謀之術作為方法；而司馬懿為了建立新世界，卻採用了老一套的道德標準。其實，雙方都在用權謀，只是目的地不同。
古代與現代
各位看官恐怕要說了，那自然是現代要優於古代的。現代解放了人性，使人人得以平等，每個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自由，獲得選票，聲色犬馬還是皓首窮經，成為了個人選擇，這不是比古代的一群貴族自以為是、予取予求更加先進嗎？
這隻怕是啟蒙給整個世界帶來的虛假的妄念。
這個世界從來就不可能和不曾是公平的和平等的。人生下來就有著出身、智力、相貌等等的不平等。這些都是天然的，哪怕去掉了非自然因素，不平等也自然存在。
因此，人人平等變成了一種虛妄。但這種虛妄被掩蓋在公平的教育、公平的競爭、公平的制度之中（但是，這些也從來都並不平等），給出了一個平等的假象。這個假象的支撐體系，是那些在競爭中落敗了的人，可以通過娛樂、追求專業化的知識、個人興趣等得到彌補，從而以選擇替代平等。
古代卻不一樣。古代直接承認的就是人的不平等。但是這種不平等是以公義的秩序安排得以彌補。越是出身高貴的人，越要接受良好的教育，並且懷有仁德之心。如同蜘蛛俠所說：能力越大，責任就越大。上層階級必須成為下層的楷模，並且恤養下層，以天地君親師，侍奉上天。一旦上層失去了這些德行，具有這些素質的人士，就有權革命替代掉這些失去資格的上層。這是中國根本的秩序觀和革命觀。
因此，正確地選擇國家接班人的方式，是以仁德作為標準的，而不是以實力作為標準。現代世界的政治體系，取消掉了倫理的合法性，而代之以實力的合法性，這，是根本性的政治改變。選舉，就是馬基雅維利的制度。
但是，對不起，你又誤解了馬基雅維利了。馬基雅維利用了和色諾芬一樣的書寫方法。因為馬基雅維利內心裡其實是一個古代人。遵從德行的召喚、施行仁政、作為公眾的楷模，才是馬基雅維利內心中真正的偉大君主的理想。他所說的，就是曹操所做的：以權謀建立仁德。
現代社會的確建立了平等的制度，使每個人的潛力被充分地發揮出來，機器、信息、網絡被利用來增加人們的幸福感，獲取更多的物質財富，並且最偉大的功績，是大面積的消滅貧困，路無餓殍。
但是啟蒙殺死了德行。美德與節制不再是主流話語，而是被嘲笑的對象。人人高彰自我的自由，罔顧他人的自由，罔顧自然的規律，罔顧人類的理想。以平等作為標準的世界，殺死了所有的高尚與雅致，低俗文化以狂飆之勢，漸次滅絕高尚文化，人類的道德水平與審美能力，屢創新低。
這是啟蒙的罪惡，也是現代的罪惡。人們並沒有因為物質的增加而更加幸福，平等也並沒有給人類總體創造更多的文化。
難道這就是人的進步？
司馬懿扶植了曹丕，以魏代漢，司馬炎後來以晉代漢，進步出什麼來？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
GDP時代，創造了整個世界的繁榮、技術進步、人類的眼界和觸覺得到了延伸。但是，當所有的一切高尚和德行被消滅，節製成為了障礙，欲望充分地釋放，是福還是禍？
你敢肯定，現代優於古代嗎？
P.S. 曹操死後的《大軍師司馬懿》實在無可觀之處，整個就是一曹魏版的《大秦帝國》。中國的文人太愛好國師這個職業，搞著搞著又變成家國天下式的建言獻策富國強兵意淫。殊為無聊。
《紙牌屋》其實也是個連續的故事，但是以季播的方式，每季都可以生產出一個主題來，這比中國大雜燴式的電視連續劇，不知道高明到哪裡去了。為什麼這麼一個簡單的電視工業生產方式都學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