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由奇坦·巴哈特授權
曾在2009年風靡世界的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原著（ 《三個傻瓜》）作者的最新力作《革命2020：愛情、腐敗與理想的故事》，近日推出簡體中文版。作者奇坦•巴哈特憑藉此書創下印度出版史上的銷售奇蹟：3個月內狂銷80萬冊。《紐約時報》稱其是「印度有史以來最暢銷的英文小說家」。
「在一生中，我有三次青春：詩歌，愛情，革命；在一生中，我有三次衰老：虛偽，麻木，平庸。」印在紅色封面上的宣傳語，讓《革命2020》一目了然地與青春和理想相聯。在接受時代周報專訪時，奇坦•巴哈特多次提及他作為印度青年領袖的職責。而在這本被他定位為「寫給青年人」的小說裡，他又一次向現實開槍—矛頭對準的是印度社會中的社會權力與腐敗體制。
印度金融男「不務正業」
關注社會熱點、描寫社會現實是巴哈特小說的一大特點，也成為他受印度青年追捧的主要原因。「我的小說是大多數戲劇，卻往往帶著黑暗的社會現實。」 巴哈特總結，「因為黑暗的現實能讓故事深刻且令人難忘，而純粹的戲劇會因流於表面而顯得輕浮。」
探討巴哈特的成功，不得不提及他在印度理工學院的教育背景以及讓其聲名鵲起的處女作《三個傻瓜》。
生於1974年的巴哈特出生於新德裡一戶旁遮普人家庭，父親在軍隊效力，收入微薄，家境並不寬裕。通過努力，他於1991年進入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印度理工學院（IIT）就讀。獲得學士學位之後，又進入印度頂尖的管理學院—印度管理學院（IIM），以MBA學位畢業。這段經歷成為他此後多部小說的素材。
學有所成後，巴哈特成為高盛的投資銀行家，長駐香港達十餘年。其間，他利用各種零碎時間創作。在當時香港金融區某個不被人關注的角落，這個來自印度的小夥子，「面龐飽滿，戴著無框眼鏡」，沉浸在自己的興趣世界裡—顯得多少有些「不務正業」—他在幹一件跟這個繁華的城市似乎不太相干的事情：寫小說。
「我那時候不僅在工作之餘寫作，就連在上班時間甚至在兩場報告之間的空隙裡，都能讓故事從鍵盤中流出。寫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會給我造成任何壓力。」巴哈特說
但他花了兩年的時間才讓處女作《三個傻瓜》獲得出版機會。「很多人現在看到我的成功，幾乎每一本書都能成為暢銷書，但當時出版也非常艱難，所以我特別感謝我的讀者群對我小說的忠誠。」 在第一部小說《三個傻瓜》裡，巴哈特就以幽默的筆觸向填鴨式的教育制度「開炮」。
巴哈特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將《三個傻瓜》製作成電影也是他努力嘗試的結果。「我將這本小說寄給了許多寶萊塢的電影製作者，很幸運有人能對此感興趣。畢竟最開始我什麼也不是。」
聯合國副秘書長沙希•塔魯爾曾評價《三個傻瓜》：「他的作品已經深深觸動了年輕人的心弦—這很顯然—書中的看點與其說是政治內涵，不如說是寫作功力；與其說是開出的處方，不如說是犀利的剖析。」
《三個傻瓜》出版後，巴哈特又陸續出版《呼叫中心的一夜》、《生命中的三個錯誤》、《高潮》等，幾乎每一部小說的面世都能成為當年最暢銷的小說，並悉數被改編成寶萊塢電影。2009年，巴哈特辭去工作，定居孟買，成為一名專職作家。
「我覺得印度的中產階級生活或者說印度的生活方式，是我創作的源泉。」巴哈特解釋，「印度人的價值觀如今是一種混合體了，我們關心他人、有愛心，充滿野心和驕傲，與此同時我們也存在偏見，抓著過去的某些生活方式不放，並且憤世嫉俗。新的一代正在發生變化，而這種變化會催生出許多有趣的故事，我會因此觀察到很多東西。當然並不是每一個觀察所得都能成為小說，只能說讓我反覆品味的想法首先會激發我的創作。」
2010年，美國《時代》周刊評選「全球最有影響力100人」，奇坦•巴哈特以其在印度青年中無與倫比的號召力名列其中。《時代》周刊這樣闡述巴哈特的入選理由：「在表達個人的情感思想或具有獨特性的見解方面，許多作家都取得了成功。奇坦•巴哈特的書，在這兩個方面都做得很好，超出群倫。」
革命「僅是一種希望，而非必然」
「我常常會在小說中、面向青年的演講中，談及我們國家的教育制度和年輕人在制度下遭受的挫敗，但這一次我想在《革命2020》講述這些表象背後的深層根源，這是這個故事寫作的意義。」 巴哈特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說。
《革命2020》的故事從兩個青年參加印度高考開始：戈帕爾和拉格夫是最好的朋友，一場殘酷的高考卻讓他們漸行漸遠—戈帕爾不得不去幾百裡地之外的輔導中心復讀，拉格夫則開始了他激情飛揚的大學生涯。戈帕爾正在煎熬自己的復讀生涯時，晴天霹靂傳來：自己心儀了八年的女神阿提，竟然成了拉格夫的女朋友。
噩運並未就此終結，戈帕爾高考再次失利，父親也因為他的失敗病死家中，只留下一塊有爭議的土地和一大筆高利貸。走投無路的戈帕爾，偶然認識了立法議會議員舒克拉—一個臭名昭著卻又大權在握的貪官。他許諾可以給戈帕爾一個機會，幫助他建立一所大學，讓他成為印度最年輕的大學校長，而戈帕爾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蓋住自己的良知，將自己融入腐敗、黑暗的教育體系當中。
有趣的是，學工程學的拉格夫—雖然這讓大多數印度學子羨慕，但他卻不安於只做一個安逸的工程師，他懷抱新聞報國、再造社會的理想。他一早知道舒克拉是個蠹蟲，只是因位高權重，沒有人能觸動。年輕的拉格夫初生牛犢不怕虎，決定以一己之力將舒克拉送入囹圄。故事的結局，是拉格夫放棄工程師工作、成為新聞記者，並以「調查報導」的形式扳倒了位高權重的立法議會議員舒克拉，最終參選區長，走向權力的中心。
「所謂革命2020，瞄準了若干年後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這對僵死制度與沒落道義的宣戰，給人們鋪開了一幅明晃晃的藍圖—在那個即將降臨的2020年，老一套的腐敗體系坍塌粉碎，開明的年輕一代執掌權力，人民在清澈透明的體制中得以呼吸一口自由的新鮮空氣。」有讀者這樣詮釋「革命2020」。其視角雖然振奮人心，但巴哈特卻認為過於簡單。
「曾經有讀者問過我，拉格夫在參選區長後會怎樣？他曾經的理想與正義感，會不會在他掌握權力、成為體制內一員後改變？」 巴哈特解釋，「我覺得這恰恰是我設計這個結局的意義。代表正義的新聞記者拉格夫扳倒了位高權重的立法議會議員，帶著正義走向權力。這看上去是一個令人歡欣鼓舞的結局，但同時顯然也很傷感。因為這僅僅是一種希望，而非必然。這就是我對革命的看法。」
作品質量飽受印度文學界非議
作為印度眼下最暢銷的小說家，奇坦•巴哈特的作品卻在印度文學界中飽受非議。
「我當然知道我的作品在印度的文學界評價並不高，甚至有人會說我小說的影響力主要是在電影市場而不是文學上。感情上，我當然會被這種說法刺傷，因為寫作於我而言意義非凡，我深愛這項工作。」巴哈特向時代周報記者吐露真情，「當然，如果這是讀者的真實反饋，我會認真對待並虛心接受批評。但是有時候，文學界會把我的作品拿來與印度大師級的作品作比較，並因此得出巴哈特的小說如何如何差勁的說法，我覺得這太不公平了。說巴哈特的小說不像託爾斯泰，就好比說某個小公司因為不像google，所以那個公司就是個爛公司一樣。」
巴哈特說，他並不認為自己僅僅是一個作家，「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我不認為我有同行」。他堅持用最具有「閱讀快感」的方式將故事講述給讀者，所以他的小說節奏明快、人物結構簡單、情節清晰、語言風格幽默犀利，極富感染力和可讀性。在專欄中，他的語言風格則變得犀利、切中時弊。
這牽扯到巴哈特除作家之外的其他身份：他還是一位銳利的評論家和演講家。在《衛報》《印度時報》等印度幾家英語和印地語主流報紙上，巴哈特均開有專欄，就印度年輕人關心的問題如教育、腐敗、民主等，針砭疾呼。巴哈特在專欄中提出的很多問題都已得到政府當局的回應，並在印度國家議會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獲得討論。
除此之外，四處演講也佔據了巴哈特的部分時間。「我每年在各地大約要做50場演講。基本控制在每個月4次，並且往往會將演講安排在同一個行程中的多個地方。我的專欄是兩周完成一個，如果要每周都寫專欄恐怕就會忙不過來。如果我開始寫小說，那麼一般會停止在社交媒體上和讀者互動—有時候我的粉絲對這一點會不太高興，但最終還是能夠理解。而且我現在也要開始放緩我出書的步伐。」巴哈特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
「我的身上，90%是作家，10%是改革家。」 採訪最後，被定義為作家兼社會活動家的巴哈特如此概括自己。